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對他來說是始於外部而非內部,並且主要由大量可怕的景象和汙穢的物件構成。

由於最近關於這位作家——他的名字我們已經寫在正文之前的題目中了——的價值展開了一些簡短的討論[2],因此向那些對相關爭論僅僅是模糊地感到其主題很古怪的一些讀者介紹他就不會有什麽不恰當的地方了。夏爾·波德萊爾不是文學界的新人了,他最重要的作品[3]創作於1857年,而他的職業生涯在幾年後就終結了。但是他的崇拜者們把他的作品奉為經典,將他抬高到了那些不朽的作家之列。雖然我們在這一點上和那些崇拜者持不同觀點,但是對波德萊爾的這種為他所需要的關注並不會把我們引到太離譜的歧路上去。從數量上(不管他在質量上如何)而言,他算不上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加上英年早逝,他的作品並不很多,並且他最引人注目的原初作品隻包含了兩本小冊子。

他的名聲起源於《惡之花》的出版,此前,這部詩集已經見諸期刊。《兩個世界的評論》就曾把其中的幾首詩介紹給了世界——或者更準確地說,雖然它把這些詩歌放入了輿論的洗禮池中,但它卻謝絕做它們的教父。在這本期刊上,有一條伴隨詩歌發表的評論否定了所有編輯對這些詩歌在道德性方麵的讚賞。這當然給它們拉攏來了一眾讀者,而當這部我們已經提到過的作品一經出版便遭到警察的全麵審查和修訂時,仍有更多的人想要擁有這部作品。然而即便有審查製度帶給他的一點好處,波德萊爾也從未在任何程度上變得流行起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惡之花》隻重印了五版。看到波德萊爾的大膽魯莽竟然引發了如此大規模的一場醜聞,當今的讀者最大的感受會是驚訝,甚至還覺得好笑。從那時以來,整個世界都在飛速發展,而在1875年,法國的審查製度一定處在一種過度嚴苛的狀態。無論在法國還是英國,對於當今的散文和詩歌讀者來說,《惡之花》裏都沒有什麽能讓他們哪怕是把眼睛瞪大的內容。我們已經穿過了烈火熔爐,並從經驗中吸取了教益。我們比拉辛筆下的女主人公還要幸福,她做不到:

在任何時候都麵不改色[4]

波德萊爾的詩句並不讓我們覺得是從一個虛張聲勢的人口中吟誦出來的——雖然我們聽說,波德萊爾在談話中有一個簡直讓人討厭的習慣,就是烘托出一種安靜的駭人氣氛——這些人眼都不眨地堆積起碩大而醜陋之物,以及瀆神的東西,並且還帶著一種完全隻是在老生常談的神情。

很明顯,《惡之花》是一部誠摯之作——對於有著波德萊爾這樣的脾氣和教養的人而言,一切都可以是真誠的。似乎對我們來說,真誠屬於那種波德萊爾和他的朋友們不太會關心的一類品質。他偉大的特性在於他極致地發展出了對奇特景象的感知,並且他所關心的是事物的樣子,以及它們是否能夠產生出某種富於想象的樂趣。相較而言,他對它們的意義和去向,以及它們之於整體人類生活意義的關心就要少得多。《惡之花》後來重印的版本(這裏麵仍有些被禁的詩篇沒有收入,但我們認為其餘的那些都得以出版)收入了泰奧菲爾·戈蒂耶撰寫的長篇序言,這篇文章從側麵解釋了那些唯心論報紙所謂的波德萊爾的“心理狀態”。波德萊爾當然不會為戈蒂耶對他做出的評論承擔責任,但我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通過一個人結交的夥伴來評判他。欽慕戈蒂耶當然是好品位的表現,但是我們卻隻能把被戈蒂耶欣賞當作是一件有失體麵的事。他對《惡之花》的作者做出了極為生動的闡釋,但其中關於單純的準確性問題卻顯然非常地不受重視,以至於如果我們去附和這樣一種標準,就會感到極度的良心不安。然而,當我們在讀他的文章時,卻發現自己希望波德萊爾與作者自身的相似性要麽更多一些,要麽更少一些。戈蒂耶完完全全是真誠的,因為他隻處理那些奇特的景象,並且自稱隻關心表象。但是波德萊爾(在我們看來,他的才華完全在戈蒂耶之下)卻把闡釋的方法應用於那些完全不充分的事情上,因此人們便總是認為較之於事物本身來說,他更關心他的方法——即創作那些具有奇異畫麵的詩篇的方法。總體而言,正如我們所說,這種推斷可能有失公正。波德萊爾對於生活在道德層麵的複雜性有著某種探索性的感知,而如果說他所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這些複雜性都拖進了非常混亂的元素之中,而他自己也陷入這個水坑裏苦苦掙紮,濺潑出了水花,因而這些道德上的複雜性呈現在我們麵前時就沾滿了泥汙,那麽這就不是一個好意的願望,而更像是他在視野上的模糊不清和永久的不成熟。再者,對於美國讀者來說,由於波德萊爾是我們的愛倫·坡[5]的鼓吹者,因而對他的接受程度就更高一些。他非常細致而精確地翻譯了坡的所有散文作品,並且,我們相信他也翻譯了一些非常沒有價值的詩歌。帶著對《神秘及幻想故事集》[6]作者那獨一無二的天才的尊敬,在我們看來,它似乎表明,對他超乎一定程度之上的嚴肅態度就意味著自己本身缺少了一份嚴肅性。對坡產生的強烈興趣明顯地表明他處在思考的初級階段。波德萊爾認為他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家,而他的祖國忽視了他表達出的那些珍貴的思想則是一樁罪過。然而,坡是比這二者大得多的江湖術士,同時也是更偉大的天才。

