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隻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矣。
近時海內同誌，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複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遝，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廖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
【譯文】
收到你的信，看到你近來學問上的迅速進步，我真是高興得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仔細看了好幾遍，雖然其中也有一兩處還不夠透徹的地方，但這隻是因為你致良知的功夫還沒有達到純熟的程度。等到你純熟了，自然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這就像駕車一樣，雖然已經駛上了康莊大道，但有時還會出現一些橫斜迂曲的情況，這隻是因為馬性尚未**好、馬勒還不夠整齊的緣故。然而，既然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就絕不會誤入歧途了。
近年來，國內像你這樣達到這個境界的同誌，我還真的沒見過多少，這真是讓人欣慰不已，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運啊！
說到我自己，我一直有咳嗽和怕熱的毛病。最近來到南方炎熱的地方，這些病又發作得很厲害。皇上聖明洞察，托付給我的責任很重，我不敢輕易辭職。地方的軍務繁忙，我都是帶病工作的。好在現在事情已經基本平定，我已經上書請求回家養病了。希望能在鄉下的樹蔭下稍微享受一點清涼，或許能讓我的病好起來。信使就要回去了，我躺在枕頭上匆匆寫下這些，不能盡述我的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請給惟浚帶一封信，希望他能收到並理解我的意思。
【解讀】
這封信是王陽明寫給好友聶文蔚的第二封信，也是他的最後一封書信，充滿了深厚的友情與責任之心。嘉靖七年，即公元1528年的十月，王陽明在廣西寫下了這封信。那時，他的肺病已經再度加劇，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然而，盡管重病纏身，他仍然堅守著對皇上的承諾和重任，不敢有絲毫的疏忽。
在追求聖學的道路上，王陽明的責任之心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也清楚自己的責任所在，因此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專注。這種對責任的堅守和擔當，不僅體現在他對皇上的忠誠上，更體現在他對社會、對人民的關懷和貢獻上。
王陽明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肩負起自身的責任。無論身處何種境遇，無論麵臨何種困難，我們都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因為隻有當我們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時，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才能為社會、為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就在寫完這封信後不久，王陽明在歸途中病逝於江西南安，享年五十七歲。他的離世對於當時的社會和學術界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損失。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激勵著後人不斷前行。
【原文】
來書所詢，草草奉複一二。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雲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雲：“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隻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隻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隻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奔奔****，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功夫隻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験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複能經綸宰製。此皆有誌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譯文】
你在信中所問的問題，我簡單地回複一下。
近年來，到山裏來講學的人，往往都說“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難。我問他們為什麽，他們說，一有意識就是助，一無意識就是忘，所以非常難。我就問他們：“忘是忘什麽?助是助什麽?”他們都答不上來，於是我就給他們解釋。
我這裏講學，隻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時刻去“集義”。如果時刻去做“必有事焉”的功夫，但有時中斷了，這就是忘，那就需要“勿忘”；如果時刻去做“必有事焉”的功夫，但有時急於求成，這就是助，那就需要“勿助”。所有的功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隻是在其中的提醒和警覺。如果功夫原本就不曾中斷，那就不需要說勿忘；如果原本就不急於求成，那就不需要說勿助。這樣的功夫多麽簡單明了，多麽自由自在！
