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唐以降直到明末清初，中國是東方世界的中心。不但是政治、經濟的中心，還是東方世界的文明中心，中國人中的賢哲同樣也是整個東方人民的靈魂導師。但是，從明際以後，中國在世界上迅速落伍了。
不過，就在明代，還是出了一位影響東方乃至世界的大思想家，這就是王陽明。
陽明心學早在王陽明在世時就傳到日本。陽明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6—17世紀，主要代表人物有了庵桂悟、中江藤樹、熊沢蕃山。了庵桂悟（1424—1514)是日本著名高僧，他以80多歲的高齡親自到浙江拜訪王陽明，並將心學著作帶往日本，可惜很快去世。其後的學者中江藤樹、熊沢蕃山繼續研究和傳播陽明心學，形成了著名的中江學派。
第二階段是19世紀中期，代表人物有大鹽中齋、佐久間象山、佐藤一齋、橫井小楠、吉田鬆陰、高杉晉作、西郷隆盛等，他們以陽明心學為旗幟，要求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最終發動武裝倒幕運動，為日本“明治維新”奠定了基礎。
第三階段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伊騰博文、東鄉平八郎為代表，他們一方麵學習西方先進知識，一方麵將陽明心學作為思想動力，掀起“明治維新”運動。作為日本海軍大將的東鄉平八郎，甚至將“一生俯首拜陽明”“陽明門下走狗”製成牌子，隨時掛在身上。他率領日本海軍在十年之內（1894—1904）打敗大清帝國北洋海軍和俄羅斯帝國遠東艦隊，日本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和世界強國。
1904年，日俄戰爭剛剛結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團，由日本宗親岩原大三、日本東宮侍講文學博士三島毅，偕駐中國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貴州瞻仰陽明遺跡。三島毅題詩並勒石成碑，詩雲：“憶昔陽明講學堂，震天動地活機藏。龍崗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該碑豎於貴陽東山陽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和皇家代表團的“陽明朝聖之行”，對中國產生極大震動。中國青年紛紛“以日本為師”，努力探求日本強國之道。這時，譚嗣同、章太炎、宋教仁、陳天華等近代中國曆史上的著名人物開始紛紛研究並“服膺”陽明心學。他們有的還親自前往日本留學，學成歸國後活躍於中國社會各界，成為辛亥革命前後和民國時期的著名人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和發展。
王陽明學說開始在日本的流傳也非一帆風順，但慢慢地，王陽明學說找到了適合它生存、發展，甚至壯大的土壤。日本人講求效率，更願意學習直截了當的理論，而王陽明學說正具備這個特點；日本人更注重事功，學一尺就想用一丈，而王陽明正是把知與行融為一體，即重視知更強調行，可以直接用於社會，產生大的社會效應。
日本人研究王陽明，不像中國後來的各家學派，其雖不善於理論的精細分析，隻要能用，不管是王陽明學說，還是與之相反的程朱理學，都統統拿來用。於是，王陽明的經典著作《傳習錄》在中國才整理完畢不到一百年，在日本就正式刊印了。在此之前，《傳習錄》和《王陽明全書》就早已流傳。陽明學在日本還分了許多學派，像以熊譯蕃山為代表的事功派、以淵岡山為代表的內省派都開始潛心鑽研王陽明的著作。
日本明治維新是在幕府的黑暗統治和英、美、俄入侵日本的雙重壓迫下，大久保利通等下層武士推翻幕府政權，建立明治政府，從而實施了一係列資本主義的改革，不僅趕走了外國侵略者，還使日本由封建社會順利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國富民強，走上了繁榮昌盛的道路。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國家政權主要由幕府來掌管。自從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結束了日本各國紛爭的局麵，幕府的將軍就成為日本最高統治者，連天皇也不放在眼裏，經常在政治、經濟上製約天皇的行動。作為最大的封建領主，幕府把自己領土以外的土地分給260多個大名（大名相當於我國古代的諸侯）。大名和將軍以下的家臣都叫做武士。武士主要負責保衛工作，農民則成為最主要的剝削對象，完全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任何自由，每年除交納４０%—８０%的收成為年貢外，還要交納各種苛捐雜稅，負擔各種勞役。
