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重大事件的發展，它的時間進程是非常快的。袁世凱去山東是12月底，緊接著第二年的1月就發生了卜克斯事件。卜克斯事件發生之後，義和團就慢慢往山東外滲透。等到2月，義和團已經滲透到了天津的城鄉，之後進入了天津的市區。1900年的時候，天津已經是北方很繁華的一個國際中心了，那裏居住著許多外國人。義和團進去之後，並不是見人就殺。他們在那兒擺開陣勢，隻要看到哪裏有塊空地，就立個壇練功。這種行為無疑是有礙觀瞻，影響社會秩序的。清政府在這時候立場也比較猶疑，就沒有采取什麽措施，時間在這種猶疑中一晃而過，這是二三月的事。
等到4月，義和團已經把勢力擴大到了環北京地區。當時北京的管製體製實際上是很嚴格的。九門提督把九個城門一放下來，連蒼蠅都飛不進去。那麽為什麽在1900年春天，義和團幾十萬人能進到北京城裏去？因為政府一直對整治義和團還是利用義和團，猶豫不決。然而，時間是不容人猶豫的。到了5月，整個京城已經到處是壇口，到處是義和團練功的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對這一現狀實行很嚴厲的鎮壓、驅逐，因為政府本身有訴求。
事實上，並不是說釋放了義和拳之後，他們就去對付外國人了。義和拳這一撥民眾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是有自身訴求的。公使館、外交區裏邊藏的教民，都是他們村裏麵的。在這之前，他們可能就圍繞某種物質利益和這些教民發生過衝突，於是就追著這撥教民跑到公使館去了。另一方麵，公使館和教堂又必須保護這些教民。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四五月，北京就陷入了一種非常混亂的狀態，大家對這種混亂都束手無策。
列強當時如果一開始就拿出一個主張來，或者和清政府達成充分的溝通，可能事情也就平息了。但是如果不涉及他們的利益，各國公使基本上是視而不見的。隻有涉及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才會表達一下立場。5月17日法國公使開始向各國公使通報，華北的局麵越來越嚴重，在保定有60多個天主教徒被殺死了。到了18日，英國公使也向各國公使通報，在北京東南40英裏處有一座教堂被燒了，一個中國牧師被殺死了。又過了一天，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區的大主教樊國梁神父寫了一封信，在各個公使當中傳閱。樊國梁的這封信是1900年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
樊國梁在5月19日的這封信當中，用最灰暗、最陰森的筆調描寫了北京和華北地區日趨惡化的形勢和可能麵臨的危險。他認為北京已經被義和拳從四麵八方包圍了，更多的義和拳正在收緊對北京的包圍圈。所謂的宗教迫害隻是一個掩飾，他說義和拳的真正目的是要消滅在中國的外國人。樊國梁的這封信，引起了外國公使的高度緊張。樊國梁那時已經60多歲了，在中國也住了38年，能夠說很流利的中國話，和中國各界也有充分的接觸和了解。因此各國公使對樊國梁的情報都信以為真。當然我們今天看這封信，知道它其實誇張化了，它是一條扭曲的情報，但正是這扭曲的情報成為了曆史的轉折點。
樊國梁這封信導致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日本、荷蘭，總共11個國家的公使，在第二天5月20日，集中到公使團團長西班牙公使的官邸，開會討論他們應該怎麽處理樊國梁這封信所描述的華北和北京的危機。當天，他們得出了一個簡單的結論——讓清政府施壓。畢竟列強也不好直接出兵，但清政府鎮壓不鎮壓還要看他們的決策。剩下可以做的就隻能是保護自己了，采取收縮的辦法——把外國人集中到公使館去，之後加強保衛。
給清政府施壓是沒用的。清政府有自己的思路，但清政府自己的思路是不清晰的。慈禧太後這時候還是最高領導人，她對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很猶豫，這些教民是很委屈，但拳民也很委屈。對於慈禧太後來講，拳民也是她的子民，她怎麽忍心去殺自己的子民啊？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外國人能采取的有效措施就隻有一條，那就是自己保護自己。
