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介紹了中國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對南部中國人口分布格局與經濟文化變遷的深刻影響。與此同時，我們知道，由於五胡勢力的深入，北半個中國也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所謂“十六國”時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繼承王朝，即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華北在兩百六七十年間輪番經受了一係列北方少數民族(以下我們就把他們簡稱為北族)王朝的統治。他們的統治集團在建國前，都已經移入華夏地域的邊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華夏社會軍事與政治鬥爭的過程裏，深深地受到漢文化的熏染。
這一段“滲透”的經曆，在這些統治者的行為與意識裏刻下了極深的印記，所以研究者們有時把他們建立的政權概稱為“滲透王朝”。這種滲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後並未絕跡。唐朝後的五代裏，除了開頭和最後的兩個政權，中間三個都是由說突厥語的沙陀人建立的滲透王朝。
滲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華夏社會滲透的長期過程中，北族上層統治者有充分與反複的機會對漢文化取得相當深入的了解，同時卻與位於漢地之外的他們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親緣群落日漸疏遠，甚至斷絕了聯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對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識淡化了，也因此喪失了從原居地的同族中汲取獨特人力資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們與我們以後將要說到的遼、金、元、清等政權相比，對這一點就會看得更加清楚。
十六國裏最早建國的匈奴人劉淵，就曾拜一個山西的儒生為師，跟他學習過《詩經》《易經》和《尚書》，他還尤其喜愛《左傳》。建立了北魏的鮮卑拓跋部，自認來自大興安嶺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裏的、與他擁有共同祖先的鮮卑部落，卻被北魏統治者改名為“室韋”，即將他們視為與自己毫不相幹的“夷狄”。這樣的事情，是絕不會發生在蒙古人或滿族統治的時代的，這兩者都把留居在“後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為這樣，在吸納華夏文化，把它當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與製度、文化資源方麵，滲透王朝的統治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遠遠超過10世紀之後的遼、金、元、清各朝。雖然他們自認是與華夏人群不同的“夷狄”，但隨著他們越來越“象”華夏政權，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變得越來越強。
十六國時期，北族雖然都已經在華北建國，還把南遷的東晉視為偏安之國，但仍然認為晉朝才是正統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在北族在自認是有異於華夏的夷狄同時，又以中華自居，開始形成一種中華意識，而這種中華意識卻又擺脫了以漢族為中心的世界觀。到孝文帝改革後，漢人與北族就越來越快地演變為同在中華意識下的兩個亞群體。
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我們已經開始使用“漢人”這個名稱了。的確，大概就是在北魏後期，當北族也被納入“中華”的範圍時，原來稱為華夏的那個人群就逐漸用“漢人”來指代了。在統治者與被他統治的人口屬於同一個民族時，王朝的名稱可以用來指稱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人”“晉人”等。但在北族王朝時期，所謂“魏人”“齊人”(這裏是指北魏、北齊)，乃至“國人”等，都專指北族統治者而言。被統治的華北原居民，既不屬於“魏人”或“齊人”，更沒有資格成為國人，那麽他們該如何稱呼呢？“漢人”在這時就被賦予了新的含義，也就是指漢朝時民眾的集體後裔。這個意義上的“漢人”的稱呼，就是後世的漢族這個名稱的來源。
進入華北腹地的不同人群與當地人群的互相融合，或者說叫作“涵化”，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過程。正像我們在上麵談到的，北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接受漢文化的浸潤；與此同時，漢人也把源於北族文化的許多成分吸納進漢文明之中。比如漢人從前不坐椅子，隻是跪坐，或者盤腿席地而坐。後來漢人開始使用“胡床”，就是從馬紮演變而來的折疊椅，也就是後世太師椅的原型。它是漢人從北方遊牧民那裏學來的，漢代時已傳入宮廷，在南北朝的漢人上層社會裏已經非常流行。戰國時，趙武靈王為學騎射而令趙國人改穿窄袖緊身的“胡服”，包括有褲腿的褲子在內。在這之後，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又興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夢溪筆談》裏總結說，“自北齊之後，中國衣冠全用胡製”，這是說從北齊以後，中國人(這裏指的是漢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樣式。辛亥革命前，經學家劉師培寫過一篇文章，從音樂、衣服、宮室器具、禮俗言文四個方麵論證“中國並不保存國粹”的觀點，其中很多例證，都與我們現在討論的那個時期有關。
比如說“魏晉以降，古樂衰微，而相雜以羌胡之音”(魏晉以來，古代的音樂都衰弱了，而混雜進了少數民族的音樂)；七七守喪的製度，始於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漢族朝儀後來也以穿靴為製度，諸如此類。鮮卑語稱兄長為“阿嘎”，漢人用“哥”字來記錄它的聲音。這個“哥”字在漢文裏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為被移用作兄長的同義詞，所以後來隻好又另造一個字，就是使用到今天的那個“哥”字旁加“欠”的“歌”字。
與兩三百年前十六國時期華北殘破不堪的局麵相比，北朝後期的漢文化，獲得了極大的改觀。《洛陽伽藍記》記錄了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話：“自晉宋以來，南方人一直還把洛陽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長江以北全當作被夷狄破壞的地方。最近到洛陽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名門大族都還在中原。禮儀的富麗與盛大、人物的層出不窮，讓我眼花繚亂，一言難盡。我們對北方人難道還可以不加敬重嗎？”
北族既然和漢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那隻能依靠統治地位的高低來維持民族身份的差異了。所以當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地位後，進入腹地的北族後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漢族之中。注解《資治通鑒》的胡三省感歎說：“嗚呼!自隋以後，華北著名一時的人物中，出於過去北族的子孫占了十分之六七，現在還要辨別他們是否真屬於漢人，還有什麽意思呢？”
南方漢人的情況也一樣，在本群體中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漢族就是這樣，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們可以在這裏結束對“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關於後麵兩次北方人口的南下運動，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亂”與宋朝“靖康之難”後的人口變遷，人們注意得較多的是後麵那一次。不過前麵一次現在也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按《舊唐書》的記載，自從發生於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後，中原變亂不斷，像襄陽、鄧州的百姓，開封、洛陽這兩個京都的貴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區，所以荊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舊唐書》又說，長江下遊地區也因為東西兩京(長安、洛陽)遭受叛軍**的威脅，而成為大戶人家南走避亂的目標地。到達江西的北方移民，成為後來客家人的先驅人群。
有關“靖康之難”和宋金交替，我們都已經從“泥馬渡江”“嶽母刺字”等說嶽故事中感受過它沉重的曆史分量。這裏不必再細說。而伴隨宋政權的南移，中國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南移的過程也結束了。中國史上“唐宋轉折”的全部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高度繁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