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當黃如論先生在菲律賓的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為什麽要放棄在馬尼拉賺錢的商機而回國呢？根據我們二人多次的交談，我以為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黃如論先生是一位永不止步、永不滿足的奮鬥者，同時又是一位有著遠大抱負、勇往直前的企業家。他在前進的路上，不僅需要經常放棄已經得到的東西，放膽去挑戰一個個陌生的事業，而且還要不斷地調整自己前進的航向，為著實現更大的人生理想奮鬥著。例如，他從教書育人到改行打石頭、蓋房子，從建築行業有成到隻身闖菲律賓，從銷品貿（ShoppingMall）總經理到做轉口貿易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寫照。
第二，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的文化積澱是從“**”開始的。換句話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著作——尤其是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日後，他作出任何重大決策之前，是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勝算幾何，絕不人雲亦雲。至於在平時要不要放棄某項生意’他也要先深思熟慮而後再作出決斷。就說這次他突然放棄送上門的賺錢商機——改造馬尼拉市的老商業街，決定要回國考察投資，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結果。請看他向我談及的有關事實。
黃如論先生曆經近八年的打拚，不僅清楚在菲律賓事業有成的華商多是閩南人，而且還知道他們在菲律賓各地都建有“幫會”色彩很濃的商會，且多以閩南地區的縣、市命名。在首都馬尼拉市雖然建有中華商會，但商會的領導者以福建人居多，其主要作用也是為在菲律賓的華人服務。再者，由於曆史的原因，這類區域特點很濃的商會組織，源於為保護在異國經商的同鄉人共同利益而設的，因此具有很強的排他性。昔日，在美國的舊金山、洛杉肌，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墨爾本，在歐洲的巴黎、倫敦，在俄國的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城市時有不同的華人社團進行械鬥，就是受著各自商業利益的驅使而發生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設在世界各地的僑商社團一尤其是親大陸的僑商社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單一保護同鄉商人的利益，逐漸演變成為所在地全體華僑服務的機構。對此，黃如論先生有著很深的體會。他初到菲律賓馬尼拉的時候，是僑商們伸出同胞之手，無私地幫他找到了一個工作，他想改行做進出口貿易的時候，也是僑商巨富願意借給他本錢，等等。每每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他總是懷著感恩之心說道：
“我黃如論有今天，是永誌不忘當年在菲律賓幫過我忙的閩南人！”
不久，黃如論先生隨著生意逐漸做大、做火，很快就由一個閩南商人的受惠者逐漸變成了競爭對手。俗語說得好，商場就是戰場。對此，黃如論先生不僅心知肚明，而且在商海中也見多識廣了。從道德的層麵上講，他絕不做那種因為商戰而觸怒恩人的事，從戰略上講，他單槍匹馬地在菲律賓與閩南商人爭奪商機，顯然是以卵擊石，一定會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怎麽辦呢？隻有適時地轉移自己經商的根據地，而最好的落腳地是祖國。
黃如論先生是一個精明的商人，深知改造馬尼拉市的商業街是一個難得的商機，對他這樣一個準備起步的房地產商而言，是何等地需要打一個初戰必勝的戰役，把自己的牌子亮出去啊！但是，接下來又應該怎麽辦呢？菲律賓是一個島國，隻有中國一個中等省份的大小；首都馬尼拉市也無法和中國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相比，這就決定了在菲律賓發展房地產業是有限度的。如果再把老移民閩南商人的因素算上，他若想近期在菲律賓房地產界平步青雲，真是比登天還難！怎麽辦呢？他必須尋找新的戰場。而最能施展他的本領的戰場就是中國，因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發展房地產業最好的地方。
第三，黃如論先生於而立之年下南洋，闖菲律賓，他就像是所有在中青年時代下南洋的福建人、廣東人一樣，他們雖然在異國他鄉賺了大筆的錢，但沒有歸屬感。把話說白了，黃如論先生一家雖然僑居馬尼拉，但他始終覺得菲律賓不是自己的國家，馬尼拉也不是北京，更不是福州，就說天天見的那些相貌並無太大差別的菲律賓人吧，他也會本能地告訴自己：“他們不是中國人！”另外，黃如論先生出生在僑鄉連江，從小就知道下南洋的人到晚年會攜帶巨款回國，先是光宗耀祖，大興土木，繼之是在生養自己的故鄉頤養天年。給他印象最深的是，福州各地有很多不同樣式的小洋樓，大都是歸國華僑建的。就這個意義上講，黃如論先生當初決定隻身下南洋、闖菲律賓的同時，他的潛意識裏就暗自下了決心，有一天我要像陳嘉庚先生那樣衣錦還鄉！
借用一個人所皆知的詞來形容華僑回流的現象，那就是“落葉歸根”。
為此，我曾經與黃如論先生進行過深人的探討。幾千年以來，中國僑民最終的選擇是“葉落歸根”，近數百年以來，歐洲人——尤其是英國僑民他們的選擇是“落葉生根”。是文化傳統使然，還是為不同的國情所決定？雙方沒有得出一個全都信服的結論來。然而我們也有一致認同的地方，那就是從表象看，離開英倫三島的英國人到了北美洲，曆經殘酷的掠奪和屠殺，相繼建立了美國和加拿大；他們到了大洋洲，在掠奪和屠殺土著民族的基礎上建立了澳大利亞；就說到了今天吧，世界上還有一個組織叫大英聯邦。可是我們曆史悠久的中國人呢，幾千年以來不辭辛勞，相繼開辟了陸地、海上的絲綢之路，但在歐亞大陸卻沒有建立一個華語國家；就說先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的鄭和吧，他雖然率領龐大的船隊數度下西洋，但是所到之處也沒有建立一個黃皮膚的國家。最後，我近似開玩笑地說：
“這可否說明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是一個愛好和平，不尚侵略的民族呢？”
黃如論先生聽後幽默地笑了笑，說道：
“我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華僑，因為我選擇了落葉歸根的道路。”黃如論先生就要回國考察、創業的行動，受到了馬尼拉僑商界的一致稱頌。原因是簡單的，就在他來菲律賓的八年期間，有許多愛國僑商陸續回國投資、創業，且多數的企業都有了很好的回報。時下，黃如論先生就要踏上回國之路了，前來送行的絕大多數朋友預祝他一路順風，馬到成功，也有個別的朋友十分婉轉地善言相勸：
“黃先生，你就要回國了，我送你四個大字：先謀後動。”
