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塊美味蛋糕最終還是會被吃完,那麽你吃它的目的是什麽?你的目的在於享受它。如果有人給你送上一塊美味蛋糕(或者是別的美食,隨你喜歡),你是否會回絕說:“不,謝謝,蛋糕總有吃完的那天,所以吃它沒有意義。”你當然不會!它的珍稀並不會減少它所帶來的愉悅感。美味蛋糕看起來是不是很棒?人生也是。人生就是一場修行。有愛做的事情就去做,有愛的人就去愛,有想追求的東西就去追,有想提升的地方就去提升。在這個過程中,體驗就是意義。為了進一步揭示幸福的意義,我們將從有價值和有內容兩個方麵來體現幸福的意義。

一 幸福的意義體現為有價值

有價值是意義存在的一項重要條件,讓我們先從一個普通的咖啡杯來了解一下價值的產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曾經設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實驗,他通過買賣價格來解釋價值的產生。他們讓第一組(即賣方)的參與者每人先得到一個咖啡杯子,然後要求他們回答當別人想買他們的杯子時,對方最少需要付給他們多少錢,他們才願意出售所得杯子。第二組(即買方)事先沒有杯子,那他們要回答願意出多少錢來買這個杯子。杯子是相同的,我們會覺得他們給出的價格應該是沒有多大區別的。

但結果卻是,賣方給出的平均價格是7.12美元,而買方給出的價格隻有2.87美元。有意思的是,賣方給杯子的定價大概是買方給杯子定價的兩倍,而且這個2∶1的比例曾被很多實驗反複驗證。也就是說,人們認為同一個東西的價值並不相等,放棄你所擁有的東西,要比得到同樣的東西付出更多,而這個差價就是自我價值在杯子身上的增值。實驗隻是告訴你這是你的杯子,結果在你心裏這個杯子的價值就翻倍了,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如果杯子的事還是不能讓你明白有價值與意義之間的關係,那讓我們從貴州省貴陽市環衛工人身上來感受一下。中新社2014年發布了這樣一條新聞,標題是《失地農民變富翁 開車上班做環衛》,新聞介紹了貴陽市觀山湖區環衛所有1000多名環衛工人,其中近800名是“失地農民”,這些環衛工人是“失地農民”,他們在土地被征調後幹起了環衛工。這些人中大部分並不貧窮,有的家裏甚至有幾套房子。他們當中近200人為了上班方便,還買了車。在月薪不到2000元的情況下,這些農民出身的“富翁”,卻堅持每天早上6點半開始清掃大街,繼續當著一名充滿幸福感的環衛工。47歲的康明秀在自己的車旁邊清掃責任路段。在問起為何還要做這份工作時,她回答說,當初新區建設還不成型時,灰塵比較多,天天灰頭土臉,如今路麵更加幹淨,沒理由不再堅持下去,或許會一直幹到退休。

人生的價值包括人生的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兩個方麵。持久的自我價值感是一種較穩定的人格傾向,是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客體的自我對社會主體以及主體的自我的認知和評價,是一種正向的自我情感體驗。自我價值感包括三個層次(總體自我價值感、一般自我價值感和特殊自我價值感),兩種類型(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其中,總體自我價值感抽象程度最高,比較泛化、概括化;一般自我價值感的抽象程度次之,反映了個人長期維持的基準水平;特殊自我價值感的抽象程度最低,體現在生理、心理、人際、道德和家庭等具體方麵,比較容易隨社會角色、身份的改變或重大事件的發生而波動。總體自我價值感來源於對一般自我價值感的整合,而一般自我價值感則來源於對特殊自我價值感的整合。自我價值感對個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具有影響,也影響著個體的身心健康,在整體上與主觀幸福感呈現出較強的相關。

汪宏等人(2006)認為,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在這些因素中,人格是預測幸福感最為可靠的因子之一。自我價值感作為一種穩定的人格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非常緊密。自我價值感與主觀幸福感都涉及情感體驗的評價,且強調個體自我認識、自我評價,因此兩者都與個體自己的認知和情感體驗有關。此外,已有的一些研究從與兩者有關的因素著手探討它們之間的關係。例如,威爾遜(Wilson)就發現自尊與主觀幸福感有著較強的相關;許布納(Huebner)等人的研究也說明,青少年總體生活滿意度與總體自尊呈中等程度的相關;我國的張雯和鄭日昌(2004)也發現大學生幸福感指數與自尊總分呈顯著正相關,其中總體情感指數與自尊的相關最高。自我價值感與某些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也有關係。例如,龔藝華和黃希庭(2005)的研究表明,大學生自我價值感水平的高低及其不同因子和層麵與心理控製源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即高內控的大學生自我價值感水平也高。由上可見,價值感是現實生活中追求有意義生活的重要內容。而價值感又可以從付出感和使命感兩方麵來獲取和提升。

