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洛和楊國樞使用他/她們構造的量表,對台灣大學生和社區成年人共839名進行了雙文化自我的測量(Lu & Yang,2006)。

測量中“個人取向自我”(西方人的自我)包括四個項目:獨立性(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實現自我,實現自己的興趣與願望);自我決定(在生活中我自己做重要的決定,不受他人影響);競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是在一切方麵都要勝過他人);一致性(不論我同誰在一起我的行為舉止是一樣的)。“社會取向自我(儒家傳統的自我)”也包括四個項目:情景自我(我認為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麵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是生活的基本單元,家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自我修養(我們應該專注於精神上的修養,而不是物質享受);社會敏感性(為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我將隱瞞我真實的想法和偏好)。

測量的結果表明,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相關不顯著。這說明這兩種取向的自我在中國人(台灣)身上是存在的,兩者不是同一個東西,是可以清楚地區分的;還有,社會取向的自我明顯強於個人取向的自我。

陸洛等人(Lu et al.,2008)還比較了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的雙文化自我,得到了有趣的結果(見表7.1)。

表7.1 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雙文化自我的比較

中國大陸有364名大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和山東)和178名成年人參加。中國台灣有884名大學生和374名成人參加。表7.1的數字為每個項目的得分。F代表統計檢驗。*表示兩數比較有顯著差別(顯著差別的意思是兩數的差別由某種原因造成,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例如,在“個人取向自我”總分上,中國大陸學生82.58顯著大於中國台灣79.97。從表7.1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國大陸個人取向自我強於中國台灣(82.58統計上顯著大於79.97)。這一點與有關研究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國大陸人急切現代化的心態。但是,兩岸中國人在社會取向自我方麵無差別(89.16與89.55在統計上無差別)。這可能反映兩岸中國人都受到悠久的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總之,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人都具有雙文化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