黃如論先生自然明白“先謀後動”這四個字的含義。近半年以來，被世界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頭號新聞，就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變了顏色，蘇聯變色也是早晚的事。言外之意，社會主義的中國還能堅持多久，一旦變了顏色又會怎麽樣呢？對此，黃如論先生有著自己的看法，十分客氣地說了聲“謝謝！”就坐上北飛中國的大型客機。
據黃如論先生告訴我，他是在1989年春末夏初的時節回國的。這樣算來，他離開自己的祖國已經整整八年了！為此，我還曾經和他說過一句笑話：
“真不容易喲，轉眼八年就過去了，等於打了一個抗日戰爭啊！”黃如論先生坐在飛機上，就像是所有歸國的遊子那樣，為了平息那激動的心潮，有意地微閉上雙眼，讓自己平靜些，再平靜些。但是，他已經無法掌控自己的情愫，隻好任其信馬由韁，就像是專寫意識流作品的文學家那樣，在自己的腦海中無窮動似的流動著。他忽而想起那碧波萬頃的羅源灣，忽而又默默地猜想著兒時的朋友變成了什麽模樣，當他再想到自己的親人以後，他那微閉的雙眼漸漸地潮濕了。一句話，他真想快一點回到生養他的連江縣，對著一望無際的羅源灣的海水大喊三聲：
“我回來了！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但是，當黃如論先生由福州驅車踏上回鄉之路的時候，他竟然情不由己地瞪大了雙眼，一會兒望望車前那泥濘的土路，一會兒又看看車窗兩邊那似熟悉又有點陌生的破舊房屋’一種難以訴說的情潮又打心底翻起，遂禁不住地暗自說：“改革開放整整的10年了，怎麽家鄉還是這樣的窮呢？”他終於心情複雜地回到了生養他的馬鼻鄉辰山村，獨自一人走到黃氏祠堂前，對著列祖列宗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90度的大躬。接著，他又邁著有些沉重的步子，沿著黃氏祠堂右邊那條窄小的胡同向前走去。他驀地抬起頭，看見了魂牽夢繞的那兩間小木屋。他或許是想起了曆代先祖，也或許是記起了這是他呱呱落地來到人間的地方，猝然之間，他感情的閘門打開了，兩行熱淚順著麵頰無聲地淌了下來。
當天中午，辰山村的黃氏鄉親相繼來到黃氏祠堂，喜笑顏開地歡迎黃如論先生衣錦還鄉。接著，黃如論先生根據輩分的高低和血緣的遠近，向黃氏宗祠的親人贈送從菲律賓帶回來的禮品，當然還有多少不等的人民幣。很快，前來歡迎的黃氏族親吃完飯、喝完酒，拿著外國生產的禮品和人民幣高高興興地離去了。可是，我們的傳主——黃如論先生這個“散財童子”卻高興不起來。這時——也隻有這時他才會發出這樣的自問：
“如何才能讓鄉親們全都變成‘散財童子’呢？”
是日夜，黃如論先生和自己的家人團聚了！大家擠在那兩間小木屋裏，盡情地享受喜相逢的快樂。最後，當他真誠地詢問長輩們需要什麽的時候，隻見一個個滿麵的笑靨猝然之間消失了！有的說兒子到了娶媳婦的年齡了，現在還沒有錢蓋房子；有的說女兒應該出嫁了，也沒有錢置辦嫁妝；有的說自己上年歲了，既沒有錢看病，也沒有錢翻蓋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也沒有錢給自己準備一副棺材板用當地的一句俗語說，“真是太窮了，家裏剩下的隻有喝不完的海風！”這時——也隻有在這時他才真正地醒悟到：“單憑自己賺到的錢，是不可能改變辰山村黃氏宗親受苦的命運的，更沒有可能摘掉辰山村貧窮落後的帽子！”日後，我獲悉這些情況之後，本能地問道：
“那時，你想出解決的辦法了嗎？”
“沒有！我隻有默默地求索。”
“你聽說過乾隆皇帝登泰山的故事嗎？”
黃如論先生微微地搖了搖頭。有頃，他又操著文人的口氣說道：
“柱子哥，我孤陋寡聞，願聽其詳！”
泰山是五嶽之首，或曰五嶽之尊，曆朝曆代的盛世皇帝都要到此封禪，借以詔告臣民：君臨天下。當年，乾隆皇帝自視是盛世明君，學著前朝皇帝的樣子登泰山封禪，借以宣示自己的德威。為了慰藉天下的庶民——尤其是被稱為流民的叫花子，朝廷公然宣稱乾隆皇帝將在盤山路上施舍金錢。美其名曰“散福於民”。封禪那天，乾隆皇帝的隨行浩浩****，每人手裏拿的都是供“散福於民”的金錢。乾隆皇帝從孔子登山處開始，每向前走一步路——或登上一個石階，就有數十名乞丐伸出雙手要錢。接著，他從隨侍的手中接過金錢，笑著散發到每個乞丐的手中。就這樣，乾隆皇帝一邊饒有興趣地登山一邊“散福於民”，希冀自己這次封禪之舉名揚四海，永駐史冊。但是，實出乾隆皇帝所料的是，他剛剛登到泰山的半山腰，攜帶的‘‘散福於民”的金錢就全部散光了。當他再順勢沿著盤山石路向南天門一看，隻見彎曲的山路上擠滿了伸著雙手的乞丐，不停地喊著：“乾隆爺恩典！乾隆爺恩典”他轉身再一看兩手空空的隨侍，十分敗興地說一句：“打馬下山丨”後人為了紀念乾隆皇帝這次封禪之舉，就在泰山半山腰建了一座牌坊，名曰“回馬嶺”。
黃如論先生似乎聽懂了我講的乾隆皇帝登泰山封禪的故事，頗有感觸地說道：
“你講得好！我黃如論絕不做當代的散財童子，也沒有乾隆皇帝‘散福於民’的財力。”
“你打算怎麽辦呢？”
“隻有建房，才能實現‘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隻有辦實業，才能為千千萬萬的窮苦百姓找到真正的脫貧之路。”
“這是你當時的想法，還是日後的結論？”
“都不是！當時，我隻有一個想法：幫著老家的父老鄉親快些過上好日子。”黃如論先生說罷沉吟片時，又低沉地補充道，“如果說我去菲律賓是為了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那麽這次回國考察使我認識到，我一定要為改變家鄉的貧窮麵貌出把力。”
黃如論先生講的這番話令我震撼，因為我從中感到了他努力賺錢的目的發生了改變。直言之，他已經從單純地為自己向著為鄉親們轉化。在今天看來，盡管他這種轉化還不是一種自覺的行為。
接下來的日子，黃如論先生有目的地走親串友，想多了解一些家鄉變遷的情況，希望能找到為家鄉脫貧的辦法。用當時最時髦的話說，找到最理想的投資商機。說句實話，他在家鄉了解的越多，心情就越是沉重，他不僅清楚自己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趙公元帥，而且也明白了靠恩典是解決不了鄉親們的貧窮問題。
很快，黃如論先生回國投資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他曾經工作過的連江縣和羅源縣。當年，跟著他打石頭、蓋房子的鄉親們從四麵八方趕來，爭相詢問他在菲律賓創業的情況。當他問起一些弟兄們的情況之後，方知有的偷渡去了國外，至今沒有音信；多數留在家種地，繼續過著苦日子。他不解地問道：
“你們為什麽不到福州、不去深圳賺錢呢？”
這些慈厚的漢子們竟然答說自己沒有賺錢的能耐。
“你們不都是建築之鄉的子弟，全都有一手蓋房子的技術嗎？”
“對！”其中一位十分老成的漢子低沉地說道，“俗語說得好，鳥無頭不飛，人無頭不走，我們雖然都有手藝，可就缺少像你這樣一位領頭的人。”
接著，大家七嘴八舌地說了起來，向黃如論先生講著脫貧致富的辦法。概括起來，就是下邊這樣幾句話：
“你回來還是蓋房子吧！我們都是一把好手，鐵了心地跟著你幹，保你能賺大錢，我們也能快一點脫貧。”
這些發自肺腑的建議’恰好和黃如論先生回國投資房地產業不謀而合。同時，他還從這些話中感到了某種信心。
黃如論先生回國投資房地產業的首選地是福州。行前，在黃氏祠堂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他雙手捧著勘滿醇香美酒的酒杯，真誠地說道：“鄉親們！我黃如論是你們的兄弟，無論走到哪裏也不會忘記你們！請舉起手中的酒杯，為福州大街上有我們馬鼻人蓋起來的高樓大廈，幹杯！”
“幹杯！”
