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山西經濟建設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多種因素聚合的結果。把它簡單地歸之於某個方麵，或某個層次，都是不實際的。山西當時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僅是外部條件或機遇，它隻是發展經濟建設的前提或可能性，而要抓住機遇，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把可能性變為現實，則必須通過主觀上的努力。同期與山西這種社會環境相似的省份不在少數，而山西的經濟建設卻能異軍突起，其主要原因正在於主觀上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又是多方麵的，多層次的。決策者對事物在思想認識上的明確及其決心和魄力，固然作用非淺，但如果不能統馭全局，把握整體，依據實際，製定出一個係統而全麵的計劃，就有可能顧此失彼，事倍功半，甚至留下諸多後遺症，即使有了好的計劃，若沒有各級政府的認真貫徹執行，沒有各階層群眾的積極奉獻，勤奮苦幹，那也會是一事無成。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問題，主觀上的兩個方麵都應當予以客觀地考察，隻強調前者而忽視後者，或者相反，都不可能對山西這一時期經濟建設騰飛的原因，做出比較符合曆史實際的結論。

3、加強思想政治控製，“以主義對主義，以組織對組織”

閻錫山在進行省政建設的過程中，並沒有放鬆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方麵的建設，而是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麵的工作。他除了要人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忠、信、悌、孝這些東西外，還竭力向人們宣揚他的“公道主義”。

其實，還在1920年前後，閻錫山就已經比較係統地闡述過他的公道主義理論。在他提出的“公道主義的村本政治”中，就明確指出“世間有一種主義，兼各主義之長，而無各主義之短。不論何時何地，皆可適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義’是也”。要求為政者以公道主義相號召，推動村本政治的實施（《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六），第20頁）。他所指的“各主義”主要就是軍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這些主義都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統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而又是“強人做聖人”，因此都不可取，隻有他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能避各主義之短而揚各主義之長的最好主義。在這裏，閻錫山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在針對了。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他看來“之狠毒，實有甚於洪水猛獸，苟若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以求對策，則之勢力蔓延，終將會成為世界人類之大禍”（吳文蔚：《閻錫山傳》（一），第160頁）。

在這之後，閻錫山經過不斷地修正完善，使其公道主義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係統的理論。其內容主要是：一、“公道即中也，也即是事之恰倒好處。凡事皆有個好處，也隻有一個恰好處”，“遇事持平，不能偏依”；二、“公道自在人心，以吾之心所願欲者施之於人，自能得人心之所同然”（《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六），第85、86頁）；三、公道於民主共和至關重要，“一國人民能有自動的公道愛人精神，一國可成個真真民主共和”；四、民主就要為民主持公道，“中國今日可算是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替民主持公道和愛群，就是假民主”（《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五），第52、55頁）；五、公道能夠濟事匡時，“而公道彰，則百政舉，公道頹，則百政弛”。正因為公道對社會不平具有“平之”、“補之”、“除之”的功用，所以隻要主持公道，人間就能“衣、食、住、用完足，不相侵擾也”；六、士人負有主張公道的責任，士人必須“踢破三千年以來被傳子所**之臭官場氣味，恢複讀書人本來麵目，本‘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八個字，實行推愛與主張公道也”（《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六），第82、83頁）。

閻錫山希望通過“公道”這個“政治樞紐”，能使人們做到他所謂的凡事適中，“遇事持平”、“將心比心”、“人人主張公道”，克服和鏟除“強淩弱，眾暴富、富欺貧，智詐愚”等社會之不平，從而使任何地域、任何國家、任何人種、人與人、人與國、人與世界，處處都是公平合理，以達於“世界大同”。而這樣美好的社會，不正是幾千年來人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嗎？

但是，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理想不能代替現實，現實也不等於理想。從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曆史中，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有趣現象，即往往是當社會中哪個方麵出現缺失，並對社會的正常運行造成危害時，人們尤其是當政者對哪一方麵的缺失就愈加重視，愈加強調對那方麵的缺失的彌補。閻錫山如此強調“公道”並把它上升到一種主義，就是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公道”已經嚴重缺失。這種缺失，不僅造成了社會的動**不安，而且出現了種種的社會不平。造成“公道”缺失的原因，除了曆史形成的一些原因之外，根本的還在於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在中國的表現就是代表著少數人利益的地主資產階級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壓迫剝削。對於這一點，閻錫山還是有所認識的，從他對“資本私有而剝削”，以及由此產生的幾種社會弊端的一些言論中，即可說明。可是，在如何解決現存社會製度不合理，亦即如何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存社會製度的問題上，閻錫山雖然提出了諸如反對高利貸剝削，實行“土地村公有”等一些主張，但卻並沒有觸及到現存的社會製度本身，相反，卻不顧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批判攻擊的矛頭，對準了馬克思主義和。

