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曆史上的很多時代一樣，這種想法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即我們當中的智者都已看破過往的各種狂熱，領悟到世上並無值得為之堅持的東西。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真的很不幸福，但他們卻以痛苦為榮，認為痛苦是宇宙的本質，並且是被啟蒙的人唯一明智的態度。他們以痛苦為榮會讓那些單純的人懷疑這種痛苦的真實性，以為享受痛苦的人其實並不痛苦。這種看法未免太過幼稚。痛苦的人會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富有洞見，這無疑是稍許補償，但它決不足以彌補因此損失的簡單的快樂。我個人不認為痛苦的感覺有什麽更高的合理性，相反，聰明人會在環境允許的範圍內盡情快樂，如果他發現思考宇宙會讓他過於痛苦，他就會去思考別的問題。這就是我想在本章表達的觀點。我希望能說服讀者，無論你有何種論據，理性都不會阻礙幸福。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當真把自己的不幸歸因於自己的宇宙觀的人，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實際上，他們是因為自己尚不清楚的某些緣故而不幸福，但這些不幸福卻誤導他們聚焦於人世間那些不如意。
我想討論的這個觀點，對於現代美國人而言，是約瑟夫·伍德·克魯奇在《現代人的性情》中提出來的；對於我們的祖輩而言，它是由拜倫提出來的；對於所有人而言，它則是由《傳道書》的作者提出來的。克魯奇說：“我們的事業是失敗的事業，我們在自然宇宙中沒有位置。盡管如此，我們並不為生而為人抱憾，我們寧可為人而死，也不願為獸而生。”拜倫說：
當思想起初的光輝因情感的衰退而暗淡時，
世界給予的歡樂絕不能與它攫取的相比。
《傳道書》的作者寫道：
因此，我讚歎那些逝去的亡者遠勝於那些苟活的生者。
比這兩者更好的，是那些從未存在、從未見過陽光之下的罪惡的人。
自己遍嚐生活的快樂之後，三位厭世者給出了這些灰色的結論。克魯奇生活在紐約頂級的文化圈子裏；拜倫暢遊過達達尼爾海峽（Hellespont），有過數不清的風流韻事；《傳道書》的作者追求快樂的方式更加豐富多彩，他品美酒，玩音樂，“如此種種”，他修造池塘，在家裏蓄養男女仆人及其後代，即使養尊處優，他仍然保持著智慧。然而，他認為一切都是虛妄，智慧也是一樣：
我又潛心研究智慧，研究瘋狂和愚昧：我發現這也是一種精神煩惱。
因為越有智慧就越悲傷，增加知識就增加痛苦。
他的智慧似乎令他困擾，他想擺脫但無功而返：
我心裏說，來吧，我會用歡笑來證實你，於是就去盡情享樂：瞧，還是虛妄。
他的智慧依然跟隨著他：
於是我心裏說，傻瓜遇到的事，我竟然也遇到了；那我為什麽還要更有智慧呢？於是我心裏說，這也是虛妄的。
所以我厭惡生活，因為對我來說，太陽底下所做的事都會讓我痛苦：一切皆虛妄，一切皆煩惱。
算是文化人的運氣，幸好人們不讀這些古書了，否則無論怎樣評論修建池塘的事，人們都會斷言寫作新書純屬虛妄。如果認識到《傳道書》的信條並非一個智者所獨有的，我們就無須為後來表達同樣情緒的各種詞句而困擾了。在這類討論中，我們必須分清情緒和對於情緒的明智表達。關於情緒沒什麽好爭論的，它可能會因為運氣好壞或身體狀況而改變，卻不會因為爭論而改變。我自己時常會體驗到“萬事皆空”的情緒，我是靠著勢在必行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哲學來擺脫這種情緒的。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會不高興但決不會覺得一切都是虛妄，無論人生有沒有終極價值，讓孩子恢複健康才是當務之急。富人可能而且往往會覺得一切都是虛妄，但萬一他將要失去他的錢財，他決不會覺得他的下一頓飯是虛妄。虛妄感來自活得太過輕鬆。像其他動物一樣，人也需要為生活做些奮鬥。當智人憑借大量財富可以輕易滿足自己所有的心血**時，僅僅是生活中的無須努力便讓幸福感失去了它的一個基本要素。當一個人可以輕易滿足自己的任何一點小願望時，他會認為，如願以償並不能讓自己幸福。而如果有哲學氣質，他就會認為，人生本質是痛苦的，即便得償所願，人還是不會幸福。但他忘記了，保持對一些東西的渴望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情緒何其多。但《傳道書》中也有明智的觀點：