1.付出感——收獲幸福的意義

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曾說過:“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事物會讓你辛苦流汗。”

巴金也曾說過:“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

生命的意義感對個體幸福感有著促進作用。無論是親情、愛情、友情還是學習和事業,都需要人們去付出,在付出中體驗自我的價值,在付出中感受到回報,在付出中體會生命的意義。有機會為了自己熱愛的一切付出,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

沃特曼(Waterman)認為,幸福發生在人們從事與深層價值最匹配的活動中,是一種全身心的投入。個人依據“真實自我”(trueself)努力生活,實現自身的種種潛能(自我實現),由此產生了一種狀態,沃特曼稱這種狀態為“個人表現”。因此,沃特曼將幸福分成兩種:一種是個人表現的幸福,是指個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活動中時,意識到自己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自我得以表現,進而有助於達成自我實現的體驗,是實現自我的愉悅。另一種是盡情享樂的幸福,是指個人在活動中體驗到自己的生活或心理需要得到了滿足的一種體驗。

亞裏士多德肯定幸福是人的幸福,認為“幸福為心靈的活動”。快樂雖然屬於幸福,但幸福卻不能歸結為快樂。純粹為追求快樂的行為是不能稱為幸福的,快樂必須在理性的控製下達到適中的程度,才能稱為幸福。他認為“至善即幸福”,至善是由各個具體的善積累而成的,是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德性的活動而達到的。幸福不是品質,而是現實活動。具有理性思維的人會有一種崇高的目標,他能為崇高的目標去奮鬥,從而達到幸福,而缺乏理性原則的人則不可能有幸福。人們要幸福,達到至善,就必須決心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在各種困難的環境下充分發揮自己最大的功能,為崇高的目標奮鬥,這樣即使再苦再難再險,也應該是幸福的。

2.使命感——建構幸福的意義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說:“若你一直在追尋快樂是如何構成的,你將永遠不會快樂。若你一直在尋找生命的意義,那你等於白活一場。”

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也說過:“生命本無意義。我們每一個人才有意義,並把它帶入各自的人生。當你就是答案本身時,而你卻一直在問此問題,這是一種浪費。”

近年來,師範生職業使命感的話題正在複蘇。師範生對人生意義的感悟被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相關因素。積極的人生意義體驗,加之正確的職業使命感,會對師範生的學習和生活帶來正麵作用。

在現代社會,工作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被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主觀建構著。從古希臘時期工作被看作是一種詛咒到文藝複興時代被看作是一種將人類與上帝發生聯係的方式,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將工作看作是一種自我實現行為到弗洛伊德(Freud)將工作看作是一種自我否定行為(Hardy,1990)。近年來,隨著人們對人生意義感的重視和追尋,一個來自宗教學的概念——使命感,在職業心理學和管理學界中再度複活,並得到管理實踐界的重視。謝寶國等人(2016)指出,工作使命感是一個正在複蘇的重要課題。使命感不僅具有現實存在性(Duffy,Allan,Autin & Bott,2013),而且在進一步豐富人們對大量組織現象的理解方麵也非常具有潛在價值(Elangovan,Pinder & McLean,2010)。因此,使命感近年來得到了西方學者的極大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增長。

從概念的演進過程來說,使命感是一個由神聖化向世俗化轉變的過程,並已成為一個跨學科(宗教學、社會學、職業心理學和組織行為學)的概念。在傳統宗教背景下,使命感僅指向神父、牧師、傳教士和修女等神職人員。16—17世紀,隨著新教改革運動的興起,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將使命感從修道士霸權中解放出來。他認為所有工作都有可能是服務於上帝的感召式工作,使命感適用於所有人,普通人也能感受到上帝的召喚。

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及其同事將使命感世俗化,區分出人們對待工作的三種取向。第一種為謀生取向(job orientation)。持這種取向的人主要是為了從工作當中獲取物質回報,工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幫助個人獲取享受必需資源的工具。第二種為職業取向(career orientation)。持這種取向的人對工作具有更深的個人投資,工作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晉升、聲望和地位。第三種為使命感取向(calling orientation)。持這種取向的人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個人實現,他們重視工作對社會的貢獻。進入21世紀,隨著學術界和實踐領域對工作內在價值感和積極意義的重視,使命感逐漸進入職業心理學和組織行為研究者的視野,並得到極大複活。相較於社會學家貝拉,馬德森(Madsen)、沙利文(Sullivan)、斯威德勒(Swidler)、蒂普頓(Tipton)僅強調工作對公共福祉的價值。職業心理學家和組織行為家還比較強調工作對個體自我實現的價值。

