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

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隻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隻為私欲室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複,便是天、淵了。”

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麵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隻是昭昭之天,隻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麵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

【譯文】

黃以方提問說:“先生的格物致知學說,是通過隨時隨地對事物進行研究來獲得知識。但這樣獲得的知識似乎隻是一部分,而不是整體的知識。那麽,我們如何才能達到那種‘廣博如天,深邃如淵’的境界呢?”

先生回答說:“人的心就像天一樣廣闊,像深淵一樣深邃。心的本質原本就包含萬物,就像是一個完整的天空。但是,由於私欲的阻礙,我們失去了這個天空的本質。同樣地,心的理也是無窮無盡的,就像是一個深淵。但由於私欲的阻塞,我們失去了這個深淵的本質。現在,我們隻需要時刻致良知,將這些阻礙和阻塞一一去除,就能恢複心的本質,使它再次變得像天一樣廣闊,像深淵一樣深邃。”

為了更形象地解釋這個觀點,先生指著天空說:“你看,我們眼前的這片天空是明亮的,四周的天空也是明亮的。但是,由於許多房屋和牆壁的遮擋,我們無法看到整個天空。如果我們拆除這些房屋和牆壁,那麽我們就能看到一個完整的天空。同樣地,我們不能說眼前的天空是明亮的,而外麵的天空就不是明亮的。這說明,部分的知識其實就是整體的知識,整體的知識也就是部分的知識。它們都是源自於同一個本質。”

【解讀】

王陽明的“致良知”理念,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如何通過去除私欲的困擾,將具體的道德行為深深烙印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他強調“心”是我們自覺的意誌能力,有著普遍的道德規範要求,它指引著我們走向天理的方向。這也是他提出“知行合一”這一根本論點的基石。

簡單來說,當我們的心不被私欲所蒙蔽時,知和行其實就是一回事。我們知道的道理會自然而然地引導我們的行為,而我們的行為也會反映出我們內心的認知。知行不合一,往往是因為我們的內心被私欲所隔斷,使得知和行之間產生了裂痕。

【原文】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誌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雲得不得也。”

【譯文】

先生說:“聖賢並非沒有功業和氣節,但他們遵循天理,這就是道。因此,我們不應該僅僅以功業和氣節來稱讚他們。”

“‘發憤忘食’,這說明聖人的誌向是如此堅定,真正做到了無時無刻不在努力;‘樂以忘憂’,這說明聖人的道是如此深邃,真正做到了無時無刻不在快樂。恐怕我們不必過於糾結於自己是否達到了聖人的境界,而應該更加關注自己是否在不斷努力和追求。”

【解讀】

王陽明提出,對於那些真正的聖人來說,“發憤忘食”是他們始終如一的追求和誌向,而“樂而忘憂”則是他們一貫的生活態度。這兩者並不是因為外在的得失而有所改變,而是深深植根於他們的內心。

當我們從表麵的行為來看,“發憤忘食”和“樂以忘憂”可能隻是聖人的一種品行表現。但如果我們深入探究其本質,就會發現這種品行並非刻意裝出來的,也不是他們勉強自己去做的,更不是受到外界的壓力而被迫如此。相反,這是他們內心“良知”的自然流露。

對於聖人來說,擁有良知就意味著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因為道就在他們的心中,他們能夠把憂慮轉化為快樂,把苦難轉化為甘甜,把禍患轉化為福氣。這種轉化的能力,正是他們遵循天理的結果。

【原文】

“我輩‘致知’,隻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隻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隻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譯文】

先生說:“我們這些人追求知識,隻是依據各自的能力範圍盡力而為。今天我們的良知認識到這個程度,就隻按照這個程度去擴充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領悟,那就從明天的認識繼續擴充到底。這才是真正專一精進的功夫。和別人討論學問,也必須依據對方的能力範圍。就像樹苗剛長出嫩芽,我們隻能用適量的水去澆灌它,等嫩芽漸漸長大,再多澆一些水。從嫩芽長成合抱的大樹,澆水的多少都是根據樹的生長情況來定的。如果嫩芽很小,卻有一大桶水,全都倒下去,就會把嫩芽淹死了。”

【解讀】

王陽明在這裏詳細解釋了“致知”需要逐步進行的重要性。他提到,我們的良知在具體的時間背景下,是有其局限性的,但同時也是可以持續得到啟發和提升的。換句話說,在特定的時刻,我們的良知可能無法立即分辨出對與錯。然而,通過學習、實踐和親身體驗,我們可以逐漸增強我們的認知能力,拓寬我們的知識領域。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無論我們做什麽事情,都不能急於求成,期望一蹴而就。我們需要先放低自己的姿態,從基礎出發,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順利地達到成功的彼岸。因此,王陽明的教誨提醒我們,在追求知識和成就的過程中,耐心和毅力是不可或缺的品質。