在5月27日，慶親王出麵接見了英國公使和俄國公使，表示朝廷已經下決心平息北京、天津的動**局勢。但是能夠做到什麽程度，其實慶親王心中也沒底，各國公使也沒有底。這種狀態拖下去，北京的局勢越來越動**，越來越緊張。當時北京的公使館裏邊的衛隊很少，教堂甚至沒有衛隊，在總稅務司、海關的外國人也沒有人去專門保護。另外在直隸，很多大的鐵路工程處的外國人也沒辦法保護。這時候公使團就覺得要把外國人盡量都集中到一起，派外國的衛隊加以保護。他們就跟慶親王交涉：“我們是不是能再派點衛隊？”慶親王說：“我負責任地告訴你們，清政府是有力量保護你們的，你們最好別派。”後來外國公使講：“1898年北京發生政變的時候，我們從天津派了衛隊保衛我們自己，中國方麵也是同意的。”慶親王講：“如果你硬要派的話，我也不反對。”於是，在1900年5月底，各國公使就派了使館衛隊進北京。
雖然外國公使們的本意隻是自保，但這件事情確實使華北和北京的局麵變得更緊張。外國衛隊從天津浩浩****往北京開的時候，它就引起了中國方麵的恐慌。所以我們看到，使館衛隊往北京來的時候，各地出現了大規模的拆鐵路、拆電線杆的行為。我們過去的研究說這是當時的清朝百姓反現代化，但考察一下當時的背景，就會發現事情並非那樣。事情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們恐慌，他們不知道這是使館衛隊。他們眼見外國軍隊浩浩****往北京開了，覺得那肯定是來鎮壓他們的，與其被鎮壓，那還不如先把路給堵了!所以這實際上是在交涉過程當中導致的一場誤會。
這種行為對外國衛隊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英國的西摩將軍，他在非洲戰場上表現得非常英勇。他率領第二撥使館衛隊從天津出發，結果花了二十來天硬是進不了北京，就被堵在天津和北京之間的楊村那個地方。往前走，鐵路給拆了；往後退，鐵路又給拆了。這個結果會讓外國人感到北京的局勢惡化了。
各國將領到了天津之後，就召開了會議，他們討論下來，覺得北京的這些同胞處境可能危險了，很難把他們救出來。此時，北京和天津之間的聯係又被切斷，電報線也沒了，公使館那一撥人和外邊失去了聯係。麵對這樣一種局麵，他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要想進軍北京去解救我們的公使和同胞，必須集結相當數量的軍隊才能做到。後來他們推算了一下，大概得準備8萬人才能往北京進軍。因為當時在華北、在北京的義和團有三五十萬人，在這一帶的清軍大概有20萬人。在這樣的考慮下，在天津的各國軍隊，就放棄了對北京的及時救援，不願意用小股部隊作無謂的犧牲和嚐試。同時，他們給各國政府發電報，讓他們趕快派軍隊來，在天津集結後一起進軍。這是5月底、6月初發生的事。
等到電報線中斷後，各國的公使就在公使館裏麵困守，此時他們與外界已經失去了聯絡，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麽事。在這種狀態下，他們非常恐慌，而且公使館又被裏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既有清軍，也有義和團，他們也搞不清情況。後來研究表明，在公使館的外圍，第一圈的清軍其實是保衛公使館的，而第二圈的義和團確實是要衝進公使館抓人的。抓誰呢？要去抓他們村的老孫、老王那些教徒。
這時候天津方麵又出了問題。在天津的外國將領一直在研究為什麽他們進不了北京，得出的結論是後勤保障被掐斷了。我們知道天津的大沽口有兩個炮台，居高臨下遏製住了進北京的通道。如果不能夠順利地通過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大沽口，那就根本進不了北京。所以各國將領就認為，一定要把大沽口炮台控製在手裏。
