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義因其在“百裏開展”未實行前的1946年5月，就在太原東山孟家井將土改中逃跑出來的地主富農分子組織起來，配給武器，讓他們做向導，派部隊做掩護，利用夜間包圍村莊，扣捕土改積極分子和地方工作人員，然後對這些人利誘、威逼，促其內部分化，叫他們去拉攏更多的老百姓。趙把這種方法定名為“以一變十，以十除一”，即一個地主回到村裏，可以勾結上9個立場不堅定的人，就能變成10個與人民為敵的人，使他們成為消除八路軍工作人員和同情八路軍的人的劊子手，並且，趙俊義及其所部，肆無忌憚地亂抓亂殺，他曾叫囂：“寧願錯殺一千人，也不放過一個員”，僅其所部在壽陽一縣就殺害600多人，而其殺人的方法，不是用刺刀刺，鍘刀鍘，就是捆在樹上開膛破肚，然後填在井裏，手段極其殘忍。所以，趙俊義被閻錫山視為典型，把他的方法稱做“俊義奮鬥法”，在“百裏開展”開始後，加以推廣。此外，閻錫山還將派往太原西山地區“開展”工作的工兵司令程繼宗（別號達公）所提出的黨團特務組織協同一致，相互配合，充分發揮“組織作用”的方法，嘉獎為後來居上的“達公開展法”。閻錫山把趙、程二人的方法，稱之為“開展”的一顆穀子，要把它變成一穗穀子、一畝穀子，遍地穀子。
隨著閻軍在全麵內戰爆發後一係列戰役中的不斷失利，閻錫山對於“三自傳訓”抓得更緊。他不僅要求各區、縣的“三自傳訓委員會”盡快行動起來，並著山西省“特種警憲指揮處處長”（簡稱“特警處”）兼“三自傳訓委員會”總負責人的梁化之加強對區、縣“三自傳訓”工作的督導檢查，並大力推行“俊義奮鬥法”和“達公開展法”，同時命令太原市各機關、學校、廠礦、街道分別建立“三自傳訓委員會”，由行政主官兼主任委員，同誌會特派員兼任副主任委員，“特警處”專門派出特工150多人，負責“考核任務”。
當時的鐵軍負責人王靖國說“三六一”傳訓（三六一是用三個手榴彈、一支槍用六顆子彈，最後用一把刺刀的意思）在軍隊上很有效果。於是一直與王靖國較著勁的梁化之，不甘示弱，為顯示自己對“三自傳訓”貫徹有力，並且成效顯著，在一次會議上，當閻錫山突然問他：“化之，你說晉中各縣（指閻的政權範圍）一共有多少的人”時，梁化之故意誇大“敵情”，很快地回答：“至少也有十萬人”，閻又問：“太原城內埋伏著多少人”？梁答：“大概也有個三、五萬”。與會者聽梁如此回答，都很驚異。其實，這是梁化之為其大開殺戒的伏筆。原來，由於“三自傳訓”開始時，各區的專員、縣長在認識上不同，對於所謂“自白轉生”的做法，有主張積極的，有主張緩和的，工作進展較慢，為此，閻錫山在其召集的一次檢討會上曾嚴厲斥責梁化之領導的不積極，不深入。而在檢討會上，平遙縣長尹遵黨在報告他的做法時說：“經過一個星期的時間，把縣、區、村全體幹部，集中在一個大會場裏，進行‘自白轉生’的鬥爭大會，每天不吃飯，不睡覺地鬥爭二十個小時，叫幹部們‘自白自己的貪汙，自白自己和有什麽關係’，把幹部們自白出的事實，在大會上公開報告，讓大家鬥爭。最後把棺材抬到大會場，宣布了誰自白的不徹底，被別人鬥爭出來，那就要當場不客氣地用亂棍打死”。這樣，就把平遙縣的“自白轉生”鬥爭活動，“掀起了最大的，做出了驚人的成績，……發現全縣七、八百幹部中就有二分之一的人和有關係。這次才都徹底地‘自由轉生’了。縣裏這個鬥爭浪潮，馬上傳到全縣的各區村每一個角落了。村村都開了自白轉生鬥爭大會。總共算來，全縣共有嫌疑分子好幾千人。經過這一次運動可算都發現出來，轉生的轉生，鏟除的鏟除，一網打了個幹淨。