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回到老家之後不久，“9·18”事變爆發，對此，有的人便認為閻錫山與此有著很大關係。閻的親信趙承綬、梁汝舟在其回憶錄中就說道，“閻錫山所謂的‘張漢卿自顧不暇’一語，是閻錫山當時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東北發動侵略戰爭的證明，說明‘九·一八’事變是閻錫山老早參與其謀的”（《山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5頁）。“閻性吝嗇膽小，此次出重價，冒險回晉，事如不急，閻必不肯，以此推斷，閻必預知東北將發生變故”（梁航標：《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的蔣閻關係》，《山西文史資料》第7輯，第12頁）。這些回憶文章，均發表於20世紀60年代的《山西文史資料》上，在那個抓階級鬥爭、左傾思潮泛濫的年代裏，他們作為閻錫山的親信，為了盡量說明自己要與反動派閻錫山劃清界限，難免違心而論，把閻錫山與這個重大事件聯係在一起，以此證明閻錫山的反動，況且閻錫山又與日本走卒趙欣伯有過那個過節，並且他回山西又是由日本人駕機，乘日本飛機回來的。因而這些說法不能不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即以閻錫山所說的“張漢卿自顧不暇”而言，就難以令人相信它能證明閻錫山與“9·18”事變有關。因為，中原大戰後，張學良身為國民黨政府的要員，既要掌管東北軍政，又要兼理華北事務，他上要對蔣介石“負責”，下要籠絡晉綏政要，方方麵麵都要應對，而日本為挑動戰爭在東北的不斷尋釁滋事，更加重了張的外交負擔，所以，張學良可謂日理萬機，窮於應付。他的這種“自顧不暇”，也就並非僅僅是指東北危機了，憑此來“證明”閻錫山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東北發動侵略戰爭，並參與其謀，及其必預知東北將發生變故，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再則，閻錫山雖然留學過日本，與日本軍政要人關係不錯，可是，他畢竟是在野之身，在他已經沒有實權的情況下，日本人怎麽能把東北軍政寄托給他呢？況且，日本發動“9·18”事變，對日本而言是一件舉足輕重，又是十分秘密的大事，又怎麽能讓閻錫山參與其謀呢！因此，把閻錫山返晉與9·18事變聯係在一起，顯然有些牽強。事實上，山西局勢的動**不安，才是促成閻錫山急於返晉的主要原因，他對東北時局一些跡象的觀察分析，則是其返晉的次要因素。
閻錫山潛回山西，盡管進行得十分秘密，但“沒有不透風的牆”，一直密切注視閻錫山動向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CC派，很快打探到了消息，消息傳出，首先引起了張學良的不安，因為，是蔣介石委派他節製山西並監管閻錫山的，因而，張學良於9月11日致函閻錫山，稱“現在國家力求鞏固和平統一，先生應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視聽，何日起程？學良當囑各方妥為保護送迎”，並且又通過徐永昌向閻提出，要閻“自動移北平”，“晉將領對以往不聽調遣事認過”（趙正楷：《徐永昌日記》第2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2月編印發行，第464頁）。但早有準備的閻錫山卻致函張學良稱“……家父病況漸趨平複，惟仍須中西醫繼續診治服藥，醫雲：年老體衰，約須再調養數日。山為獨子，不忍遽離左右。既承尊囑，自當‘俟病情好轉，即行起身。至迎送一節，實不敢當’”（趙正楷：《徐永昌日記》第2冊，第464頁），以此為由，進行應付和拖延。
蔣介石聞知閻錫山返晉的消息後，也大為震怒，即刻命何應欽、孔祥熙等電閻，促其從速離晉，否則將采取嚴厲措施。同時，劉峙、韓複榘等也發出通電，請蔣介石逐閻離開山西，以示附和。但閻錫山麵對蔣介石等人的逼迫，卻毫無怯意。仍像應付張學良那樣予以應付。因為，晉綏軍於中原大戰後，雖然經過整編，壓縮了編製，但其元氣未傷，骨幹力量尚存，況且在閻錫山出走後，又掌握在他的親信楊愛源、徐永昌手中，從而使他“有了力量”對付“嚴厲措施”，所以，閻錫山能從容不迫，在應付蔣、張的逼迫的同時，等待時機，以圖東山再起。
7、閻錫山東山再起，立即著手整頓晉省秩序
“9·18事變”爆發後，國內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三省的侵占，使民族矛盾加劇。蔣介石在“9·18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的由此興起，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蔣介石卻不僅繼續用大量兵力對中國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而且在政治上加強了獨裁，這不能不引起國民黨內部反蔣派的群起攻之。他們群集廣州，成立廣東國民政府，一致要求蔣介石下野。在內外上下的一片反對聲中，蔣介石以退為進，被迫宣布辭去本兼各職，二次下野。凡此，都為閻錫山的複出，提供了有利條件，成為閻錫山重掌山西的一個契機。
