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要對前麵講過的內容做一點帶注釋性質的補充，但是這可能會使讀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們變換成兩個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一點：早期人類是如何發現到達全球的那些遷徙路線的？前麵提到過早亞洲人，也就是大約7萬年前向東進發的那批現代智人，是一直沿著海岸行走的。從我們今天看來，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原始人類的生存能力還極端低下，而在淺海附近，他們最容易獲得動物蛋白的補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

在以采集、狩獵等攫取型經濟來維持生計的時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將會很快因為四周生活資源的枯竭而陷入絕境。所以早期人類不得不分解成比較小的群體，在盲目地向外圍世界不斷離散和移動的過程中，去尋找各自的生存空間。在缺乏明確目標的漫遊中，絕大多數群體由於遭遇這樣那樣的自然障礙，比如各種地理上的天險、瘟疫的襲擊，以及其他的突發性災難等，而歸於滅亡。

隻有一道接一道地通過了“瓶頸”壓縮的少數幸運者群體，才得以繼續生存。由這些幸運者群體無數次的偶然選擇所連接起來的浪跡天涯的腳印，就是我們上麵說到的“遷徙路線”。換句話說，這些所謂“路線”並不是出於早期人類的主動設計，而是他們以數不清的生命作為代價，去“試錯”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有關人類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遷徙的這麽多信息，到底是從哪裏來的？這些對生命科學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來說，至今還帶有某種顛覆性的知識，主要來自分子生物學(也有人稱之為“分子人類學”)在最近三四十年裏麵迅速發展的成果。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人類學教科書裏，僅“人類”一個物種單獨占據著動物遺傳譜係裏“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子生物學完全改變了這一認識。原來屬於“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個物種，今天已經完全被歸入“人科”。

而與我們現在的討論關係更密切的是，人們曾經普遍相信，現代人進入東亞的路徑，是從西麵先到達亞洲北部，然後再從北向南散布到東亞各地的。但是由分子生物學提供的信息，可以說是正好相反，現代人類是從南方進入東亞的。

分子生物學所關心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考察和研究人類起源，以及不同人群間分化和融合的機理和曆史。這裏所謂分子水平，是針對男性人體細胞核內第23對染色體中的一條Y染色體上那一絲DNA而言。因為它就是由一個分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一個長串複合分子構成的。如果把它拉長，可以有兩米長，上麵大約有6000萬個堿基對，也就是基因片段。在父親遺傳給兒子的Y染色體的有些區段，基因片段的排列會因為Y染色體與來自母親的X染色體的結合，而發生序列重組。但是Y染色體上有3000萬個基因片段，是位於非重組區段的。

在從父親到兒子的世代傳遞中，位於非重組區段的這3000萬個基因片段，除每代平均有一個會發生隨機突變外，都會以相同的編排序列，完整地由父代遺傳給子代。而逐漸積累起來的基因突變也會一代接一代地遺傳下去。因此如果樣本齊全，根據這個區段上基因片段的排列，就不難把出於同一個父係的所有後裔成員編入一個血緣譜係之內。同樣，人類細胞內的線粒體基因片段[2]，也可以由母親完整地遺傳給女兒，所以從線粒體DNA可以追溯一個女人的母係血緣關係。

有關人類DNA研究的突破，先是出現在對線粒體DNA的研究方麵。20世紀70年代，全人類女性都出自一位非洲夏娃的發現，驚動了全世界。然而這項研究中的某些疏漏之處，引發了針對它的暴風驟雨一樣的批評。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檢測技術的顯著進步，不甘心的研究人員們重新振作起來，並且把考察對象更多地聚焦到Y染色體DNA上麵。

現代人類是某一個非洲夏娃與某一個非洲亞當的集體後裔，對這一見解現在已經很少有行內人再會提出疑問了。一種似乎導向死胡同的研究路徑，在經曆一番柳暗花明的轉折之後，重見天日。基因研究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典範性的例證。

Y染色體DNA不僅可以用來追溯個體的父係血譜，也可以用來檢測各個大型人群的獨特遺傳結構。不僅如此，對擁有各自特定遺傳結構的不同人群之間分化和融合的相互關係，以及它的曆史過程的探查，現在也有了可能。

早期人類從祖先群體中離散開來，四處遊走，再加上他們因為一再遭遇各種自然與社會性的災難，而發生群內人口嚴重耗損的所謂“瓶頸效應”[3]，都必然會導致祖先人群原先擁有的相當一部分根部基因變異在群體各個分支中喪失，盡管每個分離人群的下遊基因變異可能在持續增加。因此，具有同祖親緣聯係的各人類群體的根部基因變異最豐富的所在地，便是那一係列同祖人群起源的地方。這就是論證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基本原理。研究線粒體DNA和常染色體DNA，對於揭示上述秘密，也可以發揮各自特殊的功用。

