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閻錫山在會上不僅對抗戰的前途作出了將是“中日不議而和，國共不宣而戰”（《犧盟會史》第472頁）的判斷，而且提出了“無條件存在”和“走上抗戰最高峰”的口號，認為“抗戰隻是手段”，存在才是一切，為了存在，他甚至對其心腹們說：“我們不能背上棺材抗戰”（《戰動總會簡史》第106頁）。要學狡兔一樣要有三窟，“我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窟窿，才能存在：第一個是日本人，第二個是國民黨，第三個是”，現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須費力經營好日本人這個窟窿”（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75輯，2001年3月版，第310頁）。會上，閻錫山還針對續範亭所說的對晉西北一帶熱情抗戰的青年應當支持，“不要怕人左，不應以左的口號，排斥了成千上萬熱心參加抗戰的青年”。大談什麽在人類生存上，我們應求人類生存上的十五月亮，不要上旬月亮的不及方麵之右，也不要在下旬月亮的過方麵之左。“今日中國，我們應該在‘抗戰到複興上’求十五的月亮，……抗戰是手段，複興是目的”，“隻言抗戰而忽視複興者，縱然幸而抗戰得勝，免今日之亡國，而未來之國難正多且大，必難免十年二十年後之亡國慘痛也”（李冠洋：《對閻錫山的剖析》，《山西文史資料》第47輯，第92頁）。甚至指責反對他降日言論的犧盟會和新軍負責人說：“現在明明白白天要下雨，應該準備雨傘，可就是有些人硬說不下雨，……我最討厭那些沽名釣譽的人，害了他自己，還要害別人”（《犧盟會史》第475頁）。
閻錫山在大造這些消極抗日和準備降日的輿論的同時，進一步加緊了策劃取消犧盟會、決死隊和新軍的活動。會議期間，他在“手諭犧盟會暫停發展，各行政專員權力予以縮小，不準再自由委派縣長”，各專員也不再負責指揮及訓練各行政區保安隊，以“減少各專員之軍權”（《閻錫山評傳》第330頁）後，又通過行政手段規定，將犧盟會專員、縣長可以委派縣長、公安局長、縣秘書、科長、區長的權力全部收回歸省政府。並且還通過了“嚴格執行紀律”和“整飭紀律實行製裁”兩案，要對不徹底奉行命令、不能按期完成計劃而又不預先聲明理由者“以貽誤罪論處”，對托故棄職離開戰區者“予以撤職”的處罰，規定了“山西省分區視察辦法”，每專區派實察專員軍、政、民各1人，對各基層的抗日活動進行監視，以剝奪犧盟會的權力，並對其嚴加控製。
在對新軍的打擊上，閻錫山也采取了更為強硬的措施。秋林會議期間，閻錫山借口國民黨中央軍令部來電規定文官不能兼任軍職，欲取消新軍中的政治委員製度。他說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因兼任專員，不能再任決死1、2、3隊的政委，決死4縱隊政治委員雖未兼專員，但要調任戰區高級參事，這實際上是閻錫山要這些員脫離新軍，從而脫離黨的領導，以便於他對新軍的指揮和控製。在遭到薄一波等的拒絕後，閻錫山遂采取拖延會議的辦法，阻止決死隊領導人返回部隊。接著，他又以“統一編製、統一訓練、統一指揮、統一人事和待遇”為由，要取消決死隊番號，恢複組建時的旅團番號，把決死隊4個縱隊各編為兩個旅，之後，各旅旅長雖然均由閻錫山的舊軍官擔任，但旅政治部主任絕大多數仍為黨員。此外，閻錫山還把政治保衛隊改編為3個旅，2個武裝自衛旅也改編為207旅。秋林會議後，6月，閻又下令將續範亭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保安司令部撤消，該部所屬之7個遊擊支隊中的2個支隊歸入舊軍，其餘5個支隊改編為暫編第1師，由續範亭任師長，並且規定全師隻能編3個團。經過這樣的改編，新軍力量相對削弱，而舊軍力量卻明顯加強。
