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勇不是紙上談兵、坐而論道的將軍。他要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部隊,了解戰場,了解邊防,拿出搞活天山、獨立作戰、長期堅持的辦法。

做完方案解讀、沙盤作業、圖上研判等一係列功課,楊勇對新疆的仗怎麽打心裏有了底數,開始實施第二步計劃——打電話給李達副總參謀長,請他來新疆一同勘察地形。

李達是我軍曆史上5次輔助過5位元帥的參謀長,也是任職參謀長時間最長的開國上將。李達長楊勇8歲,兩人交誼深厚,是楊勇敬重的老大哥、好“參座”,同李達探討軍事問題,楊勇總能從中獲益。這回楊勇電話相邀,李達滿口答應,專程赴新疆與老戰友合謀。

6月底,楊勇同李達飛抵培什,與南疆軍區領導研究了中蘇、中印方向的戰備工作和邊防建設,在吐爾尕特山口視察了托雲邊防站。爾後乘車沿烏喀公路北上,看望沿途部隊,勘察既設陣地和關隘要道。回到烏魯木齊稍事休息,又飛抵伊犁,與北疆軍區領導研究了中蘇方向的戰備工作和邊防建設,勘察了霍爾果斯口岸的地形,爾後乘車沿烏伊公路返回,途中在幾個設防要點,現場研究了陣地建設配套工程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南北疆勘察期間,兩位老上將沒少吃苦。庫車的酷熱更讓他們備受煎熬。庫車,古稱龜茲,是西域重要的文明古國。因為地處塔什拉瑪幹大沙漠北沿,又是天山大峽穀的南部出口,冬天奇冷,夏天酷熱,楊勇一行抵達庫車時,地表溫度接近70度。撲麵而來的熱風鑽進密封不好的汽車,人像坐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裏,熱得喘不過氣來。

回到烏魯木齊,趙德路對我說:“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大,不到庫車不知新疆之熱”說完又給我念他在庫車寫的順口溜:"早晚打冷戰,中午出大汗。羊肉膻味重,杏子能頂飯。”

我覺得他的順口溜很有特點,也順口謅了幾句:“天山雪未消,戈壁似火燒。寒暑欺人甚,老將受煎熬。”

趙德路把我的順口溜說給首長聽,楊司令笑嗬嗬地說:“問問屈秘書,他這是表揚呢還是諷刺呢?不過從庫車到幹溝那幾天,我們還真的當了一回‘奈溫’將軍!聽說唐朝時吐魯番有個胖知縣,大熱天是泡在水缸裏審案子的。

在天山南北勘察期間,楊勇同李達邊看邊議,反複征求部隊領導和地方領導的意見,一路下來對搞活天山形成了共識:

把1964年選定的由獨山子到拜城的天山公路走向朝東靠一點,改為由獨山子向庫車貫通,並按3級路麵設計,保證全天候通車。改線後的公路,既避免離邊境太近,又便於戰時部隊與物資隱蔽機動。

把1964年選定的由吐魯番到庫爾勒的南疆鐵路依格爾方案,改為靠山近水的阿拉溝方案。改線後的鐵路與新疆的小三線、軍區後方基地和幾條國防公路銜接,形成槁活天山、鞏固國防、帶動南疆經濟建設發展的大動脈。

7月16日,軍區常委會議一致通過修築天山公路與南疆鐵路的設想和建議,並決定把修築“兩路”的建議報告中央。

中央對新疆修築“兩路”十分重視。7月27日晚上,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修築“兩路”的計劃。聽完楊勇匯報,周恩來笑著說:“果然不出所料,楊勇一到新疆就提出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鐵路,抓住了搞活天山的關鍵環節。這兩條路拖了10年沒有動,確實不能再耽擱了。”

經過討論,政治局通過了修築“兩路”的計劃。第二天,葉劍英受周恩來委托,召開軍委辦公會議,專題研究落實修築“兩路”的具體事項。

《楊勇同誌在新疆》一書的作者李增林透露,在7月28日的軍委辦公會議上,葉劍英再次強調:“楊勇同誌昨天在政治局會議上談了新疆情況,看來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今天主要談談部隊整頓和作戰準備問題。由於林彪的破壞幹擾,新疆部隊從思想、組織、裝備等方麵都要整頓,要整頓到能夠打仗。作戰準備也是多方麵的,當前迫切的問題是交通問題,就是楊勇同誌提出來的把貫通天山南北的那條公路搞通,把天山搞活。如果不活,南麵顧不上北麵,北麵顧不上南麵,東麵也顧不上西麵。戰備工作,總是要根據作戰需要來考慮。蘇聯在新疆西麵有20個師的兵力,在伏龍芝一線還有6個還鄉團。現在看,西麵不能一般地看待了,領導要加強,工作要加強,所以才派楊勇同誌去。楊勇同誌在東北搞過,東北有一套作戰體製,如何結合新疆情況把作戰準備工作搞好,這是需要認真解決的。政治上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軍事上沒重點就沒有戰術。新疆作戰準備在哪裏?是一個巴掌伸出五個指頭。”