然而現在的人們卻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反而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這就像燒鍋煮飯，鍋裏沒有水和米，卻一個勁地添柴放火，不知道最後能煮出什麽東西來?我恐怕火候還沒調好，鍋就已經先破裂了。現在那些專門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的錯誤正是這樣。整天懸空地去做勿忘，又懸空地去做勿助，忙忙碌碌，卻完全沒有實際下手的地方。結果他們的功夫隻是做得個空洞寂寞，學成一個癡呆的人，一遇到事情就牽絆紛擾，不能再有條理地處理。這些都是有誌向的人，卻被學術誤導，一生勞苦困擾，實在令人惋惜！
【解讀】
王陽明堅信，一個真正投身於學術、渴望深究學問的人，必須腳踏實地、一心一意地鑽研學問。他認為，過度的胡思亂想和頻繁變換目標（就像朝秦暮楚一樣）隻會讓人心浮氣躁，無法真正沉下心來去深入研究和理解。這種浮躁的態度不僅無法讓人找到真正可以著手的地方，還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換句話說，王陽明強調了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專注和堅持的重要性。他認為，隻有持之以恒地專注於一個領域或一個問題，不斷深入研究和探索，才能真正取得成果。而那種心猿意馬、三心二意的學習方式，隻會讓人在原地踏步，甚至迷失方向。
因此，王陽明的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在告誡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要保持一顆平靜而專注的心，不要被外界的紛擾和自己的雜念所幹擾。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吸收知識，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
【原文】
夫“必有事焉”隻是“集義”，“集義”隻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製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譯文】
“必有事焉”其實就是“集義”，“集義”就是實現良知。當我們說“集義”時，可能一下子不太明白具體怎麽做，但說到實現良知，就立馬有了實際可行的方向。所以我特別強調實現良知。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實現自己的良知，就是“格物”；實實在在地去實現良知，就是“誠意”；在實現良知的過程中，不帶有任何固執己見和自私自利的想法，就是“正心”。隻要實實在在地去實現良知，就不會有忘記的問題；隻要不固執己見和自私自利，就不會有急於求成的問題。所以，當我們談論格物、實現、誠意、正心時，就不需要再額外提醒不要忘記和不要急於求成了。
孟子談論忘記和急於求成的問題，是針對告子的錯誤觀點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告子強製自己的內心，這是急於求成的毛病，所以孟子專門強調了急於求成的危害。告子之所以會急於求成，是因為他把義看作是外在的東西，不知道應該在自己的內心上去“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會這樣。如果我們時時刻刻在自己的內心上去“集義”，那麽良知的本質就會清晰明了，自然就能明辨是非，沒有任何能逃脫我們的覺察。這樣又怎麽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弊端呢？孟子的“集義”“養氣”之說，固然對後學有很大的貢獻，但也是因為針對特定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大學》中的格物、實現、誠意、正心的功夫更為精確、簡單、易行，是徹底上下貫通、萬世無弊的方法。
【解讀】
王陽明在論證“致良知”這一觀點時，特別提到了《大學》和《中庸》兩部經典著作的宗旨其實是相互貫通的。他認為，《中庸》裏所講的“慎獨”，其實就等同於《大學》中的“致知”。這裏的“慎”，可以理解為個人的內心省察和主觀上的努力追求，也就是“致”的意思；而“獨”則指的是“良知”，它是宇宙萬物的根本和主宰。
因此，王陽明解釋說，“慎獨”實際上就是“致其良知”的另一種說法，都是強調要通過內心的省察和努力來尋求和實現自己的良知本體。這與孟子的“集義”說雖然有些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不過無論如何，它們都是在探討如何通過內心的修養來達到更高的境界。
簡單來說，王陽明認為《大學》和《中庸》都在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要通過不斷地反省自己和努力實踐，來發現和實現內心深處的良知。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理解世界，並成為一個真正有修養的人。
【原文】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隻有此性，隻有此理，隻有此良知，隻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功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
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功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譯文】
聖賢們討論學問，大多是根據時機和事情來進行的，雖然他們說的話看起來有所不同，但如果仔細研究他們的核心思想和用功的方法，就會發現其實他們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這是因為天地之間，隻有這一個本性，隻有這一個道理，隻有這一個良知，隻有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在研究古人的學問時，隻需要關注他們的核心思想，而不需要摻雜其他的東西，這樣自然就能理解得通透。如果我們在解釋時需要摻雜其他的東西，那就說明我們自己的理解還不夠深刻。