最的一天，就發現了一千多人”。尹遵黨的這個報告，深得閻錫山滿意，不久，即把尹升成了專員，並通令平遙為模範縣，責令各縣一齊仿效，向平遙看齊。從此，在梁化之和代理民政廳長續汝楫的親自督導檢查下，晉中各縣很快掀起了“三自傳訓”的。展開了縣與縣、村與村的殺人競賽。幹部們在“自白轉生”大會上為了表示自己要“自由轉生”，免遭殘殺，自己打自己的臉，對認為不“自白轉生”的人，在事先做好的布置下，又推又拉，又打又唾，用釘鞋的錐子紮，用磚頭石塊砸，最後用亂棍抽打，打得腦漿迸裂，血肉橫飛，死而後已。（《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98—399頁）。
汾陽縣在第一批“三自傳訓”中，為製造恐怖氣氛，促進坦白交代，縣訓委會按照閻錫山的指示，在文廟操場召開了一次亂棍打死人的大會。所有機關、部隊、學校、市民和參訓的農民都參加。把早扣在警察局習藝室的六七個人，說成是參加訓練不坦白的人，以拒不交代為八路軍送情報的罪名，亂棍打死在文廟操場。其中有一個是東遙莊廟上的尼姑，以窩藏八路軍名義被打死。還有城內一個十三歲幼女張冬花，本來是生活無著沿街乞討的流浪兒，身帶一包蘭色顏料，警察局就抓回以替八路軍放毒為名，也在這次被亂棍打死。第一批農民訓練結束那一天，（新年前幾天），把已批準處死的180餘人，用繩索捆綁串連起來，回各村，召開群眾大會，當場宣布罪狀，由參訓農民手持木棍一個一個打死後，鄉武裝還要用刺刀在肚子上刺穿作為驗收，結果就在這一天，全縣統一行動，一天內就亂棍打死180餘人（郭鹹正：《汾陽的“三自傳訊”》，《山西文史資料》，第12輯，第65頁）。
負責督導檢查的梁化之，對於鬥爭軟弱和不敢放手殺人的區、縣幹部，認為他們是不“革命”，不配與做鬥爭，令其從頭再做一遍，對於殺人多、手段毒者，則予以鼓勵和升遷。因此，“三自傳訓”實際上成了一場血腥的殺人比賽。在這場屠殺中，被殘害者難以數計，據閻錫山省政府1947年底最低限度的不完全統計，在晉中各縣就有八、九萬人被打被殺，其中，被亂棍打死和殺死的有3000餘人。這僅是在兩個月的時間內被殺害的數字。以後又在太原、臨汾、晉中及晉北各縣繼續進行，而且更加瘋狂。（《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400頁）。
在區、縣開展的“三自傳訓”如此慘無人道，在太原市的各機關、廠礦、學校和街道進行的“三自傳訓”同樣殘暴無比，令人發指。閻錫山為了“肅清”他所謂的“偽裝”、“嫌疑分子”，不僅提出所謂“政治革新和轉變幹部意識”的主張，而且要他的部下人人都要交代同的關係。他提出的口號是：“有關係的交關係，沒關係的找關係，找了關係交關係，交了關係沒關係”（牛蔭冠：《懷念趙宗複同誌》，《山西文史資料》第27輯，第125頁）。這實際上是強迫人們無中生有地捏造出許多同的關係來，向他坦白，以示忠誠。在這種高壓下，搞得人人自危，個個提心吊膽，有的本來根本就與沒什麽關係，但受環境的逼迫，不得不把編造的所謂關係交代出來，原以為交了關係就沒關係了，豈料卻惹下大麻煩，由此身陷囹圄，殘遭迫害。
