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承至今的各種製度中，眼下最為混亂與失序的當數家庭。父母對孩子的愛與孩子對父母的愛本該是幸福感的最大源泉，但親子關係的現狀卻是，雙方均感痛苦的恐占十分之九，而至少一方難以忍受的怕要占到百分之九十九。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不滿，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於，從原則上講家庭本可以為人提供最基本的滿足，但它卻沒有做到。要保持愉快的親子關係，為孩子創造幸福的生活，成年人就必須深刻反思為人父母的問題，並在反思的基礎上采取理智的行動。本書無法完成“家庭”這樣一個大題目，隻能就其中或可稱為“贏得幸福”的特殊問題做些討論。即便隻是相關問題，我們的討論也僅限於個人權力範圍內的改進，而不涉及社會結構的改變。
這種討論的局限性自然很大，因為我們今天的家庭不幸源於極不相同的原因，有心理的，有經濟的，有社會的，有教育的，有政治的。就社會富裕階層的女性而言，兩個相互交織的原因使她們感覺做父母的負擔比以往更重了。這兩個原因是，單身女性獲得了就業機會和家政服務的衰落。過去的女人結婚是為難以忍受的處女生活處境所迫。那時候，未婚女性經濟無法獨立，隻能依賴家庭生活，開始是依賴父親，然後是依賴不情願的兄弟。她整日無所事事，也不能自由走出家的圍牆享受自我。她沒有機會並且也無意嚐試性的冒險，她個人深信婚姻之外的性都是可恥的。如果嚴防死守之後她還是掉入了設計的陷阱失去貞節，那她的處境將極其悲慘。《威克菲爾德的牧師》裏便有十分真實的描述：
若要掩蓋她的罪惡，
若要遮蔽她的羞恥，
若要她的情人懺悔
心生絞痛，隻有——
去死。
今天的未婚女性不會認為遇上這種情況就非死不可。如果她受過良好教育，就不難過上舒適的生活，而不必聽命於父母。父母失去了對女兒的經濟控製，也就不再對她們進行過多的道德指責了，責罵一個不會任其擺布的人也沒什麽大用。因此，如今年輕的單身職業女性，如果智識與相貌都不在常人之下，隻要不打算生孩子，就能一直過著愜意的生活。而一旦有了要孩子的打算，她就得結婚，然後，幾乎肯定會失去工作。生活將遠不如她之前已經習慣了的那樣舒適，因為她的丈夫很可能不如她以前掙得多，並且還要負擔整個家庭而不僅僅是一個單身女人的開支。享受慣了獨立之後，她會覺得為了每一份必需的開支而不得不向另一個人伸手，這著實讓人惱火。所有這些原因使得這類女性對成為人母相當猶豫。
將生育付諸行動的女性會發現，比起前輩們，她遇到的新麻煩是家政服務供應短缺且質量低劣。如此一來她就被家務拴住了，不得不大材小用，操持與她的能力和所接受的培訓完全不相稱的日常瑣事，如果她不親自做，又會因苛責保姆粗枝大葉而敗壞自己的心情。至於照料孩子，如果她自己努力成了這方麵的行家，她就會覺得把孩子托付給保姆風險太大，甚至連基本的衛生清潔之類的事都不可靠，除非有條件雇用在機構中接受過昂貴培訓的。千頭萬緒之中，如果她還能繼續保持魅力和智力，那實在是幸運之至。這種相夫教子的主婦經常會落得夫嫌子厭。麵對上完一天班回到家裏的丈夫，這一天的家事煩惱，妻子嘮叨的話是惹人煩，不說的話像不上心。在母子關係裏，她會一直記得為孩子做出的犧牲，幾乎必然會更多地要求孩子回報，而關注瑣事的習慣又會令她心胸狹窄、無事生非。這將是她蒙受的最嚴重的傷害：為家盡責卻因而失去家人的愛，相反，如果她忽略他們，保持自己的開朗與魅力，他們反而會喜愛她。[1]
上述困難本質上是經濟性的，另一個同樣性質的問題幾乎同樣麻煩。我指的是大城市人口聚集導致的住房困難。在中世紀，城市像現在的農村一樣空曠。如今，孩子們還在唱那支童謠：
保羅塔旁有棵樹，
樹上掛滿大蘋果，
倫敦城裏小男孩，
拿著棍子打蘋果。
順著籬笆趕緊逃，
一路跑到倫敦橋。