江河流入大海，海卻不滿。
太陽底下無新事。
沒有人會記得過去的事。
我憎恨我在太陽下的所有勞作，因為它會被後人享用。
用現代哲學家的語言來表達這些觀點就是：人永遠在勞作，物永遠在運動，萬事無恒常，雖然新事物與舊事物並無分別。一個人逝去，他的後代收獲他的勞作果實；江河匯入大海，卻不能長留大海。人生複死，水往複還，漫無目的，也無窮盡；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既無收獲，也無進步。江河若有智慧，便會駐足不前。所羅門[1]若有智慧，一定不會栽下果樹讓他的子孫來享用果實。
但是如果換一種心境來看，這一切會是多麽不同。太陽底下無新事？那麽摩天大廈、航空飛機和政治家的廣播演說是怎麽來的？所羅門知道這些嗎？如果能從無線電裏聽到希巴女王從他的領地返回之後怎樣對臣民訓話，他難道不會在“虛妄”的果樹和池塘間得到一點安慰嗎？如果他有一家新聞剪報機構，能讓他知道報紙是如何評價他的建築多麽美麗，他的後宮多麽舒適，和他爭辯的哲人們多麽失敗，他難道還會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嗎？雖然所有這些未必能完全平複他的悲觀情緒，卻至少能讓他換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抱怨之一是，太陽底下新事太多了！如果新鮮事有或沒有都一樣讓人心煩，那就很難說讓人消沉的真正原因是哪個了。再以《傳道書》所述的事實為例：“江河流入大海，海卻不滿；江河自何處來，仍歸何處。”若將此話用作悲觀主義的論據，就像是說旅遊也不是什麽快活的事。人們夏日去勝地療養，但最終還是得回來。去了之後必須回來，這並不能證明去不如不去。同理，若是江河之水有情，可能也會喜歡這種充滿曆險色彩的循環往複，恰如雪萊詩中的《雲》。說到留下遺產的痛苦，這也要一分為二：從後代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沒什麽壞處，世間萬物都會消失的事實本身也不直接構成悲觀主義的根據。如果繼承者是更差的，那是有理由悲觀，但如果繼承者是更好的，我們便有理由樂觀。而若果如所羅門所說，繼承者與現有者如出一轍，我們又該怎麽想呢？難道這就會使得整個過程變得毫無意義嗎？當然不會！除非這個循環過程中的各個階段都是痛苦的。隻關注未來，認為當下的全部意義僅在於它會為明天帶來什麽，這是一個壞習慣。隻有某些部分是有價值的，整體才是有價值的。不能把人生想象成一出傳奇劇，男女主人公非得曆經九九八十一難，才能最後贏得大團圓的結局。我活著有我自己的日子，我兒子接著我過他自己的日子，然後是他的兒子相繼相續。這怎麽就是悲劇了呢？相反，如果我長生不老，人生的樂趣遲早會失去魅力。唯其有限，生活才能曆久彌新。
生命之火烤暖了我的雙手；
火熄了，我也準備走了。
對死亡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而對死亡的這種自然的態度也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說情緒是由特定理由決定的，那麽讓人快樂的理由和讓人絕望的理由同樣多地存在著。
《傳道書》是悲觀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人的性情》也是哀怨的。克魯奇先生的悲傷，追根溯源，在於中世紀的確定性以及近現代的部分確定性消亡殆盡。“這是一個不幸福的時代，”他說，“四處遊**著來自冥界的未得安生的幽靈。它們的困境猶如那些童年活在神話裏、現在離開神話卻還沒學會如何自處的青少年，兩者沒有什麽不同。”這番表述完全適用於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接受過人文教育，卻對現代社會一無所知，整個成長過程中接受的教導是要以情感作為信念的基礎，因而一直無法擺脫尋求安全和保護的幼稚願望，而科學世界卻不能滿足這種願望。和其他大部分文人一樣，克魯奇先生固執地認為科學並沒有兌現其承諾。當然，他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承諾是什麽，但他似乎認為六十年前諸如達爾文和赫胥黎這些人對科學所抱持的期望後來並沒有得到實現。