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淺淺的海峽隔開了歐洲大陸與不列顛島，但它既剪不斷英國人的大陸夢，亦扯不開大陸帝國侵略英國的野心。然而，也正是這道海峽，雖然沒有阻擋住羅馬人的軍團，卻抵擋住了拿破侖的火炮；雖然沒有阻擋住諾曼人的鐵蹄，卻抵擋住了希特勒的坦克。沒有這道海峽，就沒有獨特的不列顛；沒有這道海峽，也不會有縱橫海洋的英帝國。淺淺的海峽塑造的是一段深深的曆史，一段屬於海洋文明的不列顛曆史。
一、來自海上的民族
或許不列顛文明要從神秘的巨石陣說起，然而，這些神秘的巨石雖然蘊含著文明的線索，卻是難解的無字天書。不列顛文明的進程應從公元1世紀羅馬統治的時代說起。羅馬人給不列顛帶來了堅固的城堡、石砌的大道、訓練有素的軍隊，但很難說他們帶來的地中海文明融進了不列顛的血液。誠如E.P.切尼所說：“羅馬的統治隻是英國曆史中一個獨立的插曲，而並非連續進程的組成部分。”[1]
公元5世紀，隨著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到來，來自歐洲大陸的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侵入不列顛，英國曆史進入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至公元7世紀以後，他們已經占據不列顛大部分地區，同時，各部族之間開始相互混戰，爭奪地盤。後來，盎格魯人占據優勢，統治了北部土地，“英格蘭”（盎格魯人的土地）這一名稱得以流傳，並逐漸成為今日英格蘭全部地區的統稱。比德在《英格蘭教會史》中最早使用“英格蘭人”代指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地區。[2]
在盎格魯—撒克遜諸王國競相爭霸的公元8世紀，北歐的海盜民族維京人也看上了這片土地。在反抗維京人入侵的過程中，盎格魯—撒克遜治下的英國人民族主義漸漸成長，從而推動了英吉利民族的生成和國家統一的進程。至公元9世紀末葉，在偉大的阿爾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的領導下，英格蘭的統一取得了決定性進展。不過公元10世紀，維京人再度大舉入侵英格蘭。11世紀初，著名的丹麥人克努特大帝（Canute the Great）不僅統一了英格蘭，而且建立了橫跨北海的克努特帝國[3]。1035年，克努特死後，北海帝國分崩離析，1043年，英格蘭貴族將寄居在諾曼底的“虔信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迎回英國，他擁有一半的英格蘭血統和一半的諾曼底血統。
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是羅馬人走後不列顛從蠻荒向文明過渡的關鍵階段。它完成了以下幾個方麵的進步：其一，盎格魯—撒克遜諸王國開始了原始民主製解體和封建化的進程；其二，維京人的入侵推動了英吉利民族主義的萌芽和國家統一的步伐；其三，羅馬天主教傳入不列顛，同時把歐洲大陸上的文明帶到這片土地上。公元6世紀，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奉教皇之命來到英格蘭，給這片“被上帝遺忘的土地”帶來了“福音”。基督教在英國發展迅速，很快，全國各地遍布教堂和修道院，教士們來往於英吉利海峽，不斷把文明的血液輸進這片先天營養不良的土地。
維京政權退出不列顛後，英國人又迎來新的外敵。1066年，“虔信者”愛德華死後無嗣，法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4]借口愛德華曾親口允諾由他繼承王位，率領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渡海來到不列顛。此時，英國人已經推舉愛德華臨死時指定的哈羅德（Harold Ⅱ，1066年在位）為國王。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中，哈羅德英勇戰死，諾曼底軍隊大獲全勝。隨後，威廉揮師北上，征服了整個英格蘭。1066年聖誕節，威廉作為征服者坐上了英格蘭國王的寶座，稱威廉一世（William Ⅰ，1066—1087年在位），坎特伯雷大主教戰戰兢兢地為他戴上了王冠。