黃如論先生滿懷回國創業的豪情告別了故鄉，遂又乘車向著古城福州前進了。是5月下旬的天氣格外燥熱，還是不祥的國情變化令他不安？簡之，一路上他難以集中精力思考在福州投資房地產的事情。開始，他從皮包中取出一遝《人民日報》，研究近一個月來在北京、上海等地驟起的學生風潮；接著，他又向司機詢問福州城裏有什麽情況。當他獲知福州也有不少學生上街遊行、貼大字報以後，竟然想起了14年前的“**”。雖說他堅信中國不是東歐諸國，北京也不是華沙和布拉格，但是，隻要和他回國投資聯係起來，心中就會生起一層愁霧。
福州，是黃如論先生十分熟悉的地方，這裏有著他終生抹不去的很多記憶。也有許多以前在“文革”中相識的朋友和一些曾經的故交。因此他經常和這些人見麵、聊天，以了解福州10年來發生的變化。但是，每每談到有關他回國投資話題的時候，這些朋友們幾乎都是異口同聲地說：
“再等等看吧！”
黃如論先生自然明白“再等等看吧”的意思，可是他絕不相信中國會像東歐諸國那樣容易變天，他依舊我行我素，繼續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福州考察，尋找發展房地產業的最佳商機。從此，黃如論先生就有意識地融人社會各個階層，深人了解國內發展的最新動態，同時也注意與當地政府搞好關係，為以後的開展投資做好前期的鋪墊。令他不解的是，飯桌上，與會者無一例外地都說些冠冕堂皇的官話，稱道他回國投資功在國家，利在民眾；私下裏卻光打雷不下雨，並不著急“招商引資”，卻還有自己的小算盤。概括起來，這些人不是請黃如論先生幫助辦理出國手續，就是希望在黃如論先生未來創辦的企業中謀個一官半職。前者美其名曰捷足先登出國去，後者則叫近水樓台先得月。還是在這期間，有一位在官場混得很不錯的官員找上門來，請黃如論先生吃飯，酒過三巡之後，他竟然毫無顧忌地說道：
“黃先生，你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請允許我明言相告，隻要你我攜手，就可以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黃如論先生自然明白這位官場朋友請客的目的，也清楚他說的轟轟烈烈的事業是什麽。但是，他有著一顆正直的良心，也有著自己崇尚的經商道德，絕不幹那種違犯國法、坑害百姓的事。為此，他十分坦然地講了如下這段話：
“我回國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報效國家，為民造福。我做人的信條是：慈生我心，善行天下。在此前提下，我願意和所有的朋友共創大業！”
這位官場朋友聽後悻悻然地離去了。
後來，我在《黃如論書法集》中見到了筆走龍蛇、氣勢如虹的八個大字：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也就是這位官場朋友離去不久，中國大地上爆發了那場被稱之為“動亂”的事件。多年之後，黃如論先生講過這樣一段令我難忘的話：
“當時，福建的局勢很混亂，火車也不通，工人罷工，學生不上課，大有天地從此傾覆之感。但是，我照樣呆在福州，若無其事地觀察局勢的發展。我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太太卻急壞了，接二連三地發了13道金牌叫我回去，說大陸亂了，在那裏不安全。我安之若素，電告家人，一切都好，沒有什麽危險。”
“你為什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第一，我相信中國共產黨沒有那麽容易就失敗；第二，我還是相信他們的政權是穩固的。“**”搞了10年，一聲令下，全國不就很快安定下來了嗎？”
“那時，你還想回國投資嗎？”
“當然！”黃如論先生說得是那樣的堅定。
二
1989年被稱之為“動亂”的事件平息了！
但是，由於內部和外部諸多人為因素依然在起著作用，不僅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麵受到了影響，而且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形成的紅紅火火的投資熱潮，也猝然地冷卻下來！有的國家打著製裁的幌子，公然停止履行在華投資、供貨、建廠等合同；更有甚者，他們還單方麵撕毀協議，從大陸抽回早已到位的外資。就說有些愛國僑商吧，也從積極回國投資暫時改為觀望的態度了。從此，我們國家進入了被鄧小平同誌稱為“韜光養晦”的時期了！
黃如論先生或許真的就是一個“特立獨行者”，他在福州親自經曆了這場“動亂”事件，可一點也沒有動搖回國投資的決心。他飛返菲律賓以後，很快又把回國投資的決心化作具體的愛國行動，帶著自己在菲律賓打拚的血汗錢回到了福州，立即創建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
這年是1991年3月。仔細算來，黃如論先生已經走過40年的人生曆程了！就說他離開祖國下南洋、闖菲律賓吧，也整整10年了！
作為一位作家，我也有尋常百姓的心態，想知道黃如論先生經商中的傳奇經曆；但是，我還有著與尋常百姓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寫書人必須具備獨立的藝術視角。換句話說，我更想了解黃如論先生創造傳奇經曆的前因後果，以及和他性格相符的心路曆程。我記得在一次閑談中，當我向黃如論先生講完長征中的“北上”和“南進”之爭以後，遂話鋒一轉，又有意地問道：
“如果說當年毛澤東力主北上，是堅信抗日是唯一正確的政治主張，那麽老弟力排眾議回國投資，又是一種什麽力量在支持著你呢？”
“愛國！”黃如論先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氣答說。
“為了愛國，你就不怕把血汗錢賠光嗎？”
“第一是不怕，就像當年陳嘉庚先生那樣。第二嘛”黃如論先生有意停了一下，遂又幽默地笑著說，“我當時不僅不擔心把血汗錢賠光，而且還堅信回國投資一定能賺到大錢。”
“你當時的根據是什麽呢？”
“用毛主席的話說，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我聽後一怔，看著表情嚴肅的黃如論先生，近似自語地重複道：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對！第一，我相信共產黨不會失敗，第二，我相信鄧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第三，我相信共產黨是真心地想把國家搞好，第四，國家再次向海外的僑商發出回國投資的邀請。”黃如論先生說罷有意暫停片時，遂又以反問的口氣說道，“柱子哥，這四條是不是政治？”
“當然是政治！”
“因此，我就毫不猶豫地回國投資了！”
“你為什麽還把福州當做回國投資的首選地？就是因為福州是你的故鄉嗎？”
黃如論先生微微地點了點頭。
“你應該知道林則徐的乘龍快婿沈德楨吧？”
“知道！他曾任福州船政大臣。”
“他當年堅拒出任船政大臣的理由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家鄉為官、做事。”
“可是，我還知道家鄉有愛自己的父老鄉親！再說，像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經商人，隻有把自己的家鄉當做開拓事業的根據地。”
接著，黃如論先生又告訴我：當他回國考察看到福州一片百廢待興的情景，內心有著常人所沒有的酸楚，一種愧這座古城、這片熱土的情感打心底油然而生。最後，他似有無限感慨地說道：
“就這樣，我本著愛國的情懷回國投資、建業，又本著報效桑梓與建設家鄉的熱望回到了福州，決定獨資成立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