但是此時各國又沒跟中國宣戰，不能貿然派兵攻打，所以隻能發一個請求函、通牒，請求清政府把大沽口炮台讓給他們。於是他們就發了一份文件給駐大沽口炮台的中國將領羅榮光。羅榮光是位職業軍人，他在收到了聯軍和各國領事的這樣一個帶有通牒性質的函件後，不敢獨斷，馬上請示直隸總督裕祿。直隸總督在這時候並沒有得到外國的消息，他對羅榮光的這麽一個請示也大意了，並沒有立刻去處理這件事情。結果，大沽口這邊從下午2點打到了次日淩晨7點，守軍幾乎全軍覆沒。之後大沽口炮台就被聯軍占領了。
裕祿很快得到了聯軍占領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他得到這個消息的同時，又看到了各國駐天津領事給羅榮光的所謂最後通牒的同文通牒。裕祿一看這個東西就發慌了，趕快把這事告訴北京。此時北京和天津之間已經沒有電報了，隻能用六百裏加急去送消息。但裕祿犯糊塗了，這時候他應該送大沽炮台已經丟失的消息，結果他問皇上和太後：外國人現在很蠻橫地要大沽口炮台，我們給不給？他竟然送了一個滯後的消息。
這個消息到了北京之後，慈禧太後、光緒皇帝、端王、慶親王趕緊開會。對天津、全國的局勢，他們現在也看不明白了。太後看到外國索要大沽口炮台，當時就火了。大沽口炮台從明朝開始就是北京的屏障，是想要就能給的嗎？當天太後就講：“起草，給11個國家直接發文件。如果你們這樣做，那就都給我走人，中斷外交。”後來我們講的所謂宣戰詔書，就是這個東西。我想如果當年的慈禧太後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經沒了，一定會有另外的處理方式。
這份文件製定完，發出去的時候，當然也引起了朝廷大臣們的爭議。但是這個時候太後火氣很大，就把好多事情極端化處理了。這個發給11國的同文照會，送到公使館之後又引起更大的麻煩。外國人肚子裏根本就沒有彎彎繞，各國公使一看到這個東西，就認為清政府這個時候就是要趕他們走!就是要斷交!
而且外國人現在也不知道，天津的大沽口炮台已經在他們手裏了。各國公使在接到同文照會後，從當天晚上一直討論到第二天早上，一夜都沒睡覺，整個公使館裏麵的人都很焦慮，因為中國文件規定24小時內走人。要知道自1860年清朝與各國開始建交起，公使館已經辦了幾十年，而且公使們又都是帶著家眷來的，24小時就讓他們走人，路上安全怎麽辦？要知道整個華北現在正值動**之時。各國公使毫無辦法，談了一夜，竟是沒有一個人敢出頭去總理衙門談判。隻有德國公使克林德，年輕氣盛，他說：“你們一個個真是廢物，既然你們都不敢去，那我去。”
克林德在第二天早上坐著轎子就往總理衙門去，他心裏當然也很害怕，吹著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著膽子，衛隊跟在後邊。如果克林德順利地走進了總理衙門，能夠跟中國方麵加以溝通，我相信曆史一定會改寫。但沒想到的是，克林德從公使館出來，到了東單路口，就被清軍一槍幹掉了。克林德被打死之後，外國公使更恐慌了，連收屍都不敢。克林德事件使這個事情變得更麻煩，北京高度恐慌，公使們封閉了公使館的大門，和中國不接觸、不交往。閉門55天後，列強就發電指責中國很過分，包圍大使館這麽多天，這是要逼死他們!慈禧太後自然是極力喊冤：如果我們真想幹掉公使的話，幾萬清軍可以輕而易舉踏平公使館，我們之所以派兵圍住它，其實是想保護它，而且在這50多天當中，我們一直有派人送水果送糧食。但是由於兩邊的誤會，中國方麵按照慈禧太後的指示送的水果糧食，大使們不敢動，不敢吃，生怕裏邊有毒。這麽大的國家災難，最後竟然是一場誤會導致的。
那麽在天津這邊，為什麽一拖拖了幾十天呢？剛才我講了，就因為外國人嚴重高估了北京的局勢和中國方麵的力量。他們認為義和團的力量太強大了，如果不集結起足夠的兵力，沒法去救人，於是他們就在天津等待軍隊集結。我們看外交史料，當時英國人講：“日本離得很近，能不能讓日本盡快派幾萬人到北京把各個公使救出來？”日本人說：“其實我們很想幫這個忙，這不僅是幫各國，也是幫中國嘛。”但是也有個別國家說：“怎麽能讓日本這個小國家出風頭呢，如果這次讓它出力的話，下次還有我們什麽機會？”這些個別國家一表達這個意思，日本外交決策者就打消了出兵的念頭，因為日本的整體利益要和西方國家保持一致，不能為了出風頭而得罪西方國家。這樣一來，局勢就徹底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