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問題的內容及特點
民族問題既包括民族自身的發展，又包括民族之間、民族與階級、國家之間等方麵的關係。民族問題總的來說是圍繞著民族的形成、發展，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民族問題既可以是一個國家內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可以是此一單一民族國家與彼一單一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這裏，我們所說的民族問題是指我們這個統一國家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民族問題，概括說來，就是民族之間的矛盾問題。它可以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麵，並且貫穿於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全過程。民族問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內容。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製基礎上的階級剝削和壓迫製度，因而民族問題主要表現為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由此產生民族之間的隔閡、歧視、仇視、衝突和鬥爭。在剝削製度下，解決民族平等問題，就是要消滅民族壓迫，實現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消滅了產生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的經濟基礎，實現各民族政治上平等，不存在民族仇恨和民族衝突。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基本上是勞動人民內部之間的關係，由於種種原因，民族問題還存在。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做好民族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一，國家統一的需要。1990年普查人口統計，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人口913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08%，民族自治地方的麵積，占全國總麵積的64%。人民的團結，領土的完整，國家的統一，都以各族人民的團結為基礎。隻有各族人民加強團結，才能真正維護祖國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
第二，社會穩定的需要。各民族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有差異就會有矛盾。各民族地區的各種矛盾解決得好，民族關係和諧融洽，就為全國的社會政治穩定創造有利條件，否則安全、團結就會受到影響。
第三，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是個重要方麵。如果少數民族地區經濟長期處於落後狀態，我們的各種宏偉設想，就不可能全麵實現。發達地區的經濟也會由於資源和市場的製約而難以保持發展後勁。
第四，鞏固國防的需要。我國陸地邊界2.2萬多千米，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占1.9萬多千米。隻有把少數民族地區建設好，把各族群眾的愛國主義熱情進一步激發出來，共同承擔守疆的光榮責任，才能築起一道堅不可摧的邊防長城，才能保衛祖先留下的疆域不受任何外來侵犯和蠶食。
第五，全民素質提高的需要。我國人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基本條件。少數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整個中華民族素質提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離不開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素質的提高。
第六，挫敗國際敵對勢力圖謀的需要。國際敵對勢力力圖把挑撥、離間民族關係作為遏製、搞亂中國的突破口，民族問題日益顯示出其重要地位。鄧小平同誌在1990年9月15日的一次談話中，對我國民族問題做了總的估計。他說：“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這個估計符合我國的實際。但是，鑒於民族問題的複雜性，我們要重視和做好民族工作，妥善地處理民族關係，鞏固和發展民族團結，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二）新疆問題
1.新疆問題的由來
從公元前60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府起，新疆就是中國疆土的一部分。但在20世紀初以後，一小撮狂熱的新疆分裂分子與宗教極端分子，編造了一套所謂“東突”理論，鼓吹“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民族有近萬年曆史”；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語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否認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曆史，叫囂“要反對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滅“異教徒”。“東突”理論形成後，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著“東突”的旗號進行活動，企圖實現其建立“東突厥斯坦國”的妄想。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東突”勢力在外國勢力的慫恿、支持下，多次製造動亂。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這是分裂主義分子把其理論變為現實的一次嚐試，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對下，不到三個月便瓦解了。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境內外部分“東突”勢力轉向以恐怖暴力為主要手段的分裂破壞活動。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伊斯坦布爾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誌著境內分裂勢力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1994年4月，“維吾爾人國際聯盟”在紀念“東突厥斯坦革命英雄”會議上決定，將“東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慘命運問題擬定告聯合國書”，妄圖進一步使新疆問題國際化。1999年12月，來自18個國家的40多個分裂組織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會議，確立了暴力“建國”的方針，並就“武裝奪取政權”達成共識，計劃在十年內建立一支人數在萬人以上的正規軍隊，在新疆地區實施恐怖戰、遊擊戰，甚至正規戰。2001年2月，拉登及塔利班高層人士在坎大哈與“東突”分裂組織達成協議，幫助訓練骨幹成員，並承諾負擔2001年的活動經費。此外塔利班、“基地組織”和“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解放運動”還向“東突”分裂組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通信設備等。
