李孟潮
霍妮花了整整一章來討論一個防禦機製——理想化。理想化是非常重要的防禦機製，人的超我=自我理想＋禁忌，而自我理想就來自理想化過程。
在本章第三段，霍妮的醫生思維——鑒別診斷的愛好又“發作”了，她想要區分精神病性理想化和神經症性的理想化，然後又試圖區分“理想化”和“理想”，並且列出了幾條診斷標準。
但如前所述，在現代的心理治療中，我們最好不要在心理機製、心理動機這些精微層麵上進行“病態”和“正常”的診斷和鑒別診斷，否則就容易造成“醫療事故”。不過，霍妮在這一章提出的理想化這個防禦機製的六個功能，還是令人讚賞的，直到今天也很有啟示意義。
功能1 理想化形象代替現實自信和自豪。最終，這些不現實的自信感被挫折，造成自信被摧毀。
功能2 理想化形象可以消除虛弱感，帶來優越感。
功能3 理想化形象可以帶來人生的意義感，克服空虛感。
功能4 理想化造成人格的僵硬刻板，使人無法接受自己的錯誤和缺點。
功能5 理想化帶來了藝術創作性。
緊接著，霍妮又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論述了理想化的第六個功能——它造成了自我的疏離和個人的異化。其實她之前所說的功能4，也是疏離和異化的結果，但是“異化”這個詞，有比較深刻的哲學和社會學意義。比如黑格爾哲學中提到主體的異化：主體在認識客體的過程中，被客體異化，完成了主體-客體關係的辨證轉化。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也被用來說明工人勞動的異化。工人本來是勞動的主人，但是他們最終被勞動奴役了。這種異化現象，現在已經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麵。
美國後來發展出一個精神分析流派，叫作自體心理學，其創始人以“誇大自體”“全能自體”來描述理想化過程，簡單地說，就是人的誇大自體被投射到別人身上，形成了對他人的理想化，自己再認同這些理想化形象，形成了自我的理想化。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我們之前討論了神經症患者對他人的基本心態，了解了他們用來避免內心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說，處理衝突——的方法中的兩種。其一是壓抑人格的某一方麵，而將其對立麵引上前台；其二是保持自身與他人的距離，確保不引發衝突。兩種處理方式都能帶來內心統一的感覺，從而讓個人的心理機製能夠運行，即使要讓患者本人付出可觀的代價。[18]
這裏我們要描述另一種方法，即神經症患者塑造出一個形象，相信自己就是這樣，或者說當時他自己能夠或者應該是這樣。不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這一形象總是在很大程度上偏離實際，但它對患者生活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不隻如此，這種形象總是在奉承患者自己，就像《紐約客》上刊登的一幅漫畫一樣，一位肥胖的中年婦女照鏡子，看到鏡子裏的自己是一個窈窕少女。這一形象的具體特點取決於患者的人格結構，並隨之改變。最突出的可能是美貌，也可能是權勢、智力、天賦、聖潔、真誠，或者患者想擁有的其他東西。正因為這一形象脫離實際，它常常讓人徹頭徹尾地自負。因為自負雖然總被用作傲慢的同義詞，其意義卻是自稱擁有某些實際並不具有或隻是有潛能而尚未實際獲得的品質。這一形象越是不切實際，患者就越脆弱，同時也越渴望來自外部的肯定與認可。我們確信自己擁有的品質，就無須他人來肯定，但如果不實的主張遭到質疑，我們就會極為敏感。
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理想化形象最直白的表現，就是精神病的誇張言行。但原則上，其特點與神經症類似。在神經症中幻想的成分少一些，但對患者而言一樣真實。如果把偏離實際的程度作為精神失常與神經症之間的區別，那麽我們就可以把理想化形象看作神經症中夾雜的精神失常的成分。
