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節我們來談談霸主。首先我們要談一談齊國的霸業。談齊國的霸業，那麽一定要談管子(管仲)的改革。
管仲這個人在曆史上是一代賢相，在齊桓公稱霸之前，管子就對齊國進行了改革，也可以說，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麵進行改革的人物。
首先說在軍事方麵的改革，《國語》說要“三其鄉伍其鄙”，然後“作內政而寄軍令”。實際上要點就是把對民事的管理和軍事組織結合起來。所謂“三其鄉伍其鄙”，就是要把鄉一分為三，這個鄉主要是指能夠出戰士的鄉。那麽整個齊國有多少鄉呢？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個，也就是劃了六個鄉是不參與戰爭的，他們要為戰爭提供服務，提供戰爭所需要的各種物質基礎。所以實際上是士鄉十五，這士鄉十五一共組織了三支軍隊，齊桓公領導一支，然後另外兩個齊國的貴族——國氏跟高氏——各領導一支。這就是三鄉軍隊。
管仲這樣組織軍隊，有一個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大家的互相熟悉，“五人”是最基本的活動軍事單位。《國語》中記載，他說要“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他們是鄉親，互相熟悉，祭祀的時候共同祭祀鬼神，祈求福報。麵對死喪，他們互相撫慰，有禍和災都共同承擔。這樣一個基本的組織，就叫“三鄉”。管子實際上就利用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血親意識、鄉裏意識來組織軍隊。
那麽這個“伍其鄙”又是什麽呢？這就涉及鄉和鄙的區別。二十一鄉都是齊國的基本民眾。“國”的範圍就是一個土圍子。在土圍子裏你得吃飯，得種地，得有工商業，還得用城邑保護這麽一片地區。所以土圍子外還有一個周邊地區，這就是所謂的“鄉”。但我們知道齊國它不可能光管一個臨淄及周邊地區，它還有泰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實際上這些地區往往都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們也有城邑，也有統治者，但是整體被征服了，所以他們就被作為“鄙”進行管理。這就是“國野”製度。《國語》裏邊的《齊語》記載說：“三十家為一邑。”邑設有司，就是設一個官員。十邑為卒，十邑，就是300家，每家出一個人。注意，出一個人不一定是上戰場打仗，可能是做後勤、做運輸等。十邑就是一個卒，卒有卒帥；十卒構成一個鄉，然後鄉有鄉帥。這樣的話，他把“鄙”也組織起來，這個鄙叫五屬大夫。這就是“三其鄉五其鄙”，這就是“作內政而寄軍令”。這種行政區域的劃分，蘊含著一種軍事精神。所以為什麽齊國率先稱霸？這跟管子用軍事精神管理是分不開的。
另外就是管子為了管理鄉野，還實行了一種比較公正的改革，即“相地利而衰征”。什麽叫“相地利而衰征”？就是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收糧食。廣大的鄉野，每一塊田地質量不一樣，產量也不一樣，你不能說你有五畝地，他有五畝地，你那五畝地是山坡地，非常瘠薄，他那五畝地是水田，是便於灌溉的肥沃田地，卻收一樣多的糧食，這就不公平。所以他要“相地利而衰征”。管子治國，治纖治細，他非常講究，要考察每一塊地的質量。憑借這樣的精神，他能夠鼓動民心，這就是改革。
另外還有一項關乎軍事的改革，就是在士、農、工、商組成的鄉裏邊，他強調士跟士住在一起，農跟農住在一起，工跟工住在一起，商跟商住在一起。就是要重新規整，要“定民之居”。這某種程度上是和曆史發展的態勢相悖的。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士、農、工、商不雜居是非常僵化的一種劃分，為了方便，就把工、商(尤其是商人)的居住地點劃得很死，這非常不好。這個改革有點逆曆史潮流而動，逆曆史潮流而動就難以持久。它和商鞅變法用土地刺激戰爭熱情是不一樣的，殺人以獲得土地，這符合人性。所以為什麽齊桓公死後，齊國的霸業難以持續，有這方麵的原因。
管仲的改革還特別強調什麽？人才。比如說他有一個“三選法”。二十一鄉的鄉長要向政府推薦賢人；官長也得在自己的部門中尋找賢人，推薦人才；最後，君主齊桓公要親自相相麵，看一看，問一問，不能說誰推薦了，我們就照單接收，沒有那麽便宜。這叫“三選法”。三選法達到了這樣一個狀態，叫“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當然“匹夫有惡，也可得而誅也”，好人能得到獎勵，幹壞事要受到懲罰，功過分明。這是法家精神，真正的、健康的法家精神。