黃如論先生回到福州以後，受到有關部門的熱烈歡迎。可以想見，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有關單位對他這樣一個敢於開頂風船角色的僑商投資者——哪怕就是單單為了宣傳招商弓I資，也會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和足夠的熱情。自然，黃如論先生也感到了祖國對僑商回國投資的溫暖。但是，這種溫暖沒有持續多久，他就發現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來自方方麵麵的阻力，令他不解和寒心。下邊，請看黃如論先生在成立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難。
那時，我們國家有關的職能部門，一方麵高分貝宣傳吸引外資——尤其是歡迎愛國僑商來華投資，另一方麵與其配套的有關法律還在建立之中。因此，有些前來投資的外商，經常是為了一些具體的法規一拖就是幾個月。作為過來人，我就親耳聽說過，有些來華投資的外商，由於經不住這個拖字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之後，黃如論先生也向我講述了當年飽受法規滯後之苦的典型事例：為了獨資籌建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他就不知向有關部門谘詢過多少次。事後他曾無奈地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這個曾受到格外歡迎的僑商，就差把他們的門坎踏平了！好在我那時剛到不惑之年，又有著愛國的熱情，所以不怕跑斷雙腿，幾乎是天天登門和他們打交道。”
其次，我們有些政府部門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這是幾十年來形成的官場陋習，與改革開放的時代是如此的格格不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習以為常的官場陋習，早已變成了製約時代前進的一條繩索。我清楚地記得，不僅外商深受其苦，就說國內猶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的鄉鎮企業家吧，他們也急得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希望自己的項目快些審批下來。俗話說得好，你有千條妙計，他有一定之規，這些大小官僚們依然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直言之，他們照舊天天上班打撲克、織毛衣，下班洗桑拿、有飯局，如果你給他們提意見，他更照舊推倭扯皮，搞得當事人急得欲哭無淚。可是他們呢，還是照舊踩著鍾點上班、下班，繼續打他們的撲克，織她們的毛衣，再不行就說今天有會，改天再議。每當說起當年吃過的官僚主義的苦，黃如論先生隻有搖首歎息！
再其次，隨著改革開放大潮的衝擊，官場中出現了被魯迅先生稱之為沉渣泛起的腐敗現象。我記得那個時代有一句喊得最響、爭議最大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也或許是為了爭取時間，獲得效率，逼得一些外商一包括一些鄉鎮企業家就隻好在金錢上打起了主意。結果，就產生了拿金錢換時間、換效率的買賣。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對內外商人而言叫行賄，對大小官員而言叫受賄。隨著時間的推移，行賄者直言有錢沒有辦不了的事，受賄者也坦言給多少錢辦多少事，雙方不但十分默契，而且還括不知恥地說：公平！對此，我曾問過黃如論先生：
“你在創辦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時候，曾經大量送禮給過一些官員嗎？”
“那得看你講的大量送禮是個什麽概念。”
“簡單地說，為了辦成事情，你曾經用過錢或用錢買東西送給官員。”
“多大數額？”
“就性質而言，一元和一個億是一樣的。”
“這不符合中國法律的界定，通常說的請客吃飯、送酒送煙是不受法律製裁的。在生意場合請客吃飯，禮儀往來，符合中國傳統的人情禮節，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堅決不會做錢財往來等超出了法律界限的事。”
“我再說一遍，就性質而言，這與送一棟別墅、1000萬元是一樣的。”
黃如論先生聽後笑了起來，而且笑得是那樣的開心。
“你為什麽發笑？”
“我笑柱子哥太書生氣了！”
“理由呢？”
“簡單！按照你界定的尺度去衡量，如果將吃飯、喝酒這樣的正常社會交往也劃歸為行賄、受賄的話，我敢說中國大地上的中外商人——包括大小官員沒有一個是幹淨的，都曾行賄過，也曾受賄過。”
為此，我還曾經和一些學者、朋友討論過，導致行賄、受賄等官場腐敗的最終根源，但終無定論。從理論上講，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有弊就有賄，這是無法根絕的社會病態。用一句過了時的話說，隻要有階級存在，就一定會有階級鬥爭。直言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在當下的中國出現種種大規模、高級別、大額度的行賄和受賄——或曰官場和商場如此腐敗的互動，不僅令國人擔憂，而且也授給了外國人攻擊我們國家的把柄。我為了進一步探尋個究竟，有意地問道：
“你能給我講講你為什麽要送禮給各級官員嗎？當然，我說的這種送禮是小打小鬧，是在正常情理之屮的。”
“可以！”
接著，黃如論先生以籌建獨資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為例，向我講了他所忍受的難以啟齒的苦楚：
“當年，我為了籌建這家獨資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前後需要經過五十多個部門的審批，要加蓋五十多個部門的公章。為了順利地蓋上每一個公章，至少要驚動五個人，加起來我必須要和二百五十多個人打交道。再者，政府部門辦事情要一級一級審批，時間周期比較長，照政府正常的辦事效率與程序，我都不知道這五十多個公章要蓋到什麽時候，為了盡快落實這個問題，投身公司建設，我就不得不一個一個部門地去找，還得賠上臉色。”
黃如論先生說罷無比痛苦地看著我，似乎一種莫名的屈辱襲上了心頭，他好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對此，我也陷人了沉重的凝思，許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最後，我近似自語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如果因為政府部門遲遲不作為，而導致社會行賄，這能叫‘官逼商賄’嗎？”
“我不知道！但我萬萬沒有想到，為了報效祖國，回家鄉來投資，讓我看夠了大小官員們那冰冷的表情和眼色。”他有些憤怒地沉吟片時，又說道，“更令我難以忍受的是，某些官員不僅看人下菜碟，而且還以貌取人。”
“何為以貌取人？”
“舉例說，那時福州的官員——甚至老百姓，受台灣商人的影響很大，隻要看到開寶馬車的、戴勞力士手表的就是有錢的外商，他們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出有關部門，值班的官員笑臉相迎，辦起事來也沒有那麽多麻煩。”