從本質上說，理想化形象是一種無意識現象。雖然其自吹自擂的現象即使對未經訓練的觀察者而言也顯而易見，但神經症患者卻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理想化了，他也不知道這些性格糅雜在一起是何其怪異。他可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他對自己要求過高，但是卻把這種完美主義的要求當作真正的理想，從不懷疑這是否現實可行，反倒對此頗為自豪。
至於患者臆造的形象如何影響其對自己的心態，這一點因人而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興趣的焦點何在。如果神經症患者的興趣在於讓自己相信他就是理想化形象的化身，那他就會相信自己真的是個智多星，是個精妙絕倫的人，就算他犯下再大的錯誤也是神聖的。[19]如其關注真實的自己，認為真實的自己與理想化形象相比實在可鄙，那麽他顯然會自輕自賤。這種妄自菲薄所形成的自我認知，如果和理想化形象一樣嚴重偏離實際，那麽它就可以恰當地被稱作“可鄙的形象”。最後，如果關注的焦點在於理想化形象與真實自己之間的落差，那麽他自己知道，而其他人也可以觀察到的，就是他不斷想填平這道鴻溝，逼迫自己追求完美。在這種情況下，他重複“應當”這個詞的頻率就會非常驚人。他不斷告訴自己該有何感覺、該怎麽想、該怎麽做。內心最深處，他就像天真的“自戀者”一樣相信自己天生完美，而這表現為他相信如果自己更自律、更自製、思想更警覺、考慮更周到，他就可以變得完美。
與真正的理想相比，理想化形象是靜止的。這不是他追求實現的目標，而是他崇拜的一個固定觀念。理想具有能動性，它們可以激勵人追求理想，是人成長發展不可或缺，也不可估量的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則顯然是個人成長的阻礙，因為它要麽否認缺點的存在，要麽單純地對其加以譴責。真正的理想讓人謙虛，而理想化形象讓人自負。
不論如何界定，這一現象其實早已被人發現。曆代的哲學作品對此多有提及。弗洛伊德將其引入神經症理論，並用一堆名詞為其命名：自我理想、自戀、超我等。這也是阿德勒在心理學上的核心命題，被他描述為追求超越。如果要在此詳細指出這些概念與我的概念之間的異同，那可能會偏題太遠。[20]簡而言之，這些都隻涉及理想化形象的某個方麵，而未能將其看作一個整體。因此，雖然弗洛伊德、阿德勒以及其他很多著作等身的作者，如弗朗茨·亞曆山大、保羅·費登、伯納德·格魯克以及歐內斯特·瓊斯等，都曾對此做出評論、提出觀點，但這一現象的完整意義和作用還未為人所知。那麽，它的作用是什麽？看起來它滿足了患者關鍵的需求。不論各位專家理論上如何評價，他們都認同一點，即理想化形象是神經症的一大據點，其地位難以撼動，甚至難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就把根深蒂固的“自戀”心態視為心理治療最大的障礙之一。
從可能是其最基本功能的一點談起，理想化形象替代了現實的自信與自豪。一個最終患上神經症的人，幾乎沒有機會建立自信，因為他曾經遭受的經曆太過沉痛。他可能具有的自信在神經症病情發展過程中被進一步削弱，因為自信不可或缺的條件往往已被摧毀了。簡單羅列這些條件很難。最重要的因素有：個人情感是否充滿活力，是否可以自如動情，是否真正樹立了自己的目標，以及能否在自己的人生中積極主動。不論神經症病情如何發展，這些因素總是容易受損。神經症傾向有損自身意誌，因為患者從此就會任其擺布，而不再能自主行動。不隻如此，神經症患者決定自己行為軌跡的能力不斷被其對他人的依賴性削弱，不論是盲目叛逆、盲目渴望超越，還是盲目要求與他人保持距離，都是依賴的表現形式。此外，患者壓抑了自己大部分的情感力量，使之陷於癱瘓。所有這些因素，都讓他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目標。最後，基本衝突使患者自己內心分裂。這樣，因為脫離了現實基礎，神經症患者必然自我膨脹，感覺權勢遮天。這就是為什麽理想化形象裏總有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的成分。
