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和東南亞納入了葡萄牙海上商業帝國的鏈條後,在遠東地區的最東方,還有一個文明國家——日本置於葡萄牙人的視線之外。由於中華文明興盛較早,又處於絲綢之路的起點上,因而,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較多,對於日本,他們僅僅從馬可·波羅等人的描繪中略知一二。在與中國人和中國東南沿海的日本海盜的接觸中,葡萄牙人開始越來越多地了解這個古老的國度。
一、戰國時代的日本
15—16世紀的日本處於室町幕府末期的戰國混亂時代。1467年,日本發生“應仁之亂”,成為日本曆史的重要拐點,開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這一事件緣於幕府將軍的嗣位問題。
1464年,幕府將軍足利義政無嗣,讓其弟、僧人足利義尋還俗,改名為足利義視,以待日後繼位。足利義視由幕府重臣細川勝元作為保護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足利義政的妻子日野富子懷孕,生下了足利義尚。這一突發事件埋下了重大的隱患。足利義政想要反悔,立自己的兒子足利義尚為繼承人,並將他托付給另一重臣山名持豐。細川勝元和山名持豐都是實力雄厚的守護大名,兩大集團在應仁元年因嗣位問題爆發激戰。日本政治中心京都在戰火中化為焦土。此後,幕府形成了東西對峙局麵,直到1477年,才結束爭鬥。“應仁之亂”結束後,室町幕府的統一已經名存實亡。守護大名各自為政,互相爭伐,不服幕府召令。1493年又發生了“明應之變”,將軍足利義材被細川氏聯合京都勢力罷免,幕府威信喪失殆盡。
室町幕府的衰落一方麵促使了各地守護大名的紛爭與戰亂,另一方麵也大大衝擊了傳統的日本封建社會結構。日本各地興起了許多工商業城鎮,同時,作為封建體係末端的武士階層也開始瓦解,特別是在西南沿海地帶形成了一股極強的“無序力量”[18]。其中一些人從事有利可圖的海外貿易,與東南亞、中國進行商業交往;另一些人則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從事劫掠活動,形成明代最頭疼的“倭患”。
日本戰國時代一直延續到1603年[19],德川幕府建立才算正式結束。值得一提的是,江戶幕府的創建者、日後將統一日本的德川家康就是在葡萄牙人第一次意外闖入日本的這一年(1543)出世的。
德川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康(1543—1616)
二、東西航路全線貫通
葡萄牙人對日本的了解主要是從中國人的口中得知的。根據多默·皮列士的記載:“據中國人說,日本島比琉球島更大,其國王更有權勢和強大,並且不喜歡做生意,他的子民也不喜歡。他是一位異教國王,中國國王的藩屬。他們不常去中國做生意,因為距離遠,他們又沒有船隻,也不是航海的人。”[20]這便是葡萄牙人在到達日本之前的印象。
與大航海時代許多重大的地理發現一樣,風暴雖然有時製造災難,奪人性命,卻也會在適當時機,給人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1543年,一艘從暹羅(今泰國)出發到中國浙江的葡萄牙船隻遇上了台風,被吹離了航線。這艘船在海上漂流,一直漂到日本鹿兒島縣南邊的種子島。這艘船上的葡萄牙人因此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批到達日本的葡萄牙人,向西方揭開了這個東方民族的神秘麵紗。
關於葡萄牙人首次到達日本的情況,南浦文之《鐵炮記》記載:“船客百餘人,其貌無類,語言不通,見進皆怪之。”[21]船上還載有一名被稱為“儒生”的中國人,其名為“五峰”。根據史料顯示,這位所謂的中國“儒生”很可能就是明代最著名的海盜頭目王直[22]。那麽這艘葡萄牙船很可能是與中國海盜勾結從事走私貿易的商船。種子島當地的村主織部丞聞訊後趕到海邊,與“五峰”進行了交流。雖然兩國語言也不相通,但當時的日本人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熟悉中國文字。兩人在沙灘上用木杖進行筆談。日本人了解情況後,通知了種子島的領主時堯。時堯派數十條小船將葡萄牙大船拖到赤尾木港進行休整。“五峰”代表葡萄牙人與當地一位精通漢語的僧侶進行了更為深入的交談,日本人了解到他們是來自西南的“蠻種”。
日本人長期仰中華文明鼻息,雖然在文明的征程中步履維艱,但卻是個實實在在的愛好學習的民族。島民對葡萄牙人的鳥銃非常感興趣,“內有兩人手執‘鐵炮’,試之,果然異於凡響”。領主時堯花費重金“求為家珍”。日本人還學會了鳥銃使用之法,成為日本人虛心學習西方文化之肇始。葡萄牙人離開後,時堯命令工匠八板金兵衛仿製,但是未能成功。次年,又一支葡萄牙人被台風吹到種子島附近,時堯的工匠八板金兵衛立即登船求教。為了討好葡萄牙工匠,他還答應將女兒許配於葡萄牙人,最終學會了製銃技術。此後,這一技術迅速在日本全國傳播,成為戰國時代日本大名相互爭伐的利器。在今天種子島最南端的門倉崎還立有一塊“步槍傳來記功碑”。