保羅教堂的尖塔不見了，保羅路和倫敦橋之間的籬笆也不知是什麽時候消失的。歌謠中所描繪的倫敦城裏小男孩的那種快樂，已經是幾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但並不是太久以前，農村還聚居著大量人口。那時城鎮並不很大，出城方便，城裏有許多帶花園的住房。今天的英國，城市人口數量遠遠多過農村。美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少一些，但增長速度很快。倫敦和紐約這樣的城市太過龐大，出城要花很長時間。城市裏的居民通常隻能住平層公寓，自然連一寸土地都碰不到，不寬裕的人更隻能住在極其局促的空間裏。如果家裏有孩子，公寓內的生活會很不舒適。孩子沒有可以瘋玩的地方，父母沒有可以躲清靜的地方。因此，上班族越來越多地住往郊區，這無疑很符合孩子的需要，但顯然增加了父親的辛苦，同時削弱了他在家庭中的作用。
我沒打算討論這個宏大的經濟問題，因為它們在我試圖討論的範圍之外，我們關注的是，現實條件下，個人如何去尋找幸福感。論及當下親子關係中的心理困境時，我們在接近這個主題。這實際上是由民主引發的問題。過去有主人和奴隸之分：主人來決定做什麽，總體上說也愛護他們的奴隸，因為奴隸為他們提供了愉悅。奴隸可能會恨主人，但情況不像民主理論設想的那樣普遍。不過，即便奴隸真的恨主人，主人終歸不會察覺，所以他們還是愉快的。隨著民主理論被普遍接受，這一切改變了：以往默認一切的奴隸停止了默認，以往對自己的權利深信不疑的主人開始猶豫和動搖。衝突發生造成了雙方的不幸。我並非以此攻擊民主，因為這種問題在任何重要變革中都在所難免。但是，這種進程的確帶來了世界的不適，罔顧事實亦毫無益處。
普遍民主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親子關係的改變。父母不再確信自己擁有否定孩子的權利，孩子不再認定需要尊重父母。服從的美德以往是天經地義，現在看來卻陳腐不堪。精神分析理論讓受過教育的父母心生擔憂，唯恐不經意間傷害了孩子。親吻孩子擔心會導致俄狄浦斯情結，假如不跟他們親熱又可能誘發嫉妒。命令孩子可能會製造罪惡感，假如不予限製他們又可能養成父母眼中的壞習慣。當他們看到自己的寶寶吮吸大拇指，他們能推導出所有可怕的結論，但卻無計可施。為人父母，曾經是關乎權力的輝煌體驗，如今卻變成膽怯、焦慮並充滿良心的不安。往昔簡單的幸福不見了，與此同時，就單身女性新的自由而言，選擇生育意味著必須做出比以往更大的犧牲。在這種情況下，慎重的母親對孩子的要求會過少，而任性的母親要求又過多。慎重的母親會克製她們天性中的情愛，變得羞怯；任性的母親則試圖在孩子身上找回她們被迫放棄的快樂作為補償。一種是孩子忍受著愛的饑渴，另一種是孩子的愛被過度刺激。哪一種都不是家庭創造的最好的、簡單自然的幸福。
遍觀這些麻煩，你還會驚訝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嗎？人口總體出生率已經下降到了人口總量即將開始衰減的拐點，而富裕階層早就越過了這個點，不隻是個別國家如此，事實上是所有高度文明的國家都如此。富裕階層人口出生率的可用統計資料並不多，但基恩·艾林的書中有兩個事實涉及上述觀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斯德哥爾摩職業女性的生育率僅為全部人口生育率的三分之一，美國衛斯理學院四千畢業生在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三年共生育約三千嬰兒，而避免人口負增長需要生出八千個沒有夭折的嬰兒。白種人的文明顯然有個奇怪的特點，越是接受這種文明，就越少生育。文明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文明程度越低生育率越高。西方國家最有智識的群體目前正在消亡之中。不出幾年，西方國家的整體人口數量將會減少，除非他們能從低文明地區移民加以補充。而一旦這些移民接受了遷入國的文明，他們的生育率也相應地轉而降低。顯然，具有這種特征的文明缺乏穩固性，除非它能催生人口增長，否則遲早將被別的文明取代，取而代之者必是保留了強勁的生育動力，因而可以避免人口衰減。