由於世俗化之後的使命感橫跨職業心理學和管理學,探討使命感對大學生職業選擇與發展的影響涉及的變量主要有心理健康、生活滿意度、職業滿意度等。相對於使命感與員工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而言,使命感與員工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得到了研究人員比較多的關注。使命感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員工的生活滿意度。彼得森、帕克、霍爾、塞利格曼(Peterson,Park,Hall & Seligman,2009)的大樣本(N=9803)研究表明,使命感與員工生活滿意度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32。

近年來,學者們對該議題的研究轉向探討使命感為什麽會影響員工生活滿意度上來。托裏和達菲(Torrey & Duffy,2012)認為,使命感可以通過核心自我評價正向影響員工生活滿意度。核心自我評價的中介作用會受到個體雇傭狀態的調節,即對於有工作或自願離職的個體而言,核心自我評價隻能部分中介使命感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而對於非自願離職的個體而言,核心自我評價完全中介使命感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達菲、艾倫、奧廷和博特(Duffy,Allan,Autin & Bott,2013)的研究還顯示,使命感可以通過提升工作意義,進而提升生活意義,從而對員工的生活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普拉科娃、格利德、胡德(Praskova,Greed & Hood,2015)的研究還顯示,使命感還會通過工作努力、情緒調節和職業策略三個自我調節過程變量對員工生活滿意度產生影響。我國研究人員胡湜和顧雪英(2014)認為,使命感可以顯著預測員工的職業滿意度。工作資源水平越高,職業韌性對使命感與職業滿意度之間關係的中介作用越強。

二 幸福的意義重在有內容

1.現實感——從活在當下感受幸福

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它是一個可變的東西,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代表不同的東西。馬斯洛(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也證實了意義可變的觀點,在人生不同階段是隨著需求而變化的。

意義存在的正確的順序可以理解為:先存在≥因為活著而有需求≥把需求當作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個體需要先接受一個事實,即活著、以生命的形式存在的事實,而不是逃避這個事實。當個體真正接受這個事實後,才會開始思考:既然現在我活著,我可以做點什麽?

然而接受這個事實,對有些個體來說是不容易的,就像心理學上的接納不完美的自己一樣,接納自己不完美的生活,接納自己暫時不思考意義的存在。個體從出生就未能賦予任何意義,人生來不曾知道自己為何而生,而活下去,繼續生存就是生命的原因。無論個體這一生的意義是什麽,在活著的這一生所能做的選擇都是根據短期或長期個體需要來決定的。雖然對個體來說生命的意義是未知的,但對整個人類的進化來說,個體的生命也許有存在的意義,但是這個視角太宏觀。從個體微觀層麵來感受宏觀的存在,是非常虛幻的,個體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曆史使命的意義。因此,對個體而言,先以生命形式存在就是活著的意義,在這個有限的基礎上思考需求,才能從意義的有限性中解脫出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從不會因為2+2=4這個公式而苦惱,你不會想2+2為什麽等於4。因為你很清楚地知道執著於這個公式而苦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接受了2+2=4,所以你從不會為此苦惱(理論來源:耶魯大學公開課《死亡》)。意義也是如此,隻有你接受存在的事實,才不會苦惱。

那麽不思考意義、沒有意義會讓你變空虛嗎?不,一旦接受了這個設定,個體就從意義的枷鎖中解脫出來。沒有了意義的束縛,個體應該更自由,因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意義讓你做的事情。從這個層麵來說,個體才可以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不按固有的設定來生活,而是按照個體自己設想的方式發展。所以不是先找到意義然後再活著,而是先努力生活,然後你自然會給自己賦予一個自己滿意的意義。

對於當代大學生來說,認真的態度就是對意義最好的詮釋,認真學習、認真賺錢、認真去愛、認真體驗生命的美好、認真見識新世界。個體認真以當前存在形式活著,這是個體對自己意義最好的理解和控製,對自己人生未來在哪些方麵進一步拓展最好的操作。一個活在當下的個體就是熱愛生活,隻有認真活著,你才有機會明白為什麽活著。這就是真正完全擺脫這種意義問題的困擾的方法,那就是積極,樂觀,陽光地去擁抱生活,活在當下!

