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為一半人類的代表，常被稱為矛盾的典範，因為女性內心的直覺超出了男性“算術思維”的理解力。中文中意為“神秘”或“不可知”的“妙”字，就由意為“年青”的“少”字和“女”字組成，這正表明女性身體的魅力和思緒的細密不是男性粗率之心所能解釋清楚的。
然而在武士道的理想女性身上卻缺乏神秘，隻有表麵上的矛盾。我說過這一理想女性有如亞馬遜婦女般驍勇，不過我隻說對一半。象形文字中，表示妻子的“婦”字，意為手持掃帚的女人（當然不是揮舞掃帚攻擊或防禦其配偶，也不是為了施展巫術，而是將掃帚用於發明之初的無害用途）。如此看來，婦女的含義，也就和英文中從“紡織者”（weaver）發源的“妻子”（wife）一詞，以及德文中從“擠奶者”（duhitar）發源的“女兒”（daughter）一詞一樣溫馨而家常了。武士道中的理想女性雖沒有像德國皇帝所說的那樣，活動範圍局限於廚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實際上也以居家為主。乍一看，居家似乎與勇敢的個性相悖，但在下文中我們會看到，在武士道看來二者並非不可調和 。
武士道本來是主要針對男性的教導，因而它所注重的婦德絕非女性化的美德。溫克爾曼[58]說：“希臘藝術中的極致美感與其說是女性的，毋寧說是男性的。”萊基對此進行補充，說這一希臘藝術的特點也同樣適用於描述希臘人的道德觀。同樣，武士道最為讚賞的女子能夠“從女性的脆弱中解放自己，而展現出足以媲美最勇**子的剛毅”[59]。因此，女孩自幼接受抑製感情、強化神經的訓練並使用武器（尤其是名為薙刀的長柄刀），以在遭遇不測時保護自己。不過，練習武藝的主要目的並非著眼於戰場，而是出於保護自身和家庭的需要。女子並沒有自己的主君，而是為保護自己的身體。她們熱忱地用武器捍衛自己的貞潔，有如丈夫忠誠地捍衛主君，而她們所接受的軍事訓練在家庭中主要用於孩子的教育。
劍術及類似武藝盡管很少被付諸實踐，但對習慣久坐的女子能起到平衡作用而有益健康。練習這些武藝並非隻是出於健康目的，在實際需要時也能派上用場。女孩子收到短刀（懷劍）作為成年禮物，用來刺向攻擊者的胸膛，或在必要時刺進自己的胸膛。後者實際上經常發生，但我不想就此嚴厲譴責她們。盡管基督徒於良心上厭惡自殺，卻也因為佩拉基婭[60]和多明尼娜這兩個自殺的少女的純潔和虔誠，將她們編入聖典並列為聖徒。當與維吉尼亞[61]遭遇類似的日本女性看到自己的貞操不保，不等父親的匕首，早已將自己的武器放在懷裏。對日本女性而言，不知如何自殺是一種恥辱。一位女子雖從未學過解剖學，卻必須清楚哪裏是割喉的正確部位，在哪裏用帶子縛好自己的膝蓋以免死時肢體姿態走樣——不管死時的痛苦有多麽劇烈。這難道不應與基督徒珀佩圖亞或者貞女科妮莉亞[62]相媲美嗎？若不是因為一個常見的誤解，我也不至於如此唐突地質問——一些人根據日本人男女老幼共泡一缸的洗澡習慣及其他一些瑣屑小事，說我們不知貞操觀念。[63]事實恰恰相反，對女武士來說，貞操是最重要的德行，比生命還重。一個妙齡少女被敵人俘虜，發覺自己即將麵臨粗暴軍人的淩辱，便請求允許自己給因戰爭而失散的姐妹們寫幾行字後，再任他們為所欲為。她寫完信後便走向最近的水井，為保住名譽而溺水身亡。信的開頭是這樣幾句詩：
前路層雲暗，不願曆此番。
高山懸新月，速與幽冥還。
