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憲政的試驗
軍閥時代的一天晚上，俄國駐北京大使加拉罕舉行宴會，招待當地首要。出席宴會的約有六十人。上菜上到烤乳豬時，席上一些客人，一麵斜眼看看在座的國會議長、副議長，一麵望著熱氣蒸騰的烤乳豬，不覺掩嘴而笑。這種吃吃的笑聲，迅即傳染到全體賓客，隻有那位議長和那位副議長，板起麵孔裝聾作啞。最後我看到有人向蘇俄大使咬耳朵，弄得這位大使也忍俊不止。
這裏頭有個典故。從前印尼的橡園主人和礦場老板，常常以不法手段向中國招募工人。中國的勞工招募所，就把南洋說得天堂似的，花點錢把工人誘騙到南洋群島，轉賣給當地的開發公司。這些被當做貨色出賣的可憐蟲就叫“豬仔”。他們有的是自甘賣身，有的根本糊裏糊塗就被當豬一樣賣掉了。
民國初年，國會的議員受賄舞弊，弄得聲名狼藉，普受鄙視，許多人就罵他們是“豬仔議員”，因為他們隻看誰出價高，就把自己賣給誰。當然，絕大多數的議員是正直無私的，但是這些人毫無組織，因此也就無法製止其中的敗類。於是“豬仔”之名就普遍加在國會議員的頭上了，壞人營私結黨時，好人也必須團結一致，要不然，好人蒙冤不白，那是自作自受。有一次他們在萬牲園裏的豳風堂宴會，有人把豳字解作“豬積如山”，一時全城傳誦，此後議員們就不敢再在那裏請客了。
中國成文憲法的觀念是從美國介紹來的。美國的憲法是美國人民思想信仰的具體表現，而且是根據人民的生活發展而來的。中國的憲法隻是抄襲外國的觀念，起草憲法的人隨意取舍，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或思想觀念。
革命前的帝政時代末年，由紳士階級組成的省諮議局倒是成績斐然，因為他們的目標大致相同，而且紳士階級裏也不乏領袖人才。同時各省巡撫威望甚高，足以約束省諮議局。碰到重大問題時，諮議局裏很少發生政治糾紛。通過的議案大致都是為省民謀福利的，貪汙舞弊絕無僅有。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參政會頗有成為現代國會的跡象，因為參政員代表革命利益，而且有革命領袖在領導工作，孫先生擔任總統，眾望所歸，威望一時無兩。後來袁世凱繼任總統，國會裏可就有了糾紛了。革命領袖憎惡專製反動的袁世凱，袁也憎惡革命領袖。但因他掌握軍隊，不惜以武力恐嚇國會議員，為此後國會發展史上開了惡例。我不妨在這裏舉一個例子，借以說明恐嚇手段對議會風氣所產生的惡劣影響。事情發生在選舉袁世凱為總統的時候，選舉時有攝影師在場拍照。當時室內照須用鎂光粉，點燃鎂光粉時會發出炫目的閃光和震耳的響聲。鎂光粉爆炸時，許多人以為是炸彈，紛紛奪路逃命。有一位議員躲到桌子底下，高喊：“我選舉的是袁世凱！”另外有些人則落掉鞋子，事情過去以後到處找鞋。這場戲終以彈劾國會秘書張公權為結束，說他不該讓攝影師以“炸彈”驚擾國會。
在袁世凱擔任總統期間，經常活動的五六個政黨之間糾紛迭起，派係之爭和意氣之爭非常激烈。這個被老百姓瞧不起的國會後來終於被袁世凱稱帝運動以及張勛複辟運動的潮流所卷走。不過兩次運動相繼失敗，國會亦告恢複。政治權力一部分操在各省督軍手裏，一部分操在有名無實的北京中央政府手裏。這時的北京政府，已經威信掃地，無力控製國會。北方軍閥曹錕賄選獲任總統之後，國會威信一落千丈，此後情勢演變，國會聲望更是每況愈下。
國會議員之中，許多是賄選而來。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辜鴻銘告訴我，有一次選舉時，曾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陳博士，出八百大洋收買他的選票，他把錢收下了，跑到天津逛了一趟胡同，根本沒有去投票。後來在北京飯店的一次國際性聚會上，辜鴻銘碰到這位賄選的人，他指著這人對大家操英語說：“這家夥要拿八百塊錢買我，各位先生，你們看我辜鴻銘真的這麽賤嗎？”