最近有些人認為，“集義”的功夫必須和“致良知”一起才能做到完備，這其實說明他們對“集義”的理解還不夠深刻。如果“集義”的功夫不夠深刻，那隻會成為實現“致良知”的障礙。同樣，有些人認為“致良知”的功夫必須和“勿忘勿助”一起才能做到明確，這其實也說明他們對“致良知”的理解還不夠深刻。如果“致良知”的功夫不夠深刻，那隻會成為實現“勿忘勿助”的障礙。這些人都是在文字上牽強附會，而沒有真正去實踐體驗，所以他們討論得越精細，離真正的理解就越遠。
你對於“大本達道”的理解已經很明確了，這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討論“致知”“窮理”以及“忘助”等問題時，有時還是會有些混淆。這就像在寬闊的道路上，偶爾會有一些彎曲的小路。不過不用擔心，隻要你繼續深入實踐，自然就會明白過來的。
【解讀】
盡管聖賢們的學說和講法各有千秋，但他們所傳達的核心理念卻是一致的，陽明先生的心學也是如此。就像人們生活的環境千差萬別，但每個人的本性和智慧卻是相同的。本性雖然是我們無法創造的，但它是可以轉變和塑造的；而致知、窮理的功夫，雖然起初我們並不具備，卻可以通過學習和努力來獲得。
因此，真正的道並不是天道或地道，它最終歸結為人道。人道，就是“良知”。它指引我們走向正確的方向，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然而，大道並不是一條筆直的路，成功之路總是充滿曲折和挑戰。同樣，我們人生目標的選擇也是一個不斷試錯、不斷修正的過程。我們需要時刻保持警覺，不斷反思和調整自己的方向，以確保自己始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簡單來說，無論聖賢的學說如何多樣，其核心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性的光明和智慧的發掘。而人生的道路雖然曲折，但隻要我們堅守良知，不斷修正自己的方向，就一定能夠走向成功。
【原文】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隻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即是從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隻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而原又隻是一個。雖則隻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發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譯文】
文蔚你認為“致知的學說，在侍奉父母、尊從兄長的過程中實踐，就覺得有所遵循”，這個觀點正好展現出你最近真切篤實的功夫。自己這樣認為當然沒問題，也有它的得力之處；但如果就這樣確定下來去教導別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的隱患，這一點也不能不講一講。
良知其實就是天理。它自然明覺顯現的地方，就是真誠惻怛，這便是良知的本體。所以，用這良知的真誠惻怛去侍奉父母就是孝，用這良知的真誠惻怛去尊從兄長就是悌，用這良知的真誠惻怛去侍奉君主就是忠。這裏都隻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如果尊從兄長的良知不能做到真誠惻怛，那侍奉父母的良知也就不能做到真誠惻怛；侍奉君主的良知不能做到真誠惻怛，那尊從兄長的良知也不能做到真誠惻怛。所以，能夠致侍奉君主的良知，也就能夠致尊從兄長的良知；能夠致尊從兄長的良知，也就能夠致侍奉父母的良知。這並不是說侍奉君主的良知不能做到，卻需要從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擴充。如果是這樣，就又是脫離了本原，在細枝末節上求了。良知隻有一個，隨著它的顯現和流行，當下就是完備的，沒有來去，不需要假借。然而，它的顯現和流行之處，卻自然有輕重厚薄之分，絲毫不容增減，這就是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雖然輕重厚薄絲毫不容增減，但原本又隻是一個良知。雖然隻是一個良知，但其中的輕重厚薄又絲毫不容增減。如果能夠增減，如果需要假借，那就已經不是真誠惻怛的本體了。這就是良知的妙用，所以它沒有固定的形體，無窮無盡，“說它大則天下沒有什麽能承載，說它小則天下沒有什麽能打破”。
【解讀】
在明朝初期，程朱理學在思想和學術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到了明朝中期，由於社會秩序的劇烈動**和朝政的日益腐敗，程朱理學的地位開始動搖。正是在這個時候，陽明先生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他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應該來自人的內心。陽明先生認為，人的心不僅能產生萬物和倫理道德，甚至經典的學術也隻是“我們內心常有的道理”。他強調，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種叫做“良知”的東西，它是完整無缺的，能作為我們判斷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當談到如何侍奉父母和君王時，陽明先生認為過於糾結這些細節可能會讓我們迷失方向。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不要隻關注細小的部分而忽視了整體。就像我們不能隻看到一棵棵樹而忽略了整片森林一樣，我們也應該避免在生活中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做法。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正確的判斷。
