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公共性是伴隨著公民社會的成長而出現的。歐洲社會從16、17世紀開始，不斷從封建社會和君主統治下解放出來，形成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公民社會。公共性的問題始終伴隨著個人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公共性是啟蒙的過程，公共性的問題與個體的理性和公民社會的解放緊密聯係在一起。

洛克是公民社會理論的創立者。盡管在霍布斯那裏幾乎包含了所有公民社會建立的原則，但霍布斯主張絕對統治的國家的合理性，這違背了公民社會反對專製權力的理想。洛克確立了現代社會中個人自由的原則。它首先體現在個人的財產權上，以此為基石人與人之間訂立社會契約。公民社會的公共精神體現在：公民社會是絕對權力的反對者。洛克確立意見的法律地位，多數人的意見形成同意的基礎。一旦政府違反了社會的契約，人民就有革命的權利。[2]

英美自由主義思想中，以自利的個人為基礎，所以很難解釋，為什麽強者要和弱者訂立契約？為什麽沒有財產的人要和有財產的人訂立契約？從利益的角度無法論證社會契約的有效性。盧梭看到了這個問題，由此提出權利不僅體現在財產權上，更是體現在個人的尊嚴上。個人不受奴役成為自由的首要原則。社會契約的基礎是公意（general will），而不是洛克所說的多數人的意見，不是私人的利益。權利不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自由的熱愛的基礎上。公意要保證的是個人自由的實現。[3]

現代社會的公共性的基礎是個體的理性。公共的問題是如何運用個體的理性，如何不受外在的奴役，如何實現自由的問題。這種公共性在理論上能獲得規範的基礎，是由康德的理論奠定的。為了克服盧梭公意的困境，康德將盧梭的自由意誌訴諸先驗的道德律令。康德製定了排除一切經驗的道德哲學。自由就是個人為自己立法，個人要遵守先驗的絕對律令。這種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的道德哲學排除了經驗和情感，在生活中很難被遵守。但是康德之所以能夠將先驗的理性當作規範，是因為先驗理性的社會基礎是啟蒙。康德在《什麽是啟蒙》中認為，啟蒙就是個人有勇氣脫離不成熟的狀態，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康德針對的是學院中的學者，公開是指學者形成批判性的公共領域，私下是指官員或聚集起來的私人運用理性。[4]顯然，康德啟蒙思想的影響並非僅僅在學院領域，而正是通過閱讀的公共領域影響了整個社會。康德的“世界公民”觀念是理想的公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世界是批判性的公眾領域，公民是指每個能夠自我思考、公開運用理性的人。所謂公共性，意味著判斷是普遍的，在所有人麵前顯現，適用於所有人。

如何能使批判性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影響政治，康德采取了道德哲學中的方法，用先驗的公共性調節政治與道德的矛盾。首先，康德設定了國家與國家之間建立的“原初契約”。個體的理性在國家中體現為，國家能夠理性地立法，康德設想每個國家的法律是共和製，隻有這些國家才能組成世界聯盟，它們之間就能夠減少敵視，維護和平。其次，康德認為國家之間的理性畢竟沒有保障，隻有訴諸先驗的公共權利，“所有需要公共性，從而不違背其目的的規範，都必須遵守政治與權利的統一”[5]。這就形同道德哲學中的絕對律令，每個國家為了維持和平都有義務遵守。

康德確立了自由社會的理想狀態——道德性與合法性的統一。道德是關於個體的理性，對於政治與社會的合法，能夠用道德理性進行約束嗎？這種約束依靠先驗的公共性如何在現實中獲得保障？康德後來訴諸普遍曆史觀念，人作為類是無限進步的。盡管個體之間的理性有可能相互衝突，但自然的理性能保證人類總體朝進步的方向發展，由此影響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曆史哲學。實際上，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啟蒙精神，使現代人很難相信所謂先天和諧的病態的先驗性。先驗性指天命，有宗教的神性。而啟蒙本身就是要打掉各種各樣的神。因此，在康德之後的曆史哲學中，先驗性明確地被人的理性所替代。

康德為現代社會的自由精神提供了規範的論證。1791年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公會製定的人權宣言原則，康德早在1790年就已經以先驗原則的方式表述出來：1.社會中每個成員作為人的自由；2.每個人與其他人作為主體的平等；3.每個共同體成員作為公民的獨立。[6]康德的精神與法國大革命精神的共同之處在於，確立了現代社會普遍權利的原則。先驗性在現代社會中體現為“應當”的問題，每個人應當遵循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原則。