在我和黃如論先生的交往中，知道他有兩大嗜好，一是愛車，二是愛表。其中，尤其是手表，他能背出一類手表的排名，也知道勞力士是二類手表的第一名。為此，我近似玩笑地說：
“你不是說過嗎？勞力士是二類手表，那你戴上一塊一類手表不就更好辦事了嗎？”
“那時，他們並不知道一類手表的名字啊！為此，我也隻好買了一塊勞力士手表戴在手上。”
“咳！這就應了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語：不識朱砂者，一定把朱砂當紅土；不識黃金者，一定把黃金當黃銅喲！”
多年之後，當黃如論先生說起這段經曆的時候，他幾乎是含著淚水和我講了如下這段話：
“前一陣子，我對我的長子黃濤說：父親為什麽不讓你做房地產？因為在這個領域，我是受盡了人生的苦難。房地產是一個項目牽涉麵非常廣的企業，一個項目往往要蓋五十多個公章。當時的中國，辦每件事情都要找人托關係、幫忙。我已經太累了，所以不讓你走老路。你想想，有時蓋一個章，我要找五個人。連打字員、經辦、打雜、科長、處長，都要說盡好話。五十多個公章，就要找二百多個人，你想想，這個過程中我要受多少氣。在菲律賓，我飽受人生苦難；在福州，我更是飽受人生苦難。當時為了裝麵子，買了一塊勞力士手表戴在手上。我酒量不大，為了求人家辦事，不能喝也要喝，直到倒下為止”
謝天謝地，黃如論先生曆經各種艱難和阻力，終於取得了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合法牌照！
與此同時，黃如論先生開始組建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實事求是地講，他盡管在國內、在菲律賓組建過不少公司，且有過很多的經驗和教訓，但是，他作為回國投資的僑商，在自己的家鄉組建獨資的房地產公司，一定會遇到很多想都不曾想過的困難和麻煩。
首先，作為獨資的房地產公司的法人，理所當然地是僑商黃如論先生。但是，作為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決策層幹部有哪些人組成呢？多年之後，作為法人的黃如論先生對我講過這樣一段話：
“當年，我是隻身回國投資，連一個左膀右臂都沒有。另外，我是鄉下人，在福州舉目無親，也不認識精通房地產業的幹部和工程師。真是難啊！”
“哪你是怎麽解決這些難題的呢？”我問道。
“我隻有向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漢學習！舉例說，誰在組建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過程中出過力，誰就算一份，誰的功勞大，誰的能力強，誰就排在前麵。”
“當年，水泊梁山排座次的時候，有一百單八將。那時，老弟的手下有多少人槍呢？”
“八個。”黃如論先生說罷有些愴然地搖了搖頭。
就常理而言，像這樣一些既無多少專業常識，又從來沒有搞過大型房地產建設，僅僅是建立在以黃如論先生為中心基礎上的八員大將，是難以指揮新成立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正常運轉。可以預言，日後不發生問題那才是怪事呢！為此，我很坦然地講過這樣一段話：
“當年，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是靠著他個人的天賦和才能，才把這支農民起義隊伍帶上井岡山的。同樣，還是因為有了毛澤東，井岡山才成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就這個意義上講，我以為新成立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能夠在福州站穩腳跟，並且日漸發展和壯大，概因為有你這個核心人物黃如論先生。”
黃如論先生聽後搖了搖頭，遂又真誠地表示：他非常欽佩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創建井同山革命根據地中所顯示出的雄才大略。接著，他也向我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
“我當時想的很簡單，我們八個人在創業階段曾經共過苦，應該繼續同心協力打天下。至於將來嘛，隻要我們的事業有成，一定會共享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創造的價值。但是，我的這種美好理想很快就被某些同仁的野心粉碎了。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我黃如論撐著，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早就垮了！”
“看來，用人是一門大學問啊！”
“對，也不完全對。”黃如論先生凝思片刻，又低沉地說道，“我以為選拔人和培養人才是最難的。不過，這個話題留待以後再說吧！”
就這樣，黃如論先生建立了以他為中心、八員大將為骨幹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領導班子。
黃如論先生在國外經商十年，深知股份製度在現代化企業中的地位。但是，那時我們國家正處在轉型期，建立股份製度尚未提到議事日程。因此，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都沒有實行股份製。換句話說，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股份製度，那時還是經濟學家關心的事情。可是，敢為人先的黃如論先生曆經深思，竟決定在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試一試股份製。雖然該公司的注冊資本以及項目所有的投資資金都是由黃如論先生一手負責籌措來的，但當時他的想法是，為了激勵同仁創業，應該建立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具體辦法是：從未來項目的利潤裏抽出10%送給相關的人員，這就是金源集團最初的贈送管理股。另外，對於公司的班底也給予特殊照顧。例如，他為了鼓勵公司的幾位高層領導努力創業，沒有先決條件地贈送給他們項目利潤相當大部分的股份，並立字為據，寫在公司的文件上。
事後追論起來，黃如論先生向國外先進企業學習，在創辦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中引進股份製度，無疑是帶有開創意義的一件大事，他於1992年開始實施的贈送管理股也符合現代企業的激勵機製，是可行的。再者，他作為獨資公司的法人，有權製訂特殊的股份分紅條款，但必須明確規定符合常理的先決條件，並經過具有法律意義的律師所進行公證。
黃如論先生在初創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的時候，他就定下了所謂名牌戰略。直言之，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寧可十年不飛，也要一飛衝天。按照他的想法，隻要出手，就要努力打造一座帶有標誌性的建築，成為福州市新型建築中的一大亮點，同時還要成為福州各界人士參觀、談論的話題。這樣一來，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就會一鳴驚人，在福州立穩了腳跟。