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錯覺，是那些作家和教士促成的錯覺，他們生怕自己的專業被人認為沒什麽價值。是的，此刻的世上存在很多悲觀的人。隻要很多人的收入在不斷減少，就總會有很多悲觀的人存在。是的，克魯奇先生是個美國人，而總的來說上次大戰是增加了美國人的收入的，這似乎與上麵的說法衝突，但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知識分子階層卻蒙受了巨大損失，戰爭還讓每個人都有不安定感。這種社會原因對一個時代的情緒所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所謂世界本質的理論影響。盡管除了皇帝和少數貴族之外，令克魯奇先生痛惜的信仰依然被大多數人堅守，但曆史上幾乎沒什麽時代比十三世紀更讓人絕望。羅傑·培根因此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罪惡是其他所有時代鮮有其比的。罪惡與智慧水火不容。讓我們看看這整個世界，細品每一個地方：我們會看到全麵徹底的墮落，君主尤甚……宮廷荒**名譽掃地，貪得無厭利令智昏……君王如此，下必效尤。看看那些主教：追逐金錢而無視對心靈的救贖……再想想教會，從個體到全部，無一例外地墮落了！新的教士（托缽修士）也已喪失了原有的尊嚴。整個教會變得自大、荒**、貪婪：每當他們聚在一起，在巴黎或是牛津，令俗人震驚的都是他們的相互爭鬥、糾紛及惡行……隻要能夠滿足自己的貪欲，沒有人在乎自己在幹什麽，又是多麽不擇手段。”談到古代的異教徒聖人時，他說：“無論是正直體麵還是對抗世俗，他們都遠比我們生活得高貴，他們愉悅、富足、榮耀。我們可以在亞裏士多德、塞內加、圖裏、阿維森納、阿爾法拉比烏斯、柏拉圖、蘇格拉底以及其他人的著作裏讀到這樣的人。他們就是這樣掌握了智慧的奧秘進而發掘了一切知識的。”[2]羅傑·培根的觀點代表了他所屬的那個時代文人的觀點，他們都不喜歡自己所處的時代。我從不認為這種悲觀論調有什麽形而上的原因，原因就是戰爭、貧窮和暴力。
克魯奇先生的書裏最為感傷的章節是關於愛情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似乎將愛情看得很重，而老於世故的現代人卻把愛情看得很透。“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很多懷疑論者來講，他們已經失去了上帝，而愛情能完成上帝的一些功能。麵對愛情時，最冷酷的人也會一下子變得困惑。他們發現自己被其中的某種東西喚醒了敬畏，而這是任何其他東西都無能為力的，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要絕對忠貞於愛情。對他們而言，愛情猶如上帝，需要為之犧牲一切；愛情猶如上帝，它將獎賞信徒，它賦予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一種不容分析的意義。相比他們，我們對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更習慣一些，但對一個沒有愛情的世界仍然不習慣，而隻有習慣了，我們才能認識到無神論的真正含義。”奇怪的是，這個維多利亞時代在當代年輕人眼裏與那些親曆者眼裏，麵目竟截然不同。我記得年輕時我很熟悉的兩位老夫人，她們都有那個時代的某些方麵的典型特征。一位是清教徒（Puritan），另一位是伏爾泰派（Voltairean）。前者抱怨情詩太多，她認為愛情這個主題沒什麽意思。後者則評論說：“沒有人能反駁我，我總是說破第七誡不像破第六誡的罪過那麽大，因為那至少要得到對方的同意。”這裏麵的哪個觀點都與克魯奇先生所描述的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極不相同。他的思想顯然出自與其環境格格不入的某些作家，最好的例子應該是羅伯特·勃朗寧，而我不得不堅持認為，他的愛情觀多少有點迂腐。
感謝上帝，他最平常的造物
也以靈魂的兩麵性為榮，一麵對著世界，
一麵對著他所愛的女人！