【原文】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隻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隻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雲：“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功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雲：“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譯文】
孟子說“堯舜之道，其實就是孝悌之道”，這是從人們最真切深厚的良知中發現並提醒人們的。無論是在侍奉君主、結交朋友、仁愛百姓、愛惜物品上，還是在所有動靜語默之間，都隻是在實踐那一念侍奉父母、尊從兄長的真誠惻怛的良知，這樣自然就無不是道了。天下的事情雖然千變萬化，甚至無窮無盡，但隻要用侍奉父母、尊從兄長那一念真誠惻怛的良知去應對，就不會有任何遺漏和疏忽。因為人隻有這一個良知。在侍奉父母、尊從兄長的一念良知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良知可以實踐了。所以說：“堯舜之道，其實就是孝悌之道。”這就是“惟精惟一”的學問，無論在哪裏都適用，無論在哪個時代都不會過時。
文蔚你說：“我想在侍奉父母、尊從兄長之間，尋求所謂的良知之學。”從自己用功得力的地方這樣說，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如果說“實踐良知的真誠惻怛，來盡侍奉父母、尊從兄長的道理”，也沒有什麽不可以。明道先生說：“行仁從孝悌開始，孝悌是仁的一件事，說它是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但說它是仁的根本則不可以。”他的說法是正確的。
【解讀】
王陽明覺得，孝順和尊敬兄長其實是良知的一種體現。雖然孝順並不等同於良知，但是當我們去實踐孝道的時候，會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什麽是良知，並學會如何致良知。當我們內心有了良知，孝順父母就會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不需要外界的壓力或驅使，完全是從心底流露出來的真摯情感。簡單來說，良知就像是我們內心的指南針，指引我們去做正確的事，而孝順就是這個指南針所指的一個方向。通過行孝，我們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良知的存在，也會更加懂得如何遵循良知的引導去生活。
【原文】
“臆”“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浚之言而後盡，在惟浚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荔，非是以邇言當察、芻堯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象。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功夫，卻須如此方是。
【譯文】
關於“臆”“逆”“先覺”這些說法，文蔚你認為“隻要真誠，那麽無論是旁行還是曲防，都是良知的作用”。這個理解非常好！中間有些混淆的地方，我之前已經說過了。而惟浚的觀點也不能說是錯的。對於文蔚來說，需要吸取惟浚的觀點才能更全麵；對於惟浚來說，也需要吸取文蔚的觀點才能更明晰。否則，你們兩個人都可能陷入偏執的毛病。就像舜帝他會聽取身邊人的意見，也會向割草打柴的人請教，並不是因為這些意見或人本身有什麽特別，而是因為他的良知發現流行，光明圓滿，沒有任何掛礙和遮隔。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智慧。一旦有了執著和意必，智慧就會變小。在講學過程中，我們自然會有選擇和分辨，但在內心修煉上下功夫，卻必須像舜帝那樣才行。
【原文】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繈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蹦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功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功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功，卻須專心致誌在“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隻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裏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裏?又況為奔走千裏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
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雲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
【譯文】
關於“盡心”的三個層次，我之前曾有過生知、學知、困知的說法，已經相當明白了，應該沒有什麽可疑的地方。所謂盡心、知性、知天，其實已經包含了存心、養性、事天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的功夫在內，所以不必再單獨說存心、養性、事天，也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同樣地，存心、養性、事天雖然還沒有達到盡心、知天的境界，但已經是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了，所以更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因為這個功夫也已經包含在其中了。
