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說,“知行合一”說,“致良知”說,為陽明學之三綱領。“心即理”說,承之象山。其倡自何歲,莫可詳考。大抵持此說最早,其餘可以《年譜》證之如下:
正德三年,陽明三十七歲,始悟“格物致知”。
正德四年,陽明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
正德十六年,陽明五十歲,始揭“致良知”之教。
陽明所以立言垂訓,雖與年歲並進,有繁簡之不同。然大抵因被教者之材器,與處時之異,而後乃倡一適宜之說焉。如其論致良知動靜之工夫曰:“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隻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全書》卷三)蓋陽明教人方法屢變,最後乃揭出“致良知”,以為不可易之法,亦是由經驗而得也。
陽明自初年至晚年教人之方法,雖不無小變,然其說莫不相關。非前日倡一說,而後日棄之,又別倡一說也。即所標之三綱領,不並出於一時,其理皆首尾貫屬,以發揚心學之奧,惟應於時機。直至晚年,而王學一家之體係始完耳。陽明在龍場“悟格物致知”,實立一生學術之本。至其所悟如何,殊無詳證。要之必待悟得“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三者之後,陽明於格物致知之解釋,乃益臻融徹矣。
欲致良知,不可無“格物”之功;欲格事事物物之理,不可不知“心即理”之說。陽明嚐論“致知”“格物”與“致良知”及“心即理”之關係曰:“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全書》卷二)
然非言“知行合一”,又無以見“心即理”之功。故欲“致良知”,不可缺“心即理”與“知行合一”之二者。陽明嚐曰:“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全書》卷二)蓋由“心即理”而言,則吾人行事之際,將判斷善惡,以立正當之標準,必有恃於良知;欲良知之示此標準,不可無致良知之功;即致良知而不行,又無以見“心即理”之效。此可證三綱領之相須而不可離也。
陽明又曰:
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複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全書》卷二)
此言三綱領之關係,至深切著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