諾曼底征服是英國曆史的重大轉折點。其一，諾曼底成熟的封建製度被移植到了英格蘭，“使其由分裂的部族社會逐漸向等級與依附關係下的統一封建社會過渡”[5]。其二，英國與法國之間長達數個世紀的紛爭就此拉開帷幕。其三，諾曼底征服也是不列顛最後一次被外來力量征服。此後近一千年裏，無論是擁有無敵艦隊（Armada）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還是所向披靡的拿破侖，抑或是戰爭狂人希特勒，都沒能再踏上英倫三島半步。其四，諾曼底征服使英吉利民族的血統最終成型。除了不列顛的先民凱爾特人以外，羅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丹麥人、挪威人以及諾曼底人無不從歐洲大陸橫渡海洋來到不列顛，並把本民族的血液匯入不列顛民族的血脈，最終，一個來自海上的多民族血統塑造了現代英吉利人。可以說，英國人是一個來自海上的民族。
二、英吉利民族國家的創建
16世紀是伊比利亞人縱橫全球的時代，他們的崛起源自於海外擴張事業的成功，而支撐這一事業的無疑是強大的民族國家。退出大陸的英國人急於加入這一海外探險與擴張的帝國俱樂部。早在1497年，意大利人卡伯特（John Cabot）就受雇於英國，拉開英國向大西洋擴張的序幕。然而，沒有強大民族國家的支持，英國的海外事業難以取得偉大的成就，曆史的發展要求英國必須首先完成國家的轉型，建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完成英吉利民族國家創建任務的是偉大的都鐸王朝。
1453年，英法百年戰爭結束，除了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加萊港外，英國人完全失去了數百年來一直在法國經營和擴張的領地。一方麵是法國國家的統一和崛起，另一方麵則標誌著英國不得不退守到不列顛島。然而，剛剛從法國的戰爭泥潭裏拔出腳的英國騎士們又不安分起來，勢力最為強大的約克家族和蘭開斯特家族為了爭奪英國最高統治權進行了長達30年的封建混戰。由於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分別以紅白玫瑰為徽章，因而這場戰爭也被稱為“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1455—1485）。
玫瑰戰爭對英國曆史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一方麵，戰爭使英國屢屢陷於政治危機，兩派勢力兵戎相見，對英國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另一方麵，這場戰爭也大大推動了英國曆史前進的腳步。兩大封建集團都在戰爭中被一掃而淨，這些被消滅的封建領地軍事貴族，“正是組建民族國家的最大障礙”。對於英國來說，“在玫瑰戰爭廢墟的昏暗上空中，已經露出了現代世界的第一絲曙光”[6]。
1485年，裏士滿伯爵埃德蒙·都鐸（Edmund Tudor）之子亨利·都鐸率領支持者從法國跨過海峽進入英國，在博思沃斯戰役（Bosworth Field）中一舉擊敗了約克王朝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 Ⅲ，1483—1485年在位），即位後稱亨利七世（Henry Ⅶ，1485—1509年在位）。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的祖父是蘭開斯特公爵岡特的約翰（John of Gaunt，1340—1399），他因此繼承了一點蘭開斯特家族的血統，即位次年，他迎娶了約克家族的國王愛德華四世（Edward Ⅳ，1461—1483年在位）的女兒，從而徹底消弭戰爭的根源。亨利七世結束了英國的內戰，開創了政治穩定的都鐸王朝，從而邁開了創建英吉利民族國家的第一步。亨利七世在位時期勵精圖治，政治上進一步打擊封建貴族，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實行重商主義，鼓勵工商業發展；外交上奉行保護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的“英國中心主義”（Anglocentric）政策[7]。經過長期的努力，英國終於從長期戰爭的陰霾下走出來，人口增長了2倍左右，達400萬[8]，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