隨著幕府統治的深入，對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剝削越來越重，往往辛苦一年的收成還不夠交年貢、雜稅，人們幾乎無法生存下去。下層的武士也生活艱難，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心中的怨氣在一點點積累，“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他們在急切地尋找能讓他們反抗成功的思想武器。漸漸地，他們發現陽明學說中有許多可以借鑒之處。
陽明學說崇尚人人有“良知”“人人可以為堯舜”，這無疑為推翻封建等級的圍牆提供了依據；王陽明學說提倡的“知行合一”鼓舞人們不僅要知更要行，正適合反抗中的勇往直前。日本人在用陽明學說尋找思想的武器，也在潛移默化中，根據日本的國情在改造著陽明學說。
陽明學說中最重要的原是“致良知”的修性修養論，而到了日本，占主流的卻是“知行合一”，這正符合日本人注重事功，經濟實務，勇往直前的心態。１８３７年，日本農民和市民聯合起義的領導者大鹽中齋，雖然他也講王陽明的“四句教”，但他卻把一種思想變為號召群眾起義的革命口號，使陽明學說由“破心中賊”的武器變成鼓動“山中賊”起義的旗幟。
陽明學說崇尚教育治國，這對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的教育者不僅讓明治維新的精英具備王陽明的思想，也讓這個曾被看作“異端”的思想廣泛深入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農民、醫生、市民都對王陽明思想非常了解，甚至了解程度超過了中國人。
日本的領導人更是用陽明學說來治理國家，就如明治維新的開國元勳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是日本陽明學大師吉田檢陰（1830—1859）的得意弟子；有對陽明學說研究頗有造詣的安岡正篤，從中年起就成為日本各屆首相的導師。日本工商界的領袖、社會精英也經常邀請安岡正篤去講學，把陽明學說與日本的經濟、政治、企業管理緊密結合起來。
在當今日本，最推崇王陽明的是被稱為日本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中，到處是王陽明良知學說的影子。
稻盛和夫曾說：“我的家鄉出了兩位對日本近代史的明治維新做出過很大貢獻的人物，他們就是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中的兩位）。我非常喜歡西鄉隆盛，他對中國的陽明學說有相當高的造詣。他曾經兩次被流放荒島，每次流放總會帶上陽明學。他經常說，如果是施政的話，必須是那些不談錢財、不求回報甚至能夠舍卻生命、忘卻自我的人。”
當日本在近代史上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後，它的野心就像打足了氣的球迅速膨脹，將貪婪的眼睛盯向了近鄰朝鮮，乃至於中國大陸。
1876年2月，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除鑒山外，再開元山、仁川為商埠（通商的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當然日本人的野心卻遠遠不止於此。與此同時，王陽明學說也小心翼翼地流傳到了朝鮮。
一開始，陽明學說的命運和在中國一樣，也遭到了官方打壓。明朝中後期，王陽明學說在中國士大夫中流行。朝鮮來華使者對此不理解，認為“陽明敢肆己意，謗辱朱子，實斯文之罪人也”。信仰陽明學說的高官李瑤曾因為與君王談論陽明學說的利弊，被貶為平民，他鬱鬱寡歡地回到家鄉開始了隱居生活。不僅如此，朝鮮朝廷的一些官員還專門組織人馬，編輯書籍《異端辯正》《固知記》，稱陽明學說為“異端”。
然而，真理終究經得起時間的檢驗。1906年洪範圖、車善道領導義兵起義。義兵的隊伍迅速擴大，到1908年全朝鮮的240多個郡都有反日的義軍在活動。他們不斷襲擊日軍和日偽機構，給日本的統治勢力帶來極大困擾。值得一提的是，起義軍的將領們都略通陽明學說。
李瑤、張淮、崔鳴吉等人雖然丟了官職，仍堅持不懈地向普通朝鮮老百姓宣傳陽明學說；陽明學派的泰鬥鄭齊鬥也曾避居江華島，潛心研究怎樣將陽明學說與朝鮮實際相聯係，以謀求民族的獨立，他們呼喚“知行合一”，鼓勵每一個老百姓都要保家衛國，投身到殺敵戰鬥中；他們在戰術運用上，充分利用王陽明“變”的思想，“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采取遊擊戰術，到處破壞交通公路線、鐵路線，往往打得日軍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