第二個功能與第一個密切相關。在真空中神經症患者不會感到虛弱，讓他產生虛弱感的，是一個滿是敵人的世界，所有人都時刻準備著欺騙他、侮辱他、奴役他、打擊他。因此他必須不斷地評估自己，與他人比較，這並非是貪圖虛榮，亦非提防變故，隻是不得不為。因為他心底認為自己虛弱可鄙——這一點我們隨後便會看到——他必然尋求安慰，讓自己感覺好些，覺得自己比別人身價更高些。至於形式，不論是自我感覺更聖潔還是更無情，更富有愛心還是更憤世嫉俗，他總得以某種方式讓自我感覺優越，不管追求出人頭地的驅動力是什麽。大多數情況下，這種需求包含了戰勝別人的渴望，因為不論神經症患者的人格結構如何，他總有脆弱之處，而且時刻準備著受人鄙視與羞辱。為了緩解羞辱感，他便需要成功報複來以毒攻毒，這種需求可能付諸實施，也可能主要存在於神經症患者的思想裏。這種需求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但它是神經症患者追求優越的驅動力之一，並給這種追求抹上了特有的色彩。[21]這個文明的競爭精神不隻是總體上易通過製造人際關係障礙來誘發神經症，而且還特別容易滋生渴望成為大人物的需求。
我們已經看到理想化形象是如何替代了真正的自信與自豪的，但是它還有另一種方式來替代。神經症患者的理想自相矛盾，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強製力。這些理想始終黯淡模糊，無法引導患者。因此，若不是追求成為自己一手創造的偶像，從而讓生命多少有些意義，那麽患者就會感到整日漫無目的地活著。這在分析過程中變得尤為明顯，理想化形象被摧毀後，患者一度感覺茫然無措。隻有到了此時，患者才意識到他在理想上心存困惑，而這一認識對他而言卻不討喜。在此之前，不管他對此花過多少嘴上功夫，他對這方麵的整個問題都一無所知，對此的興趣亦無從談起。現在他第一次意識到理想有著某種意義，並且想對自己的諸多理想一探究竟。我不得不說，這種經曆證明理想化形象替代了真正的理想。理解這一功能對於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在此之前，精神分析醫生可以為患者指出其價值觀體係中的矛盾，但他無法指望患者對這一問題產生任何建設性的興趣，因此在理想化形象不再不可或缺後，他才有可能解決患者的問題。
與其他功能相比，理想化形象有一個功能，它更大程度上導致了其僵硬刻板的特點。如果我們照鏡子，認為鏡子裏的自己是品德或才智典範，那麽，即使是再明顯不過的錯誤和缺陷，也會要麽消失，要麽披上迷人的色彩，就像在漂亮的畫作裏，殘垣斷壁不再是殘垣斷壁，而成了褐色、灰色、紅色交織的美景。
要想對這種防禦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不妨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包括這個在內的很多問題，乍看起來都莫名其妙，因為它們會讓人想到無數種可能。然而，答案實際上十分明確。一個人對待自身錯誤與缺點的態度，取決於他接納或拒絕接納自己的哪些方麵。然而，在相似文化條件下，這取決於基本衝突中哪個占主導地位。例如，屈從型人格者不會把自己的恐懼或無助當作汙點；而攻擊型人格者卻以此為恥，對此加以掩飾，自欺欺人。屈從型人格者認為惡意攻擊他人是罪惡的；攻擊型人格者則視自己的柔情為可恥的弱點。此外，每一種人都受內心驅使，拒絕承認那個更可愛的自己隻是自欺欺人的假象。例如，屈從型人格者必然拒絕承認自己本質上並非真誠、仁愛或慷慨的人；孤僻型人格者則不願看到自己的清高並非出於自願選擇，而是不得不與他人疏遠導致的。但還有個規律是，二者都拒絕承認自己的施虐傾向（後文將展開討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什麽被視為缺點而不被接受，什麽就與患者對他人的主導心態所營造的自我認知格格不入。我們還可以說，理想化形象的防禦功能在於否認衝突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麽這一形象必須始終不可動搖。發現這一點之前，我一直奇怪，患者為什麽接納不了一個不那麽重要、不那麽高貴的自己。但現在看來，答案已經很清楚。他隻能寸步不讓，因為一旦承認了某個缺點，他就不得不直麵內心的衝突，這就會威脅到他粉飾出來的內心偽和諧。至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內心衝突的激烈程度與理想化形象的僵化程度為正相關。如果發現特別嚴謹而僵化的理想化形象，我們可以據此推測，患者內心衝突的破壞性也特別強烈。
