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美國人
我最近買了套房子，我感覺這件事是照我的意願決定的。但仔細回憶一下，其實我原本更傾向於租房子，是我媽一直想讓我買房來著。我要是美國人的話，我現在一定仍在租房子住。但我是中國人（記者田利平，2002）。
美國人“不會通過別人的眼睛去觀看一切，也不會通過書本的假象去認知一切”（美國詩人惠特曼）。
搖滾樂歌手崔健喊出了中國人的自我
現代西方世界起源於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之前有一場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藝複興。中國也正在經曆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首先從承認自我、承認人性開始。崔健就起到了這樣的啟蒙作用。1986年崔健演唱的《一無所有》在當時不啻為一聲驚雷，誕生出“我”的概念並立即開始在當時的青年心中激**，因為在過去的歌曲和“紅色經典”中，“我”的個人主體是被忽視的，“我”隻是一個集體性的歸屬，而正是《一無所有》中的“問個不休”的“我”才宣告了個體獨立意識的覺醒，從而讓一種淳樸自然的個人表達找到突破口。當年那些歌迷來信幾乎沒有人把崔健當作一個偶像歌星來崇拜的，而是紛紛傾訴：他們從崔健的音樂中找到了自己。《一無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這個概念，在這之前，中國的歌曲裏隻有“我們”，即使有“我”，也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一個兵”這類。而崔健的第一張專輯裏，一共有150多個“我”。“一無所有”這首歌不僅屬於青年，也屬於全民。（《南方周末》，2013-1-17）
《紅高梁》電影
莫言思考過《紅高梁》電影成功的原因，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經過長期壓抑的人們內心深處有很多東西需要釋放，而《紅高梁》電影的主題正是強烈要求個性解放。影片中，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能夠喝酒、敢說敢做敢愛的人，這種追求自由的精神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實際上，要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求承認自我，進而追求自我崛起的精神。因為個性是我的個性，自由是我的自由。
姚明的自我
姚明退役了！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稱，姚明影響力超體育，成為中西方交流使者。這真是一個恰當的評語。為什麽是恰當的評語？從2011年7月25日姚明退役儀式暨表彰典禮上姚明的一句話就可以理解。在典禮上，來自山西的一名普通球迷給姚明送上一幅自己畫的畫，上麵有三個人，都是姚明，分別在扣籃、蓋帽和投籃，名稱就是“中國長城”，姚明自然地感歎：“那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8）是心理學大家，心理分析學說的創始人，被世人認為是與達爾文和馬克思齊名的19世紀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本我”（It），“自我”（I），與“超我”（Over-I）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分析的概念。“自我”一詞在西方家喻戶曉，因為幾乎人人都在為“實現自我”而奮鬥。姚明在美國拚搏多年，他知道美國文化是怎樣的，他知道美國人是怎樣的。麵對球迷送來的三個姚明畫像，姚明脫口而出，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我”共為一個“我”的西方語言，深刻而機智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歎，“那就是當年的我啊！”
屠呦呦勇敢為自我辯護
屠呦呦是首位中國大陸獲得諾貝爾或醫學獎的女科學家。美國《紐約時報》站2015年10月9日報道（《參考消息》，2015-10-11），記者與屠呦呦的問與答。
問：有人——包括你的一些前同事——批評說，你不應該被當作發現者，因為那是團隊努力的結果。
答：過去我們都信奉集體主義。我隻想做好工作。當然，沒有我的團隊，我什麽也做不出來。外國人閱讀了曆史記錄並選中了我。中國的獎勵總是發給團隊，但外國的獎項是不同的。這個榮譽屬於我、我的團隊和整個國家。
自我與教育
2015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中式教育》，記錄了5名中國教師到英國給50名13～14歲的中學生上課一個月的情形。紀錄片顯示，教師與學生彼此都不滿意對方，人們認為這是文化差異造成的。
中國教師不滿意英國學生在課堂上不守紀律，閑聊，做鬼臉，甚至打鬧；英國學生不滿意中國教師填鴨式的教法，一名學生說：“我像個機器人，不停地記筆記”，“在課堂上我發現自己沒有發言權，隻有老師說了算”；另一名學生說：“他們（中國教師）的教學方法確實有效果，但我們並不覺得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
人們分析、爭議中國式教育方法為什麽在英國行不通。
華人作家薜欣然指出了英國和中國學校存在的文化差異。他說：“在中國，學生一進教室，就得告訴他們，你一定要好好學習，這是你對國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責任。”他說，在英國，老師會問學生：“你未來想做什麽？你想實現自己的什麽目標？”英國記者西蒙詹金斯也強調了中英的文化差異，他說，“我們會教（學生）反叛、破壞和創造”而不強調死記硬背。事實上，中國的教育更像流水線工廠，每個人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思維，而英國小孩每個都不一樣。比如，教學生做燈籠，在中國，學生會盡量做得跟老師的一模一樣，但英國的學生做出來的燈籠形狀各異、五顏六色。
以上是對《參考消息》（2015-8-7）和《北京晚報》（2015-8-5）相關報道的綜述。