經過這一番準備後，閻錫山認為動用武力，解決決死隊的時機已經成熟，而此前何應欽又在西安與趙戴文協議：“山西新軍問題解決之後，可換得中央30萬法幣、2萬新兵”，反之“如果山西新軍問題不予解決，或將撤消總司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職務”。（《犧盟會史》第603—604頁）。這實際上是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因此，閻錫山借“冬季攻勢”之際，於1939年12月初下令其舊軍，首先向主要活動於洪洞、趙城、隰縣、汾西、蒲縣等地的決死2縱隊發動攻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晉西事變，亦即“12月”事變。2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和張文昂等領導，被迫指揮所部應戰自衛，但因新舊軍力量懸殊，決死2縱隊經過艱苦奮戰，越過離（石）軍（渡）公路轉移至晉西北的臨縣招賢鎮地區。閻錫山不肯罷休，又令趙承綬騎兵第1軍和郭宗汾第33軍，會同第61、19軍剿滅決死2縱隊。其間彭德懷還曾到秋林勸告閻錫山，並與朱德共同向閻致電，報告孫楚在晉東南大肆殺害抗日進步分子和員的行經，希望閻加以製止，但閻錫山卻置若罔聞，繼續指示趙承綬、郭宗汾進攻新軍。在此情況下，中央軍委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將時在晉察冀配合作戰的120師主力調回晉西北，與活動於晉西北的決死4縱隊一道集中力量進行反擊，從1940年1月2日至13日，經過旬餘作戰，將趙、郭舊軍全部趕出晉西北。與此同時，在八路軍陳庚386旅新1團和第383旅主力2個團等部的大力配合下，也在2月初粉碎了國民黨中央軍和閻錫山舊軍對活動於晉中地區的決死1縱隊的進攻。隻是活動於晉東南的決死3縱隊受到比較嚴重的損失，但總的來看，閻錫山策動的“12月”事變是失敗的，而新軍與八路軍密切配合的自衛反擊則取得了很大勝利。
經過這次事變，八路軍的主力更加壯大了，因為除一部分新軍分離出來外，其餘新軍33個團脫離了閻錫山後，被編入了八路軍係列，並且這些新軍的武器裝備都相當好。閻錫山在晉西北的舊軍被驅逐後，領導的晉西北抗日民主政權也隨之建立，從此結束了兩種政權、兩種部隊共存的局麵。閻錫山在晉東南製造的摩擦，雖然使決死3縱隊受到一定損傷，但蔣介石的中央軍卻乘機插了近來。不僅如此，對閻錫山表示不滿的第6集團軍總司令、第83軍軍長杜春沂，第19軍軍長孟憲吉等高級將領，事變後也先後離他而去，投靠了蔣介石。真可謂損兵折將，丟城失地，眾叛親離，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這樣的結果，是閻錫山始料不及的。
事變後，中央為了維護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閻錫山繼續抗戰，不使處於內外交困中的閻錫山孤注一擲，向日妥協投降，多方進行調停，甚至親筆寫信給閻錫山，在肯定他抗戰以來，“創立抗日根據地，實施了進步政策，使抗戰各軍團結一致，屏障中原，保衛西北”這些貢獻的同時，也指出：“目前國際形勢日見有利於我之抗戰，國內關係雖有一班不明大義幸災樂禍分子，進行挑撥離間陰謀，然深明大義者固居多數”的複雜形勢，並明確提出“近來山西境內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悉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閻錫山評傳》第346—347頁）。後經派代表王若飛、肖勁光與閻錫山反複談判，1940年4月初，閻錫山與達成協議，確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以汾河為晉東南與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舊軍防區，晉西北、晉東南、晉東北為八路軍、決死隊活動區域。