除卻已經指出的四個功能，理想化形象還有第五個功能，同樣與基本衝突相關。除了遮掩基本衝突令人不悅的部分，理想化形象還有一種更積極的用途。它代表著一種具有藝術氣息的創作，其中的對立麵看起來已得到調和，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不再被患者個人看作衝突。以下幾個例子會說明這一過程。為避免長篇大論，我將隻列出現有的衝突，並說明其如何在理想化形象中出現。
某人名為X，其衝突的主導方麵是屈從。他極度需要情感和認可，需要被關愛，想成為慈悲慷慨、考慮周到的施愛者。居於次位的強烈傾向是孤僻，他通常離群索居，強調獨立，害怕與人發生聯係，對受迫敏感。孤僻傾向不斷與對人際親密感的需求發生衝突，在其與女性的關係中不斷製造障礙。攻擊性驅動力也十分明顯，表現為他處處爭第一，間接支配別人，時而利用他人，不容任何幹涉。自然，這些傾向大大分散了他愛的能力和交友的能力，也與其孤僻型傾向產生了衝突。患者對這些驅動力渾然不知，他用這三種傾向編織出了一個理想化形象：他是偉大的愛人和朋友——要是哪個女人更關注別的男人多一點，那可倒是怪事了，因為再沒有比他更善良的好人了。他是那個時代最了不起的領導者，一個備受敬畏的政壇天才。此外，他還是偉大的哲學家，有大智慧，眼光深邃，能看透生活的意義及其終極的虛無，這樣的人鳳毛麟角，而他躋身其間。
這一形象並非完全憑空捏造。在這些方麵，他都很有潛力。但這些潛力被拔高到了已經實際掌握這些能力的程度，而且成就卓著、無與倫比。此外，這些驅動力具有強迫性，患者卻對此模糊處理，轉而相信那是自己的內在品質與天賦。取代對情感和認可的神經症性需求的，是假想出來的愛的能力；取代渴望超越他人的驅動力的，是自以為是的超凡才華；取代對保持超脫的需求的，是想象中的獨立與智慧。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衝突得以解決的方式如下：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驅動力相互幹涉，使患者的潛力絲毫得不到發揮，在他心裏卻被抬高到抽象的完美境界，看起來形成了一個豐滿的人格中協調的幾個方麵；而它們代表的基本衝突的這三個方麵，則被割裂成三個角色，共同組成其理想化形象。
另一個例子更清楚地表明了割裂衝突元素的重要性。[22]在患者Y的例子裏，主導性傾向是孤僻，且形式頗為極端，具備前一章所述的所有特征。其屈從型傾向也很明顯，但他拒絕看到這一點，因為這與他對獨立的追求格格不入。爭先創優的勁頭偶爾會強行衝破壓抑的外殼。他意識到了自己對親密人際關係的渴望，這一渴望不斷與孤僻傾向發生衝突。他隻有在想象中才能無情宣泄攻擊的欲望：他沉浸於大破壞的幻想中，頗為坦誠地祈望殺死所有幹涉自己生活的人。他承認自己相信叢林哲學，信奉“強權即真理”這一個信條，並冷酷地追求自私自利，認為這就是聰明而真誠的唯一活法。然而，他卻非常怯懦，隻有在某些情形下，才會爆發怒火、訴諸暴力。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下麵這個怪異的組合。大部分時間裏，他是住在山巔的隱士，有無上智慧，享無邊寧靜。極少情況下，他會變身為一個狼人，全無人的情感，癡迷殺戮。但這兩個水火不容的角色似乎還讓他意猶未盡，因為他還是一個理想的朋友與愛人。
我們看到，患者同樣拒絕承認神經症性傾向的存在，同樣妄自尊大，同樣把潛能當成現實。不過，在這個例子裏，患者並未嚐試調和衝突，矛盾依然存在。但與現實生活中相反，它們看起來純粹得很，因為這些對立麵被相互割裂、互不幹涉。這似乎才是關鍵，衝突就這樣消失了。
最後，還有一個角色更為統一的理想化形象：在患者Z的實際行為中，攻擊性傾向占絕對主導地位，並伴有施虐傾向。他盛氣淩人，常常剝削別人。受吞食天地般的野心驅使，他冷酷地前進，神擋殺神，佛擋殺佛。他可以策劃、組織、爭鬥，並有意識地徹底遵循叢林哲學。他同時也極為孤僻，但他的攻擊性驅動力始終讓他身處人群，人際關係錯綜複雜，無法保持超脫。然而，他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卷入私交，不敢與人同樂。直到這一步他還頗為成功，因為對他人的積極感受被大大壓抑了，對人際親密關係的欲望則主要以性關係為渠道而得以滿足。然而，他還有明顯的屈從傾向，需要他人的認可，這就幹擾了其強烈的權力欲。此外，在這背後，他以清規戒律為標準嚴於律人，不過，他當然也不免以此自律，而這也與他信奉的叢林哲學水火不容。