在這中間，梁化之更是竭盡全力參與其中。“三自傳訓”開始之前，梁化之為破壞的地下工作，就在工廠、學校和商店中，派有特警處的特務。各廠礦所設立的“工人福利室”，名義上由廠礦行政上辦理，實際上在內負責活動的均為用同誌會名義派來的特警處的特務。表麵上是為工人謀福利，暗地裏卻是對工人進行監視、鎮壓。因此，“三自傳訓”開始後，“福利室”就成了迫害工人的幫凶。福利室主任的權力很大，隻要室主任按“三自傳訓”幹部手冊上的規定，用筆在誰的名字下劃個杠杠，誰就是“三自傳訓”的對像。而這個“三自傳訓”幹部手冊規定：日偽時期進工廠之工人可疑；“光複”前後進工廠者可疑；抗戰初參加犧盟會、晉西事變後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區者可疑。這也是梁化之所說的太原城內埋伏的“大概有三、五萬”的依據。而西北製造廠廠長、閻錫山的本族孫子閻樹鬆，遵照爺爺“過了篩子再過籮”的“肅偽”方針，對該廠1800名員工普遍審查，就查出102個“偽裝分子”。閻錫山據此審查報告推斷，斷定太原城內的，七成在工廠，二成在學校，一成在機關。於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肅偽”以工廠為重點，在西北實業公司下屬各廠設立專門機構，並從同誌會和特警處抽調有特工經驗的官員和幹部，到各廠經辦“福利室”。
“三自傳訓”的重點被福利室主任確定後，即通過動員、鬥爭，召訓、處理等程序，開展“三自傳訓”。而工人在渡過這四道“關口”時，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更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晉華卷煙廠女工楊瑞，年僅15歲，從未見過和八路軍，就是因為她在鬥爭會上不說話，密報員向傳訓長報告說他是偽裝，傳訓長追問她：“你為什麽不說話？你是否通八路”？她還是低頭不語，傳訓長又無中生有地捏造事實，說楊瑞受她舅舅的指示，準備往茶爐裏放毒，召開全廠大會進行鬥爭。楊瑞被鬥得精神失常，口吐鮮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紙廠女工楊拉弟，下工後與一名叫於三毛的工友說了一會話，見有人來便不說了。於是就成為鬥爭對象，鬥爭會上，威逼她自己打自己嘴巴，讓她頭上頂一條凳子，兩手各托一條凳子，舉上舉下。同日，她婆婆也因此受到牽連，嚇得哭了一夜，大清早，便忍心撇下一個6歲的孩子，婆媳攜手跳汾河自盡了。西山煤礦工人範二朱受“召訓”時，召訓人便說他給八路軍送過情報，命令打手先用亂棍打，後用火柱燙，最後又用竹簽子穿肚皮，活活被折磨而死。趙五是新進廠的一個農民，在“自白”時說了一句話，在深夜裏，解下褲帶栓上枕頭，勒在脖子上，把枕頭吊到炕沿外自殺。永興堡街道鐵軍基幹主席石禎，硬說搬運工人張仁是暗八路，在鬥爭大會上強迫婦女兒童往死裏打，一夥婦女兒童不論如何受逼，也隻是輕輕地用棍子在張仁的腿上打幾下，石禎惱火了，猛撲過去，奪了一根棍子，動手狠打，霎時間，張仁的腦殼就被打得開了花。西北造紙廠在“三自傳訓”中被辱罵和毒打的，就占到全廠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太原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太原地區鬥爭史料》1985年10月印行，第198—200頁）。
不僅如此，在“三自傳訓”中，梁化之等還把學校比較進步的青年，以“偽裝嫌疑”的罪名集中起來，稱為直屬大隊，實際等於集中營，白天迫使數百學生集體跑步、勞動，疲勞其身體和精神，夜間進行審訊、逼供，牽連羅織，進行迫害，十分殘酷。太原市上肖牆新興澡堂裏一個青年工人李波，因不堪軍事訓練之苦，說了句“進來怕什麽”的話，便立刻被捆到杏花嶺廣場上用亂棍打死。