對於波德萊爾的詩來說,“惡之花”是個非常恰如其分的題目,但卻不完全合理。散落的花朵確實會在那顫動著的惡之沼澤中盛開,而如果詩人不介意在搜尋那甜美之物時可能會嗅到腐壞的氣味,那他就可以非常自由自在地去探尋它們。但是波德萊爾卻——大概來說——沒有摘掉那些花朵——他拔除的是那難聞的雜草(我們認為的前提是他沒有在一個純粹諷刺性的意義上使用花朵這個詞),並且他還經常裝了滿杯的淤泥和汙水。他對自己說,那些惡與汙穢的領域必須被柵欄圍起,從而與詩歌的領地相區隔,這是一個巨大的恥辱;這個領域裏充滿了主題、機會和影響;它有著自己的光亮與陰影,自己的邏輯和奧秘;並且那裏有著對一些重要詩歌的創作。因此,他跳過了柵欄,並且立刻讓那沼澤浸沒到了他的脖子那裏。波德萊爾的想象是那種憂鬱而凶險的類型,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種投入黑暗和汙穢之中的做法無疑是非常自發和無關功利的。但總體而言,他讓我們感到他很冷淡,而從他那無可置疑的勇氣和想象力的敏銳這一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他不是通過經驗來認識到惡——他並不把惡當作是他自身的什麽東西——而是通過冥思和好奇來認識它的,把它當作外在於自身的東西,對此他那智識上的機敏完全不會感到不安,實際上反而是(正如我們所說,他的想象屬於那種陰暗的類型)愉快地倍感榮幸且受到激勵。在前一種情況中,波德萊爾——再加上他的其他才能——也許算是一位偉大的詩人。然而事實上,惡對他來說是始於外部而非內部,並且主要由大量可怕的景象和汙穢的物件構成。這種對事物的看法簡直幼稚得可笑。惡被表現為血、腐肉和生理疾病——為了讓詩人的靈感得到有效的激發,一定要有腐爛的屍體、饑餓的妓女和已經空了的鴉片瓶。

隻看一眼就能把波德萊爾概括出來的一個好方法,就是說他在處理惡的方麵恰好和霍桑相反——霍桑是從惡的源頭,也就是人類意識的深處去感受它的。除了波德萊爾那才華橫溢,但更為次要的小冊子以外,他就屬於霍桑的反麵類型。他處理自己最喜愛的主題時,缺少的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品質(坡就是他眼中的形而上學者,並且是他對其真摯的熱愛支撐著他完成了《我得之矣!》的翻譯),這使他遭受了一類譴責,比如埃德蒙·謝雷先生就指責他以腐壞之物[7]為養料;而實際上,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從來不清楚自己在應對的是什麽東西。我們遇到的是悲傷情緒與可憎的事物混雜在一起,互不分離,而我們則感到迷惑,不知道這一主題是自詡訴之於我們的良知,還是——我們原本要說——訴之於我們的嗅覺。“惡?”我們驚叫起來,“你太高看自己了。這不是惡,這也不是謬誤,這就是惡心!”我們的不耐煩就和如果有一個自稱要摘下“善之花”的詩人把梅子蛋糕和古龍水當作樣本,在我們麵前狂熱地歌頌時我們所感到的不耐煩一樣。拋開他主題上的問題不談,波德萊爾詩歌的魅力往往非常之大。他屬於那種我們從中隻能發現有限樂趣的天才作家——那種費力、審慎、簡約型的作家,他們要在口袋裏摸索半天才能掏出一枚硬幣放在掌心。但是,當波德萊爾最終創造出這枚硬幣時,它往往具有極高的價值。他有著非凡的語言直覺和恰到好處的修飾語。然而,對於戈蒂耶向他在這一方麵的才能所表達出的極度傾慕,我們不禁會感到訝異:這是一個才華如江河噴湧而出的作家在向一個才華像涓涓細流的作家所表達的傾慕。在某一點上,波德萊爾是極為獨特的——在他表達聯想的才華方麵。他的修飾語就好像是從古老的櫥櫃和口袋裏拿出來的,它們有著一種神奇的陳腐氣息。此外,他對那些悲慘和汙穢在表麵上的奇特景象所具有的天然感知是極為敏銳的。對於這樣一種感知力的好處,也許人們有著不同的觀點,但無論它價值幾何,波德萊爾對它的掌握都達到了一個高度。他其中的一首詩作——《給一位紅發女乞丐》——在優美地表達出對可恥之事濃厚的興趣方麵稱得上是傑作:

對我,孱弱的詩人,

你這年輕的病身,

雖布滿紅色雀斑,

依舊甘甜。[8]

波德萊爾憤怒地否決了把自己看作是所謂現實主義者的評判,而他這麽做無疑是正確的。對於現實來說,他身上牢牢地附著太多的幻想;他總是添枝加葉地渲染事實,並額外附加上許多細節——這種努力賦予了他些許的古怪和神秘,而這正是詩之所以為[9]詩的東西。波德萊爾是一位詩人,而對於詩人來說,去做一個現實主義者無疑是荒唐的。通常,波德萊爾在自己的主題中所注入的觀念會加深人們的反感,但無論如何它還是精巧的。當他在向“汙臂的荒**”[10]祈禱時,人們可以肯定他表達的意味比顯而易見的粗俗更深——也就是說,他意指一種更為強烈的扭曲。他偶爾也處理宜人的主題,並且即便是最不認同他的批評家也一定會承認,他最成功的詩作也是他最為完整和動人的作品,我們指的是《小老太婆》——一首十分巧妙精湛的作品。但如果說它代表了作者最高水準的話,那麽他極少能達到這個頂點。

毫無疑問,如果要討論有關道德——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道德——之於藝術作品的重要性,波德萊爾就是一個重要的文本,因為他極為罕見地結合了技巧上的熱忱、耐心,以及墮落的感傷之情。然而即便我們還有篇幅來開啟這樣一場討論,我們也應該少費些口舌,因為我們感覺關於這一個問題的爭論看起來非常荒謬。如果用兩個詞來表達的話,去否認題材的相關性,或者否認道德品質對於藝術作品的重要性,都讓我們覺得是難以形容的愚蠢。我們不知道那些大道德學家關於這個問題會怎麽說——他們很可能會心平氣和地處理它,但那並非問題所在。偉大的藝術家們將會說什麽則是無可置疑的。這些天才認為那整體的思想者是一致的,而如果不把道德因素算在一個人對一件藝術作品的欣賞中,那麽這就和從藝術作品(如果它是一首詩歌)中排除所有三音節的詞一樣明智,或者就把這樣的部分僅僅看作是在燭光下寫成的。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倡導者在情感上的粗俗往往是一個顯著的例證,它表明事實上大量的所謂文化可能並沒有消除掉精神上那根深蒂固的偏狹。他們談論道德的方式就好像埃格沃斯[11]小姐筆下孩子氣的男女主人公談論“醫學”——他們指的是道德因素被放進藝術作品和人們對這些作品的欣賞之中,以及被排除在外的狀態,仿佛道德因素是一種彩色的**,它被裝在一個貼著標簽的大瓶子裏,放在某個神秘又富有智慧的櫃子中。實際上,它隻是靈感那必要的豐富性的一部分——它和藝術的方法無關,但卻和藝術的結果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一部藝術作品在源頭上感受到的道德因素越多,它就越豐富;如果感受到的越少,它就越貧乏。品位廣博的人會更傾向於豐富的作品,並且他們也不會讚同方法就等於全部作品的觀點。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對於大多數在任何程度上靠作品進入藝術世界的人來說,上述所有論斷都是足夠明確的。在他們看來,主題是他們作品的一部分,就好像食欲是他們晚餐的一部分一樣。正如一些波德萊爾的仰慕者會使我們相信的那樣,他離這種思考方式並不太遠。然而我們在總體上可能還是要說,他是奇異幻想的受害者。他試圖用卑劣的主題寫出優美的詩作,而在我們看來,他顯然失敗了。作為詩人,他提供了不適和痛苦的永久印象。他去尋找墮落,而這個病態的疲憊詩人卻證明了繆斯的毫不領情。有思想的讀者感覺自己像個批評家,正如我們所說,盡力地去發現那被醜惡扭曲了的美。毋庸置疑,詩人所期望的東西似乎總在他關於詩歌的態度中呈現;而讀者所看到的,則是一位紳士以一種看起來非常痛苦的姿勢,緊緊盯著大量被我們明智地回避掉的東西。

[1]原題為《夏爾·波德萊爾》,最初於1876年發表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後收入評論集《法國詩人與小說家》(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

[2]關於這個主題,一本美國期刊發表了一些書信往來。——作者注

[3]《惡之花》,夏爾·波德萊爾著,泰奧菲爾·戈蒂耶注釋。巴黎:米歇爾·列維出版社。——作者注

[4]出自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的悲劇《費德爾》。

[5]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國作家、編輯、文學批評家。

[6]愛倫·坡的小說集。

[7]原文為法語“pourriture”。

[8]詩作引自郭宏安譯本:夏爾·波德萊爾:《惡之花》,郭宏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86頁。

[9]原文為法語“raison d'étre”。

[10]出自《惡之花》中《兩個好姐妹》這首詩。

[11]埃格沃斯(Maria Edgeworth,1768—1849),英國作家,一生為成人與兒童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