這就像走路一樣，盡心、知天的人，就像年富力強的人，能夠自由奔走於千裏之外；存心、事天的人，就像孩童一樣，正在學習在庭院中走路；“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的人，則像剛學步的嬰兒，需要扶著牆壁慢慢學習站立和移動。已經能奔走於千裏之外的人，自然不必再在庭院中學習走路；已經能在庭院中走路的人，也不必再扶著牆壁學習站立和移動。然而，學習站立和移動，是學習在庭院中走路的開始；學習在庭院中走路，又是學習奔走於千裏之外的基礎。這三者並不是三件事，但功夫的難易程度卻相差懸殊。
心、性、天，其實是一體的。所以說到成功的認知，它們是一致的。但是，這三者在人的品質和力量上是有等級的，不能混淆等同。我仔細看了你的論述，你的意思似乎是擔心那些盡心、知天的人，會忽略了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成為盡心、知天的障礙。這其實是擔憂聖人功夫可能會有間斷，而不是擔憂自己功夫不夠真切。我們用功的時候，應該專心致誌地從“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上下功夫，這才是盡心、知天功夫的開始。就像學習站立和移動是學習奔走千裏的開始一樣。我們自己還在擔心不能站立和移動，又怎麽能突然擔心不能奔走千裏呢？更何況那些已經能奔走千裏的人，又怎麽會忘記當初學習站立和移動的練習呢？
你的見識本來就超群出眾，但你所說的這些話，還是因為沒有擺脫過去解釋文義的舊習慣。你試圖將這三段話分開比較以求融會貫通，結果反而添加了許多糾纏不清的意見，使得用功不再專一。近年來有些人懸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他們的見解就有這樣的毛病，最能耽誤人，必須要清除掉這種錯誤觀念才行。
【解讀】
文蔚因為受到過去解釋文義的習慣影響，沒有從良知學說的核心立場去深入理解，而隻是停留在文字的表麵去尋求理解。但這樣做反而讓他越講越不通順。在王陽明看來，任何學說都隻有從它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立場出發，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達到一通百通的效果。
同樣地，我們在做人的時候也應該這樣。要想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不能忽視最基礎、最細微的事情。隻有從這些地方開始做起，一點一滴地積累，我們才能逐漸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像建房子一樣，必須從地基開始，一磚一瓦地累積，才能最終建成高樓大廈。所以，無論是學習還是生活，我們都應該注重基礎，從細微處著手，這樣才能走得更遠、更高。
【原文】
所謂“兼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
【譯文】
你提到的“兼德性而道問學”這一觀點，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回事，沒有什麽好懷疑的。你能這麽說，說明你確實下過功夫去研究。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如果有人還有不同的看法，那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良知還被一些細微的遮蔽所影響。隻要去掉這些遮蔽，一切就都會明朗起來了。
【解讀】
在王陽明的理念中，良知就像水的性質一樣。原本，水是清澈透明的，但因為混入了沙土和石子，它就變得汙濁了。同樣地，人性本應是平正無邪的，但因為受到了各種欲望的**和影響，人性也就偏離了它的本真狀態。隻有聖人，那些能夠超越物質欲望，回歸自然本性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聖人並不會用智巧去駕馭萬物，也不會讓欲望擾亂內心的平和。但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憑空而來的，需要通過學習和實踐來達成。如果不聽聞道理，不致力於獲取知識，那麽人就無法回歸自己的本性；如果不能對事物有深入的理解和通達，那麽內心也就無法保持清靜。
換句話說，王陽明在這裏強調了修身養性的重要性，並指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途徑：一方麵要學習道理，增長知識；另一方麵要理解事物，保持內心的平和與清靜。隻有這樣，人才能逐漸去除心中的雜念和欲望，回歸到最本真的自我狀態。
【原文】
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複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裏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為罪。惟浚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譯文】
我已經在信後寫明了，移到屋簷下躺著，偶然遇到無事可做，於是又回複了這封信。文蔚你的學問已經掌握了大的方麵，這些地方時間久了自然會釋然理解，本來不必如此瑣碎地分析。但是，承蒙你深厚的關愛，不遠千裏派人來詢問，懇切地向下問，我如果讓你空手而歸，又實在不能控製自己不說。然而，我直言不諱，可能已經給你帶來了很多麻煩，但我相信你的理解和關愛，應該不會怪罪我。希望浚、謙之、崇一他們，都能轉錄一份這封信看看，更是承蒙你們一體的好意。
以上為南大吉摘錄
【解讀】
王陽明將心與理、性、天、道看作是同一的，他所說的心，其實是指每個人內在最本真、最純淨的心。這個心，是通過不斷修養、磨煉後所展現出來的，一個充滿善良、完美的狀態。當有人向王陽明請教時，他總是非常謹慎，甚至有些“誠惶誠恐”。他對每一個問題都給予詳盡的解答，生怕自己有任何疏漏或錯誤。這種對自己嚴格要求、對知識極度尊重的態度，確實值得我們每個人去學習和效仿。畢竟，在追求真理和知識的道路上，我們都應該保持一顆謙卑而敬畏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