閻錫山為了東山再起，采取了種種措施，調動了方方麵麵的力量。他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要求國民黨中央取消對他的通緝令，以爭取行動上的自由。由於蔣介石此時正忙於應付日本的侵華事件，加上國民黨內反對派的攻擊，所以，他對閻錫山返晉一事已不再特別在注意，而他又急於與廣東國民政府尋求“統一”，擬由國民黨中常委會決議，因政治問題而被開除黨籍者一律予以恢複，因此，9月30日，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取消了對閻錫山的通緝令，10月30日，國民政府令：閻錫山免於通緝。至此，被通緝了近一年的閻錫山終於完全恢複了自由。
閻錫山采取的第二個措施，就是以得力之人，多方疏通，他又是讓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趙丕廉駐於南京，與“擴大會議”的首領、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聯係，以求得汪的支持；又是派時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1932年10月3日正式任命）到北平去做張學良的工作。同時還請求李石曾、魏道明、鄭毓秀等，予以協助，並由鄭毓秀通過宋美齡的關係向蔣介石疏通。
這中間，徐永昌對於閻錫山的複出，可說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於徐永昌時任山西省主席，但他原係國民軍，並非閻錫山的嫡係將領，地位比較超然，所以，他與各方都能說得上話，並且一些說法和認識也有一定份量。如他在與張學良的談話中，就對閻錫山何以返晉作了一番頗為得力的解釋，他說：“閻先生多年沒出過門，一旦出去，感覺什麽都不方便，回來住著，沒什麽關係。我認為今日國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國家對山西有辦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辦法，有力量。當前晉綏政治，明明建築在軍隊基礎上，軍隊統一或不統一，即影響兩省政治之良劣與協調。如軍隊不能統一，兩省不能協調，久必分裂；加以外力思入，內力不容，必致演變到紊亂混戰，此不但晉綏不了，且必致引起北方之大不了，蓋山西能控製黃河流域各省，對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業，十之九已經破落，此項失業歸來之人極多，失業者眾，社會如何能安？再看綏遠，全省號稱280萬或300萬人，而實不足，日貨傾銷，經濟停滯，若提倡實業，連帶經營綏遠，運用大戶遊資，以山西失業商人移殖綏遠，豈非大好機會，大好事業。而倡之者，又必有資格地位，有聲望信譽，有能力有謀猷之人，乃能集事。我們為欲求晉綏不壞而統一，非閻先生不可；不但為國家保存一部分有用軍隊，且可使晉綏政治有辦法，為國家在北方樹一強大重鎮，而為救濟山西多數失業商人，移補綏遠之人少與提倡西北實業，亦非閻先生莫屬。所以在他人方懼閻先生歸來為害國家，我則正慶閻先生歸來而獲致晉綏兩省與北方之安定”（趙正楷：《徐永昌傳》，（台灣），山西文獻社1989年2月版，第202—203頁）。
隨後，徐永昌在奉召到漢口麵見蔣介石時，再為閻錫山說情。他先是對中原大戰作了一番解釋，說：“閻先生是愛國者，其人勤儉，能深思，長處很多，最大限不過是委員長之一政敵，而不是叛國者；叛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不但北方雜牌軍隊擁護他，即南方甚至政府軍隊派代表到太原的也不少；因為怨中央編遣會議不公，所以凡各方不滿意編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來”。繼而，陳述了要閻出山的理由：“固然閻先生不願久居大連，我覺得戰後的山西，晉鈔五六千萬貶值不到二百萬，尚發出金融公債三千萬，軍公教人民均不堪其苦，想要收拾此局，我辦是事倍而功不到半，閻先生是事半而功不止倍。以軍隊言，聽他的比聽我的多。以經濟言，他掌握的錢通可以拿出來用。從閻先生出山他手中的錢肯化為公這一點看，他亦是很廉。若是北洋軍人們，隻要交他幹，公家的錢他是永遠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裏去，決不肯再拿一點給公家用的。所以，由很多方麵看，委員長不但有與閻先生合作的必要，將來他會有幫你的時代”（趙正楷：《徐永昌傳》（台），第205頁）。
閻錫山的另一舉措，就是對製造“12·18慘案”的罪犯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韓克溫、王琚等加以包庇，以買好國民黨中央，為自己上台創造條件。
1931年12月18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槍殺進山中學學生穆光政的“12·18”慘案發生後，已從大連返回河邊村的閻錫山，即對這次學生請願活動予以了積極支持，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學生們的行為，給他清除國民黨在山西的勢力製造了機會。因為，閻錫山下野離開山西不久，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又囂張起來，積極進行反閻活動。閻錫山對此一直懷恨在心。如今有了這樣的機會，他正好加以利用。但是，鑒於閻錫山正在籌劃自己的複出，他也不願意在這種關鍵時刻與國民黨中央把關係搞僵，給自己複出造成麻煩，因此，雖然他對那些製造“12·18”慘案的凶犯予以了扣押，其實，也是為了對學生們有個交代，同時也可以此來取得學生們和社會各界對自己的信任和擁戴，給其複出後奠定一個較為良好的群眾基礎，但在複出之前，尚須向南京表現一些姿態，所以，這些罪犯被扣押之後不久，即把他們送到河南省鄭州，詭稱易地審判，實際上是無罪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