我不想給讀者一種錯誤的印象，即唯有男子氣概才是我國女性的最高理想，因為實際上遠非如此：她們不僅要具備藝術和優雅生活的才能，還不能忽視音樂、舞蹈和文學。我國文學中一些最優美的詩句就表達了女性的綿密心思，女性在日本的文學史上也起到重要作用。教武士的女兒舞蹈（不是藝伎的舞蹈），是為了讓她們生硬的動作變得輕柔；教她們音樂，是為了在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煩悶時慰藉他們。因此，學習音樂並非為技藝本身，最終目的是淨化心靈，因為古語說，隻有心律和諧才能讓音律和諧。與此前談到的對年輕人的教育類似，在對女性的教育中，技藝的成就從屬於道德上的訓練。她們隻需適當的音樂和舞蹈讓生活典雅而明快，而絕不是為了培養驕奢習氣。波斯王子在倫敦一個舞會上被邀請加入舞蹈時，他生硬地回答說，在他們國家有專職女子負責向王室獻藝，不需他親自參與。我十分同情這位國王。
我國女性的技藝並不是為了給他人表演或作為社交場中向上爬的階梯，而是一種家庭消遣，即使在社交場合的表演也隻是盡地主之誼——換句話說，隻是款待客人的一種方式罷了。操持家務的思想指導著她們所受的教育。古代日本女性無論是學習武藝還是文藝，可以說主要是為了家庭——無論在外漫遊多遠，她們決不會忘記爐灶。她們當牛做馬，任勞任怨，甘於奉獻，隻為維護家庭的名譽和體麵。她們日日夜夜對著自己的小愛巢唱著剛強而又溫柔、勇敢而又哀婉的旋律。作為女兒，她們為父親犧牲自己；作為妻子，她們為丈夫犧牲自己；作為母親，她們為兒女犧牲自己。因此，她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否定自己。她的人生不是獨立自主的一生，而是從屬奉獻的一生。作為男性的助手，如果她有用處，就會同丈夫一道站在前台；如果她妨礙丈夫工作，就退到幕後。一位年輕男子愛上一位少女，少女以同樣的熱情來回報他的愛，而當她看到愛人因迷戀自己而忘記了自己的責任時，為了減損自己的魅力而毀傷自己的美貌，這樣的事並不稀罕。當武家心目中的理想人妻代表發現丈夫的仇敵愛上了自己時，便假意參與那男子的陰謀，同時設法充當丈夫的替身，讓情人的刺刀落在自己忠貞的頭顱上。
以下信件是一位年輕大名的妻子在自盡前寫下的，其內容大概無須注解：“我聽說一切皆非偶然，緣分命中注定，共棲一樹之蔭，共飲一河之水，都是前生之緣。自前年結下偕老之盟，我心便與你如影隨形，心心相印。然而聽聞此番征戰是你生命絕唱，在此我隻能獻上離別情話。聽說中國有位項王勇敢過人，敗北後卻與虞姬依依不舍。木曾義仲也勇猛蓋世，與妻訣別時卻也難分難舍。我已不戀塵世，何故還帶著對你的執念活著？何不在世人必經的黃泉路上相見？願您別忘了秀賴公[64]多年來山高海深的恩情。”
女子為丈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犧牲自己，與男子為主君和國家而犧牲自己是一樣的。沒有自我犧牲，任何人生謎團都無法解開，而自我犧牲正是男子效忠於國家和女子效忠於家庭的基礎。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隸，正如她的丈夫也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隸一樣，她的作用被稱為“內助”，即內部的協助。站在逐級上升的奉獻階梯上，女子為了男子犧牲自己，男子由此得以為主君犧牲自己，主君也由此順從天命。我深知武士道在自我犧牲上的局限性，而基督教此時就明確體現出優越性：它要求所有活著的生靈各自直接向造物主負責，而不是借犧牲個體，以服務於更崇高的使命。這裏我所說的奉獻的教義——即犧牲自己而服務於更高使命的教義，是基督最偉大的教導，並構成其使命的神聖基礎。由此而言，武士道是基於永恒真理之上的。