但是，在啟蒙的公共性中，政治與倫理本身都被逼到了絕境。人為自己立法，政治需要服從的是普遍的規範的權利，而不考慮各個國家的特殊的倫理。康德的“世界公民”觀念是對在此之前的政治觀念的瓦解。政治是建立在習俗、道德之上的共同體，它的普遍和共同性不是抽象的理性，而是具體的習俗、宗教、法律、道德和倫理。康德的公共性的觀念體現了現代社會啟蒙的危機。啟蒙是將原來人與人之間具體的聯係摧毀，結果剩下抽象的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個人。公民社會以這些抽象的權利為基礎，建立普遍的政治。法國大革命確立的權利政治的危機在20世紀民族國家的戰爭中充分暴露出來。

公共性被當作公民社會的權利規範。在公民社會的理論家看來，公共性並非是先驗的，而是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發展的事實。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自身在製度性和法律性的規範中使公共性成為曆史發展中確立的事實原則。但公民社會的規範的公共性在黑格爾那裏受到了猛烈的抨擊。黑格爾發現了規範與應當背後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充滿混亂和衝突的需要的體係，在其中一切人以自我為目的，他人成為自我達到目的的手段。市民社會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這就徹底摧毀了公共意見所立足的自由主義的虛構。在這樣的社會中，公共的意見不過是人們在家裏和妻子與朋友的討論中形成，又在集會中宣講的意見。黑格爾重新用柏拉圖“知識”與“意見”的對立，批評公共意見的虛幻性，並將用公共性調節政治與道德的問題看作偽問題。[7]

黑格爾針對的是康德的啟蒙思想中道德的主觀性。所謂公共性不過是公共輿論和公共意見，是自主的私人的意見，這些主觀化的自由摧毀了所有實現個人理性的中介：諸如家庭、宗教、習俗，從而導致了抽象的內在的自由。因此，黑格爾認為，主觀性的道德必須在客觀性的倫理中得到揚棄，康德所說的道德自由在市民社會的個體中不可能實現，而必須在國家的共同體中實現。黑格爾所說的客觀倫理是製度性的法律，以客觀的製度作為自由的基礎，從而保證主體自由的實現。這種客觀倫理最終在世界曆史中實現，即所謂具有神性的國家是民族國家在世界曆史中實現自身的精神。

利特爾（J.Ritter）認為，黑格爾複興了亞裏士多德的倫理思想，體現在黑格爾將個體的實踐放在倫理和法的客觀倫理中。黑格爾的法哲學最後落在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政治實踐最終是在倫理性的法中實現。[8]黑格爾批判了康德理想的道德性與合法性的統一，指出問題在於啟蒙的公共性中主觀的抽象的自由。而個人的善惡與自由隻有在共同體中才能實現。黑格爾雖然複興了亞裏士多德的共同體思想，但與亞裏士多德有很大區別。在亞裏士多德那裏，倫理是有德性的生活，而黑格爾卻認為希臘城邦的倫理缺乏反思，並非自我意識的最高形式。黑格爾不再追問有德性的現代生活如何可能，而是將倫理建立在國家哲學或法哲學的基礎上。由此，現代社會政治的危機清晰地表現在倫理資源的匱乏上。

康德建立理想的公民社會道德的公共性，黑格爾建立理想的國家共同體的公共性，馬克思的理論是對二者的揚棄。黑格爾批判了市民社會的偽公共性，這構成馬克思後來批判的社會的異化和意識形態問題。如果市民社會建立在財產權的基礎上，財產保證個人的尊嚴，那麽現代社會中那些被資本主義體係剝奪了財產的人，又如何被納入市民社會規範的體係中，如何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如何維持個體的尊嚴？馬克思發現市民社會中最根本的問題——經濟問題，它無論如何不能被市民社會的規範體係所解決。市民社會的公共性不過是虛幻的意識形態，其實質是階級之間的鬥爭。在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時，馬克思已經看到製度化的現代國家不可能改變權力鬥爭的本質，因此現代人要在曆史中不斷尋求解放，最終的解放是消滅現代國家的惡，實現社會人的聯合。馬克思關於人的理想是康德自主性的個人，共產主義社會是“世界公民”的聯合。世界公民，不是民族國家中的公民，而是超越民族國家的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的個人的聯合。

當今政治中，對現代社會公共性的討論集中在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公共性問題上。如果說康德的理想確立了公民社會公共性的規範，那麽黑格爾和馬克思對規範的公共性的批判則構成了調節現代市民社會矛盾的重要力量。自由主義者主張規範的法律和社會製度的公共性，黑格爾的權威主義國家構成公共的國家權力，這種權力是通過三權分立、代議製等製度形式來保證。因此，現代社會的公共性的爭論圍繞國家與社會的問題展開，例如之後的左派主張公共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是通過階級鬥爭、革命等社會運動社會的權力限製國家的集權，同時用國家的製度性權力來約束社會中鬆散的權力。在國家與社會的緊張對立中尋求緩解對立的製度，這成為現代社會維護規範的公共性的主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