在總理和葉帥的全力支持下,“兩路”上馬的準備工作加快進行。

1974年4月24日,毛澤東批準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加快天山公路建設的命令》。軍委工程兵4工區受命後,13000多名官兵於當月從湖北宜昌出發移師新疆獨山子,8月中旬即吹響了天山公路的施工號角。

天山公路和南疆鐵路施工之際,批林批孔運動如火如荼。

楊勇頂著巨大的壓力,一麵應對"四人幫”的幹擾破壞,一麵不斷為築路部隊排憂解難。在任憑風浪起,施工不間斷的思想指導下,施工部隊沒有安排專門時間搞運動。在遠離批林批孔喧囂的施工現場,隻有機器的轟鳴聲與山岩的爆裂聲。

1975年4月11日,楊勇專程到獨山子慰問施工部隊。看著滿臉疲憊的幾位師職幹部,滴酒不沾的楊勇端起酒杯說:“這條國防公路一頭連著中南海,一頭連著獨山子。你們要動員幹部克服困難,下死決心把這條路打通,打不通你們走不了。”之後楊勇又兩次去施工現場辦公,幫助部隊解決施工中的器材保障和生活保障問題。

1977年6月29日,楊勇調任副總參謀長之前,在譚友林和幸元林兩位副司令陪同下,最後一次登上天山公路施工現場。在海拔3400米的冰達阪隧道口,上氣不接下氣的楊勇,同30多位官兵握手合影,依依惜別。他向大家表示,舉行通車典禮時一定要來看望部隊,憑吊烈士。

1983年8月,全長562.97公裏的獨庫公路竣工。168名官兵為此獻出生命,幾千人在施工中受傷致殘。有人形容這是一條用楊勇的心血和烈士軀體鋪墊的公路。路是臥倒的碑,碑是豎起的路。

獨庫公路成為貫通天山南北的綠色通道。它像一條動脈大血管,流經千山萬壑,向沿途千家萬戶輸入源源不斷的致富血液。獨庫公路成為開發天山、經營天山、搞活天山的黃金紐帶。

在楊勇的催促下,同天山公路齊頭並進的南疆鐵路,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開工前的各項準備工作。1973年10月,鐵5師先頭部隊抵達新疆設營。1974年至1975年,鐵5師、鐵6師和鐵4師的兩個團約30000兵力相繼進疆,加上自治區鐵路工程局的5個團和生產建設兵團配屬的4個團,施工力量最多時將近七八萬之眾。

經過10年鏖戰,吐魯番至庫爾勒全長476.4公裏的南疆鐵路一期工程,在268名烈士的英靈護佑下竣工,1984年8月全線通車。

吐庫鐵路像一條蜿蜒的巨龍,穿過天山峽穀溝壑,跨越亙古戈壁荒漠,打開了南疆地區通向現代化的大門。當火車汽笛第一次在庫爾勒上空轟鳴時,相識與不相識的人抱成一團,施工將士和各族群眾的喜淚在笑聲歌聲歡呼聲中揮灑飛揚。

“兩路”工程的先後啟動,吹響了加快戰場建設的號角。渙散人心的派性越來越臭,在準備打仗的氛圍中形不成氣候。但是,一些領導幹部對新疆獨立作戰、長期堅持情緒悲觀。有的不願意把家屬子女接到新疆工作,有的尋找借口要求調回內地部隊,還有的把家屬子女從新疆遷回原籍安置。

楊勇決定,從自己做起,把家屬接到新疆。楊勇被解禁以後,夫人林彬也從寧夏“五·七”幹校回到北京,被重新安排在國務院財貿辦工作。楊勇把新疆人心不穩定,領導幹部家屬不願到新疆的情況同林彬講了以後,林彬二話沒說,提前辭職,把家搬到新疆。

楊勇是個喜怒不輕易上臉的人,但部隊準備打仗的信心不足,讓他深感憂慮。特別是北疆地區的邊防一線部隊,連能夠堅守的像樣陣地和工事都沒有構築,把守衛邊防的任務僅僅說成是“通風報信”。

吉木乃縣城後撤之後,沿邊好幾個縣城也要求後遷。據《楊勇同誌在新疆》一書披露:“邊境重鎮塔城根本沒有打算堅守。這個地方既無警也無備,連觀察警戒都沒有。據說前任司令曾告訴杜拉塔邊防站:‘有了事,你們隻要從河邊跑回來就是勝利’”。在打起仗能跑回來就是勝利的思想引導下,一些邊防站不是練打練守,而是練撤練逃。克孜烏雍克邊防站演習後撤時,馬疾人慌,戰士竟然從馬上掉下來摔傷了。

野戰部隊的臨戰訓練也不落實。有個師進疆6年多,除炮兵團訓練了幾個科目外,其他團因“三支兩軍”和國防施工,一直沒有搞過訓練,連以下演練戰術課目時,居然找不到幾個合格的教員。