經過管仲的一番變革，齊國率先適應了春秋這樣一個戰爭時代的曆史要求。管子這個人很有意思，《論語》裏邊對管仲的評價還是比較真實的。孔子的學生子貢和子路都質疑管仲不是個仁人誌士。管仲一開始輔佐的是公子糾，公子糾跟齊桓公小白兩人爭位，後來小白贏了，公子糾死了。另外一位輔佐公子糾的大臣叫召忽，就死節了(注：為保全節操而死)，而管仲不但不死節，還一轉臉就輔佐了公子糾的敵人小白。
孔子在回答這兩個學生的問題時提道：“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是誰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是管仲的力量啊!“如其仁!如其仁!”說這就是他的仁德，這就是他的仁德!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在《論語》中，孔子評價一個曆史人物，很少讚美他是仁者，可是管仲就得到了這一讚美，還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要不是管仲輔佐齊桓公抗擊夷狄，我們這群人就被發左衽變蠻夷了)。這裏也提到了管仲輔佐齊桓公爭霸的價值，那就是抗擊夷狄，捍衛了中原文明的生存方式，所以“民到於今受其賜”，就是我們要拜他之賜。
另外，在《論語》中也說到管仲這個人的行事，說他“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而無怨”。說管仲這個人物不簡單，伯氏這個貴族做錯了事，被管仲沒收了封地。伯氏受罰後十分貧困，以至於隻能吃粗糧，但是即使如此，到死也不埋怨管仲。像蘇軾就說，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容易，罰了一個人，讓這個被罰的人不埋怨自己，這個就不簡單了。這個人在人格上是有深度和高度的，這就是管仲有趣的一些地方。
另外，相傳管仲還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宰相肚裏能撐船”的人。當然這個未必是管仲說的，這句話見於《管子》。《管子》這本書是戰國時期的人依托管子寫的。齊桓公問：“鮑叔牙能不能接你班做宰相？”當時管仲病了，但實際上鮑叔牙可能比管仲年紀大，死得更早一些，所以這件事的真實性存疑。然後管仲就說：“鮑叔牙不能做宰相。”齊桓公說：“為什麽？他當初可是推薦你做宰相的啊。”管仲說：“鮑叔牙這個人是非太分明，有的時候內心就難免不寬闊。”搞政治，好人得容，壞人也得容，因為一個人的身上有君子心，也有小人心。好的宰相能讓大家多發揮君子心，少發揮小人心。另外，朝廷是能獲得最大利益的地方，什麽人都往這兒混，一個宰相專容納好人，排斥壞人，那壞人就要算計你，他們成事不足，敗事可是有餘，這就是“宰相肚裏能撐船”的道理。這都是關於管仲的傳說，帶有強烈的智慧色彩。
孔子在評價齊桓公和晉文公的時候提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這個“譎”就是“詭詐”的意思。實際上，這是對兩代霸主做了德行上的評價——齊桓公是正派的，並不耍心眼；晉文公就有些詭詐了。孟子認為，霸道就是“以力假仁”，骨子裏邊存的是掠奪別人權利的心，名義上卻打著仁義的口號，這就是“譎詐”。這種譎詐現象，在晉文公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後來的霸主，在某種程度上也都有這個色彩。
魯閔公元年(前661)，發生了一件事情——狄把邢國給圍了。邢國在今天河北省邢台這一帶。邢國的使者向齊國求援。這個時候齊桓公已經在位25年了，管子前期的改革已經實施完並開始奏效了。齊桓公拿不定主意，就問管仲：“我們救不救？”管仲說了一句話：“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注意，這十六個字非常重要。“戎狄”就是指當時的異族，和“華夏”相對。
“諸夏親昵”，諸夏就是華夏，華夏的這些國家，彼此都是親人。這實際上就說到了封建所造成的這種“一家人”的感覺。這對後來中國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同時，管仲也是第一個利用這種民族親近感辦大事的人。民族大義這麵旗幟一被豎起，齊桓公的行為就有了一個綱領——以“攘夷”為目標讓大家聯合起來。而“攘夷”必須有一個中心人物，這個中心人物就是周天子，這就是“尊王攘夷”。於是齊桓公就派人給邢國解圍。同時，齊桓公出於安全的考慮，把邢國遷到了夷儀。關於夷儀這個地方在哪兒，學者有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是山東聊城這一帶，靠近齊國。《左傳》中記載，齊國和諸侯的軍隊在幫助邢國遷移的時候，邢國宮廷裏邊的青銅器、珠寶一件都沒有丟。大家是一家人嘛。什麽叫一家人？我幫你搬家，我拿你東西，那不叫一家人。在遭受災難的時候，人們表現出的那種嚴肅、誠心誠意，才是最感人的。