想一想
生活中，我們應該如何識別邪教組織，以及遇到邪教組織我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
讀一讀
網民譴責新疆暴恐案 新疆網友：暴徒不代表我們的同胞
暴恐案件的發生讓各地網民深感震驚，紛紛通過互聯網平台表達對死傷者的哀悼和慰問，對暴力恐怖分子的強烈譴責，同時也表達反對宗教極端主義、打擊暴恐分子囂張氣焰、維護社會穩定的堅定決心！
一些網友認為，恐怖主義逆曆史潮流而動，違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必然遭到一切正義力量的堅決反對。一位名為“大白兔奶糖”的網友說，“驚聞同胞遇難，我非常震驚！暴力恐怖分子濫殺無辜，窮凶極惡，他們竟然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實施恐怖行為，這隻會讓人們更加清楚暴恐分子反人類的本質。”
網友“小牛吃蝦米”對暴恐案件非常憤慨，他表示，“每個人都熱愛生命，每一條生命都彌足珍貴。恐怖主義試圖通過製造血腥事件破壞民族團結、要挾政府、製造分裂，中國人民決不能姑息！麵對濫殺無辜的恐怖分子，中國同胞隻會同仇敵愾，共同築起反恐的‘銅牆鐵壁’。”
與全國各地的改革發展同步，新疆也發生著曆史性的變化，穩定的社會環境來之不易。但近期在烏魯木齊、阿克蘇相繼發生少數宗教極端主義分子製造的暴恐事件，不僅給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嚴重危害了新疆社會的和諧穩定。
新疆網友“一次性杯子”說：“這些暴徒製造恐怖事件就是要破壞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麵，讓大家怕他們，在國際上製造輿論聲勢，根本與民族和宗教無關。我就是新疆人，新疆維吾爾族同胞是熱愛和平的，那些暴徒不代表我們的同胞！”
網友“堅韌23”認為，“我們必須明確一點，宗教極端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也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公敵。試問，哪個宗教會蠱惑信教群眾製造恐怖襲擊、謀害生命？”
11名維吾爾族大學生發表了《我們，不會再沉默》公開信，引用先知聖訓強烈譴責暴恐分子濫殺無辜的罪行已徹底失去了宗教崇尚的善德底蘊，給民族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呼籲“維吾爾族同胞勇敢地站出來，抵製邪惡極端，與極端思想作鬥爭。”
（三）西藏問題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現在所謂“西藏問題”已有100多年的曆史，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主要可分為兩個時期：“西藏問題”的前期是英國製造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開路先鋒；後期是美國製造的，美國中情局在幕後主持。
1888年，英軍以邊界糾紛和通商為名，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侵藏戰爭，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中英間的《藏印條約》及其《續約》，英國從中獲得不少權益，如強迫與亞東、江孜等地通商。1903—1904年，英軍又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侵藏戰爭，攻打江孜，西藏軍民在宗山之役中英勇抵抗。英軍占領拉薩後還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訂下《拉薩條約》，對此，清政府強烈反對。1911年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中國政局紊亂，英國重新炮製分裂西藏的新政策，在1912年英國政府和印度事務部的《關於印度邊境毗鄰國家形勢備忘錄》一項文件中謀求“西藏獨立”的野心暴露無遺。1920年，英軍再次入藏，並挑撥西藏關係。1924年，英扶植親英少壯派藏軍，圖謀政變，剝奪達賴喇嘛在拉薩的權力。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中央派黃慕鬆入藏冊封致祭。1937年冬，三歲的男孩拉木登珠從青海被護送到拉薩立為十四世達賴喇嘛時，中央再派吳忠信入藏主持其坐床儀式。1943年3月，英國外交部的《西藏與中國“宗主權”問題》報告，提出取消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一事，其長期精心設計的“西藏獨立”陰謀成為泡影。
美國繼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後，英國“西藏獨立”的活動被美國承擔起來。自1947年中情局公布成立後，就開始把戰略目光盯住西藏。1956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授權中情局推動西藏地下遊擊活動，成立“越山航空公司”和“美國航空”，並利用台灣“民航公司”從事補給，以支援西藏的遊擊工作。1958年4月20日，近5000多名西藏武裝的首領秘密會商並簽盟：在山南地區建立遊擊基地。6月24日，以恩珠倉·貢布紮西為“司令”的“衛教軍”成立。9月，“衛教軍”獲得美方空投的大量糧食和武器彈藥。1959年3月10日，西藏發生武裝叛亂。3月17日一大早，達賴在中情局人員東尼·波指引下，開始逃亡。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平息叛亂；3月28日，中央解放西藏地方政府，叛亂平息。1959年5月至6月，達賴在印度北部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次年，再遷往印藏邊境的達蘭薩拉；“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亦隨即召開成立，頒布“憲法”。但是，世界各國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可是，在聯合國，美國領頭分別於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5年把“西藏問題”列入聯大議程，並於1961年和1965年通過了“西藏問題”的反華提案。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藏流亡政府”的重要職位，逐漸被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占據了。他們積極把“西藏獨立”國際化，尋求外國支持，同時到西藏境內趁機策亂，目的在於引起國際視聽，推廣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