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世界觀大致得到了與自己有社會關係，特別是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的認同，否則很少有人能感到幸福。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人們在其中被分成了不同的群體，群體間存在著道德觀和信仰上的深刻差異。這種情形始於宗教改革，也有人說始於文藝複興，從那以後便愈演愈烈。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別，他們不僅在宗教理論上存在分歧，在很多實際問題上也有分歧。有貴族和資產階級之別，前者可以做的許多事後者就不可以做。還有宗教自由派和自由思想者不承認參加宗教儀式的義務。在今天的整個歐洲大陸上，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者，從政治到生活的方方麵麵都存在巨大分野。英語國家內部的分歧數不勝數。有些群體崇尚藝術，另一些群體卻視藝術為魔鬼，現代藝術更是絕對的魔鬼。有些群體認為效忠帝國是崇高的美德，另一些群體認為這是邪惡的，還有的群體則認為這是愚昧的。因循守舊的人把通奸看作十惡不赦，也有很多人認為，這種行為即便不值得讚賞也是可以原諒的。天主教徒絕對不可以離婚，很多非天主教徒卻認為離婚是救濟婚姻的必需。
正是由於這些觀點分歧，有某種嗜好和信念的人會發現，自己在本群體中實際上是個異類，但在另一個群體中就完全是一個正常人。絕大多數人的不幸福，特別是青年人的，都是這麽來的。年輕男女聽到了某些觀念的傳言，卻發現它們在自己的生活環境裏都屬於大逆不道。青年人很容易認為他們熟悉的唯一環境就代表了整個世界。他們很難相信，在另一個地方或另一個群體中，他們擔心離經叛道而不敢說出來的觀點，會被看作人之常情。對世界的無知使人承受了大量無謂的痛苦，有時隻限於青年時代，但貫穿一生的也不在少數。這種孤立不僅製造痛苦，而且讓人浪費了大量精力來保持精神獨立以對抗周圍的敵意，最後還讓人十有八九不敢遵循自己思考得出的邏輯結論。勃朗特姐妹在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前沒有遇到過一個誌趣相投的人。這沒有影響到勇敢豪氣的艾米莉，卻真實影響了雖有才華但觀念基本局限於女家庭教師層麵的夏洛蒂。詩人布萊克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樣，過著精神上極度孤獨的生活，但也和她一樣，擁有克服孤獨的消極影響的強大力量。因為他永遠相信自己是對的，而批評者是錯的。以下詩句表達了他對輿論的態度：
我認識的唯一一個
從不令我反胃的人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也是猶太人。
親愛的基督徒朋友們，你們又怎麽看？
但是，內心力量如此強大的人並不多。幾乎每個人都認為，生活在一個有同理心的環境裏才有幸福。當然，大多數人與其生活環境都是相互認同的。他們年輕時便接受了當時的偏見，並本能地讓自己適應了周圍的信仰和習俗。但是另外一些少數人群，包括幾乎所有富有才智或藝術才華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抱持這種默認態度的。比如一個人出生在小鄉鎮，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一切有益於發展心智的事都會遭到周圍環境的敵視。如果他想讀些嚴肅書籍，別的孩子會鄙視他，老師也告訴他這種書會亂人心神。如果他喜歡藝術，同伴們會認為他不夠男人，長輩們會認為他傷風敗俗。如果他確立某種誌向，無論這個職業多麽令人尊敬，隻要不是圈子裏常見的，人們就會說他標新立異，勸誡他最好子承父業。如果他流露出任何批評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態度的傾向，他就會發現自己有了大麻煩。所有這些原因，使大多數出類拔萃的青春期男孩女孩都很不幸福。對於他們平庸的同伴來說，這或許是一段酣暢愉快的青春時光，而對於想要追尋一些更嚴肅的東西的他們來說，在他們出生的特定的社會環境裏，在他們的同輩和長輩身上，這些東西都找不到。