此後,葡萄牙人時常航行至日本,成為西部大名們重要的貿易夥伴。長崎港日漸成為日本對葡萄牙貿易的中心。葡日貿易的航路,主要是經由福建的漳州和浙江的寧波至長崎。葡萄牙人往來於澳門和長崎之間,用中國的生絲與紡織品換取日本的金銀,獲利頗豐,成為葡萄牙海上商業航路中的重要支線。根據史料,在17世紀初,葡萄牙商船每年從日本輸出白銀超過100萬金幣,而每年輸出的黃金也至少在60噸以上。[23]當然,日本西南諸大名也從葡日貿易中獲得了很大利益。他們一方麵購進葡萄牙人的火器,並借葡萄牙人從中國、印度等地進口大量貨品;另一方麵也出口本國的產品,如漆製品、和服、刀矛等,獲利也相當可觀。
日本被納入葡萄牙海上貿易網後,葡萄牙人的太平洋貿易網形成了。這個網絡中有一條主航路,即馬六甲—澳門—長崎航路。這三個港口又同時向周邊輻射,形成貿易網。其中,馬六甲是東南亞的商業中心,澳門則是中國商品的集散地,長崎則是日本的對外貿易中心。這樣,從葡萄牙本土到日本,一條溝通亞歐大陸最西端和最東端的貿易航線全麵貫通。
從西歐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至遠東的這條航路的主角是葡萄牙大商帆。這種大商帆可載重600噸以上,它們從葡萄牙港口出發,裝載著毛織品、水晶、玻璃製品、鍾表、葡萄酒、紅布等,沿著非洲西海岸南下,繞過好望角前往印度的果阿、柯欽等地。在印度期間,他們進行貿易,用船上的部分商品換取印度的棉布等,然後在每年四、五月間起航前往馬六甲港。在馬六甲,他們再次進行貿易,裝載上來自東南亞各地的香料、鹿皮、檀木等,然後駛往澳門。在澳門,葡萄牙人會停留1年左右,用於同中國進行貿易,裝載上絲綢、瓷器等商品。次年6月至8月,他們乘上西南季風,前往日本九州。在日本九州的長崎等地裝載大量金銀、漆器等,再於10月底左右乘東北季風返航。然後,葡萄牙商船再進行一次路線基本相同的返程貿易:將從日本帶來的貨物和部分金銀換取中國的絲貨、瓷器等,再經馬六甲,裝載大量香料後前往印度,在印度裝滿商品後返回葡萄牙。這樣的貿易往返一次約需3年時間,獲利極豐,一次可達15萬~20萬杜卡特金幣[24]。
[1]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頁。
[2] 載《盧濟塔尼亞之歌》第2章第54節,引自[葡]路易斯·德·卡蒙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張維民譯。
[3] 王加豐:《西班牙、葡萄牙帝國的興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頁。
[4] Frederick A.Ober,Ferdinand Magellan,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1907,p.48.
[5] 1641年,馬六甲在被葡萄牙統治130年後被荷蘭人占領,而荷蘭人戰勝葡萄牙人采取的也是分化瓦解的手段。
[6] 相關數據參考[澳]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第2卷,吳小安等譯,第15頁。
[7] 王加豐:《西班牙、葡萄牙帝國的興衰》,第57頁。
[8] 值得一提的是,特爾納特人在1575年終於趕走了葡萄牙人。
[9] [英]D.G.E.霍爾:《東南亞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05頁。
[10] 指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11] [葡]多默·皮列士:《東方誌——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9頁。
[12] 《明武宗實錄》卷194。
[13] 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占領的曆史回顧》,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14] 轉引自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占領的曆史回顧》,第8頁。
[15] 顏廣文:《再論明政府允許葡人租借澳門的原因》,《中國邊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澳門專號。
[16] 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占領的曆史回顧》,第8頁。
[17] 轉引自顏廣文:《再論明政府允許葡人租借澳門的原因》,《中國邊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澳門專號。
[18]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第47頁。
[19] 關於日本戰國時代結束的時間問題,學者們還提出了其他多種不同意見。
[20] [葡]多默·皮列士:《東方誌——從紅海到中國》,何高濟譯,第96~99頁。
[21] 轉引自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22] 王直與倭寇勾結,後來成為倭寇首領。1559年,被明朝將領胡宗憲設計誘殺。
[23]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第55頁。
[24] 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