閻錫山這樣做，可以說是他麵對嚴峻現實所做出的一種選擇。因為，中國自其誕生以來，即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在他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蓬勃發展，這不能不使閻錫山感受到早就預感到的威脅，特別是1935年前後，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陝西紅軍的不斷發展壯大，更令他感到恐慌不安。為了對付，他雖然已經提出了“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公平製度”等主張，企圖從政治上、經濟上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但他認為這還不夠，還需要從思想上用一種主義來抵消甚至取代，他所提出的“公道主義”即由此而生。用閻錫山的話來說，就是號稱有主義，“他有主義，我們也要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公道主義’”（《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00頁）。

閻錫山所以要在“公道”問題上大做文章，主要原因是公道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由於公道思想容納了“公道”、“均平”、“恤困苦、去紛爭”等內容，體現了人們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和追求，它曆經幾千年，已經積澱為一種民族傳統心態，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並且，它也是人類和社會進行自我控製、自我調節和自我整合的一種重要的道德自律範式，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曆代一些有作為的當政者，都把它視為安邦治國的重要思想工具，予以大力宣揚。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閻錫山自然不會對這個法寶棄之不用。尤其是他執政山西後，麵對種種不公不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紛繁複雜的各種社會矛盾，更需要用它來“平之”、“補之”、“除之”，以維護社會的安定，鞏固其對山西的統治。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閻錫山對“公道主義”的那些解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其中盡管有些說法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色彩，但總的來看，基本上是體現了公道思想的實質的。至於他把公道與民主和民主共和聯係起來的思想，也是頗具時代氣息的。

但是，由於閻錫山主張的“公道主義”是針對的，其真正目的是要“以主義對抗主義”的，因此，他對“公道主義”的那些解釋，其實就是想使人們相信他的這個主義才是調理人群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各種錯綜複雜關係的道德標準，才是解民於倒懸的“救世良藥”，才是安邦治國乃至達於“大同世界”的理想主義，從而利用人們對“公道”社會憧憬與追求的心態，把他的公道主義灌輸於人們的頭腦中，並對之崇拜信仰，而摒棄、排斥。閻錫山很清楚，在公道思想已然積澱為一種民族傳統心態，而在當時大多數人對是什麽還相當陌生的情況下，如果單刀直入，直接切題，把矛頭對準，人們自然會莫名其妙，對其所雲不知所以，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隻有利用人們對公道思想的傳統心態，再向人們宣揚其“公道主義”，進而對被他嚴重歪曲、醜化了的“”的種種不平和危害，予以宣傳，才能使人們通過比較，看清孰優孰劣，也才能引起人們對的憎惡和批判討伐，而樹立起對他的“公道主義”的崇拜和信仰。因此，可以說，閻錫山宣揚的那些“公道主義”，隻是其表，是為其對的批判做鋪墊的，在這些表麵文章的掩飾下，對的批判才是其實。

對於、的仇視攻擊，閻錫山是“一以貫之”，也是十分堅決的，但他並不是僅僅停留在20年代前後那種粗俗的漫罵和汙蔑上，而是想通過對、的不斷觀察了解，反複琢磨，抓住其要害和“弱點”，從理論上加以批判反擊。為了做到“知己知彼”，閻錫山甚至還專門請了一些身為人的學者給其講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有關理論。他的“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學說，可以認為是其“研究”的一些結果。閻錫山經過長時期的了解、研究，不僅對有了自己的“新”認識，而且似乎還從中找到了對抗這個主義的“方法”。經過“深刻研究”，他對理論不得不表示出“佩服”。1935年9月2日，在太原綏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擴大紀念周的講話中，閻錫山就說道：“是世界上最具備‘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體係，而且在現時學術界幾將普遍，在勞動界尤為有力。是世界上最富國際精神，奮鬥精神，群眾精神的著名政黨。這樣一個博大精深的主義，這樣一個龐大精銳的政黨，活在這世界上的人，無論把他認成什麽，都應有深刻研究的必要”。“我們今日防共，尤其應先知道、之由來，共產學說的錯誤，及造亂之做法”。由此可見，閻錫山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什麽了。