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在位）繼位後，依靠其父積累的國力開始在國際舞台上展露拳腳。時值歐洲大陸宗教改革思潮風起雲湧，民族與宗教矛盾引發劇變，亨利八世一方麵努力提升英國在歐洲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麵與羅馬教皇分庭抗禮，拉開了英國宗教改革的序幕，從而邁出了民族國家創建的第二步。隨著獨立的英吉利民族教會的建立和絕對君主製的日益加強，英吉利民族國家初具雛形。
這次成功的轉型或許是從上帝的一句咒語開始的。在《聖經·利未記》中，上帝說：“人若娶兄弟之妻，這本是汙穢之事，……他們二人必無子女。”亨利八世的王後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本與亨利的哥哥亞瑟王子訂有婚約，後因亞瑟早逝，凱瑟琳嫁給了亨利。兩人結婚24年，多次生育卻隻有一個女兒瑪麗存活，似乎應驗了這個詛咒。盼子心切的亨利八世想要與凱瑟琳離婚，迎娶另一位美貌的年輕侍女——安妮·博琳（Anne Boleyn，1501—1536）。這場離婚案最終成為引發英國宗教改革的導火索。充當仲裁的羅馬教皇迫於凱瑟琳的外甥、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壓力，拒絕了亨利八世的離婚請求[9]。惱羞成怒的亨利八世撇開教皇廢黜了凱瑟琳。為了給自己的行為提供合法性，他宣布與羅馬天主教徹底決裂，他自己擔任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和絕對權威，並在全國發動了宗教改革運動。羅馬教皇的勢力被清除出英國，標誌著英國二元政治結構被絕對君主製取代，國王成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國家的至尊領袖。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廢黜了一個王後，便喜新厭舊地更換了六任。不過這個在私生活中不如意的國王似乎命定不能擁有一個像他本人一樣健康強大的男性繼承人。第三任妻子簡·西摩（Jane Seymour，1508—1537）生下了愛德華王子，而這位唯一的男性繼承人自小體弱多病。亨利死後，他還沒來得及親政就一命嗚呼了。亨利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那波及全國甚至是全歐的婚姻產生的後果並非隨他一起埋葬，他留下了兩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女兒。
亨利八世這一雙女兒的母親正是離婚案的兩位主要當事人——凱瑟琳和安妮·博琳。這對情敵的身上刻寫著鮮明而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標誌。凱瑟琳與亨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性格溫和保守，代表著傳統；安妮·博琳與亨利是自由戀愛，她活潑開朗、年輕漂亮，深受新教的強烈影響。安妮用自己的美色與隆起的肚子征服了亨利，而凱瑟琳來自古老的、亨利極其厭惡的西班牙王室，而且，她那歐洲最有權勢的外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正對整個歐洲頤指氣使，包括英國。兩位分別代表著新、舊時代的女性最終以安妮·博琳的勝出終結。兩人之間的鬥爭延續到各自的女兒身上，並且激起了更加洶湧的政治浪潮。