再仔細一想，這依然是黃如論先生在活用毛澤東初戰必勝的軍事思想。
黃如論先生為了做到初戰必勝，他就像是一位慎選戰場的軍事指揮家，於不聲不響之中察看福州各種地塊。最後，他出人意料地在福州市比較繁華的地段五四路的南翼買了五畝地，還信心百倍地對公司同仁說：
“我們公司的第一幢帶有標誌性的建築就在這裏動工！同時，我們公司的第一桶金也要在這裏淘！”
誠如前文所述，黃如論先生是一位有真才實學、有實際建築經驗的工程師。毫不誇張地說，為了這第一幢帶有標誌性大樓的定位，他用盡了心血，同時，這幢帶有標誌性大樓的設計，也自然是出自他的手中。說到這幢大樓的定位，既不是高檔外銷樓盤，也不是五星級飯店，而是一座15層的高級寫字樓。當時，公司中有的部屬對此定位曾經提出過疑義，可黃如論先生卻是如此幹脆地答說：
“你們看問題要有點前瞻性，無論是哪個國家的資本家都是要賺錢的，因此，他們絕不會放棄中國這樣大的市場。據我的推測，最遲不過兩年，外資就會再次湧進中國，台商也會把福州當做置業的基地。到那時，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麽呢？適合他們企業地位的辦公場所。我敢大膽預言：我們的高級寫字樓蓋好之際，也就是外資大量湧人中國之時！”我聽了黃如論先生這番講話之後，讓我再次想到前麵曾經論及的話題：古今中外有作為的企業家必須懂政治。為此，我笑著說道：
“這錢該你賺！因為你有著超乎常人的聰明，知道隻有懂政治才能賺大錢的道理。”
黃如論先生笑了，對我講的結論未置可否。
“你為什麽把這幢高級寫字樓叫國泰大廈呢？”
“因為我知道隻有國泰才能民安，請薄（一波）老親筆題寫國泰大廈，就是我對祖國最美好的祝福。”
我們從一幢高級寫字樓的命名，也看出了黃如論先生濃濃的愛國之情。雖說這幢國泰大廈最終兌現了黃如論先生所有的理想和諾言，但是在具體施工的過程之中，卻發生了一個接一個難以預料的困難和阻力。
三
建築，不僅有著很高的科學技術含量，同時還是一門具有鮮明時代特點、民族風格、高超技巧的綜合藝術。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故宮，法國的埃菲爾鐵塔，英國的王室溫莎古堡既是一個國家的文明象征，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驕傲。當我乘船遊覽巴黎塞納河的時候，就會被聳立在兩岸的巴黎聖母院、羅浮宮等眾多極具法蘭西風格的建築所折服，更為這些曆史建築所承載的法蘭西所特有的文化文明所震撼；當我走進英國劍橋大學校園的時候，就會從那古老的建築群體中看到英國近千年的文化傳承。因此，我經常於冥冥之中想到這樣一個命題：一切有出息的建築學家，都應向那些先人用心血澆灌出的建築奇葩學習，然後才能創造出傳揚後世的建築力作！
誠如前文所述，我認識黃如論先生是在他創建北京世紀城的初期。這時的黃如論先生的建築理念日趨成熟，逐漸形成了他所獨有的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兼容中西、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的造城風格。當我答應為他寫一本《我心目中的黃如論》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所獨有的這種建築風格和造城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據我所知，時下中國大多數房地產商，主攻方向是完成資本運作，購買建房土地，請人設計建築方案，指揮千軍萬馬施工以及樓盤銷售等，至於所建樓房的風格、樣式，多數是請建築設計院的專家來完成。因此，有些房地產商為了攻下這前進中的一個個“碉堡”，不得不經常身著西服革履、大模大樣地出人高檔酒樓，出血招待各路有用的神仙。更有甚者，有的還學著賴昌星發跡的路數，刻意修建類似紅樓那樣的娛樂場所。結果，水災、地震一來，所建那些既無科技含量、又無建築風格的樓房東倒西歪，唯有那些攻關用的娛樂場所傲然挺立在廢墟之中。
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支配行為。身處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黃如論先生也難以免俗，為了能蓋上那一個又一個公章，他也曾不止一次地違背自己的心願請人吃飯或送禮。公平地說，他在和我的交往中談得最多的——恐怕也是他這十多年來花心思最多的話題，卻是如何在建築實踐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特有的建築風格和造城理念（後麵會詳述，略）。
為了探尋黃如論先生的建築風格以及造城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我曾借創作電視劇《船政風雲》之便，親自到福州考察了那座高高聳立在鬧市街麵上的國泰大廈。說句老實話，這座國泰大廈與我在歐美、香港等地看到的各種寫字樓沒有什麽別樣，隻有在大廈的右前方，有一座既像是傳統建築中的牌樓，又像是典型的明清建築的高大門樓，十分突出地彰顯出了它的民族風格。令我稱奇的是，這座國泰大廈的主體結構，與這座民族風格很濃的門樓渾然一體，沒有什麽不諧和的感覺。自然，我再三細心地觀察國泰大廈，還是沒有看出黃如論先生所獨有的建築風格，更看不出和他後來形成的造城理念有什麽內在的聯係。
但是，當我想到黃如論先生隻在農村念過小學，當過民辦教師，從來沒有進城讀過正規大學土木建築係，用戲劇界的行話說，充其量算是建築行業中的“票友”，竟然能親自設計、建造這樣一座在當時福州十分耀眼的國泰大廈，應該說也是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跡！
我作為一個作家，通過與黃如論先生較長時間的接觸和觀察，深知他不僅有著成功人士那種所謂的霸氣，而且還具備隻有我這個農民出身的作家才能夠理解的自尊心。平時，他很不喜歡別人詢問金源集團內部的情況，更是反感好事之徒窺探他內心的隱情。也可能是出於和黃如論先生有著同樣的霸氣和自尊心的緣故，我這個為他立傳的寫手，從不主動地和他這位傳主專門交談他的建築事業和造城理念。事實上在我不多的幾次單獨采訪中，他也很少去講作家所需要的那些所謂生動的情節。我作為朋友，又十分清楚黃如論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有時興致一來，天南海北，滔滔不絕，偶然還會說出一些企業秘密甚至是個人生活中的隱私。因此，我為了獲得寫書用的有關情節，遂把希望寄托在和他隨意閑聊且又能引起他興致的時候。
我記得那是一個秋末冬初的傍晚，黃如論先生突然乘車來到香山供他消閑的三層別墅，派人請我前去品茗聊天。像往常那樣，我們相互問候過後，談話重心又很自然地轉到他問、我說的格局。自然，我講的內容依然還是關於毛澤東的故事。那天，我感到他的情緒很好，我的談興也不錯，二人於不知不覺中說起了毛澤東的軍事生涯。當我扼要地從毛澤東領導井岡山鬥爭，一口氣講到毛澤東親自指揮底定天下的三大戰役之後，遂把話鋒一轉，說道：
“黃先生，您是知道的，毛澤東當過小學教師，沒有念過一天軍事學校，一生卻指揮過數不清的大小戰役，而且多數取得了勝利，他不僅成了我軍當之無愧的偉大統帥，同時還寫下了充滿辯證法的軍事著作，被時人、後人尊為毛澤東軍事思想。您說這是為什麽呢？”
黃如論先生聽後沉吟片時，遂狡黯一笑，反問道：
“柱子哥，你說呢？”