每個西方國家的道德公知們都努力就此問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他們一方麵宣揚已婚夫婦有義務按照上帝的旨意來生育，無須考慮孩子將來能否健康幸福。另一方麵是身為男性的教士們大聲頌揚母性的聖潔快樂，謊稱什麽貧病交加的孩子所組成的大家庭是幸福之源。政府也參與其中爭辯道，足夠數量的炮灰是必需的，設若沒有足夠數量的人留作炮灰，那些設計精良的毀滅性武器又作何用？奇怪的是，身為父母的個體即便能接受這種論調去說服別人，但輪到自己便裝聾作啞了。教士和愛國者的這種心理學是誤入歧途了。教士的成功隻是靠地獄之火來嚇人，但現在真信這個的人寥寥無幾。而除非是這種性質的恐懼，其他任何恐嚇都不足以控製如此純粹的私人行為。至於政府，它的論點實在殘忍。人們或許會同意別人應該去當炮灰，但不可能接受把自己的孩子派作此用。因此，政府能做的就是盡力讓窮人保持愚昧，但統計顯示，除了最落後的地區，這種努力在西方國家顯然是失敗了。即便真有什麽社會責任感存在，也很少有人出於這個原因生孩子。人們生孩子要麽是認為孩子能增加他們的幸福感，要麽是不知如何避孕。後一種因素的作用始終強大，但影響在穩定下降。阻止人口持續衰減，國家與教會均已無計可施。白種人要想延續，就必須為成為父母重賦幸福感。
拋開現實情況不談，從人類天性來看，我認為為人父母顯然能在心理上給人帶來生活中最大、最持久的幸福感。這種幸福感在女人那裏無疑比在男人那裏更真切，但男人的真切感受也超過很多現代人的想象。以前的所有文學作品幾乎都認為這是順理成章的。赫卡柏關心孩子勝過關心普利阿摩斯，麥克多夫關心孩子也多過關心妻子。《舊約》裏的男人女人都熱衷於傳宗接代，在中國和日本，這種生育觀念延續至今。有人說這種生育意願來自祖先崇拜，我卻認為實際上正好相反，應該是祖先崇拜反映了人們對家族傳承的關注。回到我們剛才討論的職業女性，可見生育衝動一定是非常強烈的，否則不會有人願意為之做出那麽大的犧牲。就我個人而言，為人父母的幸福感在我的人生經驗中無出其右。我堅信，當環境誘導人們割舍這種幸福時，留下了未被實現的一種深刻需要，人會因此感到不滿與沮喪，卻不知所以。想幸福地活在世間，尤其當韶華已逝，就不能有孤獨無靠及來日無多的自我感覺，而要把自己當作生命之流的一個部分，從最初的一個細胞，奔向遙遠而未知的將來。使用凝固的語言來表達這種明確的意識，它無疑屬於超文明的、智慧的世界觀，而作為一種模糊的情緒衝動，它卻是原始而自然的，與超文明截然相反。有能力的人固然可以借由建功立業、名垂青史來滿足這種需要，而芸芸眾生卻隻能寄托於生兒育女。那些聽任自己的生育衝動止息的人已從生命之流中抽身，這給他們帶來了生命枯萎的巨大風險。對他們來說，除非極度超脫，死亡就意味著一切的終結。身後的世界與他們不複相關，因此他們所做的一切在他們自身看來也就無足輕重了。對於兒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的人，未來是重要的，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重要的，不僅在道德上和想象中感覺重要，在天性和本能中也感覺重要。一個人若能將興趣擴展到自身之外，便可能將其擴展得更遠。就像亞伯拉罕，他因為想到子孫將要繼承應許之地而深感欣慰，哪怕這將是數代之後的事。他憑此拯救自己脫離了空虛，那種扼殺所有情感的空虛。