人身上的不同基因突變對後代產生的影響也非常不同。一方麵，每個人群都會在一些特別時段生成若幹對本群體父係遺傳貢獻非常之大的個體，從而把屬於他們的基因突變傳遞給這個人群中占很大比例的後代成員。

另一方麵，部分基因突變從人類生命史中被“抹去”，也不隻發生在遠古時代。沒有生育或者沒有生育男性後裔者的基因突變，也容易隨世代的更替而最終丟失。這種不斷發生的基因突變遺失，有效地抑製了被傳遞下來的基因變異多樣化的規模。有些研究揭示出，生活在不同時期的對現代人有直接遺傳貢獻的人，也就是得以把屬於他們自身的基因突變一直保留到現代人基因組中的個體，包括非洲夏娃和非洲亞當在內，總數不過8.6萬而已。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對於沒有後代會產生一種深刻的焦慮。但是如果你發現人類絕大多數的個體實際上都沒有能留下自己的直係後裔，你還會受這一類的焦慮的幹擾嗎？

好了，現在可以結束這個可能已過於枯燥的科普話題，接著講述現代人在進入中國境內後如何四處遷徙的基本情況了。

最早大約4萬年前進入中國的早亞洲人，其實至少有兩支。其中攜帶D單倍型的一支，應當是在四五萬年前從中國雲南與緬甸交界處的山穀走廊進入中國的。這支人群在青藏高原的羌族和藏語係民族中留下了很稀薄的遺傳成分。東南亞以及印度洋東部安達曼群島上的尼格羅陀人，則是尚未進入中國的D單倍型人群的後裔，雖然在其中有些人群裏，這些遺傳成分幾乎已經完全丟失。他們是中國古代小說描寫的身材矮小、膚色黝黑、短發卷曲，對主人忠心耿耿的“昆侖奴”的原型。

另一支攜帶C單倍群的早亞洲人，就像我們前麵說過的，沿東海與黃海海岸線北上，在1.5萬年前抵達黑龍江南北，成為今蒙古語和通古斯-滿語各族共同祖先人群中最古老遺傳成分的貢獻者。蒙古語和通古斯-滿語祖先人群的最早分化就發生在此之後。

與早亞洲人一樣，晚亞洲人也是分別從滇緬走廊和今天兩廣的陸海邊界入境的，時間大約在2萬年前。他們的染色體類型中最突出的是O型，還有少量的N型乃至更稀少的Q型和R型。今天靠近中國邊界的東南亞鄰國人口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極可能源於已經進入中國，在人口膨脹後又重新溢出今中國版圖的晚亞洲人。

從兩廣的陸海邊境進來的那批晚亞洲人，是後來構成壯侗語係各民族，例如壯族、侗族、傣族、水族等族的最古老的祖先人群，他們恐怕是從上古直到秦漢記載中經常提到的“百越”的主要成分。直到東漢時，從今天的越南北部，北至杭州灣，仍然“百越雜處”，分布著駱越、夔越、夷越、甌越、閩越、於越、南越、揚越、大越、山越等名目繁多的越人。他們未必都是同一種人，未必說同一種語言，但其中一定有相當大的部分屬於壯侗語人群。

春秋後期，在江漢流域仍然有不少壯侗語人群的分布。兩漢之際的劉向，在《說苑》這部書裏采用兩種方式記錄了一首《越人歌》[4]，一種是它的漢語翻譯，另一種方式則是借用漢字來記錄《越人歌》的本來語音，類似於有些小朋友用“古特毛寧”四個字來記錄英語“早上好”的發音。今天研究壯侗語的專家，可以毫無困難地借當代壯、侗語的知識，對漢代用漢字記音的文本從事試讀。他們通過這個方式翻譯出來的文本，所表達的意思與劉向記錄的漢譯本十分貼近。雖然劉向記錄的譯文可能因為深受漢代流行的楚辭風格影響，而已經變得“宛若楚辭”。

這個例證非常生動地表明，所謂“越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說的是屬於壯侗語族的古代語言。他們沿海岸北上，走得非常之遠。活動在上古中國北方的“東夷”中，可能還有他們的後裔，甚至主要就是由他們的後裔構成的。

如上所述，從兩廣陸海邊境和從滇緬走廊進入中國的晚亞洲人，同樣在南部中國後來的人口史和民族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但對華北來說，後一批人群，也就是從滇緬走廊北上的晚亞洲人的影響，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