對於大學生而言,意義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他們對為什麽學習和找什麽樣的工作都有著很多的焦慮與擔憂。有研究認為,我國高校擴招在客觀上加劇了大學生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有擇業期望過高、擇業性焦慮和超前擇業心態。這些問題呈彌漫性滲入的方式影響著大學生的生活,進而影響到大學生就業與擇業的現實適應性,乃至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狀態。有研究表明,大學生擇業心理問題與大學生在“現實性—理想性”方麵的心理衝突有很大關係。一年級大學生更具幻想性。一方麵,他們剛剛步入大學校園,對大學生活充滿憧憬;另一方麵,他們處於適應期,大學環境與中學環境不同,學習方式由原來的嚴格管理轉變為自主管理,發生了巨大變化,且大學文化與中學文化相比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這些因素導致一年級大學生充滿新奇和幻想。

2.沉浸體驗幸福瞬間

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米哈裏·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做博士論文時訪談了數百名國際象棋選手、藝術家、攀岩愛好者、作曲家和運動員,這些不同的受訪者報告了自己之所以持續不斷地從事這些活動而不厭倦是因為他們在活動時都獲得了一種非常相似的、令他們十分興奮的情緒體驗,特別是當他們從事的活動能順利進行時,這種情緒感受如同“水流”,毫不費力且源源不斷地出現。他將這種情緒體驗稱為flow experience(“沉浸體驗”或“心流體驗”)。

當人們從事一種可控而富有挑戰性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需要一定的技能並受內在動機所驅使時,就會產生沉浸體驗。為了產生沉浸體驗,人們必須把握好時機來完成這些任務,必須有明確的目的和即時的反饋。這些活動要求人們全神貫注,以及全身心地投入。在完成此項工作後,重新出現的自我仿佛更強大了,自我意識也得到增強。在沉浸體驗中,人們的時間知覺也不同尋常,有時1小時過去了就像才過去1分鍾,而有時幾分鍾又像幾小時那樣漫長。

沉浸體驗往往既包括人的感官體驗,又包括人的認知體驗。感官體驗是指對人有一定的挑戰,但主要利用人的感官,讓人感覺到爽或刺激的體驗,如遊樂場,迪士尼主題樂園。利用感官刺激達到的心流狀態很難維持長久。認知體驗主要是指通過人的認知經驗來達到的心流狀態,如下棋、掃雷等策略遊戲。事實證明,既包含豐富的感官經驗,又包含豐富的認知體驗的活動才能創造最令人投入的心流狀態。遊戲是最容易使人達到心流狀態的活動。KTV的環境與燈光營造出讓人分不清白天與黑夜的感覺,商場環境注重打造的是讓人沉浸在購物中流連忘返的氛圍,這些都是使用沉浸式設計來讓顧客長時間駐足的例子。

人們可以根據任務中麵對的挑戰,最大限度地發揮技能,從而逐步發展活動角色,以此來提高沉浸體驗的頻率。人們可以通過提高跳舞技能、節奏練習或冥想以提高以儀式化為基礎的沉浸體驗的頻率,也可以通過參加一項或多項運動以提高以運動為基礎的沉浸體驗的頻率。在這些領域中,人們一旦成為技能高超的人,並且不斷地進行有規律的練習,那麽其所麵對的技能的挑戰性就會降低。人們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法來提高沉浸體驗的頻率。

第一,參加具有挑戰性且需要技能的活動。帶來沉浸體驗的活動必定需要人們運用一定的技能才能完成,並且有可能接近人們的極限,更為重要的是人們認為自己可以勝任,有能力完成它。

第二,全神貫注與忘我。由於引發沉浸體驗的任務都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對能否達到目標的即時反饋,因此人們必須要全神貫注投入其中,甚至要達到忘我的狀態。人們覺察不到獨立於任務之外的自己。舞者成為舞蹈的一部分,歌者成為歌曲的一部分,水手成為船隻的一部分。如果人們分神或進行自我批判,則會破壞沉浸體驗,也會影響任務完成的質量,所以在沉浸體驗中,人們不要問自己是否應該這樣做,也不要去想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做法,這些都會幹擾沉浸體驗。當沉浸體驗結束時,我們會感到自我變得更強大。

第三,時間的轉換。當人們享受沉浸體驗時,對時間的知覺會與平日不同。例如,人們在全神閱讀的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飛快,幾小時就像幾分鍾,此時,人們對時間流逝的體驗被濃縮。而在有些沉浸體驗中,時間則會被拉長。例如,劃船時遇上狂風,雖然熟練運用技能應對不過幾秒鍾,但在沉浸狀態中這些動作看上去仿佛慢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