這是在說對待整個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態度是鬥爭。為什麽？勃朗寧會說，因為世界是殘酷的。我們會說，因為世界不會按照你的自我評估來接納你。夫妻之間是有可能像勃朗寧夫婦那樣形成相互傾慕的夥伴關係的。如果身邊有一個人總在讚美你的工作，不管它是否值得，那肯定會令你感到十分愉快。當勃朗寧有失分寸地公開指責菲茨傑拉德竟敢不欣賞《奧羅拉·利》（Aurora Leigh）時，他無疑會覺得自己是個有男子氣概的好丈夫。對於這種夫妻之間完全放棄相互批評的做法，我實在不敢恭維。它密切關聯的是恐懼感，是想逃避冷峻但公允的批評。許多老單身漢守在自己的火爐邊指望著同樣的滿足。我本人太久地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已無法成為克魯奇先生標準上的現代人。我從未喪失對愛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愛情並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所崇尚的那種。我所信仰的愛情是大膽的、清醒的，它告訴人們什麽是善，且不忘記惡，也不假裝“神聖”或“純潔”。曾經受人崇尚的愛情的這些特質其實是性禁忌的結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深深認為大多數性行為是罪惡的，為了接受它們便不得不用一些浮誇的詞匯去形容它們。那時候的性饑渴要比現在強烈得多，這無疑會使人們誇大性的重要性，就像禁欲主義者一貫的做法一樣。我們如今正處在某種失序時期，很多人丟掉了舊規範，但還沒有找到新規範。這給他們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由於他們在無意識裏依然選擇舊規範，所以遇到麻煩時他們會感到絕望、懊惱、憤世嫉俗。我並不認為這樣的人很多，但他們卻屬於我們這個時代表達最多的群體。我相信，整體比較我們這個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富裕的年輕人，就愛情而言，現在的年輕人要比六十年前幸福得多，也比那時更相信愛情的價值。某些人變得玩世不恭，是因為舊理念的暴政統治了人的無意識，而調節現代人行為的理性的道德標準付諸闕如。改良之策不在悲歎和戀舊，而是要有勇氣接受現狀，下決心將貌似已被拋棄的迷思從其藏身地徹底鏟除。
人為什麽會看重愛情，這很難言簡意賅地說明，但我還是試著說說。愛情之所以被看重，首先因為它本身就是幸福之源，雖然這並非愛情的最大價值，但的確是它其他價值的本質所在。
愛情，他們深深誤解了你，
說什麽甜蜜就是苦澀，
然而當你的果實這般豐盛，
甘美沒什麽能比得過。
佚名詩人的這幾行詩既不是為無神論尋找答案，也不是在探尋宇宙奧秘，他不過是在自我陶醉。愛情不僅是幸福之源，它的稀缺還是痛苦之源。愛情備受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它能增進各種美妙的享受，比如音樂、山間日出和滿月下的大海。一個從未與他所愛的女人共享過美妙事物的男人，斷然無法充分領略那些美好事物所能產生的魔力。再者，愛情能打破自我的堅硬外殼，因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種形式，其間，彼此的感情對實現雙方的本能目標不可或缺。世界不同時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獨身主義哲學，有的高尚，有的稍遜。禁欲主義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個人可以單憑自己的意誌，至少無需他人的幫助便能實現人生的至善至美，另一些人則把權力視為人生的終極目標，但還有一些人僅隻追求純粹的個人享受。所有這些都屬於獨身主義哲學，即認為至善至美可以經由個體實現，而不是隻能在大大小小的群體中實現。我認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不僅錯在倫理上，而且錯在我們本能中善的部分的表達上。人的生存有賴於合作，大自然把實在不夠完美的本能器官賦予人，而合作所需要的友誼便是從這種本能裏發端的。愛情是導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遍的感情形式，對愛情有過強烈感受的人不會認同這種哲學，即自己的至善至美與自己所愛的人毫不相幹。在這一點上，父母之情是更加強烈的，但這種感情的最好表現就是父母之間愛情的結果。我不妄言最高形式的愛情具有普遍性，但我斷定，最高形式的愛情能夠彰顯別的事物無法彰顯的價值，並且它本身就具有一種不受懷疑主義影響的價值，盡管無法獲得愛情的懷疑主義者會錯誤地將他們的無能為力歸因於他們所持的懷疑主義。
