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是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哲學家、文藝理論家。他1891年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島的阿萊士小鎮上。1911年在都靈大學文學係學習，主修語言學和文學，受到意大利文藝理論家、美學家桑克蒂斯和克羅齊思想的深刻影響。1913年在大學時就加入了意大利社會黨，1915年大學畢業後成為職業革命家。1921年退出社會黨，參與創建意大利共產黨，後成為黨的領導人。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二十年以上監禁，在獄中度過近十一年。他在艱苦的鐵窗生活中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寫下了三十二本近三千頁的《獄中劄記》（1947年）和《獄中書簡》（1947年）這兩本著作。他探討的核心問題是，尋找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器，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新內容。在文藝理論和美學上同樣卓有建樹。
一 以實踐為核心的一元論哲學
葛蘭西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就是實踐哲學。在獄中時，為避免法西斯的檢查，他就用“實踐哲學”一詞代替“馬克思主義”，用“實踐哲學的創始人”來代替馬克思的名字。他強調指出：“在哲學中，——統一的中心是實踐，也就是人的意誌（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1]這裏，他對實踐的理解超越主體見諸於客體、主觀思想對客觀物質的改造的觀點，而突出強調了實踐的社會曆史內涵。他認為，實踐不僅僅或主要不是主客體關係的體現，而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統一。他認為上層建築就是社會曆史的人的意誌（主觀）的體現，經濟基礎就是被曆史化了的（客觀）物質世界，實踐活動就能將這兩個對立麵統一起來，解決這一矛盾，因而是兩者之間的中心環節。由此出發，他提出了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實踐一元論。一般都認為，唯物史觀是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一元論，是強調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一般的決定作用的一元論。其實，這也是馬克思的本意。即使在早期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也把自己的唯物史觀稱為“實踐的唯物主義”，顯然其實踐哲學仍然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但葛蘭西卻說：“實踐哲學的創始人決不把自己的思想稱作唯物主義，在談到涉及唯物主義的時候，則主張應該加以批判，應該加以嚴肅認真的批判。”[2]這顯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他進而論述了其實踐一元論的基本主張，他說：“在這個場合下，‘一元論’這一術語將表達什麽意義呢？當然不是唯物主義的，也不是唯心主義的，這一術語將標示出具體的曆史行動中的對立麵的同一性，也就是與某一被組織起來的（曆史化了）的物質，與人們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聯係著的具體的人的活動（曆史—精神）。重視行動（實踐、發展）的哲學，但不是‘純粹’的行動的哲學，也不是‘非純粹的’，實在的（在最簡單和最通俗的意義上的）行動哲學。”[3]這一段話表明了葛蘭西實踐哲學的主要內容：（1）實踐哲學即重視行動的哲學；（2）這種行動是人的曆史行動，而不僅是一般改造自然的行動；（3）但實踐哲學不是“純粹的”行動的哲學，而是以實踐行動為中心統一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哲學；（4）這種通過實踐達到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統一，便是以實踐為基礎、為中心的一元論哲學；（5）實踐一元論既超越了唯心主義，又超越了唯物主義，克服了唯物主義，克服了兩者的片麵性而達到兩者的綜合。
平心而論，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有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方麵。首先，他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範疇從一般的認識論範疇上升到本體論範疇，作為人與世界關係的核心和基本存在方式，以此為基石構建本體論的哲學，這一思路是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和《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提出來的，葛蘭西將此一思想具體化了。其次，他把社會曆史內涵作為實踐範疇的主要內容，改變了過去把實踐隻看作一般唯物主義聯係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之間的中介的非曆史觀念。