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會議的主題是現代性與社會批判理論。從這一主題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性出發,我想談三個問題:其一,就現代性批判和社會批判理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範式是什麽?其二,在當代思想界,尤其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如何看待這一範式的理論地位?第三,我自己如何理解這一範式的批判性意義,或者說,我與馬克思這一範式的基本聯係與差異何在?這三個問題也可以看成是我今天向研討會的全體同仁提出來的,期望聽到各位的高見,我也樂意與大家分享自己粗淺的思考。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範式可以稱為一種生產方式批判。生產方式作為人類實踐的結果和條件,體現了社會曆史的結構性和結構的社會曆史性。由特定生產方式中介的存在才是曆史唯物主義之“物”,存在之為存在的社會性、曆史性是由生產方式規定的。這意味著一方麵,曆史唯物主義之物不是脫離社會曆史實踐的抽象絕對,絕對之物質,或絕對之精神;另一方麵,曆史唯物主義的實踐不是無規定的活動本身,不是迷戀“愛的囈語”的感性活動,也不是陷入審美主客體同一的神秘體驗,而是以一定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人類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生產方式乃是在社會性的、曆史性的意義上對象化的存在結構和存在方式。不要以為談實踐、談生活才是談人,談人的存在,而談生產關係、談分工、談交換、談價值抽象、談所有製是談人之外的東西。曆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概念,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體,揭示的是人類特定的存在狀態和存在關係,本質上是社會曆史的存在論範疇。

馬克思的生產方式作為理論範式,是一個同時包含曆時性和共時性的敘事結構。立足於這一敘事結構,馬克思以資本命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理解為現代社會曆史的基本建製,既在縱向時間中確定現代的曆史方位,又在橫向空間中解剖現代社會結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剖可以看成是現代性批判的“基礎存在論”。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於曆史唯物主義,就像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之於存在論一樣。《資本論》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曆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現代性存在論批判。在這裏,現代性批判的實質就是考察資本對存在的普遍中介及其曆史後果,揭示資本原則如何全麵地貫穿到政治、經濟、文化、意識乃至於人之本能之中,成為現代存在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規定。資本是現代進步與衰退、文明與野蠻、解放與異化、抽象與具體的黏合物,是存在物在現代的存在關係和存在形式,是現代存在物抽象的存在規定。

正因為如此,從實踐的方麵來說,超越現代就是打破資本對存在的普遍規定和強製,即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此,馬克思那裏存在兩條相互聯係的論證邏輯,勞動與資本對立的階級革命話語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運動的科學話語。前者以“階級剝削”概念為核心置於規範性領域,後者以“經濟危機”概念為基礎置於事實性領域。它們分別論證的是超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當性基礎和科學性基礎,在價值取向的必要性和科學規律的必然性之間建立聯係。階級的革命訴求源於對資本客觀規律的理性自覺和異化狀態的生存體驗,而不是一種主觀的“妄想”。

那麽,正當性的革命與必然性的危機、客體邏輯與主體訴求如何在曆史中同一呢?這裏似乎存在一道理論的裂縫,實則是曆史的生成空間。現代通過反思性在這個辯證的空間中展開,實現著自我延伸。其理論的後果在於如下問題在實踐中的展開:一方麵,國家對經濟的幹預,資本主義毀滅性的“危機”概念在何種意義上是可能的(比如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中的見解)?另一方麵,國家對社會階級關係的調整,對抗性的“革命”概念在何種意義上還是可能的?這兩種帶有反思性特征的狀況,是否意味著對抗性的、衝突性的“危機”和“革命”概念將讓位於常態化的“矛盾”?於是,超越現代性的革命闡釋模式是否將讓位於改良的進化論模式?甚至於說,資本現代性是否會由於批判的反思性達到無限期的自我綿延?如此等等。

回答這些問題,涉及對生產方式批判範式基本性質的判定。這就是我的第二個問題,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性批判是否是一種經濟還原主義批判,是否是經濟決定論?我們簡單勾勒一下哈貝馬斯、吉登斯和鮑德裏亞的回答。三位都是從現代性批判的角度反思馬克思生產方式批判範式的理論家。他們不同程度地認為,生產方式使馬克思陷入了經濟決定論或經濟還原主義。