家庭的基礎應該是愛，是父母對孩子的一種特殊的愛，不同於他們彼此之間的愛，也不同於他們對其他孩子的愛。的確，有些父母很少或根本不愛自己的孩子，還有些女性能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別人的孩子。然而總的情況仍然表明，父母之愛是人們通常隻能給予自己的孩子，而無法給予他人的一種特殊的愛。這種情感傳自我們的動物祖先。在這方麵，我認為弗洛伊德的洞見缺乏足夠的生物性視角，隻要觀察過雌性動物如何照顧幼仔便會發現，它對孩子的行為方式完全不同於對與她有性關係的雄性。這種差異化的本能模式同樣存在於人類，盡管具體形式不同，表現程度有別。如果不是因為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感，家庭就沒什麽必要成為一種製度了，因為專業撫養機構也同樣可以照顧好孩子。而事實是，如果父母對孩子的特殊的愛沒有消減，它會對父母和孩子雙方都有價值。父母之愛的更大價值在於，它比其他任何情愛都更加可靠。朋友因為你的德行愛你，情人因為你的魅力愛你，你若失去德行與魅力，恐怕也將失去朋友和情人的愛。但當不幸發生時，生病甚至蒙羞，父母是最可靠的，如果他們是那種真正的父母。我們當然樂意因為自己的優點而受人讚賞，但大多數人在心裏會留有餘地，感覺這讚賞未必可信。父母愛我們是愛他們的孩子，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在他們身邊也就感覺格外踏實。順風順水時這並不大重要，坎坷失敗中它卻能給你無可替代的安慰和安全感。
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保證一方快樂很容易，但要保證雙方都快樂就難多了。監獄看守會以監管囚犯為樂，老板會以恐嚇員工為樂，統治者會以鐵腕治民為樂，傳統的父親會以棍棒教子為樂。不過，這都是單方麵的快樂，對於另一方，這情形並不令人愉快。我們發現這些單方麵的快樂並不讓人滿意：好的人際關係應該是能讓雙方都滿足的。這一點尤其適用於親子關係，相比前輩，兒女需要忍受父母的情況減少了，相應地父母從子女那裏得到的樂趣也減少了。我不認為有什麽真正的理由能減少父母從孩子身上得到的樂趣，雖然實際情況是這樣。我也不認為有什麽理由能讓父母無法增加孩子的快樂。然而，像現代世界所追求的一切平等關係一樣，它需要敏感與柔軟，需要對另一種個性的尊重，而這些恰好是日常生活中的好鬥性所不鼓勵的。讓我們來談談為人父母的幸福感，首先是生物性的，然後是，當父母以一種信仰平等的世界所讚許的態度來麵對其他個體時所可能產生的快樂。
父母之樂的源泉有兩脈。一方麵是感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被外部化了，可以在身體其他部分死亡後更久地活下去，而外部化的部分又可以同樣的方式傳遞，生命的種子因此生生不息。另一方麵是權力與溫情的緊密結合。新生命弱小無助，父母自然有一種照顧的衝動，這種衝動不僅滿足了父母對孩子的愛的需要，也滿足了父母對孩子的控製的需要。隻要依然覺得孩子弱小無助，對他們的愛便不能被認為是無私的，因為保護自身脆弱之處是人的天性。不過，從孩子很小的時候開始，熱衷行使父母權力與關注孩子利益之間就產生了矛盾，對孩子進行控製在一定程度是天性使然，但孩子也需要盡可能學會在各方麵獨立，而這對於父母的權力欲來說不是件好事。有些父母從未意識到這種衝突的存在，一直對孩子實施專製，直到孩子開始反抗。另一些父母則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卻為衝突的情感所折磨。在衝突中他們失去了做父母的幸福。對孩子全心全意地付出之後，發現孩子的成長與自己的期望大相徑庭，於是備感羞辱。他們希望孩子成為戰士，孩子卻成了和平主義者，或者像托爾斯泰，父母希望他做一個和平主義者，他卻參加了黑色百人團（the Black Hundreds）。問題還不限於這些後來的發展。如果孩子能夠自己吃飯而你卻要喂飯，那就是把控製欲置於孩子的利益之上，雖然在你看來這隻是為了減少他的麻煩。如果你讓他對危險草木皆兵，可能是試圖讓他一直依靠你。如果你給他的愛溢於言表期待回報，可能是試圖用情感來拴住他。占有欲會千方百計地使父母誤入歧途，除非他們十分謹慎或心思單純。今天的父母意識到了這種風險，有時在應對孩子上便失去了信心，這反倒不如聽憑自己犯自然的錯誤，因為最容易引起孩子心理焦慮的，是他們感覺到成年人缺乏把握和自信。因此，心思單純勝過小心謹慎。