這樣邢國的形勢基本上就穩定下來了，但是剛剛穩定不久，到了第二年，衛國又出事了。魯閔公二年(前660)冬，戎狄開始進攻衛國。衛國在黃河北岸安陽這一帶。西周初期，周公的弟弟、文王的兒子——康叔被封建在這裏，有殷商背景，而且也是個老牌國家，在春秋之前是一等大國，很親貴的國家。但衛國多年來不思進取，再加上那個衛懿公好仙鶴，讓仙鶴坐戰車，招搖過市，這就得罪了國民(有資格穿上鎧甲去打仗的這些人)。結果，戰爭來了，穿著盔甲的國人就說，既然允許仙鶴坐戰車，那就讓仙鶴去打仗，你找它吧。這種情形下，衛懿公隻好臨時組織了一支軍隊，去迎戰敵人。在出發前，他把政權交給兩個大夫，大概就連自己都感覺凶多吉少了，就跟他夫人說：“你聽他們的，我去打仗。”於是在熒澤，即衛國的北部，和敵人遭遇，結果大敗。大敗了以後，北狄一窩蜂把他圍了，然後把他殺死了。這是《左傳》的記載。有些史書像《呂氏春秋》講得更慘，說狄人把他吃掉了，吃得還剩一片肝。一個叫弘演的人，一看君主死得這麽慘，覺得不能讓他死無全屍。於是他走上戰場，找到君主的一片肝，然後把自己的肚子剖開，將肝放進去，這就等於給了君主一具屍首。
在衛國軍隊打了敗仗以後，有兩個史官被抓了起來，一個叫華龍滑，一個叫禮孔。他們兩個商量了一番，覺得應該回去報信，就跟那個狄族的首領說：“我們兩個是史官，掌握著衛的祭祀大權，也就是說國民聽我們的，我們先去報信，讓國民開城。”結果狄人就放了他們，他們兩個回去後，就向本國傳達了一個消息，說這城不能守了。這一消息傳開後，國民一窩蜂逃離了城市，向東南跑。北狄過來以後，民眾連個依托都沒有，毫無組織地撤退，結果被北狄砍瓜切菜般屠殺。民眾向東南渡過黃河後，數一數幸存的人數，一個幾百年的老牌國家，最後還剩下730人，這是非常慘痛的。
這個時候衛國的臣民就盼星星、盼月亮地希望諸侯能伸出援手。在這個時候，齊桓公遵循著“諸夏親昵”這樣一個大原則，率領諸侯沿著黃河一岸布防，是很名正言順的。當然，實際上他隻能守住黃河的東南，黃河西北岸基本上已經淪陷了。由此可見，那次北狄入侵是一次很大的異族進入中原事件。有學者探討說，北狄為什麽跑到平原上來肆虐呢？這應該和晉國有關係，因為晉國在山西境內剿滅這些戎狄，擴張領土，於是戎狄就過了太行山，向華北平原的華夏人群複仇。而齊桓公他們這些人就沿黃河東南岸防禦，正因為如此，北狄才沒有進一步泛濫。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的由來。
《左傳》中記載，齊國還給了衛國的民眾很多門材、木材、雞鴨。另外君主出門得坐車，尤其是君夫人，但逃離的時候也許是太慌張，連車駕都不知道丟哪兒了，於是齊國又送給君夫人塗有色彩、圖畫的車，還有一些禮服。這樣，衛國人算是得救了。
齊桓公把局勢穩定了以後，先在曹這個地方給衛國建了個臨時都城。衛國君主代代更迭，衛懿公死了，戴公即位，接著戴公也死了，然後衛文公即位。但衛國人不能總是在臨時都城裏待著，於是齊桓公又組織諸侯，在今天的河南滑縣，花了幾年時間替衛國人把都城給建成了。衛國人住進新的都城，很高興，連喪亡之痛都忘掉了。所以《左傳》記載：“衛國忘亡。”後來衛文公又發奮努力，若幹年後恢複了國家。以上就是齊桓公的霸業。
這一霸業使中原諸侯看到，齊桓公是肯幫忙的，他能夠用自身的力量去保護大家，所以大家都聽他的。但是對管仲而言，他的目標不僅僅是通過改革打造一個強大的齊國，實際上他還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匡正天下。他在葵丘之會公布了這麽幾條：不要像周幽王那樣，因為小老婆生了兒子，就動輒把立好的太子廢掉；另外就是“毋曲防，毋訖糴”。什麽叫曲防？曲防就是以鄰為壑。大家都是周文王之後，鬧洪水了，你不能修個溝，專門把水往鄰國引，讓洪水流到鄰國去。引申之意就是不要用災害傷害其他鄰國。“毋訖糴”是什麽意思？“毋訖糴”就是鄰國發生災荒了，你不能囤積著糧食，不往外放。另外不要專殺大夫，要尊重賢人，等等。這個本來應該是周天子來公布的，可是周天子家裏邊正上演庶子奪權的戲碼，沒工夫搭理這些。但這樣一來，名不正言不順。所以齊桓公攘夷可以，可要真正匡正這個天下，他是辦不到的。齊桓公、管仲在這個意義上是悲劇性人物。
總而言之，我覺得孔子還是看得比較真切的，當時如果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那戎狄泛濫，華北地區的諸侯國可能就淪陷了。淪陷了以後，華北地區的人群就隻能“被發左衽”了，中原華夏這種建立在城邑、農耕基礎上的文明生活，可能也就喪失了。
這就是齊桓公的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