讀者大概會責怪我，說我過分美言奴隸般屈從於主君意誌的行為吧。我大體上接受學識淵博、思想深邃的黑格爾所主張和捍衛的觀點，即曆史是自由逐漸展開和實現的過程。我想要說明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誨都浸透著自我犧牲精神，無論對男性女性都是如此。因此，在武士道的影響完全消失之前，一位美國女權倡導者關於“所有日本女子都應反抗舊習俗”的輕率見解大概在我國是不會被接受的。這樣的反抗能成功嗎？它能改善婦女的地位嗎？通過這樣的輕率舉動獲得權利，如何能抵償我國文化傳統中女性甜美性格的喪失帶來的損失呢？古羅馬的主婦不再以家庭為中心之後，緊隨其後的難道不正是難言的道德淪喪嗎？這位美國改革家真的能夠確定我國女子的反抗是曆史發展的必由之路嗎？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即使沒有革命，改變也定會發生。與此同時，讓我們看看女性在武士道製度下的地位是否真的低下到必須來一場革命。
我們聽過不少關於歐洲騎士對“上帝和淑女”尊敬的溢美之詞——這兩個詞的不協調曾讓吉本臉紅。此外，哈勒姆曾說，騎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其中對女性的過分殷勤包含著邪惡的愛情。騎士精神對弱勢性別的影響給哲學家提供了思維的食糧：基佐先生認為，封建製度及騎士精神帶來積極的影響；而斯賓塞先生認為，在軍事社會中（封建社會不是軍事社會又是什麽呢？），婦女的地位必然低下，隻有伴隨工業化才能有所改善。那麽，就日本而言，基佐先生和斯賓塞先生的說法，究竟哪一個正確呢？我可以肯定地說，二者都正確。日本的軍人階層僅限於人數約二百萬的武士，其上是身為軍事貴族的大名和宮廷貴族的公卿——這些出身高貴、安閑舒適的貴族隻不過是名義上的武人而已；其下是眾多貧民——農、工、商三個社會群體專門從事和平時期的各行業工作。赫伯特·斯賓塞指出的軍事型社會的特點僅僅限於武士階級，而工業社會的特點則通用於武士階級以外的其他階層。這正好可以解釋婦女地位的成因，因為在武士中，婦女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會地位越低，夫妻的地位越是平等，例如在手藝人中就是如此；在更高身份的貴族中間，兩性的差別也不顯著，這主要是因為有閑貴族已名符其實地女性化了，所以突出性別差異的機會也就少了。這樣看來，斯賓塞的說法在舊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證。至於基佐的說法，讀過他的封建社會論述的讀者大概會記得，他的著眼點是高層貴族，因而其結論適用於公卿大名。
如果我的論述讓讀者對武士道中婦女地位的評價甚低，那實在是我對史實的論證有失公允，請容我在此致歉。我確信女性並未得到與男性同等的待遇，但是除非我們了解差別與不平等的區別，否則關於這個問題的誤解將一直存在。
想到男性間的相互平等隻體現在極少數情況下（例如法庭和選舉投票等），用男女平等的討論來自尋煩惱，看來實為徒勞。美國《獨立宣言》中說，人人生而平等，這並不是指智力和體力天賦上的平等，而隻不過重複了烏爾比安[65]很久前說過的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罷了。這種情況下，合法權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法律是衡量婦女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那麽判斷其地位高下，就如用磅和盎斯來判斷體重一樣容易了。然而問題在於，真的有衡量男女相對社會地位的正確標準嗎？比較男女地位時如果像比較金銀價值時那樣用數字算出比例，這樣的衡量方法真的正確而全麵嗎？