其實，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已明確地把實踐看成社會實踐，他的實踐唯物主義不是一般唯物主義或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一種新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所以實踐範疇一開始就曆史化了。葛蘭西曆史化了的實踐觀應當是有道理的。最後，他把實踐範疇曆史化的目的，是要將它作為解決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矛盾的中介，這是他獨創的觀點。他的文化學思想即由此生發出來。應當說，到此為止，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是正確的，符合馬克思主義並有所創造和發展的。問題在於，他提出的實踐一元論的曆史觀卻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曆史觀上，他用實踐一元論取代了唯物主義的一元論。表麵上看，他貌似中立，既超越唯心主義，又超越唯物主義，不偏不倚；實質上，他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上，否定和取消了經濟基礎一般的決定作用，即否定和取消了這一曆史觀的唯物主義根基。他在早年就曾說過：“在前提（經濟基礎）的結果（政治機構）之間的關係絕不是簡單和直接的：一部人類曆史所能證明的並不僅僅是經濟事實。解決人類曆史的根由，是一件綜合、複雜的任務，對於所有的精神和實踐活動，進行深入廣泛的全方位研究是必要的”，“直接決定政治行動的不是經濟結構，而是對它的解釋，和對製約它的所謂規律的解釋”。[4]他在這二者之間不講主次，不分決定與被決定，似乎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在推動曆史發展時所起的作用平分秋色，不分上下，兩者都是曆史運動同等重要的因素，實際上陷入了折中主義立場，其結果必然仍通向以文化作為解釋曆史的核心因素的唯心史觀。
二 以實踐哲學為基礎的文化學思想
從實踐哲學出發，葛蘭西提出了一個大“文化”的概念。這個“文化”包容的範圍較寬，把各種世界觀、思想體係乃至整個意識形態都包括在內，是支配人們一切行動（實踐）的意誌和力量；但“文化”仍是精神性的，不包括我們今日所說的物質文化的含義。從他對意大利19世紀文學批評家德·桑克蒂斯的文化學思想的闡釋的發揮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什麽：“德·桑克蒂斯曾說：‘缺乏力量，因為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因為缺乏文化。’但這裏的文化意味著什麽呢？它無疑是徹底的、統一的和在整個民族普及的‘對生活中的對人的觀念’，是某種‘世俗宗教’，是某種‘哲學’：它應該名副其實地成為‘文化’，即應該產生某種道德、生活方式、個人與社會的行動準則。”[5]這裏道德、宗教、哲學以及一切人們對生活、對人的觀念，規範人們全部社會行動（實踐）的準則，都屬於文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葛蘭西的文化概念還包含著統一民族和人民的思想、規範他們全部行動的含義，他要求這種“徹底的、統一的”文化滲透和普及至“整個民族”，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動（實踐）的準則。這樣，他的大文化概念不但包容的範圍大，而且帶有指導支配人們實踐活動的巨大力量。這樣，他那建立在實踐哲學基礎上的文化學思想，反過來又充實了他的實踐哲學，成為其實踐哲學最重要的部分。
基於對文化的這種實踐性理解，和對實踐哲學的文化闡釋，葛蘭西突出強調了在變革舊的社會關係、建立工人階級國家的過程中，文化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他說：“主張實踐哲學是一種新的、獨立的、獨創的力量，同時也是全世界曆史發展的因素之一，也就是主張一種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獨立性和獨創性，這種文化將隨著社會關係的發展而發展起來。一直存在到今天的隻是經常在變化著的新與舊的結合，隻是產生在一刹那間的與社會關係的均衡相符合的文化關係的均衡。隻有在建成了（工人階級）國家以後，文化問題的全部複雜性才被提出了，並且要求得到徹底的解決。”[6]應當承認，葛蘭西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很有前瞻性的。他看到工人階級在對變革資本主義舊的生產關係的過程中隨著其階級力量的壯大，它所代表的工人階級的新文化正在崛起和走向成熟；他尤其預測到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文化問題的複雜性與緊迫性更為突出。他是把文化問題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重要的課題來思考的，當作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一個關鍵問題來探討的。考慮到他的作為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份，他的文化學研究是緊密聯係意大利工人階級的革命實踐的，而不是學院派的純學術思考。
