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洛和楊國樞使用他/她們構造的量表，對台灣大學生和社區成年人共839名進行了雙文化自我的測量（Lu & Yang，2006）。
測量中“個人取向自我”（西方人的自我）包括四個項目：獨立性（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實現自我，實現自己的興趣與願望）；自我決定（在生活中我自己做重要的決定，不受他人影響）；競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是在一切方麵都要勝過他人）；一致性（不論我同誰在一起我的行為舉止是一樣的）。“社會取向自我（儒家傳統的自我）”也包括四個項目：情景自我（我認為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麵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是生活的基本單元，家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自我修養（我們應該專注於精神上的修養，而不是物質享受）；社會敏感性（為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我將隱瞞我真實的想法和偏好）。
測量的結果表明，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相關不顯著。這說明這兩種取向的自我在中國人（台灣）身上是存在的，兩者不是同一個東西，是可以清楚地區分的；還有，社會取向的自我明顯強於個人取向的自我。
陸洛等人（Lu et al.，2008）還比較了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的雙文化自我，得到了有趣的結果（見表7.1）。
表7.1 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雙文化自我的比較
中國大陸有364名大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和山東）和178名成年人參加。中國台灣有884名大學生和374名成人參加。表7.1的數字為每個項目的得分。F代表統計檢驗。*表示兩數比較有顯著差別（顯著差別的意思是兩數的差別由某種原因造成，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例如，在“個人取向自我”總分上，中國大陸學生82.58顯著大於中國台灣79.97。從表7.1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國大陸個人取向自我強於中國台灣（82.58統計上顯著大於79.97）。這一點與有關研究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國大陸人急切現代化的心態。但是，兩岸中國人在社會取向自我方麵無差別（89.16與89.55在統計上無差別）。這可能反映兩岸中國人都受到悠久的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總之，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人都具有雙文化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