在安妮·博琳做王後的這段時間，凱瑟琳的女兒瑪麗喪失了合法性，她從一位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公主淪為安妮所生的伊麗莎白的侍女。作為一名生在帝王家的女性，瑪麗是不幸的。她目睹了自己的母親被父親廢黜和監禁，直至抑鬱而終；在她37歲成為女王之前，她甚至沒有戀愛過，更沒有婚姻，支撐著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柱是信仰——虔誠的天主教信仰。從榮到辱、起伏跌宕的人生軌跡使她養成了獨特的性格。不幸的是，這種性格在她成為女王後演變為王國的災難。
伊麗莎白公主的早年生活與瑪麗有著幾乎相同的軌跡。安妮·博琳並沒有生下一位男嬰，而是一個女孩。這個打擊是致命的，正如J.E.尼爾所說：“博琳所生的這個女孩，好像是出現了一塊烏雲，這烏雲最後終於把她遮蔽掉。”不久後，她又懷了孕，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愈發糟糕。“幾乎是一場詛咒，在1536年1月29日，在為凱瑟琳王後舉行葬禮的這一天，安妮·博琳腹中的嬰兒奇異地流產了。這的確是一個男嬰，一個本該可以讓她穩坐王後寶座的救星。”[10]安妮不幸重蹈了凱瑟琳的覆轍。亨利八世厭倦了她，並看上了另一位侍女簡·西摩，正像當年他看上作為凱瑟琳王後侍女的安妮一樣。不久之後，安妮王後被亨利八世以通奸罪關進倫敦塔。她的罪名非常離奇：她和包括親哥哥在內的5個男人通奸。她是否真的有罪當時就有很大的爭論，後世亦無可考。5月19日，這位“絕代王後”被處死。亨利八世還算念了一點舊情，雇傭歐洲最快的劍客用最鋒利的劍砍了安妮的頭顱，以減輕她的痛苦。在母親橫死之時，伊麗莎白公主隻有2歲零8個月。與瑪麗一樣，她也喪失了作為公主的合法性，淪為私生女，從高貴的公主淪為平民，並成為亨利八世第三任王後所生的愛德華王子的侍女。在這種起伏的命運中成長，伊麗莎白也鍛造了自己的性格，那就是出奇的早慧，據說，6歲時的她已經莊重得像個40歲的中年人。
英國沒有女人不得繼承王位的法律，在愛德華六世因肺病去世後[11]，依據亨利八世關於繼位順序的遺囑，瑪麗承襲了王位。[12]早在12世紀，英王亨利一世（Henry Ⅰ，1100—1135年在位）的唯一女兒瑪蒂爾達（Matilda）就差點登上了王位，但是遭到了亨利一世的外甥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強有力的競爭，雙方為此還進行了長達10年的戰爭。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如果女人繼承王位，國家必將麵臨或內憂或外患的危險，因為“她必須結婚，要麽是和國內的人結婚，要麽是和國外的人結婚。如果是和國內的人結婚，由於她的丈夫的權力會遭到妒忌，國家就有發生內戰的危險。如果是和外國人結婚，國家又有並入另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行省的危險”[13]。瑪麗成為女王後的統治加深了人們的這種觀念。
有“血腥瑪麗”之稱的瑪麗一世
揚眉吐氣的瑪麗肆無忌憚地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報在她最痛苦卑微的時候陪伴她的天主教信仰，“把英格蘭這艘在大海上漂泊的大船重新舶到教皇的港口”[14]。1544年11月30日，教皇的使節波爾樞機主教接受女王與議會以謙卑的懺悔所做的祈求，“女王無聲地抽泣著，議員們互相擁抱、哭泣，口中回答‘阿門！阿門！’波爾莊嚴地宣布赦免這個國家”。她不僅把早已被趕出英國的羅馬教會勢力重新引入英國，還在全國範圍內大肆迫害新教徒，將數百人送上了絞架。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這樣痛斥當時的宗教迫害：“有個懷孕的婦女在燒著的柴堆上生下了孩子。幾個公民出於惻隱之心，把孩子從火中救出來了。信天主教的法官又把小孩扔進火堆。聽到這樣的慘無人道行為，我們究竟相信自己是活在人間，還是活在那些處於備受酷刑煎熬的深淵而拚命把人類推入其中的魔鬼之間？”[15]