因此，葛蘭西還把階級的政治領導權與文化問題聯係起來，提出了階級的文化統治問題。他以較為隱晦的語言指出，作為革命成敗關鍵的政治領導權問題，必然包含著統治內容，“領導權這個政治概念的發展表明巨大的哲學上的進步，而不僅是實際政治行動中的進步，因為這種發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統一以及符合那種克服了常識並成為批判的（哪怕暫時還在有限的範圍內）現實觀的倫理”[7]；“既然領導權機構的建設構成了新的思想體係的形式，既然這種建設決定了意識的改革和認識方法的改革，那麽這種建設也就是一種認識行為、一種哲學行為”。[8]他的意思是：（1）領導權原為政治統治的概念，但現在發展為包含認知、倫理等因素在內的文化概念；（2）領導權的變革中如果能注入對現實批判的文化因素，肯定有利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3）領導權這一政治概念向文化學方向發展，是實際政治行動（實踐）和哲學（觀念）的雙重進步；（4）領導權機構的建設不僅是政治建設，而且首先是一種新的思想、文化體育的建設，新的政治應體現新的思想文化的領導權；（5）這種建設也不僅是政治行為，而且是文化行為；（6）這種文化行為有助於一個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鞏固和發展。據此，他認為，任何一個階級、曆史集團，任何一種確定的社會秩序，不僅需要國家機器的強製性統治，而且需要思想文化方麵的非強製統治。統治階級的領導權中包括用思想文化灌輸的方式使被統治階級接受其思想體係和意識形態（文化），以鞏固其統治地位。所以，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建立工人階級國家，也包括推翻資產階級舊的思想文化統治，建設、發展工人階級新的思想文化的巨大任務。葛蘭西的上述思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對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有關統治階級的思想也就是統治的思想的闡述和發展，也被國際工人運動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他關於政權建設也是文化行為和文化建設的思想也是深刻的、富有創造性的。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葛蘭西的文化學思想是他實踐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文化行動看成與政治實踐同等重要的實踐，看成奪取和鞏固工人階級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卻並沒有走向否定唯物史觀。他在強調文化獨立性的同時，肯定了文化“隨著社會關係的發展而發展”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正是在實踐哲學的文化框架下，葛蘭西提出了他獨創的建立“民族—人民的”新文學的美學思想。
三 倡導“民族—人民的文學”
葛蘭西從上述實踐哲學的文化學立場出發，提出要創建包括新的文學藝術在內的新文化，他說：“創建新文化，並不意味著獨自去進行‘獨創’的發現。它也意味著——而且這一點特別重要——批判地傳布已經發現的真理，即把它們所謂‘社會化’，從而把它們變成實踐活動的基礎，變成人們協調一致和活動的要素，變成人們精神的和道德的機構的要素。”[9]他對創建新文化的理解，似乎著重於傳播、宣揚、推廣革命的真理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使之成為指導、支配人們實踐行動的指南。這正是他前述實現工人階級文化統治思想的具體化。這裏“批判地傳布”實際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應當在對舊文化的批判中建立新文化的文化批判思想。
當然，思想的批判，不同於武器的批判，因為要在人民中傳播、普及、灌輸新的思想文化，建立起工人階級的文化統治，是一種在人們的心靈中破舊立新的革命過程，是一個思想感情層麵的辯證綜合過程。為此，葛蘭西借用亞裏士多德悲劇理論中的“卡塔西斯（Catharsis）”即“淨化”概念，來探討創建新文化、新文學的途徑。他說：“據我看，‘卡塔西斯’因素的確立就成為全部實踐哲學的出發點：卡塔西斯過程是與完成每一個辯證法發展階段的綜合的鏈條相吻合的”，這一過程是淨化人們心靈、提高人民精神素質的過程，其實質就是使人民“從純粹經濟的（或感情的利己主義的）因素向道德—政治因素的過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礎為人們意識中的上層建築過渡。”[10]把創建新文化落實到向人民傳播、灌輸新思想、淨化其心靈的“卡塔西斯”過程中，這是葛蘭西文化學的獨創理論。
在此基礎上，葛蘭西提出了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學”的美學主張，把它作為文化“卡塔西斯”的重要方麵。
“民族—人民的文學”的提出，是直接針對意大利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和現實的。當時，意大利知識分子和傳統觀念都把“民族”概念與“人民”概念分離開來、對立起來，其“民族”概念含義很狹隘，實際隻代表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國家，且與傳統的等級製度密切聯係，因而是“散發著所謂國家利益的臭味”，同許多語言中“民族的”與“人民的”兩詞幾乎含義不一樣，“在意大利，‘民族’的這一概念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含義極其狹隘，至少說它不等於‘人民的’這一概念”。