真正的愛情是不熄的火焰，
永遠在心中燃燒，
從不衰弱，從不死亡，從不冷卻，
從不偏離方向。
接下來談談克魯奇先生關於悲劇的評論，他認為易卜生的《群鬼》比不上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我當然讚成他這種說法。“再強的表現力，再偉大的語言稟賦，也無法將易卜生變成莎士比亞。後者作品的創作素材——他對人的尊嚴的觀念，對人的**的重視，對人生豐富程度的洞察——是易卜生所沒有也不可能擁有的，是易卜生的時代所沒有也不可能擁有的。上帝、人類和自然在從莎士比亞到易卜生之間的幾個世紀裏全都衰落了，不是現代藝術的現實主義引領我們創作了平庸的人物，而是這一衰落過程使我們看到了人生的平庸，從而促成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發展，而我們對世界的觀察也隻有靠這種理論才能證實。”無疑，關於王子及其憂傷的舊式悲劇已經不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而如若我們用同樣的筆法去描寫一個普通人，其效果也勢必不同。這倒不是因為我們對人生的看法有何倒退，相反，是我們不再把某些人視為世間偉人，不再認為隻有他們才配具有悲劇情感，而其他人隻配含辛茹苦地為這少數人製造光環。莎士比亞說：
乞丐死時不會有彗星滑過，
星空隻為王子的離去閃耀。
在莎士比亞時代，即使這種情感並非信念，至少也是常情，而莎士比亞自身對此深信不疑。因此，詩人辛納的死是喜劇的，而愷撒、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的死就是悲劇的。個人之死對於我們不再具有終極意義，因為我們不僅在外表上，而且在內心裏早已成了民主主義者。所以在今天，高層次的悲劇更應該關注社會，而非個體。例如恩斯特·托勒爾的《群眾與人》[3]，我並不是說該作品堪稱曆史黃金時期的最好作品，但我認為它應該可以與之媲美；它高尚、深刻、真實，關注英雄行為，並且像亞裏士多德說的那樣“用憐憫和畏懼淨化了讀者”。這一類現代悲劇的例子還很少，舊的方法和傳統必須放棄，又不能代之以老生常談，要寫悲劇就必須感受悲劇，要感受悲劇就必須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世界，不僅要用自己的頭腦，而且要用自己的血肉。克魯奇先生在他的整本書裏不時會談到絕望，人們會被他麵對嚴酷世界的勇氣所打動，但這種嚴酷的來由是，他和大多數文人尚不知道如何在新刺激下感受舊情感。刺激是有的，但不在文人圈子裏。文人圈子與社會生活之間缺少一種充滿生機的聯係，而如果一個人想獲得嚴肅與深刻的感受，那種能激發悲劇感與真正的幸福感的感受，這種聯係就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對所有富有才華卻不知何去何從的年輕人說：“放棄寫作的嚐試吧，盡量不要寫。走向大千世界，做個海盜，做個婆羅洲（Borneo）的王，做個蘇聯的勞動者，給自己那樣一種生活，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幾乎要耗費你全部精力。”我並不普遍地推廣這種行動方案，隻推薦給克魯奇先生診斷出的那種疾病的患者。我相信，過上幾年這樣的生活，那些前知識分子們將會發現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寫作的衝動，而這時，他的作品一定不會再讓他感到空虛。
[1]《傳道書》當然不是真為所羅門所撰，把他當作作者是從俗之便。
[2]引自庫爾頓（Coulton）所著《從弗蘭西斯到但丁》（From St. Francis to Dante）。
[3]由薇拉·梅內爾（Vera Meynell）譯成英文，題為Masses and 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