她的婚姻也背離了英國人民的願望，她嫁給了表兄查理五世的兒子、西班牙的菲利普（Felipe Ⅱ），而菲利普的求婚顯然並非出於對年老、矮小、脾氣古怪的瑪麗的愛慕。英國人民感受到英格蘭有淪為西班牙行省的危險。結婚後，菲利普當然並不願意與瑪麗長久生活，很快他就找借口離開了英國。1554年9月，瑪麗發現自己停經還伴有晨吐，天真地以為自己懷了孕，宮廷中所有人都不敢打破瑪麗天真的幻想，曲意逢迎著女王。但是，事實還是無情地證明了這是一場鬧劇。失去生兒育女的希望，又受到丈夫的冷落，瑪麗女王很快病倒了。
伊麗莎白公主在姐姐的陰影下艱難地度過了5年時間，瑪麗女王一直對她頗有疑慮，但是，她的聰慧挽救了她。瑪麗登上王位後，複興天主教的風暴即將來臨。由於伊麗莎白的母親安妮·博琳是新教徒，伊麗莎白的信仰受到瑪麗的猜忌，為了避開可能的災禍，她選擇離開宮廷這片是非之地。在離開時，為了表明自己對天主教的信仰，她耍了一個小計謀。她在啟程走了10英裏後故意派人到宮廷裏找她的姐姐要轎輿，順便向她的姐姐要一身鬥篷式長袍和神父舉行彌撒時穿的無袖長袍，這些都是舉行天主教宗教儀式需要的衣物。研究伊麗莎白的學者尼爾評價說：“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計謀！”[16]
由於伊麗莎白的聰慧及其在宗教上對瑪麗的曲意逢迎，她幸運地躲過了瑪麗即位初期複興天主教和迫害新教運動的危機。然而，1554年，她被懷疑參與了懷亞特叛亂[17]（Wyatt’s Rebellion）。瑪麗女王對伊麗莎白早有猜忌，西班牙大使雷納為了讓瑪麗趁早除掉伊麗莎白，向她稟告了一件真偽難辨的事情。據說在瑪麗加冕時，伊麗莎白曾向法國大使抱怨說，她戴的冠太重。法國大使的回答耐人尋味，他說：忍耐一下吧，你很快就會有另外一頂更好的。盡管瑪麗對伊麗莎白的忠心非常懷疑，但正如伊麗莎白在窗台上刻下的那句話：“對我多所懷疑，無一能夠證實”，謹慎聰慧的伊麗莎白沒有給瑪麗留下任何把柄。但是，她還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在倫敦塔裏度過了2個月困苦的時光，直到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瑪麗將她釋放。
瑪麗女王在病榻上把伊麗莎白叫到了床前，她已經無力阻止自己的妹妹、仇人的女兒繼承自己的王位，她唯一能做的是讓伊麗莎白再次保證天主教信仰，雖然她並不相信她會那樣做。1558年11月17日清晨，她撒手人寰了。一個在英國的西班牙人寫道：“全國甚至每一個異教徒和每一個叛徒都好像從墳墓裏跳出來，帶著歡欣鼓舞的心情在尋找（伊麗莎白）。”伊麗莎白“身材較高，體態綽約多姿，再加上舉止莊嚴，使她顯得高貴。她的頭發是金黃色的，略為偏紅。她的橄欖色皮膚很美，眼睛動人，一雙手纖細柔美”[18]。她朝氣蓬勃的形象與新教信仰使她贏得了更多的支持。雖然還是一位少女，但早年生涯的跌宕起伏已使她成長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懂得適度的隱忍，懂得如何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並知道如何保住權力。
伊麗莎白統治最大的秘訣是她把自己視為初生的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象征。與她的先輩一樣，她深知“權力的基礎是民族，沒有民族做後盾，王朝就沒有立身之處”[19]。她也在各種場合拉近自己與人民的距離。一位編年史家寫道：“如果說曾有人具有一種天賦和風采能贏得民心的話，這人就是伊麗莎白女王。她把溫和與尊嚴結合在一起，莊嚴地俯身向最卑微的臣民致意。她的所有官能都在活動，而一舉一動都似乎受到思想感情很好的支配：她的眼睛望著一個臣民，她的耳朵在傾聽另一個臣民的聲音，她心裏又在對第三個人的意見作出判斷，而她卻正在和第四個人交談；她的精神似乎無所不在，但又都像是全神貫注，並未分心似的。她對有的人表示同情，對有的人加以稱讚，對有的人表示感謝，而對另一些人卻詼諧機智地予以戲謔嘲弄。她不責備任何人，她不忽略任何禮儀，她故意向眾人微笑，展示自己的優雅儀態……”[20]她還曾當眾鄭重地說：使她獲得王位的不是菲利普，也不是英國的貴族們，而是她的臣民。連西班牙大使菲利亞也對此持肯定態度，他在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寫道：“她非常熱愛她的臣民，她堅信臣民都站在她的一邊，這的確是真的。”[21]在她對臣民的柔情攻勢下，她很快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正是她這種將自己置於人民之中的態度與感情使她一再贏得人民的尊重和愛戴。