這種青年人可能會在大學裏遇到知音，度過幾年幸福時光。幸運的話，畢業時找到的工作還能允許他們尋找默契的夥伴，住在諸如倫敦或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裏的智識之士，一般都能找到與自己氣味相投的小圈子，在那裏，他們不受約束，也不必矯飾。但是，如果工作需要他住在一個小地方，特別是他還必須對普通人保持尊敬的時候，比如醫生或律師就大抵如此，他將會發現，他一輩子都得強迫自己在朝夕相處的人麵前隱藏自己真正的嗜好和信仰。在地域遼闊的美國尤其如此。在東西南北某個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會有一些孤獨的人，他們從書裏看到如果能去往某些地方自己將不再孤獨，但他們沒機會去往這些地方，連跟人傾心交談的機會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達不到布萊克和艾米莉那種層次的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必須找辦法減輕或避開輿論壓迫，這樣有智識的少數人才能相互了解，並從交往中獲得快樂。
然而，在很多情形中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的卻是過分畏懼。相對於不以為意的人，輿論對那些顯然畏懼它的人要暴虐得多。狗對怕它的人比對蔑視它的人叫得更凶、下嘴更快，人性也有同樣的特點。如果你露出了怕它們的樣子，它們保證會窮追不舍，而如果你顯得不在乎，它們就會懷疑自己的力量，並放過你。當然，我主張的不是極端的挑釁行為，如果你在肯辛頓（Kensington）堅持盛行於俄羅斯的觀點，或者反過來做，你必然自食其果。我主張的不是這些極端做派，而是一些無傷大雅的特立獨行，比如關於穿衣打扮，去教堂或讀禁書。這類越軌行為如果是出於愉悅與率性，不是挑釁而是隨意，即使最保守的社會也會容忍。漸漸地，人們或許會承認他有狷狂的資格，別人做了就不可原諒的事他可以做。這主要是天性溫良與態度友善的問題。保守者之所以會被叛逆者激怒，很大程度上是把叛逆行為認作對自己的指責。以足夠愉快、友好的態度向人們，甚至包括最愚蠢的人，表明自己並無指責之意，人們是會原諒很多有悖傳統之事的。
對因趣味與觀念的緣故而失去了社會同情的人來說，逃避輿論指責的這種方法卻是行不通的。缺乏社會同情會讓人感覺不適並充滿攻擊性，盡管他們表麵上順從或極力回避一切尖銳問題。與所屬群體的習俗格格不入，人就會變得敏感、不快、缺乏開朗的幽默感。這種人如果換到一個不以他的觀念為怪論的群體中，就可能變得判若兩人。他會從不苟言笑、羞怯、退縮變成愉快、自信，會從生硬變成隨和易處，會從以自我為中心變成外向、善於交際。
所以，隻要有可能，感覺自己與環境不相容的青年人就應該努力尋找其他工作，讓自己有機會遇到誌同道合者，哪怕這工作會讓你的收入減少很多。年輕人往往看不到這種可能性，他們對世界的了解有限，以為走到哪裏都有偏見，而他們在家裏已經習慣了這種偏見。在這方麵長輩們可以給予年輕人更多幫助，因為這需要豐富的人生閱曆。
這是個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隻要青年人和他所處的環境有摩擦，心理失調就會被當作問題的成因。我認為這完全是個錯誤。打個比方，假定有個青年人的父母認定進化論是異端邪說，在這種情況中，讓他與父母失和的不是別的，隻是智識。與周圍環境不相容固然不幸，但不必不惜一切代價一味回避。如果周圍環境充滿了愚昧、偏見、殘忍，那不相容反倒代表了一種道德。從某種程度上講，上述問題存在於所有環境。伽利略和開普勒有“危險的思想”（在日本有人是這麽說的），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智慧的人也一樣。該做的不是讓公眾意識強大到令人畏懼，從而使這樣的人擔心自己的意見會激起眾怒，而是怎樣盡可能減少、降低這種敵意。
現代社會，這種問題主要發生在青年人身上。當一個人進入了適宜的環境，開始了合適的工作，他基本上就能免受社會刁難了，但是青年人的價值未經證明時，他很可能受無知者擺布，這些蒙昧者自認為有資格評論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如果有誰說一個人固然年輕卻比社會經驗豐富的他們懂得更多，他們便會義憤填膺。許多人經過艱苦抗爭，忍受了漫長壓迫，才最終掙脫愚昧的束縛，但已是滿腔怨恨，心力交瘁。有種安慰人的說法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許多人便是基於這種說法認為青年才俊多曆磨難亦無大礙。豈有此理。這種理論好比是說作惡必被捉，顯然，捉到的都是凶手，但是有誰知道沒有被捉到的凶手有多少？同樣，為人所知的天才都是逆境裏的突圍者，但是有誰知道在青年時便被環境扼殺了的天才有多少。更重要的是，這不僅是天才才會遇到的問題，它也是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人才都可能遇到的問題。它不僅是一個擺脫束縛的問題，還是一個關於怎樣才能不必艱苦卓絕、不必心力交瘁便能擺脫束縛的問題。綜上所述，不可以讓青年人的道路太過曲折。
