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曾經提出過“根本的惡”的觀點：“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真的出現了根本的惡（說它根本，是因為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麽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真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麽，這也是真的。”[3]我們首先來考察這種“根本的惡”的含義。“根本的惡”原是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中的概念。康德認為，人的偏好（inclination）會**人作惡，當人沒有遵循道德的絕對律令，而聽從自己的偏好時，這就是人的“根本的惡”。因此，康德認為人性是惡的，采納惡的準則是人的先天傾向，根本之惡纏繞並且根本植根於人性之中。[4]康德對惡的看法同基督教相似。但惡不是由於不服從上帝，而是由於不服從理性的法則。阿倫特幾乎僅僅使用了康德的這一說法，她和康德的意思完全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研究道德哲學的文章中，她批判了康德的思想的無情，指出康德的絕對律令忽視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性。

阿倫特所說的“根本的惡”，主要是指極權政治的罪惡不可懲罰，不能原諒，不能被理解。它摧毀了整個社會道德整體的基礎，它使現實與過去產生徹底的決裂，我們再也無法用傳統的道德概念理解20世紀發生的各種事件。整個哲學傳統甚至無法設想這種惡，它也遠遠超過基督教的“十誡”中所描述的惡。在阿倫特看來，

根本的惡與一種製度同時出現，在這種製度中，一切人都同樣變成了多餘的。操縱這個製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多餘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格外危險，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也不關心自己是否生活過，是否出生過。死人工廠和萬人坑的危險在於，今天，隨著人口和無家可歸狀態的增長，如果我們繼續用極權主義的語匯思及我們的世界，那麽大量的民眾就繼續被變成多餘的了。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各種事件處處都在不聲不響地與被用來使人變得多餘的極權主義工具共謀。[5]

這種“多餘人”的製度的產生，是以摧毀個人為前提的。極權主義首先剝奪猶太人的法律權利，使他們處在無法律保障的狀態下；其次摧毀整個社會的道德人格。當一個人麵臨要麽背叛友誼、向納粹告發他的朋友，要麽將他無論如何都要對之負責的妻子兒女置之死地的兩難選擇時，當甚至自殺也將意味著使他自己的家人直接招致殺身之禍時，他該如何抉擇？這不再是善與惡之間的兩者擇一，而是殺害與殺害之間的兩者擇一。誰能解救那位希臘母親——納粹允許她選擇她的三個孩子中哪一個將被殺害——的道德兩難？[6]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現象敏銳地觀察和震撼人心地解釋，使我們看到，“根本的惡”的問題在於，它徹底摧毀了複數性的世界，摧毀了人們思考、行動和判斷的能力。不僅是極權統治下的集中營，而且是整個大眾社會使無數人成為無家可歸的“多餘人”。阿倫特並不是從形而上學的角度探討惡的形成，也不是探討人類社會中普遍的惡，這種方式在她看來根本無法解釋現代社會的惡。“根本的惡”指向大眾社會中隻有行為（behavior）、沒有行動（action）的個人。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在集中營中對猶太人進行的實驗和巴甫洛夫對狗的實驗一樣。最後剩下的隻是人麵傀儡，一切反應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隻是反應而已。極權主義運用反功利的方式，運用現代科學中的邏輯規律和行為主義中的刺激-反應模式。它一方麵嘲笑了功利主義道德的危機；另一方麵積極地將現代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中對人的觀察和實驗變成政治統治的現實。

極權主義的惡是西方現代政治的病變，是歐洲虛無主義的巔峰。它不是撒旦式的惡魔般的罪惡，它難以用各種動機解釋。它是無人統治的官僚機器的罪惡。韋伯在20世紀初就已經洞察到這隻現代化的“鐵籠子”，即使是用黃金做的，也會扼殺所有的可能性。在阿倫特與雅斯貝爾斯的若幹通信中，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也都指向了官僚機器扼殺人行動的能力，指向大眾社會中個人的喪失。

阿倫特講到，回憶曆史，在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絕望的虛無，即一切文明的結構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一種是魯莽的樂觀，即相信現代人的權力比任何時候都大，這足以使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甚至向宇宙挑戰。[7]這兩種傾向是相關的：現代人權力擴張、征服世界的行為中已經埋下了虛無主義的種子。當時社會普遍的絕望又縱容了任何價值成為可能。極權主義的惡表明，在一個沒有道德、沒有友愛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社會中，一切都不可能，一切又都會成為可能。

1961年，阿倫特要求作為《紐約客》的記者，親自去耶路撒冷旁聽對艾希曼的審判，此後她寫下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阿倫特本來以為艾希曼是個奇特的人，至少會給出讓受害人可以為之憤怒的解釋，但是她發現，法庭上的艾希曼，“像一塊平板那樣難以形容的低級，他沒有什麽動機，顯得格外殷勤，這種殷勤也絕不是犯罪。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從來沒有違反過法律。他從來沒有想象過，自己究竟在做什麽……他一點也不愚蠢，隻是沒有思考，後者顯然不能等同於愚蠢。就是這樣的人，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之一”[8]。由此，阿倫特的觀點發生轉變，她宣布惡不是根本的，而是平庸的。