伊麗莎白一世女王
從亨利七世到伊麗莎白一世，英國完成了內部的統一，並獲得了外部的主權，從一個分裂的封建王朝轉變成一個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進而把英國推進到可以發動現代化的起點上[22]。擁有民族國家這一載體，英國很快把目光投向深藍色的大海，參與開辟新航路的偉大事業，拉開了屬於英國的海洋時代。
三、藍色**：角逐大西洋
英國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海外擴張是其國家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不過，在伊比利亞人推動近代世界海洋文明興起之前，英國的主要對外擴張對象是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直至百年戰爭結束後，英國才開始真正退出在歐洲大陸的擴張，退居到不列顛島。然而，英國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民族的本性使其不可能甘於蜷縮在海島上，那麽，英國的未來在哪裏呢？伊麗莎白時代的探險家、詩人和政治家沃爾特·雷利（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給英國人指出了未來的方向：“誰控製了海洋，誰就控製了貿易；誰控製了世界貿易，誰就控製了世界財富，控製了世界財富也就控製了世界本身。”
民族國家建立後，英國開始把目光投向環抱不列顛島的大海，一場挑戰舊的大西洋政治和軍事格局的戰鬥拉開了序幕。16世紀的西班牙是無可爭議的歐洲強國、大西洋上的霸主，英國對其抱有一種既羨慕又怨恨的心理[23]。從國力來說，它擁有世界上最廣袤的海外殖民地，占據著新大陸的壟斷權，源源不斷的財富穿過大西洋被運往西班牙。從軍事上說，西班牙龐大的艦隊巡弋在大西洋上，掌控著大西洋的製海權。而在歐洲大陸，哈布斯堡王朝壟斷著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冠，其領地從德國到尼德蘭，從意大利到西班牙，遍及歐洲。此外，從美洲運來的一船船黃金、白銀為這個強大的歐洲帝國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源，鞏固著它的霸權。從宗教上說，西班牙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國家。在與摩爾人的鬥爭中，西班牙人始終把天主教作為戰鬥的旗幟和精神源泉，國家統一後，捍衛天主教事業仍然是其不變的宗旨。新教主義從德國興起後，西班牙立即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反宗教改革的道路。菲利普二世統治時期，西班牙人對“宗教的狂熱**比在對抗土耳其人的十字軍東征中更加高漲”[24]。
野心勃勃的菲利普二世
相對於西班牙，16世紀的英國還是封閉在孤島上的弱國。卡伯特雖然為英國開通了北美航路，但英國人卻沒有在北美立足；霍金斯家族和德雷克的船隊雖然活躍在非洲和美洲沿岸，但他們卻隻能掛著海盜旗，不敢公然挑戰西班牙的利益，更不敢在新大陸駐足。英國加入新教陣營後，西班牙隨即針對英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上的封鎖。在大西洋上，西班牙壟斷大西洋貿易，禁止英國人在大西洋和美洲從事任何商業活動。在歐洲大陸上，西班牙憑借其龐大的領地和來自美洲的財富，處處打擊新教勢力，拉攏天主教國家，阻止英國勢力的擴展。西班牙的目的就是要把英國封鎖在孤島之上。此外，菲利普二世還尋找時機直接幹涉英國內政，企圖支持英國國內的天主教勢力複辟，把英國拉回天主教陣營。