葛蘭西認為，“這是由於意大利的知識階層遠遠脫離人民，也就是說，遠遠脫離‘民族’，他們同等級製度的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迄今為止，還不曾有過一個強有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政治運動或民族運動，來打碎這個等級製度的等級”[11]；這就造成“近代型意大利民族難產”，“在意大利不存在一個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民族統一體”，“整個‘有教養的階級’和它的精神活動，完全脫離了人民—民族”，具體地說，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隸屬予“農村資產階級”，他們的經濟地位建築在對農民的剝削上，因此就與人民大眾毫無聯係，他們的作品也就缺乏人民性而為人民所不屑一顧。所以，“在意大利，所謂‘民族文學’不是人民的文學”[12]。葛蘭西提出“民族—人民的文學”的主張，就是要徹底改變“民族”與“人民”的分離與對立，要使知識分子把立足點移到人民這一邊來，使“民族”觀念立足於“人民”基礎之上，他指出：“至關重要的是要求對待人民階級采取新的立場，確立關於‘民族’的新觀念。”[13]
他提出的“民族—人民的文學”，還針對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形成的崇拜異族文化而忽視本民族文化的文學傳統的“世界主義”傾向。他分析了意大利文藝複興以來形成的“新的知識階級”及其所起的“世界主義作用”，隨著曆史發展，產生了一批依附於異國貴族和對異國文化的所謂“世界主義”作家，他們漠視本民族和人民的文學，處處模仿外國的特別是法國的文學，因此，“意大利文學不是‘民族的’文學；就是說，它不是人民的文學，它如同人民一樣接受外國的統治”。[14]
要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學”，關鍵要有一支與人民心連心的作家隊伍。但實際情況是，“作家缺乏同‘人民’一致的世界觀，換句話說，作家既未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也沒有肩負起‘民族教育者’的使命，他們從前不曾、現在也沒有給自己提出體驗人民的情感，跟人民情感融為一體，從而培育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任務”。[15]這個任務正是由葛蘭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學”主張提出來了。寄希望於工人階級，他要求培養一支人民的知識分子隊伍，在包括文學在內的各個方麵與人民結合一起，成為人民的代言人。應當說，葛蘭西關於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學”，首先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觀，培養與人民、民族的思想感情，培養一支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在論述“民族—人民的文學”時，他強調以下三個方麵：
（一）重視文學與現實、與政治的關係
葛蘭西十分重視文學與現實社會生活的聯係，重視文學與政治的聯係，這是由他對文學本質的基本看法所決定的。他認為，文學應該揭示與表現現實生活的本質，“作者應該生活於現實世界，體驗它的各種彼此矛盾的要求，而不可表達僅僅從書本上討得的情感”，作者應當“展示在精神和道德方麵社會最先進部分的命運，揭示蘊含於現今世態習俗的曆史的發展”。[16]既然文學的最深厚的根源在於現實的社會生活，那麽，文學家就必須深入到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去，體驗生活中的方方麵麵，然後借助文學想象來表現。不過，即使想象也受到現實生活的製約。在談到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時，葛蘭西指出，想象並不是完全任意的，它受到科學進步的製約。既看到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聯係，又揭示文學表現生活要借助想象這一基本特性，這表明，葛蘭西對於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因為他看到文學離不開社會生活，同時又認識到文學又不能完全與社會生活畫等號。這樣一種基本觀點既反對文學中脫離社會生活的形式主義傾向，又與照抄生活的自然主義傾向劃清了界限。
在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聯係中，葛蘭西特別重視文學與政治的聯係。他認為，文學總是表達著某種政治傾向，通過情感和倫理觀念的表達，使欣賞者感受到作者特定的政治態度。因此他要求文學作為“新文化”的一部分，成為“精神、道德革新的表現”，為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基於此，他對作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要求他們體驗人民大眾的情感，與之融為一體，從而起到“民族教育者”的作用。與此同時，葛蘭西也清醒地認識到，盡管文學與政治有著如此密切的聯係，但也不能因此就把文學與政治等同起來。文學藝術之所以不能等同於政治，那是因為文學藝術還有自己的本質特點，這主要是它們具有審美品質。這種審美品質的集中表現就是文學藝術具有藝術形象。
（二）主張曆史內容與美的形式的統一
對於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葛蘭西的基本觀點是強調兩者的有機統一，主張從“審美”和“曆史”兩個層麵上來揭示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