【原文】

問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隻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隻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譯文】

有學生問王陽明關於“知行合一”的理解。

王陽明解釋說:“你們需要明白我提出這個觀點的宗旨。現在的人學習,常常把知和行當作兩回事。所以,當有一個不好的念頭產生時,他們覺得還沒有實際行動,就不去製止。我現在說‘知行合一’,正是要告訴大家,當那個不好的念頭產生時,其實就已經是行了。一旦發現有不善的念頭,就要立刻克服它,要徹底根除,不能讓那個不善的念頭潛伏在心中。這就是我提出‘知行合一’的宗旨。”

“聖人並不是因為知道了所有的事物才被稱為聖人,他們隻是深知天理。他們也不是因為能做到所有的事情才被稱為聖人,他們隻是能按照天理行事。聖人的內心明亮,所以他們知道每件事情的天理所在,並盡全力去實踐這個天理。並不是說聖人內心明亮後,就能自動知道和做到天下所有的事情。天下的事物那麽多,比如各種名稱、規則、草木鳥獸等等,數不勝數,聖人怎麽可能都知道呢?但是,對於那些不必知道的,聖人自然不用去求知;而對於應當知道的,聖人自然會去詢問,就像孔子進入太廟後每件事都要問一樣。有些先前的學者說‘即使知道也要問,這是極其恭敬謹慎的表現’,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準確。聖人對於禮樂名物等具體事物,並不需要全部知道,但他們深知天理,所以能推導出許多禮儀規則。不知道但能問,這其實也是天理的一種表現。”

【解讀】

王陽明心目中的聖人並非傳統意義上那種無所不能的存在,而是特指那些具有高度道德自覺的人。他們深知天理,並且能按照天理去行事。換句話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在於他們是否知曉天下所有的具體事物,而在於他們有著清晰的道德認知和堅定的道德實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聖人就不需要或排斥具體知識。相反,陽明學鼓勵人們在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物時,要積極地去認識和理解。這種求知的態度,是建立在道德自覺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我們學習知識,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博學多才,而是為了更好地去實踐天理,去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因此,陽明學強調的是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統率力。這種統率力能夠幫助我們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明確自己的方向和目標。當我們遇到困惑或難題時,不是盲目地去尋求答案,而是先回到自己的內心,去審視自己的道德認知和實踐是否到位。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做到知行合一,成為一個既有知識,又有道德的人。

【原文】

問:“先生嚐謂‘善惡隻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隻一物?”

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隻是一物。”

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譯文】

有學生問王陽明:“先生您曾經說過‘善惡隻是一物’,但是善惡兩端就像冰和炭一樣完全相反,怎麽能說它們隻是一物呢?”

王陽明解釋說:“至善,是心的本體。當這個本體稍微有些過分或者不當,就變成了惡。並不是說有一個善,然後再有一個與之相對的惡。所以,善惡其實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

聽了王陽明的解釋,學生明白了程子所說的“善固然是性,惡也不能不說是性”的意思。程子還說:“善惡都是天理,被稱為惡的東西原本並不是惡,隻是在本性上過了頭或者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這些說法都是沒有疑問的。簡單來說,善惡都是心的表現,隻是程度上的差別,沒有本質的區別。

【解讀】

王陽明認為,心的本來麵貌是沒有善惡之分的。善和惡並不是心本身所具有的屬性或表現。當我們違背了心的本體,即我們內在的真實和本性時,就會產生不滿和憎惡的情感,這就是惡的來源。而當我們順應心的本體,與之和諧一致時,就會自然流露出仁愛和慈悲的情感,這就是善的表現。

實際上,每個人心中的善都潛藏在他們的日常行為之中。善並不遙不可及,也不是隻有特定的人才能擁有。善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也應該做到的平常之事。它可能表現為對他人的關心和理解,對環境的尊重和保護,對工作的認真和負責,對自己的自律和成長。這些看似微小的行為,都是善的體現,也是我們與心之本體相順應的證明。