這種計算方法忽略了人類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價值，即內在價值。考慮到男女各自為完成在世使命所需的各種條件，用來衡量二者相對地位的尺度必須具有複合性—— 借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說這一尺度必須是多本位的。武士道有自己的標準，即雙本位。在這一體係下，女性在戰場的價值通過她在廚房的價值來衡量：在戰場，女性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在廚房，女性則頂天立地。對女子的待遇呼應了這一雙重評價體係——從社會和政治角度，因其貢獻有限而評價並不高；但作為妻子和母親，她們則受到最高的尊敬與最深的愛戴。為什麽在古羅馬那樣的軍事國家裏婦女會受到高度愛戴呢？難道不因為她們是母親嗎？古羅馬男人在她們麵前低頭，不是因為她們是戰士或立法者，而是因為她們是母親。就日本人來說也是這樣：父親和丈夫離家遠赴戰場時，家務就由母親或妻子操持，對子女的教育和保護也都托付給了她們，我之前提到的婦女軍事訓練，目的也主要是讓她們明智地教導子女。
我注意到，在一知半解的外國人中存在一個膚淺的見解：因為日語中常稱自己的妻子為“拙荊”，他們便認為日本人輕視而不尊重妻子。如果外國人知道日語中還有“愚父”、“犬子”、“拙己”等日常用語，這一結論的謬誤不就顯而易見了嗎？
在我看來，日本人的婚姻觀在某些方麵要比所謂基督徒更深一層。“男女應合為一體。”盎格魯_撒克遜的個人主義從未擺脫夫妻是兩個單獨個體的觀念，所以在兩人爭執時，他們各自的權利均得到承認；而在兩人和好時，則用盡各種無聊的阿貓阿狗的昵稱——完全是無聊的相互討好。一個日本男人對別人談到他的妻子時（另一半的好壞姑且不論），如果說她可愛、聰明、好心眼等等，在我們日本人看來實在不可理喻；如果一個人誇自己說“我好聰明啊”或者“我脾氣真好啊”，實在算不上有品位。在我們看來，讚揚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就是讚揚自己的一部分，而自我表揚至多是種極壞的品位——我想在基督教國家也是如此吧！我在此稍稍跑了點題，因為禮貌地貶稱自己的配偶確實是武士習俗的一部分。
條頓民族在部族出現之初就有對女性迷信般的敬畏（實際上這點在德國正在消亡！），而在美國社會成立之初，人們就痛感婦女人口不足[66]（我擔心，美國的婦女人口現在增加了，殖民時代女性所享有的特權隨後是否會迅速喪失），因此，男性對女性的尊敬成了西方社會的首要道德標準。然而，在武士道的倫理中，區分善惡的主要分水嶺則在其他方麵：它蘊藏於一連串的責任之中，這種責任首先將自己和自己的靈魂緊密相連，再同他人的靈魂建立聯係，由此引出我在前文論述過的五倫。五倫中，我論述過忠義，即臣下與主君的關係，而對其他方麵隻是偶爾附帶談了一下，因為它們並非武士道所獨有，而可能是基於自然感情的全人類所共有的特點。不過在某兩三點上，可能武士道的教導略有側重和強調。與之相關，我想到男性友誼間呈現的特殊力量與美感，常給結拜兄弟的盟約增加浪漫色彩，而毫無疑問，這種愛慕由於青年時代男女隔絕的習俗而增強。而正是這種隔絕，堵塞了西方的騎士精神或盎格魯_撒克遜各國的自由交往中愛情的自然流露。在日本，也有像第蒙與皮西厄斯或阿基裏斯與帕特洛克羅斯那樣的故事；在武士道故事中，也有著大衛與約納丹[67]那樣的深情厚誼。
武士道精神獨具的美德和教導不僅限於武士階層，這並不足為怪。由此引出了下一章的內容：武士道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