對於能有這樣的結果，閻錫山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為和八路軍、新軍，並沒有對他趕盡殺絕，還個他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間。況且，經過“12月”事變，他的軍事實力已大為減弱，能守住晉西南地區已是勉為其難了，那還有餘力再在其他地區有所作為。
從此，閻錫山的統治地區就限止於晉西南一隅。而和八路軍、決死隊則可以在晉西北、晉東南、晉東北地區，更加獨立自主地堅持抗戰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12月”事變使山西的抗戰出現了逆流，但由於中央高瞻遠矚，對事變處置得當，未使矛盾擴大，因此，它又使山西的抗戰出現了新的轉機，改變了山西抗戰的格局，也為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鞏固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麵。
5、發行省鈔、合作券，推行“新經濟政策”和“兵農合一”製度，維持對晉西南的統治
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由於在抗戰爆發前的幾年中，閻錫山對山西省四銀行號和四銀行號實物準備庫以及外貿事業的苦心經營，他的財政還是比較寬裕的。雖然抗戰爆發後，各路大軍雲集山西，使山西省僅用款及墊支中央各軍的軍械彈藥等款項，到1937年10月已超過1000萬元，但在太原失守前夕，山西省四銀號還有現洋約800萬元、黃金10000餘兩，原金沙2000餘兩，以及未發行的新鈔票3000餘萬元。
這些款項，由於在南遷時，有相當一部分現洋和大部黃金委托中國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駐山西分行代運，而這些分行卻將代運之款項很快轉運至漢口中國銀行收存，當閻錫山派人追索時，又借故推委或是以“黃金應歸國有”為辭，隻付給閻錫山已經日益貶值的法幣，因而使閻錫山損失了一筆資金。而3000餘萬元未發行的新鈔，又因晉南局勢吃緊，恐鈔票落入敵手，也在運城銷毀。盡管如此，閻錫山退居臨汾後，尚有1000餘萬法幣，其財政還是能夠維持的。
但是，當臨汾失陷，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山西省政府退至晉西南吉縣後，由於晉西南地區多為偏僻山區，經濟相當落後，而蔣介石所撥的軍政費用也十分有限，因而，閻錫山的財政日趨拮據。1938年5月，閻錫山在吉縣中市村對“省鐵兩銀號隨營辦事處”監理王尊光說：“咱們帶來的法幣，不久要花完了，今後軍政費無著，設法印票子吧”。王回答說：“為抗戰，所需軍政費，應該向中央要”。盡管閻錫山去年冬天在武漢會議上，蔣介石曾讓孔祥熙問他要不要錢，可以帶些錢回去，而閻當時回答“抗戰還要錢嗎”？給人家拍了胸脯子，覺得此時“不好回頭”，然而，麵對拮據的財政現狀，閻錫山還是決定“咱們自己印票子吧”。在“中央不讓各省印票子”，自己又“沒印刷工具和人員”的情況下，閻錫山想出了一個辦法，即叫《陣中時報》社李洪慶籌備印刷晉鈔。因為《陣中時報》就有西北印刷廠帶出來的印刷機和工人“可做基礎”，李洪慶又是西北印刷廠廠長。“不足部分，可派人到西安購買些機具和紙張，即可開印。不過這事須秘密進行，隻要從西安把應用東西買回來，開印後，就什麽都不怕了”（王尊光、張青樾：《閻錫山對山西金融的控製與壟斷》，《山西文史資料》第16輯，第42—43頁）。