【原文】

先生嚐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

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隻是一誠而已。

【譯文】

先生曾經說過:“人隻要能喜歡善像喜歡美色那樣,厭惡惡像厭惡惡臭那樣,他就是聖人了。”我開始聽到這句話時,覺得很容易做到,但後來親身體驗後,才發現這個功夫實際上很難。雖然一念之間能知道喜歡善和厭惡惡,但不知不覺中,又會被其他念頭所摻雜。一旦有了摻雜,就不再是像喜歡美色那樣喜歡善、像厭惡惡臭那樣厭惡惡的心了。如果能實實在在地喜歡善,就沒有不善的念頭;如果能實實在在地厭惡惡,就沒有會想到惡的念頭。這樣怎麽不是聖人呢?所以,聖人的學問,隻是一個“誠”字而已。

【解讀】

王陽明認為,成為聖人或道德高尚的人,雖然聽起來好像很難,但其實並不難。隻要我們能夠像喜歡美麗的風景那樣自然地喜歡善,像厭惡難聞的氣味那樣自然地厭惡惡,就可以了。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想時時刻刻、不間斷地、純粹地喜歡善、厭惡惡,並不是那麽簡單的。

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王陽明提出了一個觀點:心的本體就是一分“誠”。當我們的心是真誠的,善就會自然而生;當我們的心失去了真誠,惡就會趁機而入。因此,成為聖人並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標,每個人都有可能實現。而且,方法也並不複雜,聖人的學問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誠”字。隻要我們能保持內心的真誠不變,那麽善惡就不會在我們心中滋生。

修心修性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活動,它強調的是我們內心的狀態和態度。雖然外在的形式和行為也很重要,但它們隻是一種輔助手段,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最終,所有的一切都隻在於我們是否心誠。隻要我們能夠時刻保持內心的真誠和善良,那麽我們就已經走在了成為聖人的道路上。

【原文】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

先生曰:“眾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

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麵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譯文】

有人問到《修道說》中提到的,“率性之謂道”是屬於聖人的事,“修道之謂教”是屬於賢人的事。這是什麽意思呢?

先生解釋說:“其實每個人都在‘率性’,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但是聖人在‘率性’方麵做得更多、更徹底,所以‘率性之謂道’就被歸為聖人的事。同樣,聖人也在‘修道’,也就是修養自己的道德,但賢人在這方麵做得更多,所以‘修道之謂教’就被歸為賢人的事。”

先生又說:“《中庸》這本書,大部分內容都在講‘修道’的事。所以後麵講到君子、顏淵、子路等人,都是能‘修道’的;而講到小人、賢人、智者、愚者、不肖者以及普通民眾,都是不能‘修道’的。再講到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誠至聖的人,他們則是能夠自發地‘修道’的聖人。”

【原文】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隻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

先生曰:“動靜隻是一個。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隻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隻是一個,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厘差處亦自莫掩矣。”

【譯文】

有學生問:“儒家學者在三更半夜時,清除心中的雜念,達到一種空明靜謐的狀態,這與佛家所追求的靜似乎沒有什麽區別。既然兩者在這種情況下都沒有什麽用處,那麽它們之間到底有什麽區別呢?”

王陽明回答說:“動和靜其實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在三更半夜時達到的那種空明靜謐的狀態,其實就是在存養天理,也就是我們現在應對事物、與人交往時的心態。而現在我們應對事物、與人交往的心態,也應該遵循這個天理,就像在三更半夜時達到的那種空明靜謐的心態一樣。所以,動和靜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別看待。如果我們能夠真正理解動和靜的合一,那麽佛家與儒家的那一點點差別也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了。”

【解讀】

王陽明認為,盡管聖人天生具有高尚的品性和天賦,但他們也需要通過修道來不斷提升和完善自己。同樣地,賢人雖然需要努力修道,但他們也具備自然的率性。因此,盡管聖人在境界上高於賢人,但本質上他們是一致的,都在追求內心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

陽明先生在這裏講述聖人與賢人的關係,就像他之前講述聖人與眾人的關係一樣,都是為了告訴普通人一個道理:我們與聖人之間並沒有無法逾越的鴻溝。每個人都有可能通過認真地致良知,即發掘和遵循內心的善良和正直,來達到聖人的境地。

【原文】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

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

曰:“人隻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麵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為二矣。”

【譯文】

當學生們坐在座位上,其中有些人舉止非常矜持。王陽明說:“如果一個人過於矜持,最終肯定會有弊端。”

有學生問:“過於矜持,為什麽會有弊端呢?”