閻錫山對於在曆次戰鬥中他的那些被解放軍俘虜後放回的官兵也不放過。他認為，這些人肯定被“洗過腦子”，同情，回來後會對他的部隊起瓦解作用。而事實上也是如此。1945年11月初，被解放的閻錫山部244名將校軍官在太行行署士敏縣，就痛斥國民黨違背“雙十協定”發動內戰的行徑。12月6日，被解放的閻錫山將校級軍官499人又舉行集會，反對內戰，控訴閻錫山罪行。因此，閻錫山於1946年春，將自上黨戰役以來被俘放回的官兵，大部集中於榆次，8月間又在太原成立了“晉綏軍返部幹部集訓團”（簡稱“返幹團”），把這些人集中於“返幹團”內，並下令各部隊，凡是被俘返部的幹部，都須到“返幹團”報到受訓，否則開除職務，停發糧服薪餉。“返幹團”由閻錫山自兼團長，由王靖國、楊貞吉、孟際豐、張世明、“鐵軍組織”的督導委員商得功、李國樞（“政衛團”骨幹分子）等組成委員會，集體領導。下設辦公室，辦公室又分設訓導、教務、管理、總務等4個組。訓導組主要負責對返幹幹部的追究、考查、明確、處理等工作。“返幹團”下還設有一個將校隊、4個尉官隊、8個士兵隊、1個行政隊。
“返幹團”對學員的迫害極其殘酷。學員被送進“返幹團”，猶如進了集中營，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逼寫自傳和自白書，並揭發別人，對所謂有問題的，在鬥爭會上殘酷鬥爭。“三自傳訓”開始後，對學員進行“自白轉生”，每個學員都要跪到閻錫山像前訴說被俘經過和今後決心，如有認為交代不實者，即被綁在木樁上，刀槍橫對，木棍亂舞，直逼這個鬥爭對象。所施用的各種酷刑，都是經過“返幹團”、“政衛處”、“特警處”事先研究過的，他們指示要用小棍打，不讓一下打到致命處，刺刀刺，也要刺遍全身，然後才刺致命的地方，使被害者生已無望，死不得快。返部幹部炮兵團長郭如彬，被人秘報在被俘期間他說過閻錫山已成甕中之鱉的話，便由“特警處”審訊後，密送小東門活埋。至於被慘刑處死、被亂棍打死和被刺刀刺死者，經常有之，被害人員都秘不宣布，孟際豐曾對人秘密透露說殘害過五、六十人，實際上絕不止此數，而這僅僅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被殺害的人數。
1947年後半年，解放軍轉為戰略進攻後，閻軍被俘官兵更為增多。閻錫山對被俘返部人員的迫害也更為殘酷。孟際豐提議仿照封建時代刺配充軍的辦法，給返部幹部實行皮下刺字。所刺之字多為“”、“滅共”、“誓死”等，其義愈反動，表示對閻愈忠貞。因為所刺之字除非將皮肉割掉，永不會滅，企圖以此斷絕返部人員歸順人民的道路。刺字者名為自願，但實際上是強刺，人人得刺。刺得好的，可受獎勵，獎給法幣300萬元，並給以“忠貞先鋒”的稱號。胡三餘是在上黨戰役中被俘的中將炮兵司令，進入“返幹團”後，刺字時，他先在大臂上刺了“雪恥”二字，閻錫山認為這是不夠堅定的表現，他又在小臂上刺了“”二字，閻錫山才認為已夠個忠貞幹部，釋放出團。刺字在當時已經成為識別返部幹部的一個標誌。1948年初，閻錫山自認為返部幹部都有了雪恥奮鬥的決心，於是組織這些人成立了所謂的“雪恥奮鬥團”，把他們再次拋到前線去為其賣命。因為“返幹團”的人日漸減少，迄至1948年9月，把認為還有問題的200多人轉交“特警處”繼續進行迫害（《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392—3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