經過一番籌備，當年10月，閻錫山在秋林鎮西五裏的票落村，以“晉興出版社”的名義，開始印刷山西省銀行10元票，接著又印刷鐵路銀號5元票。由於印刷效果不佳，票麵花紋模糊不清，人們把“10元票”叫做“大花臉”，“五元票”叫做“二花臉”。與此同時，閻錫山又以中央撥發晉省軍政費不敷使用，而晉鈔已不敷周轉為名，呈請國民黨政府準許發行紙幣1000萬元。經孔祥熙的從中斡旋，“核準山西省銀行印發紙幣500萬元”，這無疑使晉鈔的發行合法化。閻錫山為了把中央所發之法幣節存下來，以“搭配”的辦法，將半數以上的晉鈔作為軍餉、薪資下發，再不限止“核準”定額，大量印行晉鈔，至1940年7月底，先後已印行7788萬元，並且用晉鈔在敵區套購小麥20000石。
“12月”事變後，閻錫山管轄的地區隻剩下十幾個縣，且半數以上為不完整縣。由於閻統區麵積有限，而晉鈔卻大量發行，致使物價飛漲，不僅廣大民眾怨聲載道，而且閻的一些高級軍政人員也致函蔣介石，指控晉鈔“出境不如廢紙”，“官兵陷於無法生活之困境”，“逃者死者隨日而增，抗戰前途，十分可悲”（景占魁：《閻錫山官僚資本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11頁）。迫於各方壓力，閻錫山於1940年7月底，才停止印刷晉鈔。
停發晉鈔後，閻錫山隨即以“為中央統一印刷，防止敵偽套換外匯，打擊敵偽經濟侵略”為名，向中央提出“整理晉鈔”方案。要求在將新舊省鈔分別整理後，如若能另撥新券5079萬餘元，“即可將原發新舊省鈔，悉數收清”（《閻錫山官僚資本研究》第311頁）。其實，是他想通過“整理晉鈔”，趁機向國民黨政府索要一筆資本，但這一要求被蔣介石拒絕。在此情況下，閻錫山為避免晉鈔過剩引起的金融危機，下令回收晉鈔。通令各縣把“調整金融，穩定省鈔價格”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為此，他除了用“田賦折收”一法，對1939、1940年兩年欠賦及1940年部分田賦，以每石糧銀折征抗戰前和抗戰時發行的新舊省鈔折收外，又把甘肅土商的15萬兩大煙購買下來，用煙土撤收晉鈔。結果，以180萬元法幣的煙土，收回省鈔4500萬元，加上田賦折收，到1943年底，共回收晉鈔6000餘萬元，基本上穩定了閻統區的金融秩序。所餘1000多萬元，則仍分散在晉東北、晉西北地區的民眾手中。
一貫善於搞經濟建設的閻錫山從晉鈔的印行與回收中，也認識到，單靠在晉鈔的印行上做文章，顯然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財政拮據的狀況的，隻有從發展生產入手，才能促進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也才能從各方麵滿足軍民生活生產和作戰的需要。再從客觀形勢來看，1940年春，閻錫山決定將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由陝西秋林遷到吉縣南村坡（因南村坡諧音“難存”坡，閻錫山嫌不吉利，改為“克難坡”）後，他管轄的晉西南地區，隻有吉縣、大寧、鄉寧、隰縣、永和、石樓、蒲縣這7個縣為完整縣份，其餘大部為淪陷區。這7個縣共有人口53萬多，地區狹小貧瘠，人口又少，但其軍隊及其幹部眷屬，就有20萬人。並且，日本想逼迫閻錫山早日公開投降，但因與閻有暗中勾結關係，不便硬訴諸武力，而是以傾銷不必要物資、封鎖重要物資、吸收法幣、套取外匯等經濟手段向閻施加壓力。致使閻統區的經濟困難更加嚴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為渡過經濟難關，於1942年提出了他的“新經濟政策”，即“對內擴大生產，充裕物資，穩定物價；對外深溝高壘，嚴密經濟封鎖，抵抗敵人經濟侵略”。
閻錫山為了推行其新經濟政策，以實現“使人生活的物質合理滿足”這個目標，不僅提出了實施這一政策的先決條件，即“政治經濟化”，也就是拿政治權力管理經濟，所有計劃生產、節約消費、配給物品、統製商業都由行政上負責辦理，以體現政治的力量；並且要把“生活生產戰鬥合一”，“人人勞動生產”、“互助合作”、“計劃管理”這四項作為建立新經濟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