納粹的惡是平庸的，許多曆史學家和學者對此都做出了研究。希特勒這樣的人隻是從暴民中走出，實現的是暴民的理想。他的演說和著作中充滿意識形態的宣傳，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此才會吸引大批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在希特勒身上體現的平庸就像細菌一樣，盡管可以蔓延，卻仍然是細菌。在各種宣傳的神話中，根本看不到本質的內容。[9]艾希曼是很好的父親，他不是幻想家、冒險者，也不是變態狂，他隻是一個“市儈”（philistin）。

阿倫特關於“惡的平庸”的判斷在社會上引發強烈的反響。她結交多年的猶太人朋友由此和她結怨、斷交，諸如布倫費爾德（Blumenfeld）、索列姆（Scholem）與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與約納斯後來和好，但兩人再也沒有就艾希曼的審判報告交談過）。之後幾年，阿倫特經常收到公開和匿名的批評信和恐嚇信，卷入無休止的、低水平的論爭。[10]索列姆指責阿倫特不愛自己的民族，沒有同情心。她用誇張和諷刺的語調描述猶太人的敵人，把這樣的罪犯等同為一般的人。阿倫特回答道：“我認為惡隻是極端，但不是根本的。惡沒有深度。這種惡就像表麵蔓延的一層黴菌。它沒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這就是平庸。隻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11]阿倫特的判斷和雅斯貝爾斯是一樣的。市儈犯下的惡就像其本身一樣，是非常膚淺的。這種惡並非不可理解，它們可以被“理性地計算出”。艾希曼僅有的動機就是保住職位，最好還能升遷。動機變得膚淺，惡也變得平庸。

然而，阿倫特既不是用民族主義的眼光，也不是站在一般道德的層麵上看待這次審判。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已經表明，納粹的惡是民族國家與暴力的極端體現，是社會道德整體崩潰的體現。因此站在某一民族立場上，站在傳統道德主義的立場上，無法理解艾希曼的惡。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不是對猶太人犯罪，而是對整個人類犯罪，他使整個世界的正義成為不可能。

由於阿倫特堅持極端普遍主義的立場，她的言論確實傷害了作為犧牲者的猶太人的感情。阿倫特的普遍主義建立在普遍的共和價值的基礎上，她甚至希望猶太民族能建立“新的歐洲聯邦體係”，在其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夠和平共處。[12]艾希曼審判應該從兩方麵來看：一方麵，在政治上確實為人類伸張了正義，阿倫特正確指出，屠殺猶太人的根本原因在於非人格的官僚組織；另一方麵，受害者遭遇的不僅是官僚組織的平庸，更是在身體和精神上經曆了魔鬼般的邪惡。阿倫特的論述更強調官僚組織的惡，而忽視了受害者無法忍受的痛苦。

從“根本的惡”到“惡的平庸”，阿倫特對極權主義和現代社會的認識並沒有根本的轉變，隻是不斷深入。如果說“根本的惡”重點還在於揭露極權主義體製的形成，揭露官僚體製的宣傳、組織的運作，那麽“平庸的惡”則將問題聚焦到現代社會的倫理危機。一方麵，傳統人性的道德被顛倒為非人性，極權主義使體麵社會中的道德徹底崩潰，屠殺人群可以成為“規範”的、可以平靜接受的行為，甚至與大屠殺合作的組織包括猶太人自身中的評議會。另一方麵，傳統的道德本身失效，它無法使人們去抵製極權統治的罪行。整個德國上層社會以各種形態屈服於希特勒，不僅如此，引導規範社會行為的道德規律，喚起良知的宗教戒律實際上已經失效。[13]這兩方麵都表明，傳統道德的價值失去其規範性，在大眾社會中個體的行動缺乏倫理性的基礎。

在20世紀極權統治開始之前，尼采曾預言，現代人終將成為“末人”（der letzte Man），不僅沒有偉大，連惡都是平庸的。經曆了極權統治的災難之後，阿倫特關於“惡的平庸”的概念，提出更令人觸目驚心的倫理問題——如此殘酷的屠殺罪惡居然係普通的市儈所為。這絕不是說，社會中的普通人都可以成為艾希曼，而是整個西方傳統道德陷入危機，倫理的基礎已經喪失。

關於艾希曼的審判在德國引發長時間的爭論，這些爭論曾匯集成書出版。拋開許多關於法律程序是否合理的瑣碎爭論，阿倫特所關注的問題是政治與道德的關係。她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坦言，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包含她並沒有思考透徹的道德問題，“該書對我來說意味著事後的修複（cura posterior）。毫不謙虛地說，它為創建新的政治道德奠定了基礎”[14]。因此，我們可以說，艾希曼事件是阿倫特晚年思考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路標。她首先要和傳統的道德思想對話，清理出其中的問題，然後探尋走出道德困境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