葛蘭西注重的是文學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之間的有機聯係，反對片麵強調內容的機械觀點，也反對隻注重形式的形式主義觀點。他辯證地看待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認為在優秀的作品中，內容與形式應當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每個部分的變化都會引起作品整體的變化。這種看法繼承了西方文學理論史上“有機整體”說的優良傳統，又對這一傳統加以發展，要求文學藝術的內容表現人民的願望和理想，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那麽究竟什麽是文學作品的內容呢？葛蘭西說：“對內容來說，帶有根本意義的乃是作家和整個一代人對這個環境的態度。”[17]這種觀點強調的是作家感情態度的重要性，具有鮮明的反自然主義傾向。
葛蘭西還主張從“審美的”和“曆史的”兩個層麵上認識文學作品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文學應當既有深厚的曆史內容，又能通過各種藝術手段把這些內容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使之具有高度的審美價值，從而使讀者能從中得到審美快感。這樣，從曆史的和審美的層麵上認識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既有力地反對文學創作中幹巴巴的政治說教傾向，又對當時意大利文學中盛行的浮誇華麗、矯揉造作的文風進行了有力的針砭。
不過在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關係問題上，葛蘭西有時也有論述欠準確之處。例如，他認為：“‘美’是不夠的。需要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內容，並使之成為一定的群眾——即在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的民族—人民——的最深沉的願望的完美和充分的反映。”[18]在這裏，他把美與“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內容”割裂開來，這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美並不隻是形式，它同時也包含了思想內容。
（三）堅持真善美統一的文學批評標準
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應當盡善盡美地結合起來，這既是葛蘭西對於內容與形式關係的基本看法，又成為他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標準。他深刻地指出：“實踐哲學（即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葛蘭西在獄中寫作時不得已而采用的代用詞）的文學批評，必須以鮮明熾熱的感情，甚至冷嘲熱諷的形式，把爭取新文化的鬥爭，即爭取新的人道主義的鬥爭，對道德、情感和世界觀的批評，同審美批評或純粹的藝術批評和諧地熔於一爐。”[19]葛蘭西通過對於意大利文藝批評的曆史經驗的總結，特別是通過對克羅齊的批評與德·桑克蒂斯的批評加以比較，進一步深化了他所主張的文學批評應熔道德、情感批評與審美批評於一爐的觀點。他認為，桑克蒂斯的批評是一種把道德、情感的批評與美學的或純粹藝術的批評融為一體的“戰鬥的批評”，而克羅齊的批評“則把形式等同於內容，割裂了文藝與社會生活的聯係，隻是一種‘冷若冰霜’的美學批評”。
葛蘭西認為，文學批評應當結合具體的曆史條件來分析、評價作品。他對烏哥·福斯科洛，皮蘭德婁等作家以及未來主義等文學藝術流派的分析就是自己理論主張的一些成功實踐。他還提出一種文學批評的“距離”說，認為對“經典作家”的作品應當保持某種距離，才能對這些作品正確地進行批評。在評價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時，他正是采用一種批判的眼光，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在激賞托爾斯泰傑出的藝術天才的同時，又對作品中的某些思想內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葛蘭西結合意大利的實際情況提出的在實踐哲學基礎上的文化學美學思想，包含著許多深刻的理論觀點，在一些方麵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不過其實踐一元論哲學亦有偏離唯物史觀的失誤，而且限於當時惡劣的寫作條件，他對不少重要的文藝理論和美學問題未能充分論述，有些觀點也存在著片麵性，這是應當予以注意的。
[1] 參見葛蘭西：《獄中劄記》，8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2] 同上書，174頁。
[3] 參見葛蘭西：《獄中劄記》，58頁。
[4] 莫菲編：《葛蘭西與馬克思主義》，33頁，倫敦，1979。
[5] 《回到德·桑克蒂斯》，見葛蘭西：《論文學》，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6] 葛蘭西：《獄中劄記》，80頁。
[7] 同上書，16頁。
[8] 同上書，51頁。
[9] 葛蘭西：《獄中劄記》，8頁。
[10] 葛蘭西：《獄中劄記》，52頁。
[11] 同上書，49頁。
[12] 同上書，51頁。
[13] 葛蘭西：《論文學》，3頁。
[14] 葛蘭西：《論文學》，36頁。
[15] 同上書，47頁。
[16] 同上書，146頁。
[17] 葛蘭西：《論文學》，44頁。
[18] 葛蘭西：《論文學》，55～56頁。
[19] 同上書，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