若是切實渴求孩子的幸福而非自己的權力，無須精神分析的教科書來教導我們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本能就能做出正確引導。那樣的親子關係自始至終是和諧的，孩子沒有反抗，父母也沒有失落。這要求父母從一開始就要尊重孩子的人格——不是出於道德或智力的原則，而是根植於某種近乎神秘的信仰而排除了占有與壓迫。當然，這種態度不僅在親子關係中需要，在婚姻和友誼中同樣需要，盡管在友誼中它更容易出現。雖然這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希望，但在一個良好的世界裏，人群之間的政治關係理應盡皆如此。雖然人人都渴望溫情，但兒童應該被優先考慮，因為他們無助，因為他們弱小無力而被俗世忽略。
回到本書的主題，在現代社會，隻有那些能深刻體會到我一直在談的對孩子抱持尊重態度的人，才能獲得為人父母的全部幸福。因為他們不必為克製自己的控製欲而煩惱，當孩子獲得自由時，他們不會像專製的父母那樣為夢想幻滅而畏懼。哪怕專製的父母能夠對子女權威盡施，抱持尊重態度的父母獲得的幸福也會比他們更多。以溫情**滌一切專製傾向，從而帶來更美好、更溫暖、更能夠把日常生活點鐵成金的幸福的愛，勝過為在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繼續保持優越感而拚搏和戰鬥的人的任何感情。
盡管我十分推崇父母情感的價值，但並不因此推導出常見的結論，即母親應該去照顧孩子的一切。在科學尚未出現、育兒知識全靠女性長輩七零八碎地傳給晚輩的年代，這方麵的一些風俗習慣是適用的。今天，對於撫養孩子方麵的大量教育，做得最好的是那些就此專業進行過專門研究的人。而這些教育中僅有時下關乎“教育”的那部分得到了認可。無論一個母親多愛她的兒子，人們都不會期望她去教兒子微積分。就學習書本知識而言，人們認可掌握了書本知識的人比胸無點墨的母親對孩子更有幫助。但是關於孩子教育的其他許多方麵，人們卻缺乏同樣的認識，因為其所需經驗尚未被認可。無疑，有些事情由母親做更好，但隨著孩子長大，最好由別人來做的事越來越多。這種觀念如果能被普遍接受，那麽母親親力親為的煩惱會少很多，因為她們在很多事情上並不擅長。具備任何一種專業技能的女性，即便做了母親，也應該能夠繼續發揮她的技能，這對其自身和社會都是有益的。在懷孕後期和哺乳期內她可能很難做到，但孩子九個月大後就不該再是母親職業活動的不可克服的障礙了。當一個社會要求母親為孩子做出不合理的犧牲時，除非這個母親非常高尚，否則她也一定期望從孩子身上獲得過度的補償。傳統上稱作自我犧牲的母親，絕大多數情況下對孩子都特別自私，因為為人父母固然重要卻隻是生活的一部分，若它成為生活的全部則人必有不滿足，不滿足的父母很可能在情感上變得貪婪。因此，母親不應斷絕自己所有的興趣與追求，這對孩子和母親自身的利益都很重要。如果她確有照顧孩子的誌向，且有勝任教育孩子職責的廣博知識，那她應該大展雄才，進入包括自己孩子在內的兒童組織專業從事教育。隻要達到了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怎樣以及由誰來撫養孩子，當然是父母說了算，隻是被指定者須有資格。但是，不能用成見來要求每個母親都親自去做有些母親能做好的事。不少母親麵對孩子會不知所措、力不從心，那就不要猶豫，把孩子交給擅長此事、受過基本培訓的女性照顧。女性並沒有照顧孩子的天賦本能，對孩子的過度關心不過是占有欲的幌子。許多孩子在心理上被母親無知和過分敏感的管教傷害了。人們總是認為不能指望父親給予孩子更多的愛，而孩子對父親的愛與對母親的愛並無二致。如果母親的生活能擺脫不必要的奴役，如果孩子能從早期身心護理的科學知識中受益，將來的母子關係將越發近似於今天的父子關係。
[1]基恩·艾林（Jean Ayling）在《避免成為父母》（The Retreat from Parenthood)一書中，就這個問題如何影響了職業人群做了頗有見地和建設性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