那麽，對於英國來說，如何在強權當道的海洋時代裏得到自己的那份利益呢？挑戰西班牙主導的舊的國際秩序幾乎是必然的選擇。然而，挑戰舊的國際秩序，就意味著讓它的維係者——霸權國家讓步，在那個以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為基本原則的時代，武力似乎是最快捷的選項。但是，問題在於，16世紀的英國尚不具備挑戰霸權國家西班牙的實力。因而，在力量積蓄完成之前的伊麗莎白統治初期，英國爭取海洋利益的主要手段是海盜行動。直到伊麗莎白統治中後期，英國人完成了力量的凝聚與儲蓄，而備受英國海盜之苦的西班牙也決心教訓一下英國人，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角逐大西洋的戰爭似乎不可避免。
英國人擁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就海軍本身來講，雖然難以匹敵西班牙的龐大艦隊，但是英國人除了霍華德勳爵（Howard of Effingham，1536—1624）指揮的34艘皇家軍艦，還有上百艘的武裝商船助戰。最重要的是，英國擁有戰術上的絕對優勢。被譽為“英國海軍之父”亨利八世率先對戰艦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進，即在戰艦上安裝射程較遠的舷側炮，這種軍艦成為日後舷側風帆戰艦的雛形。[25]這種轉變使海軍可以進行一種新型戰爭，這種新型的戰爭是由戰艦的航行能力和戰艦上的重炮的射程所決定的。相比之下，此時的西班牙雖然擁有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但在1580年獲得葡萄牙海軍以前，它一直沒有適於遠洋奔襲的艦隻。西班牙人慣用帆船式戰艦的海戰傳統——接舷戰，即主要是用鐵錨抓住敵艦，然後強行登艦，和敵人進行一場海上的陸地戰鬥。這種戰鬥方式也決定了西班牙戰艦的笨重設計及船上載滿陸軍士兵的模式。[26]一旦開戰，在英國艦隊的火炮之下，這些手提大刀、長劍的步兵除了呐喊助威，並沒有實質作用。就艦隊陣形來說，西班牙艦隊采用橫向陣形，目標太大，而且不便於發揮舷炮的威力，隻能讓艦首一隻孤炮開火。而英國人采用縱向陣形，可以直接插入截斷西班牙艦隊，並且充分發揮了兩舷眾多火炮的威力。此外，就作戰時機來看，西班牙艦隊並非奔著與英國海軍決戰的目的而去，而是為了接應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西班牙陸軍，因而，其艦隊必須沿英吉利海峽北上，把上風優勢白白讓給了英國艦隊，使英軍秘密武器——火攻快船得以充分發揮作用。
就將領方麵來說，1577年，傳奇海盜頭目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1532—1595）被任命為海軍財務總管，他大力革除海軍的腐敗現象，將新式海戰思維傳播到海軍之中。西班牙最畏懼的“海上魔 王”德雷克也獲得了伊麗莎白女王的重用，他被任命為皇家艦隊的前鋒。德雷克的戰略是“以攻為守”，在戰爭開始前一年，他就對西班牙發起了突襲。
1587年4月，德雷克率領一小隊精選的艦船出發了。他們在西班牙的各個港口搜尋西班牙商船隊和艦隊，一方麵希望阻遏西班牙艦隊向裏斯本聚集，因為無敵艦隊要從這裏出發；另一方麵，盡可能地阻斷西班牙人賴以支持其軍事的財路。德雷克倚仗其艦隊的輕巧靈便，無視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大量戰艦，直接衝入加的斯港，德雷克站在船頭，宣稱要“燒掉西班牙國王的胡須”。他指揮船上的遠程大炮轟擊西班牙船，擊沉和燒毀了數千噸西班牙船舶和大批貨物，而笨重的西班牙艦隊竟無可奈何，眼睜睜地看著德雷克胡作非為後迅速逃跑。這一戰給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使其財政空前吃緊，大大延緩了進攻英國的時間。襲擊加的斯港後，德雷克又占領了聖維森特角，以此為基地，他不時地出沒於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岸各處，襲擊西班牙的艦隊。有一點頗令人遺憾，德雷克將亨利王子建立的海外探險基地——聖維森特角的王子鎮徹底毀壞了。在西班牙艦隊準備給德雷克致命一擊時，德雷克又轉而去襲擊西班牙商船隊，他在亞速爾群島的海麵上俘獲了一艘滿載價值11.4萬鎊貨物的商船。