“研究”的結果，閻錫山認為：“共產的意義，原文隻是個共同的意思，本無產字的含義，馬克思用這個字，代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類生活製度。要使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必須以資產皆公有為前提，原文雖無產的意義，實有產的事實”。“共產學說是很精微的一種學說。他觀察經濟的事體，有如以顯微鏡觀察物質，能見人所不能見者，本非一言能盡其底蘊。但就其學說理論之根據而言，是因機器發明，生產力加大，物產過剩，貨物滯銷，以致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社會恐慌，造成危險病態，……到政府不能維持失業工人生活時，就是現製度之政府與人生不兩立。製度與人生不兩立之下，當然人要崩潰製度，維持人生。這是共產學說產生的原因，就此點而論，共產學說也是憑上他的認識，說明將來的現象。他認為到了共產的時候，才是人類正當關係生活之開始。現在剝削關係之生活，實非人類之正道。他這點心理，不隻不是洪水猛獸，且是從坦白慈悲中發出來的。根據他這種學說，就發生出來。把握住資本主義必然要崩潰的現象，實現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製度，這就是把共產學說變為革命性的。由信仰的一部分人，結合而成為”。

閻錫山承認資私有而造成的剝削是產生的原因，可是，他卻認為，由此而就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則是錯誤的。“因為認成是病在資本私有而剝削，並且是環境決定意誌，就推斷資本主義製度必然崩潰，並推斷製度必然產生，因而就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將整個的社會，劃分兩個階級，並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故提倡階級鬥爭，使人類殘殺，違反人類互助求生的意誌”，“所以它這個錯，在學說上可以批評他是個錯，在政治上他錯雖錯，而其煽亂之能力，與不錯一樣大”。同時，閻錫山還結合中國的實際說是：“無產階級這個名詞，是者所專用的，專指產業工人而言。按中國機器工業不發達，工廠甚少，工人當然亦不多，本無共產革命之可能性；而乃將佃農、雇農作為準無產階級，以增大其革命基礎勢力。故中國以佃農雇農為基幹，以地主為對象，以農民暴動為策略，這完全是要製造階級鬥爭的環境，以遂其奪取政權之企圖”（《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八），第114頁），因此在閻錫山看來，“”是萬萬不可取的，而隻有“主張公道”，才能達於“大同世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從生活上入手”，這個入手，就是“田由公授”，“資由公給”，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如此，才能使“農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們便有機會接受教育，知禮儀廉恥，行孝悌忠信，社會始得“臻於安謐，國家便可富強文明”。

對於閻錫山的這些說法，人們可以從理論和社會運動的發展實際的結合上，以其階級立場和政治信仰，作出各種不同的評判和結論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閻錫山在反對、這個問題上，不僅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而且在如何反對、反對方麵，是予以認真對待，進行過深入思考的。除了前述之外，他還曾經說過：“剿共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防共是要九分政治，一分軍事”（王生甫、任惠媛注：《犧盟會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59頁）。從這裏不難看出，他對防共是何等的重視，這比起包括當初他自己在內的分子對、隻是潑皮式的漫罵來，比起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員隻是著重對的軍事“圍剿”來，閻錫山確實要深謀遠慮，老辣狠毒得多了，因此，人們說閻錫山是老手，真可謂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在閻錫山提出“公道主義”以對抗的同時，他還成立了與“公道主義”相對應的組織—公道團。用他的話來講，就是“他（指—引者）有組織，我們也要有組織。我們的組織是好人團體”，（《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00頁），亦即後來的公道團。他認為，既然有主義有組織，那麽，要防共就必須“以主義對主義，以組織對組織”。這個公道團於1935年10月10日，通過省署防共會議決定，成為了他的政治組織團體“主張公道團”。

“主張公道團”總部設在太原，內設秘書室以及組織科、宣傳科、民運科、總務科。閻錫山兼總團長，趙戴文兼副總團長，下設高級委員，分別由賈景德、朱綬光、邱仰浚等擔任，總幹事為薄毓相。全省各縣、區、村也都成立了“主張公道團”。閻錫山還為“公道團”規定了宗旨，即“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團結好人、製裁壞人、輔助行政、保鄉衛國”（《閻錫山年譜》（五），第1858頁），並告諭公道團員不忘防共的“職責”。他說：“不公道。今天我教你們組織主張公道團就是教你們拿出力量製裁壞人，消除社會不平，建立社會公道，消滅共禍”（《犧盟會史》第2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