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圖南
作者簡介：楚圖南，1899年出生，雲南文山人。時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北京師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員會主任、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民盟中央主席等職。1994年逝世。
（1947年10月）我盡快離開了環境險惡的上海，到了香港。當時香港的政治形勢十分複雜，除了黨領導的進步力量外，國民黨的各派係、有各種背景的反蔣政治力量都在香港活動。我到香港後住在當時生活書店負責人黃洛峰同誌家裏，並通過《華商報》找到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喬冠華同誌，他們告訴我，沈衡老、章伯鈞等還未到香港。香港情況複雜，因此商定最好早日到解放區去。
當時去解放區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是由香港去東北，另一條路是經天津過封鎖線去華北解放區。因為去東北時間要晚，我決定先回上海安頓一下家小，準備由天津進解放區。回到上海，我和過去在昆明的一位學生，當時在中共中央城工部工作的辛毓莊同誌取得了聯係，他專程從天津來看我。我向他說明了漢夫、冠華同誌的意見以及我要進解放區的願望，他告訴我將回天津和城工部商酌為我預先做好安排，並和我商定了聯係辦法，讓我靜候他的通知。
直到這年（1948年）的秋季，我得到辛毓莊的來信，讓我從上海乘船由海路去天津，當時決定和我一起去北方的還有一位在昆明工作過的進步青年學生侯大乾。去天津，第一道難關是買船票。當時國民黨特務對去北方的人盤查甚嚴，買船票前要經衛生檢疫，要打防疫針，實際上是觀察旅客中有無行跡可疑的人。這時有一名在上海的進步青年學生曾憲洛同誌主動替我去接受“檢疫”，打防疫針，取得了證件，並買到了去天津的船票。這樣我就和侯大乾同誌同行，攜帶一些簡單行李，告別了家人乘船北上。
幾天後，船到了天津，時逢夜晩，港口碼頭上探照燈照得雪亮。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警憲林立，如臨大敵，對下船乘客及攜帶物品逐一搜身檢查。我悄聲告訴侯大乾，由他照料我的衣物行李，我好設法混進接旅客的人群溜出去。就在此緊要時刻，辛毓莊同誌已在碼頭上的柵外等候。他看見我，即一把抓著我的手，將我推進停在附近的一輛小汽車。開車的是一位身穿國民黨官製服名叫周匡的同誌，不通過檢查立即將我們一直送到他的家裏，辛毓莊同誌和他商量後做了簡單的安頓，並告訴我不要出去，不要和外人接觸，在房間裏休息，一切聽候他的安排。不久侯大乾也到這裏來了。這時，我才知道周匡同誌是城工部派在傅作義部隊做地下工作的。
幾天以後，我們和辛毓莊同誌再一次見麵。他告訴我們已同各方麵取得聯係，安排好了去解放區的路線，同時派了一位姓張的同誌扮作我的侄子，沿途護送我們，說是長久離家，現在要回滄州原籍。由於我的南方口音很重，交代我一路上少說話，一切由“侄子”代答，並告訴了我們沿途回答的口令和萬一出現意外時的一切應急的措施。這樣我和“回老家”
的“人力車夫”侄子兩人，從陸路冒著寒風順利地經過當時國共雙方軍事封鎖線靜海縣到了對麵唐官屯解放區，這時在滄州工作的蕭敏同誌已派人來唐官屯相接。我們到滄州見到了蕭敏同誌，並由蕭敏同誌聯係安排經過衡水到達石家莊。此後由交際處的申伯純同誌接待，侯大乾同誌則留下學習。我由中央派車來接到了平山縣的李家莊，時為1948年11月上旬。
就這樣，我總算度過了破曉前最黑暗的時光。
平山縣是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住在李家莊附近的西柏坡。由中共中央統戰部接待的一批愛國民主人士聚集在李家莊。我到達李家莊後，李維漢同誌接待了我，並和先到的周建人、胡愈之、沈茲九等同誌會合。時值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前夕，遼沈戰役結束，北平即將和平解放。
蔣介石經營多年的軍隊行將土崩瓦解。全國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力量都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在五一口號中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這樣一種形勢下，我一到李家莊，立即感到這裏的氣氛既熱烈緊張又充滿了希望。中央統戰部的負責同誌召集我們就新政協的召開時間、地點、參加單位等問題交換意見，並和已到東北解放區的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等溝通情況，交換看法。此外，中央的負責同誌還親自來給我們講全國軍事、政治形勢。當時中共中央特別關注北平的和平解放和爭取傅作義將軍和平起義。另外，還組織我們學習黨的城市政策、文化政策、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對原國民黨政府中人員的政策，並討論當時全國都關注的國共和談問題。在此期間，身負重任的周恩來同誌經常親自來給我們講話。周恩來同誌很忙，隻在傍晚有些時間，這時他就從西柏坡趕來和我們見麵，和我們親切地交談，講形勢、講政策，並聽取大家的意見，氣氛親切融洽，待人有如師友、有如兄長。周恩來同誌對民主黨派朋友這種待人以誠、服人以理、謙遜厚重的精神，給我和很多朋友的印象極為深刻，永誌不忘。