方才，我從黃如論先生那狡黯的笑顏中已經知道，他不僅有了屬於自己的結論，而且還有意想通過反問進而探測我的看法。我先是淡然一笑，遂又好為人師地答說：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就像孫子、曹操、諸葛亮等古代軍事大家那樣，一是有著過人的軍事天賦，再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仗打多了，就自然會產生軍事思想。”
“我讚成你的看法！”接著，黃如論先生又以考問的口氣問道。
“根據我的猜想，毛澤東能係統地總結戰爭中的經驗和教訓，並能形成所謂的兵書，應該是自學過或向他人學過古今中外的軍事著作。”
“您的判斷是正確的。”
“請問是在什麽時候？”
“在延安。”接著，我講了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定期請人給他講解和討論哲學、軍事理論之後又說，“那時，毛澤東曾經請專人翻譯、講解和討論過他所感興趣的軍事著作。據我所知，在延安時期對他影響較大的是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
黃如論先生聽後微微地點了點頭。從他的表情可知，他似乎有些得意地在暗自說：“這就對了！”也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中，我意識到是我向他詢問有關答案的時候了！所以我不失時機地笑著問道：
“黃先生，您在菲律賓經商十年，專門學過有關建築的理論嗎？”
“沒有！”
“那你當年靠什麽設計國泰大廈的呢？”
“一是邊工作邊學習，二是專程拜師學藝。雖然我沒有專門學過建築理論，但在設計國泰大廈時，我經常與所請的專業設計人員探討交流，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同時又將所學的知識舉一反三地運用到設計中，最終設計出了國泰大廈。”
或許是由於我的夫人在大學教書的原因，這些年來對某些達官顯貴、所謂知名的企業家進名牌大學鍍金、拿文憑的事情知之甚多，且又非常反感，故直言問道：
“黃先生，您是進正規大學念書的嗎？”
“不！有時去課堂旁聽，有時自己看書摸索，有時去老師家請教，有時還把老師請到自己家裏來開小灶。目的隻有一個，盡快搞懂現代建築這門學問。”
“看來，你的學習態度還不錯啊？”
“那是自然！一是虛心，執弟子之禮，二是誠心，像我的先祖黃戟拜朱熹為師那樣，誌堅思苦，要真正做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讓老師心甘情願地把學問傳給我。”
“可以給我講些學習中的生動細節嗎？”
黃如論先生深情地點了點頭，接著對我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
“當年學習，為了能獲得老師的賞識，我真心實意，克服種種困難，擠時間做作業。同時，我還在生活上幫助這些清貧的高師，解決一些具體的困難。舉例說，教我預算的老師，想翻蓋房子，沒有木料，我就在全國物資緊缺的情況下，給他聯係到了木料。我還有一位老師，是福建省的高級工程師，技術非常好，但是由於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他的兒女在工作安排上受到很大影響。我知道以後，四處求告，終於幫助他的兒女找到了接收單位。他的一個兒子在結婚的時候，我還托關係送了一台當時十分緊俏的電視機。那時，我的這位老師已經60歲，他對此十分感動，就把多年的預算經驗和工程技術全部傳授給我。另外，我懂得僅僅有了書本上的知識是不夠的，遂又在今後的工作中反複實踐，不斷充實和發揮。我不僅參與設計了國泰大廈，而且還成就了自己在建築上的真本領，使我在後來才有了親自設計的各地世紀城和飯店。”
這就是學而不厭的黃如論先生！
自古以來，遵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莘莘學子是很多的，但是有成就者則是極少數。細細點査原因，絕大多數的學子沒有處理好學以致用——或曰理論聯係實際的問題。與之相反，黃如論先生的成功恰好是不當空頭理論家，事事處處都和他的建築事業相聯係，進而在建築實踐中再驗證和發展向老師學到的以及自學來的理論。說到學習，或許我是在不惑之年棄樂從文改行當作家的，因而深知黃如論先生年逾四十才專攻建築技術的不易；十多年之後，他能登上京城名牌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堂，成為教授房地產專業的兼職教授，則更是難於上青天。根據一般從藝就學的規律，最初完成的作品被稱為習作，這是因為這些作品大都離不開書法界稱之為的“描紅”和“拓帖”的痕跡。想到此，我又直言問道：
“黃先生，由你設計的國泰大廈和後來設計的飯店、大型購物中心，有什麽內在聯係嗎？”
“有！主要體現在我敢為天下先的創意。換句話說，一定要把國泰大廈設計成福州標誌性的建築。”
“在建築風格上有什麽想法嗎？譬如說，作為寫字樓，它體現著哪些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特點？”
黃如論先生聽後苦笑了一下，遂又滔滔不絕地告訴我，那時他剛剛進入現代化的建築行業，一切都要從頭學習，無論是學識還是經驗，他都難以考慮建築風格這些事情。說到國泰大廈，他當時僅僅憑著老師教給的那些本事，再加上過去在國外、香港等地見過或住過的寫字樓所必備的特點和功能設計而成的。他說罷輕輕地歎了口氣，又補充道：
“給你說句老實話吧，按照我的想法，國泰大廈應該多蓋幾層，可是我那時囊中羞澀，從菲律賓帶回來的資金隻能蓋15層的寫字樓嗬！”黃如論先生講的這番話恰好說明：他並非是一個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的實幹家。同時，還說明他是一個有多少錢就辦多少事的老實人。事後追論，他親自設計的這座現代化的國泰大廈，隻能算是初試身手。在我這個外行人看來，更多的是體現著向外國同類寫字樓的學習和借鑒。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叫拿來主義。
如果說作品是作家的孩子，那麽由黃論先生親自設計、即將獨資興建的這座國泰大廈，就是他在步入現代化建築事業的初期階段所精心孕育的第一個孩子。因此，他不僅像所有將為人父的青年人、或艱苦創業剛剛起步的企業家那樣，分外嗬護、企盼這第一個孩子的誕生。更為重要的是，還十分清楚這第一個孩子對他未來在中國拓展現代化建築事業的影響。直言之，如果黃如論先生按計劃、高質量地建成這座國泰大廈，並真的成為當時福州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那麽他一手創建的福州金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就會聲名鵲起，並在福州建築行業站有一席之地。接下來，他也會在銷售寫字樓國泰大廈中淘到第一桶金。
為此，黃如論先生投入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是沒有白天和黑夜地生活在工地上，他除去身體力行之外，還非常嚴格地要求進行最為嚴密的施工。對此，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記述的：“黃如論先生就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奔向工程現場，親自蹲工地，幫砌磚石，挑燈看圖紙，定方案，半夜起床查看工作質量，督促施工進度，通宵達旦坐鎮攪拌混凝土，不管寒冬酷暑，刮風下雨，總能在第一線看到黃如論先生的身影。”據有關的當事人告訴我：那時的黃如論先生日夜堅守在工地之上，他的嗓子喊啞了，他的皮膚也曬得更黑了。在他的帶動下，數以百計的建築大軍上下齊心，群策群力，有序的工地變成了火熱的戰場。究其原因，蓋因為他們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確保這座國泰大廈初戰必勝。