德雷克的艦隊神出鬼沒，給西班牙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完全打亂了敵人的計劃。甚至當他把戰利品帶回普利茅斯港時，西班牙艦隊的司令還在廣闊的大西洋上搜尋德雷克，以為他還在四處出擊。J.E.尼爾評價說：“德雷克進行的這次海戰可以作為一支小小的、指揮得很好的艦隊……能夠使處於動員狀態的一支巨大海軍力量癱瘓的一個最好的例證。”[27]
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還是組建完畢了。西班牙海軍共計130艘艦船，載著19000人的作戰部隊。此外，在英吉利海峽對岸還 有一支27000人組成的遠征軍集結待命，由久經沙場的老將帕爾瑪公爵（Duke of Parma）率領，準備乘西班牙艦隊直接登陸英國作戰。1086年威廉征服之後，時隔500年，英國再次麵臨來自歐洲大陸的入侵，而且這次的對手可不是幾千名諾曼底騎士，而是上百艘全副武裝的西班牙戰艦和數萬名裝備齊全、征戰多年的西班牙部隊。
這次戰爭對於大西洋的命運是決定性的。正如法國著名史家布羅代爾所說：“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決定大西洋歸屬宗教改革派還是歸屬西班牙人，歸屬北歐人還是歸屬伊比利亞人。”[28]在這一關鍵的時刻，伊麗莎白女王表現出一位偉大君王的氣節。她騎在一匹高大的戰馬上，一身戎裝，手裏拿著權杖，檢閱她的陸軍部隊，並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她鼓勵將士們說：“我在目前這個時候來到你們中間，……決心在戰鬥緊急的時刻，和你們全體共存亡；為了上帝，為了我的王國，為了我的臣民，貢獻我的榮譽和熱血，甚至我的生命。我知道，我隻有一個纖弱女人的軀體，但是我有一個君王的胸懷和意願，一個‘英國’君主的胸懷和意願。”[29]在女王的旗幟下，英國人的眾誌成城為他們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
西班牙的戰略是以陸軍為主，“無敵艦隊”奉命前往英吉利海峽對岸與帕爾瑪公爵率領的軍隊會合，然後一道在英國登陸作戰。英國艦隊的任務就是要阻止西班牙艦隊和帕爾瑪公爵會合，不讓西班牙人建立作戰基地。7月21日，英西兩國的艦隊在英吉利海峽北端相遇，“無敵艦隊”無心戀戰，英國艦隊則窮追不舍。由於航速較快，艦炮射程遠，“無敵艦隊”被嚴重削弱。27日傍晚，西班牙艦隊到達加萊海麵停泊休整，本以為可以鬆一口氣，但是，僅僅一天後，德雷克指揮的火攻船“地獄燃燒者”就乘夜襲來。一千多年前，中國人在赤壁上演的那一幕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上演了。排列整齊，威武雄壯的“無敵艦隊”卻在穿梭往返的英國小船和火攻船麵前敗下陣來。英吉利海峽一片火光之後，不可一世的“無敵艦隊”倉皇逃竄。英國艦隊一麵追擊，一麵繼續炮擊。至次日淩晨，無法擺脫追擊襲擾的西班牙艦隊隻得應戰，但是顯然他們無法像在勒班陀海戰[30]中對付土耳其人那樣取得輝煌的勝利，因為時代已經變了。他們在付出巨大傷亡後，徹底失去和帕爾瑪公爵會合的希望，期間大約15艘戰艦被英軍俘獲。殘餘艦隻被迫順風向北逃遁，企圖繞過蘇格蘭北部和愛爾蘭西部逃回西班牙。然而，風暴再次給西班牙人帶來災難，最終逃回西班牙的艦隻不足來時的一半，而且多半受損嚴重。
英國在大西洋海戰中的勝利可以說是英國曆史上最為輝煌的時刻，或許隻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獨撐戰局的時刻才可比擬。[31]當然，這場戰役的影響並非僅僅戰場上的輸贏，而是根本性地撼動了16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英國一躍成為歐洲一流強國，而西班牙從強盛的頂峰開始走下坡路。此外，此役還標誌著英國在挑戰西班牙對海外權益壟斷方麵，開始從遮遮掩掩走向公開化，英國爭奪海上霸權的時代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