在李家莊期間，我還應邀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還請來劉少奇、任弼時等同誌，一道詢問我關於雲南和西南的政治情況，談到爭取這些省區地方勢力站到反蔣愛國方麵的可能性。毛主席辦公和居住的地方簡單、樸素，除了文電外，木製沙發上放著一冊冊《故宮周刊》。毛主席當時還十分關心文化和文化人。他還說，北平解放，如果胡適之先生不去台灣，也要對他進行安排。總之，在全國勝利前夕，我見到的毛主席，是一位鎮定從容、恢宏大度、思維縝密的統帥，令人景仰，令人敬服。
但是就是在這樣一種迎接勝利的氣氛下，統一戰線內部也並不是沒有矛盾和鬥爭的。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很重要一條是毛主席在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所說的：“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當時在中國人民大革命勝利的形勢下，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例如有些類似青洪幫的組織，也想列名“民主黨派”，有些和國民黨反動勢力關係很深的人，也想混跡“民主人士”行列。對這些，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我們多次交換看法。除了聽取我們對蔣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聲明、對中共擬定的戰犯名單的意見外，還就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個人的名單征求大家的意見。例如，當時，大家一致認為，像民社黨革新派及鄉村建設派這樣的組織，不宜列為新政協的參加單位，但其中的個別愛國人士，則可以在他們明確表示和反動陣營決裂後，特別邀請他們參加新政協會議。
在民盟內部，意見也並不完全一致，甚至還有極為尖銳的矛盾。如在淮海戰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後，國民黨提出和談，企圖維持舊政權，阻止解放事業的順利前進。中共中央及各民主黨派也並不拒絕和談，但要廢除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全國各民族和平統一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在蔣管區的盟員同誌中，大多數是堅決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到底的，像史良同誌等始終和宋慶齡同誌一道，大義凜然，堅持到上海解放。但有些人不免有些模糊認識，其中羅隆基一人還很熱心於第三條道路，對於“和談”
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經和胡愈之等同誌研究以後，才由我們聯名通電，表明應遵循民盟三中全會所決定的政治路線，任何違背三中全會的做法和主張都是非法的，這樣總算阻止了這一活動。但羅隆基仍寫了一份將民盟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所謂綱領，要求同共產黨討價還價，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參加政協不參加聯合政府，要作為在野黨同新政府進行鬥爭。這份所謂的“綱領”由一位同誌帶到李家莊來。當時在李家莊的民盟及其他方麵朋友都不同意羅的意見，最後連替羅隆基帶信來的同誌也聲明，羅的來信隻代表羅自己，表示不同意羅的看法。另外，我們還一致認為，要防止國民黨反動派的分別利用，防止民盟內部及民主黨派之間的不和與分裂。為此，在李家莊的各民主黨派的朋友，都分別做了一些工作。最後蔣管區盟員同誌都先後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並與經由香港到東北來的盟員同誌和李家莊來的盟員同誌三路會合在一起，共同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會議和民盟的四中全會。
現在再回溯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後，在李家莊的各民主黨派同誌經由石家莊到達北平的經過。我記得，我和周建人、胡愈之、沈茲九等同誌幾十人組成一隊，由齊燕銘同誌照應著，分乘幾輛中吉普車離開了李家莊。到達石家莊後，住了一天，原來準備趕赴北平，但打前站去定縣的同誌打電話回來，說定縣附近還有傅作義將軍的不少部隊，當時考慮到傅作義將軍雖已表示起義，但其各部隊情況動向究竟如何，還不清楚。從安全考慮，齊燕銘同誌當即決定我們全體暫留在石家莊，他隻身帶一支卡賓槍連同一名司機乘一輛吉普車前往定縣了解情況，而且囑咐我們，在沒有接到他親自打來的電話之前，不要離開石家莊。說完，他即乘坐吉普車在夜幕中北上了。後來接到他的電話說前線無事，我們大夥才順利地通過定縣到達了北平。燕銘同誌是我從白區回到中國共產黨組織懷抱時，黨指派的和我聯係的人。我雖然和燕銘同誌交往不多，但是，十分尊敬這位同誌。
回想到在離開李家莊前幾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招待我們的宴會之後所舉行的晚會上，燕銘同誌還欣然應大家的邀請，清唱了一段昆曲《林衝夜奔》。我這才了解到燕銘同誌的多才多藝，既有深湛的文化藝術修養，又有燕趙之士的豪情，更有一個堅強革命者的機智和勇敢，給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我們到了北平以後，參加解放軍的入城儀式，也出席了毛主席到達北平在西郊對解放軍各軍兵種部隊的檢閱。
（摘自楚圖南：《與共產黨同舟共濟》，《文史精華》2010年增刊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