在其理想化形象中，他是金光閃閃的騎士，是視野開闊、目光精準的遠征軍戰士，始終追求正確的方向。作為英明的領袖，他為人處世不偏不倚，紀律嚴明、賞罰公平。他待人坦誠、不加偽飾。女人愛他，而他也可以成為偉大的愛人，卻不會為任何女人停留。至此，和其他情況裏一樣，同一個目標得以實現：基本衝突的不同成分混為一體了。
由此可見，理想化形象是一種避免基本衝突的嚐試，其重要性不亞於之前介紹過的其他幾種方法。它作為紐帶，將分裂的個人內心捆綁在一起，具有極大的主觀價值。雖然它隻存在於人的思想中，但它對患者與他人的關係有決定性影響。
理想化形象可以被稱為虛構的或幻想的自我，但是這隻是事實的一個方麵，因此容易產生誤導。在其形成過程中，那種一廂情願的思維著實驚人，尤其因為當事人在其他方麵都遵循堅實的現實依據。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完全是虛構的。它由想象與現實因素交織而成，並由極為現實的因素決定。通常它包含著患者真實理想的蛛絲馬跡，雖然誇大其詞的成就是虛幻的，但其背後的潛力常常真實存在。更關鍵的是，它源自極其現實的內在需求，並具有十分現實的功能，對患者施加了十分實際的影響。創造這一形象的過程取決於一些明確的規律，根據這些規律，我們隻要知道它的一些特征，便可以準確推測出某人真實的人格結構。
但是，不管理想化形象中夾雜著多少幻想成分，在神經症患者眼中，它就是真相。這一觀念越是牢固，患者就越接近理想化形象，而相應地，其真實的自我也就越黯淡了。對事實的顛倒必然出現，因為這一形象所起作用的本質注定如此。每個作用都以磨滅真實人格、自己取而代之為目標。回顧很多患者的經曆，我們相信，建立理想化形象常常是真真切切地挽救了患者的人生，因此在其理想化形象受到攻擊時，患者的抵抗也就完全合理——至少也是合乎邏輯的。隻要他的理想化形象保持完整，並且他自認為是真實的，那麽他就會覺得自己位高權重、內心和諧，而這些感受的虛幻本質就無所謂了。他自以為高人一等，仗著這感覺，他會覺得有權提出各種要求和主張。但如果任由理想化形象被摧毀，他就要受到很多威脅：不得不直麵自身各種弱點；再也不能享有特權；發現自己沒那麽重要，甚至成為自己眼裏可鄙的人。更恐怖的是，他不得不麵對自己內心的衝突，麵對人格崩潰的駭人威脅。這讓他有機會成為更好的人，比躲在理想化形象的光環下更為可敬。這是他所聽到的福音，但他長期將此當作耳旁風。這種變化就像在黑夜裏縱身一躍，讓他著實害怕。
既然主觀價值這麽高，值得推薦，那麽理想化形象若無固有的巨大缺陷，其地位便不可動搖。但這整座大樓搖搖欲墜，首先是因為其中涉及的那些虛構成分，就像一個蓄滿張力的藏寶屋，患者個人極為敏感脆弱，外界任何的質疑或批評、內心對自己與理想化形象之間差距的覺察、頭腦對內心力量的真正洞察等都會讓他內心爆裂、步履維艱。他必須在生活中約束自己，以免暴露於這些危險之中。若是有可能得不到崇拜或認可，他就一定會回避這種場合。若是自己沒有十足的把握，他便不願承擔這樣的任務。他甚至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情緒，逃避所有努力。對他這位天才而言，他對畫作的構思，便已經是大師級作品。庸人靠勤奮總能有所建樹，可對他而言，若是和阿貓阿狗一樣做，便等於承認自己不是大師級人物，與噲為伍是何等的恥辱。然而，現實中並沒有不勞而獲這種事，因此他的態度決定了他內心驅動想要實現的任何目標最終都無法實現，他的理想化形象與真實自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他依賴他人的不斷肯定，可以是認可、崇拜、奉承等各種形式，但最終不過也隻能讓他暫時放心。他在無意識中厭惡那些作威作福的人，或者說在任何方麵比他強的人——更獨斷、更平和、知道更多的人是一種威脅，足以摧毀他的自我認知。他相信自己就和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一樣，他越是執著於這一信念，厭惡情緒就越強烈。或者，如果內心的自負情緒被壓抑了，他就會盲目崇拜那些公認的大人物，並通過自負的言行表現出來。他愛大人物身上映照出的自己，卻終不免大失所望，因為早晚有一天，他會發現，他奉若神明的人都隻在乎他們自己，具體對他而言，就是隻關心他在他們神壇上敬獻的香火。