王陽明回答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過於注重外表和舉止,就會忽略內心的修養。這樣一來,很多應該關注的事情就會被忽略掉。”

另一方麵,有些學生則表現得過於直率。王陽明對他們說:“我們現在講究的是內心的修養,但如果你們在外表上完全不加約束,就會將心和事分成兩個部分,這也是不對的。”

【原文】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

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

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譯文】

有學生寫了一篇文章送給朋友,然後問王陽明:“寫文章挺費腦筋的,寫完後一兩天還老惦記著。”

王陽明回答說:“寫文章時思考一下沒什麽不好,但是寫完後還老惦記著,那就被文章所累了,心裏就像有個東西放不下。這樣可不好。”

又有學生寫了一首詩送人。王陽明看完詩後說:“寫文章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來,不要說得太過了。如果言過其實,那就不叫‘修辭立誠’了。”

【解讀】

王陽明對於寫文章,有兩個核心的觀點。首先,他認為我們不應該被文章所牽累,總是惦記著文字會讓我們分散了提升自我修養的精力;其次,他強調文章要實事求是,不能誇大其詞、自我吹噓,否則就會失去文字應有的真誠。

換句話說,王陽明提倡的是一種既注重內在修養,又保持真實態度的寫作方式。這對於我們今天那些喜歡寫作、熱愛文字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寶貴的啟示。它告訴我們,寫作不僅僅是為了展示才華,更是一種修煉和提升自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保持內心的平靜,不被文字所困,同時也要堅守真實,不浮誇、不造作。

【原文】

“文公‘格物’之說,隻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為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問“有所忿懷”一條。

先生曰:“忿懷幾件,人心怎能無得?隻是不可‘有所’耳。凡人忿懷,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懷,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懷等件,隻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

相鬥,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

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

【譯文】

關於朱熹的“格物”理論,其實有些缺乏核心思想。比如他說“要在細微的念頭中去觀察”,這句話其實不應該和“從書本中尋求知識”“在實際行動中去驗證”以及“在討論和交流中去探索”這幾句話混為一談,這樣就沒有輕重之分了。

有學生問到了《大學》中的“有所忿懷”(心裏有所怨恨)這一條。

王陽明解釋說:“人心裏怎麽可能完全沒有怨恨呢?隻是不應該‘有所’罷了。一般人在怨恨的時候,一旦陷入這種情緒,就會憤怒得過分,失去了寬容大度的心態。所以,心裏有所怨恨,就會讓人心態不正。現在,對於所有的怨恨等情緒,我們應該順應它們的到來,但不要被它們牽著鼻子走,這樣就能保持心態的寬廣和公正,恢複心體的本正了。比如,你出門看到有人在打架,你知道其中一方是錯的,你心裏也會生氣;但是,雖然生氣,你的心卻能保持寬廣,不會因此動怒。現在,對別人生氣也應該這樣,這才是正確的心態。”

【解讀】

王陽明認為,聖人內心充滿著偉大的德行。他們無需通過實際行動,就能深刻地理解世間萬物;不用言語,就能給人帶來溫暖和親切感;即使不表現出憤怒,也自然地散發出威嚴和莊重的氣質。這其實體現了聖人的一種超凡境界:他們心境開闊,順應萬物,情感隨著事物的變化而自然流露,但又不被任何情感所牽絆。

理學家們一直追求這樣的精神狀態:完全公正無私,個人的情感完全由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所決定。當事情值得高興時,他們會自然地感到快樂;當事情令人憤怒時,他們會表現出憤怒。這種情感的流露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利或偏見,而是完全基於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

【原文】

先生嚐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

請問。

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譯文】

先生曾經說過:“佛教看似不執著於各種形象(不著相),但實際上他們卻執著於這些。而我們儒家看似執著於各種形象,但實際上我們並不執著。”

有人向先生請教這個問題。

先生解釋說:佛教徒害怕被父子關係所牽累,所以他們逃避了父子關係;害怕被君臣關係所牽累,所以他們逃避了君臣關係;害怕被夫婦關係所牽累,所以他們逃避了夫婦關係。這都是因為他們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婦這些形象,覺得這些關係會給他們帶來負擔,所以選擇逃避。但是,我們儒家看待這些關係卻不同。我們認為,有父子關係,就應該用仁愛去對待;有君臣關係,就應該用忠義去對待;有夫婦關係,就應該用禮儀去分別。我們何曾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婦這些形象呢?

【解讀】

佛家通常認為,如果我們承認並順應現實世界的存在,我們就會陷入對各種形象的執著中。為了避免這種執著,他們提倡追求空性,即超越現實世界的限製,擺脫君臣、父子、夫婦等社會關係的束縛,以此求得內心的解脫。

然而,王陽明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逃避現實世界的存在而追求空性,反而證明了一個人無法正確地對待現實世界的存在。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陷入了對“有”的另一種執著。在他看來,承認現實世界的存在並不一定會導致執著。隻要我們按照自然和社會的規律行事,就能夠在現實世界中解脫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