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力量轉移進程更加曲折。危機前，力量重心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市場的轉移趨勢不斷強化，對以G7為核心、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原有格局形成強有力的挑戰。從長期來看，經濟重心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趨勢未變，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趨勢未變。據IMF預測，2016—2021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將放緩，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高於發達國家。但近期和中期，一些複雜因素幹擾了這一轉移進程。後危機時代，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勢頭受挫，全球增長勢頭向發達經濟體回歸，力量格局變動趨勢複雜化。
（一）中、美全球增長雙引擎格局形成
美國經濟複蘇在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穩中下降趨勢。在多個金磚國家出現衰退情況下，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上升，貢獻率增大，中、美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擎”。2014年中國GDP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繼美國之後成為第二個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根據IMF數據，按PPP現價，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已達29.1%，遠遠超過美國的13.1%。與此同時，歐盟在全球格局中地位下降，債務危機餘波未除，希臘仍在危機中難以自拔，近期又增加了難民危機和英國退歐危機。一係列事件對歐盟的治理結構形成重大衝擊，這些問題很可能阻礙歐盟作為經濟格局中重要一極發揮應有的作用。亞太地區格局變化進一步深化，中國無疑成為地區發展主要動力，日本仍然未擺脫經濟困境，已降為地區性經濟力量。
（二）全球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2012年之前，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在世界貿易中居於核心國地位。2000年美國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為15.48%，超過第二大貿易國德國的占比7.96%與第三大貿易國日本的占比6.51%之和；美國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國家或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2000年有47個國家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
2013年，美國作為第一大貿易國的位置被中國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貿易國依次變為中國、美國和德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分別為11.9%、11.5%和7.2%，三國也各自成為24個、21個和21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至此，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貿易舊結構被中國、美國、德國三足鼎立的新結構所取代。北美以美國為中心，歐洲以德國為中心，亞洲以中國為中心，構成三大貿易區塊和價值鏈分工板塊。當然，區塊與區塊之間仍然保持著複雜的貿易網絡連接，三大核心國之間仍然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三）全球貨幣格局也在調整中，人民幣的地位上升較快
長期以來，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占據國際貨幣體係的中心位置，是全球主要的交易、融資和儲備貨幣。其中，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地位尤其突出，占據了約60%的份額。2015年10月，人民幣被接納為SDR（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之一。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6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5年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12.10萬億元，同比增長21.7%，占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總額的比重達28.7%。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統計，2015年12月，人民幣是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五大外匯交易貨幣。從趨勢看，人民幣很可能超越英鎊和日元，成為第三大國際貨幣，與美元、歐元構成三足鼎立之勢。這個變化可能對國際貨幣體係的穩定帶來重大挑戰和機遇。
（四）全球能源格局重組，歐佩克左右市場的能力顯著下降，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
自2014年國際油價下跌以來，沙特為代表的歐佩克成員放棄了減產保價的做法，意味著其市場主導權的旁落。美國頁岩油氣技術革命成功，鞏固了其在能源市場上的主導地位。美國石油自給能力大為改善，油價波動雖然對美國頁岩油業產生一定衝擊，但是美國借此減少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低油價重挫了俄羅斯、委內瑞拉等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國家的經濟，有助於美國推行其地緣戰略。
（五）從治理機製看，七大工業國集團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但缺乏替代機製，二十國集團作用有待發揮
博鼇亞洲論壇《新興經濟體發展2016年度報告》的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的比重由2014年的29.3%上升為2015年的30.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52.9%，大幅高於G7國家的22.9%和歐盟國家的12.2%。二十國集團比七國集團更有代表性和包容性，但落實遠景目標的能力仍然有限。其他組織如IMF、世界銀行等的治理結構不能完全適應危機後國際格局變化的要求，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