理想化形象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對自我的疏離。[23]若不疏遠自我，我們便無法壓製或消滅自我中的關鍵部分。這就是神經症病情發展逐漸導致的諸多變化之一——縱然其本質變化不顯山露水。當事人根本記不得自己的感受、好惡、信仰，簡而言之，他忘卻了真正的自己，不知不覺中活成了他的理想化形象的樣子。在表現這一過程上，J. M. 巴裏所著《托米與格裏茲爾》中的托米，比任何臨床記錄都要更好。當然，若非無意識地深陷偽裝與合理化的蛛網裏無法自拔，患者也不可能有如此舉止，但這會危及他的正常生活。當事人會對生活失去興趣，因為活著的不是他自己；他無法決策，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麽；如果種種困難積累起來，他的內心就會彌漫一種不真實感——他長期自欺欺人，這便是一種明顯的表現。要想理解這種狀態，我們必須意識到，虛幻的麵紗遮蓋著他的內心世界，這層麵紗注定要向外部世界延伸。近日，一位患者這樣總結了整個狀況：“若沒有現實這種東西，我會活得挺好。”
最後，雖然理想化形象是為消除基本衝突而生，並且在有限的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它又在人格上撕開另一條裂隙，甚至比原來那個更為危險。大致而言，一個人樹立起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是因為他無法容忍自己真實的模樣。理想化形象看起來是對這一痛苦對症下藥，但自己一旦登上了神壇，就更難容忍真實的自己，他開始痛罵真我，鄙視自己，在無法實現自我要求的桎梏中煩躁不已。於是，他在自我崇拜與自我鄙夷之間搖擺不定，在理想化形象與受鄙視的真實形象之間搖擺不定，無法保持中立。
因此，一個新的衝突出現了，一邊是相互矛盾的強迫性努力，另一邊是心理障礙強加的精神獨裁。而他對這種精神獨裁的反應，就和個人對政治獨裁的反應類似：也許他會以獨裁者自居，具體而言，他覺得自己就像獨裁者自稱的那樣偉大、理想；也許他會踮起腳尖掙紮著滿足獨裁者的要求；也許他會反抗強權統治，拒絕承擔強加的義務。如果他的反應是第一種，那麽他給我們的印象便是一個“自戀”而不自知的人，無法接受批評；在第二種情況下，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即弗洛伊德所稱的超我型人格者；在第三種情況下，他看起來不會對任何的人或事負責，往往反複無常，不負責任，否定一切。我使用“印象”和“表象”這兩種表達是有意為之，因為不論他的反應如何，本質上他都會始終焦躁倔強。即使是叛逆型人格者，總是相信自己是“自由身”，也會一邊爭取推翻強加的標準，一邊在這些標準要求下受苦受累。而他仍然被理想化形象攥在手心這個事實，隻有在他揮舞這些標準鞭笞他人時才會顯現出來。[24]有時，有的人會經曆在兩個極端間來回搖擺的階段。例如，他一會兒要“好”得超出人類極限，一會兒又因為從中得不到任何快慰，便轉向另一個極端，激烈反對這些標準。或者他會從看起來毫無顧忌的自戀者變成一個完美主義者。在更多情況下，我們會發現類似的態度會組合在一起。所有這一切指向一個事實：這些嚐試都還不夠，且都注定失敗——我們的理論完全可以解釋。我們必須將其看作為了擺脫無法忍受的處境而做的垂死掙紮，就像在任何絕境中，被困者會嚐試各種不同方法一樣：這種不行，就換另一種。
所有這些結果疊加起來，築起了一道巨大的障礙，阻礙著個人真正的發展。患者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為他眼中的自己沒有錯誤。雖然他聲稱追求自己的成長，實際上他必然對此失去興趣。談及成長時，他真正想到的是一個無意識的想法：去塑造一個更完善的理想化形象，讓這個形象完美無瑕。
因此，治療的任務，便是讓患者全麵徹底地看清自身理想化形象，幫助他逐漸理解其各項功能和主觀價值，並向他指出其必然帶來的痛苦。這樣患者便會開始思考代價是否太大。但隻有當導致理想化形象出現的需求顯著消失之後，患者才能拋棄理想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