年長者應該尊重青年人的想法，而青年人卻不必聽命於老年人。原因很簡單，在上述兩種情境中我們關注的都是青年人的生活而不是年長者的生活。如果青年人試圖去規定年長者的生活，比如反對單身父母再婚，那就與年長者試圖規定年輕人的生活犯了同樣的錯誤。無論老少，一旦到了能自主判斷的年齡就有了選擇的權利，必要的話還有犯錯的權利。青年人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屈從於老年人是輕率和愚蠢的。舉個例子，假定你是一個想登台表演的年輕人，你的父母要麽覺得演戲不體麵，要麽因為演員社會地位低而反對你的誌向。他們可能給你施加各種壓力，可能會說如果你不聽話他們就再也不管你了，會說用不了幾年你一定會後悔的，他們還可能舉出一連串嚇人的例子，證明那些與你一樣莽撞行事的年輕人最後落得下場悲涼。當然，他們認為你不適合做演員也可能是對的，也許你沒有表演天賦，也許你的嗓音不夠好。但即便事實如此，你也可以很快從演員們那裏發現這一點，並且有足夠的時間改行。你不能把父母的異議當作放棄嚐試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不顧他們反對，我行我素，他們很快就會轉變態度，會比你或他們想象的快得多。但如果不支持你想法的是專業人士，那就另當別論了，對於入門者來說，專業意見是一定要認真聽取的。
除開專業人士的意見不論，事無巨細，我認為人們在一般情況下是太過在乎別人的意見了。原則上，一個人對輿論的尊重程度應以自我生存和不傷害他人為限，過度的尊重其實是自甘臣服於不必要的專製，而這會從方方麵麵影響幸福感。以消費為例，很多人花錢並非由著自己的性子和趣味，而是僅僅考慮能否得到鄰居的尊重，這取決於自己是否有一輛好車，以及家裏是否有豐盛的晚餐。事實上，那些明明買得起好車但卻熱衷旅行和藏書的人，比起亦步亦趨地生活的人會更受尊重。這當然不是故意輕視輿論，這還是在輿論的控製之下，隻不過是倒置了因果。但是，對輿論的真正輕視既是一種力量，又是幸福的源泉。一個社會若全是不過分世俗的男女，那麽比起千人一麵的社會定要有趣得多。在前一種社會裏每個人都能獨立發展自己的個性，不同之處得以保留，與陌生人的相遇值得期待，因為他們不會是你已經見過的人的簡單複製。貴族階層的優點之一便是這個，因為出身決定了地位，所以乖張行為被允許存在。我們在現代社會裏正在失去這種社會自由的源泉，所以更應該清醒認識到整齊劃一的危險性。我並不是說要刻意做一個行為怪異的人，這與因循守舊同樣無趣。我隻是說人應該順其自然，隻要不是明確反社會的，就應該跟著自己油然而生的趣味走。
現代社會交通便捷，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依賴地理位置上最近的鄰居了。有汽車的人可以把二十英裏範圍內的任何人當作自己的鄰居。因此他們選擇朋友的自由比以前要大得多。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運氣不是太差的話，一個人總能在二十英裏之內找到知音。小城鎮和鄉村裏依然存在的近鄰交往的觀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已經消亡。它已經變成一個愚蠢的觀念，因為我們沒什麽必要與近鄰為伴了。選擇朋友時考慮的越來越多的是脾氣相投而不僅僅是住址鄰近。幸福是由情趣相投、誌同道合者的相互聯係而增進的。社會交往有望沿著這種道路不斷發展，眾多離經叛道者忍受著的孤獨也因此有望減少，甚至完全消失。這種情況無疑將增加他們的幸福感，但當然將減少那些迂腐守舊者的快樂，因為他們現在享受的正是折磨前者的“施虐之樂”。我認為，這種快樂還是消失為好。
和所有其他恐懼一樣，輿論恐懼會壓製、阻礙人的成長。如果這種恐懼感一直很強，人就很難成就大事，也不可能獲得蘊含著真正幸福的精神自由，幸福的本質在於我們能夠從心所欲地生活，而不是聽命於我們的鄰居，甚或我們的親戚的想法和願望。對隔壁鄰居的恐懼肯定是比以前少多了，但新的恐懼又出現了，就是害怕報紙說話。這幾乎和中世紀獵殺女巫一樣可怕。如果報紙找了一個可能本沒什麽危害的替罪羊，結果可能更可怕。幸好，大多數人因為自己是無名之輩而逃脫了這樣的命運，但隨著大眾傳播手段日益完善，這種新的社會迫害方式的危險性也與日俱增。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決不可以以受害者的不屑計較不了了之，無論人們怎樣看待新聞自由這個重要原則，我認為還是要製定出比現行的誹謗罪更明確的規定，禁止一切令無辜者難以忍受的行為，即使他們說過或做過什麽，也不得惡意公開讓他們不能見人。不過，根除這種惡行的首要方法是提升公眾的寬容度，提升寬容度的最佳方法則是增加能夠享受真正的幸福的人，因為這種人不會把自己的主要樂趣建立在製造同胞痛苦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