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年底,二十一軍向防區內各地派出清共巡視員,力圖擴大清共成果。鄭佑之指示薛彥夫借機打入,通過參謀長郭昌明的關係撈到了一個涪陵縣清共巡視員的職務。鄭佑之要薛彥夫到涪陵後,對當地曾有過農民武裝鬥爭傳統的鶴遊坪山鄉一帶情況進行了解,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做準備。
另一方麵,鄭佑之又通過餘宏文和鄒雲芳,從二十一軍軍部手槍連買通關係,搞到一批手槍。當時擔任中心縣委委員的陳震(陳必新)在回憶中曾談到此事:
中心縣委曾通過黨員打入二十一軍軍部的活動,取得了十支快慢機手槍,這是當時最新式的武器。在進行活動中,鄭佑之同誌要他的弟弟寄來了一筆款作為活動費用。後來這十支手槍有三支留在機關,其餘七支由餘宏文同誌轉移走了……當時徐永弟同誌趕到江津要追回這些武器,據徐說轉移未經中心縣委同意。這件事情,從實際上來看,餘宏文同誌自己無權作主轉移,他是受鄭佑之同誌指揮的,目的是在於轉移到川南,作為進行農村工作使用的。這與鄭佑之同誌當時對黨組織工作向農村轉移的主張是一致的。轉移槍支與他在黨內提出和堅持轉移到農村工作的意見都是他的主導思想的表現。
徐永弟是楊仁傑犧牲後的中心縣委組織部長,鄭佑之當時是中心縣委秘書長。為什麽徐永弟要去追回鄭佑之安排送走的槍?這裏涉及鄭佑之與中心縣委書記馬如龍的矛盾。
楊仁傑犧牲後,馬如龍成了中心縣委名副其實的書記。
馬如龍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龍”,有必要作一些了解。此人原名馬永成,是楊仁傑西充鄉下家中的雜役,拿煙、燒茶、掃地、抹屋,手腳勤快,頭腦靈活。楊仁傑同他雖是地主少爺與仆人的關係,但卻從不把他當下人看待。楊仁傑一心要解放勞苦大眾,身邊這位雇工當然也被他視為解放對象。楊仁傑在家鄉發動貧苦農民組織“農民親善會”時,便動員馬永成參加了進去,有意識地對其進行培養。當楊仁傑被調到成都開展革命工作時,他又帶上了馬永成。他先讓馬永成在地下組織開辦的印刷廠鑄字房當學徒,然後安排他在地下組織開設的成都書店作店員,同時為地下黨跑交通。這時,他給馬永成改名馬如龍,並發展他成了共產黨員。不久,馬如龍被派到東門兵工廠作職工運動,擔任了城區支部書記。楊仁傑被調到重慶時,他又帶上了馬如龍,仍然讓馬如龍在他領導下負責職工運動。
在楊仁傑的苦心培養下,馬如龍從一個隻會侍候主人的奴仆,逐漸成長為有一定階級覺悟和工作能力的中共幹部。本來如果他能在革命鬥爭中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無論對他還是對革命事業都會更好一些,但是左傾路線卻改變了這一切。馬如龍的雇工成分成了一塊金字招牌,在形而上學的“階級路線”影響下,在建立中共江巴中心縣委時,馬如龍被破格提拔為中心縣委書記。楊仁傑則成了他領導下的組織部長。
馬如龍當上這個書記,不是憑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楊仁傑在世時,遇事有楊仁傑想辦法,拿主意,楊仁傑不在了,馬如龍隻有對上級指示照本宣科,並且以對下級更為嚴厲的斥責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這樣,馬如龍與鄭佑之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了。
鄭佑之是當時四川的共產黨人中最早覺察到中央(王明)路線有問題的一個。憑著他長期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憑著他多年從事基層農民運動的實踐經驗,他越來越發現那時以城市為中心的左傾路線不符合社會實際。他向馬如龍提出注重農村工作,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議,但是遭到馬如龍的批駁。
馬如龍並非認為他的建議在理論上或策略上有什麽不對,而隻是認為提出不同看法就是對他領導權威的冒犯,就是不能容忍的事。
馬如龍手中的武器不是理論而是“帽子”。他給請求去農村工作的鄭佑之扣上“右傾逃跑主義”“農民意識”的帽子,並在中心縣委其他一些年輕氣盛、感情上易受左傾路線影響的成員中挑起對鄭佑之的不滿——一般說來,外鬥外行的人,往往是內鬥中的內行。
陳震回憶說:
鄭佑之同誌當時對於重慶黨組織的工作方向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張,他認為省外好多地方都在農村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組成蘇區,開展遊擊戰爭,但四川還沒有一個根據地;他對於把黨組織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老是著重搞貼標語、散傳單、組織飛行集會等一套工作,認為是適應不了形勢發展的。當時在一個地方突擊組織宣傳一、二十分鍾,又轉移到另一處繼續進行宣傳,這樣大大地暴露了自己,以致組織機關屢遭破壞,在大城市敵人勢力集中的地方,地下工作這樣很難獲得成功。他主張把黨組織的主要力量轉移到農村,深入做農村工作,組織遊擊戰鬥。他的意見和主張當時在黨內居於少數地位,多數人不同意他的意見。他感到有些苦悶,其他的同誌也認為他有些別扭。
盡管如此,鄭佑之仍然千方百計為開展農村武裝鬥爭作了一些準備。在這方麵,他充分利用了他所掌握的二十一軍特委會良心會的力量,繼餘宏文,鄒雲芳搞到一批手槍後,他又通過周世傑、羅曼生聯係了另一批手槍。
據鄭佑之胞弟鄭瑞符回憶:
(吾兄)雖處二十一軍積**、威、暴鐵蹄之下,仍大肆活動,不稍懈怠。為黨人自衛計,籌謀經費,購買武器以備用。適二十一軍部特委會偵緝員周世傑、羅曼生等,曾透出庫中存槍六支……先是吾兄來函謂需款甚急,弟能措辦五百元否?餘複信照辦,即進行挪充。尚未就緒,催函速至,先赴井(作者注:自流井,即自貢)兌三百元,續兌二百元,前後都交由重慶千廝門中行街民生公司經理李建邦先生轉張榮三(作者注:鄭佑之化名)收。旋得複,收到無異。不數日,而噩耗飛來矣。
這突然飛來的噩耗,就是鄭佑之的被捕與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