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講，馬克思是基於實踐來理解文化的。在他的理論視域中，文化既表現為人類實踐活動本身以及這種活動的方式，也體現為人類實踐活動成果的總和。就具體內容來講，文化包括三個相互聯係的領域，即“作為主體的內在性的人的主觀心態的領域、作為過程的對象化活動的領域、作為結果的對象化活動之產物的領域。”①通俗點講，在馬克思看來，文化滲透和貫穿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對經濟和政治活動具有一種深層的製約和影響。隻是在不同的語境中，馬克思對文化進行分析時強調的側重點不一樣，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的作用和表現形式是不同的。但他已經認識到，隨著人類自覺的活動對盲目經濟必然性的控製，以及人類知識的積累和文化自覺的提升，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會越來越強，因此他談到了精神生產並提出了考察精神生產的方法論原則。這一原則強調了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文化與經濟、政治等要素之間是一種永恒的交互作用，它會導致整個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的變革，因為文化從根本上不是與政治、經濟等並列的領域或附屬現象，而是人的一切活動領域和社會存在領域中內在的機理性的東西，是從深層製約和影響每一個個體和社會活動的生存方式。但不幸的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卻忽視了馬克思基於實踐對文化的深刻闡釋，甚至走向了經濟決定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基於對第二國際的批判，恢複並凸顯了馬克思思想中的主體性維度。他們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解讀為實踐哲學，並以不同的方式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討轉到了文化領域，豐富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化批判維度。從盧卡奇基於“物化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辨析，從而在主體意識及其文化實踐上尋找變革世界的突破口開始，一種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傾向就已經形成了。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就是這種取向的集中體現。隨後的法蘭克福學派將其批判理論聚焦發達工業社會及其消費文化，對“文化工業”這一新的“控製形式”展開了跨學科的文化批判。英國的“文化唯物主義”更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推向了**。
盧卡奇從探討總體性原則出發，凸顯了無產階級主體性的重要性，甚至將實踐僅僅歸結為這種抽象的主體性。與盧卡奇相比，葛蘭西對主體性的闡釋更加係統化。他認為，主體隻有借助於文化的創造性，或者說實踐性，才能認識自己，從而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實踐論，即基於文化來理解實踐。不可否認，盧卡奇和葛蘭西對實踐的關注和探討使人們注意到了長久以來被忽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特性，這點意義重大。但基於什麽去理解實踐呢?在思考這一問題時他們卻出現了偏差。無論是盧卡奇基於抽象的主體性，還是葛蘭西基於文化的創造性來談實踐，他們都傾向與將一般主體的能動性當成實踐的核心，從而忽視了實踐的客觀物質前提。其實，從本質上講，實踐是一種曆史的客觀物質過程。即便如此，盧卡奇和葛蘭西在理論上還是肯定文化與作為階級或群體的人的實踐活動的一致性的，但這點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中也被拋棄了。在他們那裏，文化被理解為一種理想的價值，現實的文化被置於這種文化的對立麵，現實中主體的文化實踐與真正的文化也不再相關。於是文化批判理論演變成了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批判。
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不同，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沿著西方馬克思主義開辟的從總體性出發解釋馬克思思想的新路徑，關注文化，回歸生活。在他們看來，文化是日常的，是內在於社會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實踐，它存在於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方式之中。文化生產不是簡單的反映現實的意識形態的東西，它同時也憑借各種物質的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形式來創造現實，是構成和改變現實的主要方式。文化生產就是社會主體在體製和日常行為中對文化的實際運用。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與其他生產活動的不同在於，它是對思想、感覺、意識等意義的建構。而且這種建構總是處於爭論之中，“意義總是在具體的語境中得到商談與建構，這種觀點本身可以在無數與其他特定的知識生產者和使用者進行合作的策略語境中被修正與應用，沒有什麽比這更具有實踐意義的了”①。
在我們看來，一個有機社會係統內部的每一種要素對整個係統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經濟基礎是必然性的主導因素，但它的形成離不開係統內部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影響。因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麽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麽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製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①因此，是到了將“經濟基礎”從固定的經濟或技術抽象觀念體係中抽離出來，用其指稱人類真實而複雜的社會和經濟關係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處在不斷運動過程中的現實。在這點上，英國新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化實踐的思想對我們認識和把握現實的社會實踐提供了很好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