8月下旬,楊勇與徐國賢研究認為,軍區亟須召開邊防會議,把準備打仗的思想和工作落實到邊防一線部隊。為了給邊防會議作準備,楊勇指示鍾光國,在北疆主要方向選一兩個邊防站,因地製宜落實準備打仗的要求,構築以碉堡為支撐點的環形防禦陣地,以戰壕為掩護的機動野戰工事,指導官兵練打、練藏、練生存、練機動,摸索出經驗後在軍區邊防會議上推廣。

軍區要在邊防站選試點的消息一傳出,部隊爭先恐後、不甘落後的士氣被激活了。一線邊防站之間形成了你追我趕的陣地建設局麵。楊勇高興地對鍾光國說:“你抓的點不要鬆手,點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我們要通過典型效應把全區邊防部隊的陣地建設搞堅固,讓敵人伸進來的腿拔不出去。”

在年底召開的軍區邊防會議上,幾個陣地建設先進單位介紹了經驗,楊勇重點講了作戰問題。楊勇強調:“我們要準備在極其艱苦和無後援的條件下獨立作戰,要多拖住一些敵人,拖得越多越久越好。這樣才能使主戰場的日子好過一些,才能對戰爭的勝利多做一些貢獻。”楊勇特別要求:“要把邊防站建成戰鬥堡壘。構築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機動的配套工事。還要修路、架線,把邊防的交通、通訊搞通。這樣打起仗來邊防站才能頂一陣子,真正起到通風報信的作用,贏得時間等待支援。”對加快建設二線預備隊,提高機動增援一線邊防部隊的能力,楊勇也提出了明確要求。

在參加北疆軍區小組討論時,楊勇針對領導班子不團結的問題說:“中小打不會在東北、華北,而是在新疆。新疆是全國的主要方向,北疆是新疆的主要方向,你們的責任很重!伊犁、塔城要靠你們指揮,你們不團結怎麽辦?你們班子要從大局著想,不要把個人問題看得過重。誰挑起派性,誰就是犯罪。”楊勇一記重錘,敲醒了北疆軍區領導,會議之後再也沒有人糾纏個人恩怨了。

在邊防會議精神推動下,一線部隊迅速掀起了構築工事、建設陣地、準備打仗的熱潮。軍區黨委及時向軍委報告了會議情況,並向總參建議,給邊防增加9000名員額充實一線連隊;把準備撤銷的生產建設兵團現役部隊,列入軍區部隊序列作為預備隊,配置在邊境後方的適當地域,增強邊防部隊的堅守能力和防禦彈性。

楊勇在勘察地形期間還了解到,軍事訓練是全區部隊的軟肋,有的部隊依照教材也不會組織訓練,鬧出照著葫蘆畫不了瓢的笑話。

當時的部隊中,參加過1964年大比武的訓練尖子,雖然多數當了基層幹部,但在“突出政治”的高壓下,沒有人敢站出來抓訓練。訓練場上看不到部隊的虎氣雄風,演習場上看不到戰士的陽剛血性。代之而起的是沒完沒了的鬥私批修會議,花拳繡腿式的課目表演。

為了盡快恢複部隊正規的訓練秩序和訓練內容,開完邊防會議,楊勇讓魯泉選一個建製團蹲點,指導部隊嚴格按照教材進行訓練,在人和武器的全程結合中,完成從單兵到團一級的全部訓練課目,為來年軍區訓練會議摸索經驗,提供示範。

從1974年開始,楊勇嘴上也講批林批孔,但實際工作中卻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強訓練、落實戰備上。1月召開軍區訓練工作會議,4月勘察天山腹地,9月組織實兵實彈打敵集群坦克研究性演習,10月召開民兵工作會議,11月安排軍區機關野營拉練,年底召開軍區工程會議。“四人幫”操控的批林批孔運動,實際上成了強化訓練、準備打仗的插曲。

轉入1975年,軍區部隊經過整頓,麵貌煥然一新。然而好景不長。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不久,“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濁浪席卷全國。楊勇冷眼觀潮,在軍區常委會上強調:“毛主席、周總理派我來當司令,是準備打仗的,一旦讓人家打個措手不及,我們就是千古罪人!搞運動也得準備打仗,部隊隻能進行正麵教育,軍事訓練、戰備工作,一天也不能鬆懈。”

楊勇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硬頂”是不行的,“軟磨”也不能露出破綻。於是楊勇把毛主席“要準備打仗”的話當作尚方寶劍,與"四人幫”鬥智鬥法。楊勇倚“劍”司職:1月中旬召開民兵工作會議,5月上旬視察北疆部隊和獨庫公路,5月中旬至6月中旬與自治區聯合召開邊防工作會議,同時在巴音溝駐軍某部,搞了38天師以上幹部戰役集訓,主要研究獨山子方向的防禦作戰問題。6月下旬到9月底,組織部隊舉行原子武器條件下加強師的進攻演習。直到“四人幫”被粉碎,楊勇一直用準備打仗對抗反擊右傾翻案風。楊勇的對抗有理有節,無懈可擊。

楊勇依托天山,獨立作戰,長期作戰的決心,頂住壓力,排除幹擾,準備打仗的膽識,推動軍地聯手行動,逐漸築牢了天山屏障,攥緊了邊防“拳頭”,為新疆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