現在讓我們從自我的角度來看中英教育的差別。
西方人的自我是獨立的自我，具有自由、理性與個性三大特征。學校從小就培養學生為“實現自我”（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努力。這種培養注重自由（英國媒體稱，你可以問任何一位處於教育研究前沿的專家，他們會告訴你，課堂亂一點並不總是壞事），注重理性（英國媒體稱，我們的教育係統會鼓勵學生跳出固有思維，勇於承擔風險，質疑先入之見），注重個性（英國學校具有“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的理念”）。然而，中國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自我，強調個人從屬於家庭、集體，最終從屬於國家。中國學生為父母學習，為國家學習（“你一定要好好學習，這是你對國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責任”，北京大學現在的校訓之一就是“為國求學”），因而固守自己的社會角色——學生，即學生就要聽老師的話，聽父母的話，沒有勇氣與老師平等地交流或質疑老師所講的內容，也很少在課堂上提問。
沒有自我，所以忙碌
在我們匆忙從辦公室衝向健身房再去吃晚餐，並驕傲炫耀我們忙碌不堪的日程安排時，有必要回想一下，150年前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告誡：“在所有荒唐的事情中，我認為最荒唐的就是忙碌，匆匆忙忙地吃飯，匆匆忙忙地工作……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忙碌的家夥到底想幹什麽？”美國哲學家伊文思解釋說，克爾凱郭爾認為，忙碌是將一個人的注意力從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轉移開來的辦法，比如你是誰以及生命的意義是什麽。你沒有也不想意識到這一點，你沒有自我，你不得不總是保持忙碌（《參考消息》，2016-4-25）。
孟非的忠告
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節目主持人孟非說：“我特別不同意聽到一句話：結婚不僅僅是兩個人的事，還是兩個家庭的事情。這句話聽上去貌似有理，其實想想沒多大道理。結婚跟兩個家庭有沒有關係？它當然有一定的關係，但歸根結底是你們兩個人相愛之後，最後願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的決定。我會把這句話告訴我的女兒：如果有一天，你找的那個人不管他是什麽職業，受教育程度如何，他家庭背景如何，他有錢沒錢，他帥不帥，都不管。當這個男的說，我要結婚這件事要回去聽我爸媽的意見，他們的態度會影響到我的決定。我要說，這樣的人你不能嫁給他，因為他連結婚這個事都要回家聽他爹媽的，說明他還沒有做好準備獨立選擇與他共同生活的人（2016-5）。
當今關於自我的口號
“自我”一詞如今在書籍、報刊、廣告、口號中經常出現，但人們使用的“自我”一詞有各種不同的含義。有人把“自我”看作“自私”。例如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認為，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消除自我。影星陳寶國也教導自己的兒子要自信，但不要自我。有網民說，美國很霸道，很自我。自私是“自我”的一義，原本是傳統中國哲學的主張，我們以後會討論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女排連續奪取世界冠軍，舉國振奮。女排提出的“戰勝自我”的口號傳遍全國。2008年航天員景海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克服了困難，戰勝了自我。在這些說法中，自我不再帶有自私自利的貶義，而是指自己原來的競技水平或身心狀態；廣告詞“純粹的自我——×××服裝”，“新自我——×××手機產品”。上海四川北路一家服裝店幹脆以“自我—Ego”命名（見圖1.1），在這些場合，“自我”就是獨特性的意思，因為自我表現已成為時尚。
圖1.1
一位作者在《北京晚報》發表文章《北京街頭感覺“我”》，他說，所謂在北京街頭感覺“我”，就是在北京街頭在腦裏出現的關於自我的意念。在這裏，“我”就是“自我”。據中國心理學家楊中芳考證，傳統漢語裏沒有“自我”這個名詞，它是受西方“self”這個名詞的影響而組成的新名詞。看來，中國人用“我”代表“自我”大概是“自我”在中國最通常的含義了。“自我批評”是過去幾十年間中國人常常聽到的說法，“自我批評”就是“我批評我”，“自我介紹”就是“我介紹我”，如此等等。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各種突出“我”，即突出自我的口號紛紛出現。例如，“我排隊，我禮讓，我快樂”“我行動，我健康，我快樂”，等等。目的是在實踐這些口號的過程中，讓北京市民以良好的姿態和心理、身體素質展現在世界各國朋友麵前。在那以後，各種突出自我的口號又紛紛出現，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會：“我探索，所以我快樂”；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我參與”，“入戶調查我配合”；2011年反對被動吸煙：“被吸煙，我不幹”；2016年提倡創業和創新的口號：“我創故我在”。其他的口號如，針對小學生的口號：“做最好的我”，“我努力，我真棒”；針對一般市民的口號：“低碳生活，從我做起”，“孝敬老人，從我做起”，等等。
突出自我是中國人精神上覺醒的表現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人身心得到極大的自由，個人的主動性得到極大的發揮，以北京奧運會為契機，2008年前後突出自我的口號紛紛出現。
突出自我是中國順應曆史發展的表現。評論家蘇文洋說，20世紀是國家民族崛起的世紀，21世紀是人的崛起時代。中國“在國家民族崛起之後，人的追求自我崛起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新目標”（蘇文洋，《北京晚報》，201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