若幹不良分子就是這樣混進國會的，雖然這種人數目不多，但是已足以使國會顯得有點像拍賣場，誰出錢最高，就把議席賣給誰。
北京學生現在開始把他們的攻擊目標移到這個“腐敗之家”頭上了。有一天下午，好幾千男女學生包圍了國會，要求取消議程上若幹有關教育的議案。結果學生與守衛警察發生衝突。若幹學生氣憤之餘，竟在幾天之後從天津偷運來三顆炸彈準備去炸議會。這事被我們勸阻了，總算沒有見諸行動，炸彈也運出城外丟到河裏。幾個禮拜之後，一位漁夫撿到其中的一顆炸彈，他把炸彈提在手裏搖來搖去，希望弄清楚裏麵究竟是什麽東西。轟隆一聲，炸彈爆炸，炸得這位好奇的漁人血肉橫飛。警方認為這顆炸彈是革命時期投進河去的，因此根本未進行任何調查。
國會與學生之間的衝突仍然不斷發生。國會議員最先想確立人民代表的權威，學生們卻反唇以“豬仔”相譏。國會預備彈劾北大校長，學生就發動示威遊行，高舉畫著豬玀的旗幟，並且揚言要搗毀國會。國會自知本身有弱點，最後隻好高懸免戰牌，不敢再捋學校與學生的虎須。憤世嫉俗的辜鴻銘既看不起學生，也看不起議員，他有一天對我說：“你相信民主，這實在是民狂。”
如果一個機關隻是被公眾憎恨，它也許仍舊有存在的餘地，如果這個機關成為公眾冷諷熱嘲的對象，即使那是為了其中少數人的行為，多數人也會因此遭殃，而整個機關也就像沉船一樣難逃劫數了。中國憲政初期的國會，情形就是如此。後來有些軍閥抓住機會，幹脆把它一腳踢開。
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軍閥時代的憲政。一方麵是軍閥以威脅利誘來破壞憲政，他們沒有領導民主團體的威信、原則或政策。袁世凱垮台以後，中央政府的權力已經名存實亡，實際權力操縱在互相殘殺的各省督軍手裏。他們根本不理什麽叫法律，他們隻曉得自己持有封建軍隊的武力。中央政府既不能維持憲政原則，也不能確立治國政策，事實上這個政府已經無足輕重，不值得擁護也不值得反對。
在另一方麵，國會裏的議員，很少有人關心國家利益。他們念念不忘的隻是他們本省的或本地的利益，甚至隻是本身的利益。他們對國家利益的觀念，本來就很模糊，因此對國家大事也就不可能有整套的指導原則或政策。除了地方事件或私人利益之外，既無組織，亦無領導。中國人愛好自由，但是對有組織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對憲政，卻無經驗，也不懂組織對民主的重要。中西國情不同，想使中國遵循西洋的憲政規模，無異趕東方之車，朝向西方的一顆星走著。憲政試驗的失敗，實在毫不足奇。
中山先生有鑒於此，所以在他的民主憲政計劃中，設計了訓政製度，作為過渡到憲政政府的跳板。依照他的計劃，先有軍政時期以達國家統一，接著是一個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最後才過渡到正式的憲政時期。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訓政政府，銳意革除國會的腐敗風氣。此後十年間，國民黨在蔣委員長領導下，鏟除軍閥，統一全國。日本軍閥所導致的國難，使統一的局麵更為加強。
國家統一是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孫中山先生已經製定建國的原則，隻要政府與國會能有堅強的領導，人民與政府一致尊重法律，中國無疑地將在民主憲政的道路上大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