當年，黃如論先生在創建北京世紀城的時候，我曾經隨他去過工地，親眼目睹過他是如何在現場指揮施工的，後來，為了撰寫《我心目中的黃如論》一書，又隨他去過長沙、貴州等處的工地，我還親自看到了他在現場指揮施工的另外一麵 個名符其實的建築行業中的裏手，讓不同工種的工人一包括工程設計人員都信服地聽從他的命令。所以，我堅信國泰大廈的建設是絕不會有意外之事發生的，取得預期的初戰必勝也是料中之事。
俗語說得好，人算不如天算。正當黃如論先生夜以繼日地指揮國泰大廈施工的時候，我們國家出現了很不正常的炒樓歪風。過來人都清楚，那時一些握有實權的官員或子弟去深圳、下海南，利用手中的職權買地皮，炒樓花，他們就像是變戲法似的把大把的金錢放進了腰包中。
更有甚者，各省市自治區有些主管金融的幹部或某些國有銀行的主管、職員也公然違規操作，把各地掌控的資金投放到海南島、北海以及沿海城市，真可謂是眾人拾柴火焰高，各地的地皮、樓花越炒越熱，其價錢也就越熱越高。那時。我剛好在海南深人生活，有一句口號至今難以忘懷：廣西北海是中國最後的一塊地皮了！不久，我認識的一位在中央財政部任職的官員來到了海南，出席一個帶有谘詢性質的所謂金融會議，我當麵向他談了我的擔心：這樣盲目無序地搞下去，我們國家會出現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他笑著對我說：
“請放心吧！中央已經覺察到了，很快就會下達有關的文件。”我清楚地記得，是年7月中央就下達了防止通貨膨脹、嚴控金融危機的有關文件，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生成的炒樓風潮很快就平息下來。那些瘋狂搶地皮、炒樓盤的貪官和衙內除極少數遭到法律的懲處，多數把大筆金錢轉移到了國外。據我所知，還有極少數的一些罪犯攜款潛逃，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購買了一座又一座豪華別墅，在異國他鄉悠哉閑哉地當起了逍遙法外的所謂寓公。然而在海南、在北海、在沿海所有城市都留下了數不清的爛尾樓。
與此同時，各省市為了保持和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或曰為了掩蓋自己主政的地方政府在炒樓問題中的錯誤，很快又出台了更為左傾的一些政策。對此，黃如論先生不止一次地講過這樣的話：
“正當國泰大廈動工興建的時候，福建省政府下發了八個部委的通令，不支持外商開發房地產。”
可以想見，那時的黃如論先生猶如迎頭被澆了一大盆冰水，真是心寒到了極點！為此，他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提問：還不到三年啊，黨的政策為什麽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呢？再者，各級職能部門下達一紙通令是容易的，可對黃如論先生——以及像他一樣回國投資房地產業的愛國僑商又該怎麽辦呢？難道他們在國外靠打拚積蓄下來的血汗錢就這樣泡湯了嗎？為了弄清黃如論先生當年麵對這突變風雲時的真實情況，我曾發出這樣的提問：
黃先生，那時你的朋友以及合作者是怎麽看的？你自己又是怎樣想的？”
黃如論先生聽後無比酸楚地歎了口氣，遂講了如下這段記錄在案的話：
“那時，聽說房子不能蓋了，很多朋友勸我盡快將樓盤轉手給國內的開發商，盡早脫身，收回多少算多少。但我曆經痛苦的深思，認為這八部委的通令不符合改革開放的整體精神，遲早會收回。因此，我決定硬著頭皮堅持蓋房，並在這樣的困境中將國泰大廈封了頂。”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黃如論先生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堅信不疑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知道黃如論先生有著超乎常人的政治頭腦和前瞻性。事後猜想，黃如論先生敢於如此大膽地冒險開頂風船，在他的內心中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說他為國泰大廈付出的實在是太多了，不願意看到自己回國投資所孕育的第一個孩子就這樣胎死腹中。對此，他沒有講過，我也沒有問過。
從一般規律講開去，在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黃如論先生無論是出於什麽樣的原因，一定要堅持把國泰大廈建成，他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請看如下事實：
世人皆知，大小房地產商買地皮，蓋房子，無一例外地都要向國營銀行貸款。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貸多貸少，那就要看開發商和官家或銀行的關係。我記得那時在房地產界有一句流行語，叫“借雞下蛋”。把話說白了，大大小小的房地產商們都在想方設法借到國家的這隻老母雞，讓它為自己生下一個又一個金蛋或銀蛋。另外，時人和後人都曉得這門“借雞下蛋”學問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借到國家的這隻老母雞。可以想見，這又必然會因此而衍生出一批又一批大小不等的貪汙犯。也或許是這隻能生金蛋、銀蛋的老母雞是國家的，一旦接到政府發出的命令，它就會立即回巢、歸位。與此同時，那些靠著這隻老母雞發財致富的貪官汙吏，也會搖身變成執法如山的判官，恬不知恥地大講特講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必須立即收緊銀根！也正是因為這隻奉命歸位的老母雞暫時不生金蛋和銀蛋了，那些靠著“借雞生蛋”、買空賣空的大小房地產開發商們也隻好不是下令停工，就是攜餘款逃之夭夭了！最為可It的是那些南下的打工仔，他們對？此毫無思想準備，一覺醒來，手中的飯碗丟掉了。怎麽辦？他們隻有流落在昨天還十分繁華的街頭，茫然地看著這一座又一座爛尾樓搖頭歎息！
筆者權且不論這次因“借雞生蛋”而導致通貨膨脹的起因和後果，隻想對讀者講一下這突變的政治風雲對興建國泰大廈的影響。我記得在和黃如論先生交談這次金融風暴的時候，曾經向他發出這樣的提問：
“如果您認為可以講的話，請告訴我您從菲律賓帶回多少資金來？”
“3000萬元！”黃如論先生說罷沉吟片時又補充說，“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資金了。”
“是的！那時我的工資還不到500元，現在我拿的退休金已經超過10倍了。”
“說句老實說，在那個‘借雞生蛋’的年代裏，拿3000萬資金建這樣一座國泰大廈的開發商是不多的。”
“夠用嗎？”
“當然不夠！在動工興建之後，還需要向銀行借少許的短期貸款。”
“銀行凍結了資金以後您怎麽辦？”
“硬撐著！”黃如論先生說罷苦笑了一下。
“能撐多少時間？”
“我清楚地記得，從菲律賓帶回的這3000萬資金在春節前夕就全部花光了。”黃如論先生說罷緘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