哈貝馬斯提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從反思主體性轉向實踐主體性,不是自我意識,而是勞動被認為是現代性的原則。人類的解放被還原為勞動解放,導致了馬克思的實證主義傾向,馬克思將批判理論轉化成了科學主義的實證科學,混淆了科學邏輯和批判邏輯之間的關係。哈貝馬斯以行為的二元論劃分為基礎,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範疇。他認為在現代社會,支配“係統世界”的工具理性滲透到了應該是交往理性發揮作用的“生活世界”,導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此,哈貝馬斯認為,遵循工具理性的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天然關係,解放應該轉向規範性的交往行為領域,轉向勞動經濟關係之外,發揮交往理性的潛能以實現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以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的勞動解放實際上是一個“勞動解放的烏托邦”。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重建為基礎的曆史唯物主義,實際上是建立在否定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曆史唯物主義之上。

吉登斯認為現代性包括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監控和軍事暴力四個內在相關的維度。在他看來,馬克思理論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經濟批判為核心的社會學,它隻是揭示了現代性的經濟維度。曆史唯物主義以生產方式為敘事基礎,是一種典型的經濟還原主義和決定論。曆史唯物主義不但賦予曆史發展一種虛假的統一性,而且對現代特殊性的認識也完全失敗了,既不能闡釋現代性的反思性導致的自我延伸,也不能揭示當代社會運動超越階級鬥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鮑德裏亞則認為,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受到生產主義話語的支配。馬克思將革命理論建立在生產力或生產方式批判的基礎上,混淆了人類解放和生產力解放,蘊含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學神話。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形成的“生產之鏡”用於考察整個人類的曆史,“正是資本精心闡釋的最為巧妙的意識形態幻象”。在鮑德裏亞看來,現代已經進入了消費社會,發生了一場馬克思主義想理解而又不能理解的社會革命,真正顛覆了有關政治、革命、無產階級和社會階級觀。認為當今的社會“仍然被商品的邏輯所決定的觀點是落伍的”,必須代之以“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再采納生產方式這個基本概念,而是把它看作特定模式的隨意的內容”。

從以上簡單的勾勒不難看出,在現代性和社會理論批判方麵,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界存在逃離馬克思“生產方式”批判範式的趨勢。與此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麵對資本大踏步前進而對資本啞然失語的理論局麵,我們無法對此進行全麵討論,我想簡潔指出的是,這一理論景觀起碼帶來了三個基本後果:其一,現代性概念離開資本原則,被闡釋為一種意識形態特征,涉及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敘事風格等;其二,現代社會批判往往流於對現代雜多社會現象的無限追蹤;其三,現代性批判話語同現代社會批判理論之間奇怪地分裂,沒有相互通達的橋梁。就拿我們今天會議的主題“現代性與社會批判理論”來看,就體現了現代性與現代社會之間進行的某種謹慎的隔離。我強調馬克思生產方式概念的基礎意義,並且將資本闡釋為現代性的本質範疇,用意就在於應對這一係列理論後果。在我看來,放棄了生產方式,不論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還是就科學社會主義而言,都不再有馬克思,也不會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的曆史唯物主義存在論批判。

當然我知道,堅持生產方式批判範式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如何將其從經濟還原主義的諸多解釋重壓中釋放出來。唯有如此,才能從絕對必然性的規律中解放曆史,確立新的曆史時間意識。這樣才能拓展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批判理論和曆史敘事的闡釋空間。我曾經在博士論文中以“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出場語境及其限度”為題提出過向若幹方麵延伸的可能性。今天我想換一個視角,這就是在現代性批判中引入“死亡”意識,將以下三點納入思考:其一,資本推動的人類發展已經觸及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底線;其二,與資本結盟的現代軍事和非軍事力量能夠多次摧毀人類,人類發展已經觸及到了社會底線;其三,太陽係和地球本身的生命極限已經被科學地揭示出來了。在我看來,第一點和第二點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存在內在聯係,當時還沒有進入馬克思的視野。我認為,“死亡”應該成為現代性批判和現代社會批判的必要意識。在資本現代性批判中引入“死亡意識”,其理論的後果至少有三方麵:

其一,超越資本現代性的論證基礎,不能單一地置於生產方式自我演進的必然性概念之上。循著這種外在邏輯,資本的全麵實現可能是人類的終結;這種超越同時也不能單純置於人類解放這種建構型的訴求之上,而應該同時考慮人類免於自我毀滅的消極救亡視角。

其二,在超越資本現代性的道路上可能需要多樣性探索。總體性的暴力革命道路至少被核恐怖動搖了。製度化的政治實踐應該能夠提供更多解放潛能,而不是完全被封閉在現代性的框架之內。

其三,成熟走的是下坡路,超越資本現代性的未來文明可能會處於人類衰落過程之中,而不是進入無限上升的完美狀態。那時,“占有”不再是人存在的基本取向,資本驅動的發展主義和外在的物化因素不再作為存在意義的尺度,物的無限湧流和人的欲望之間的惡性循環將被打破。

在這一點上,我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我隻不過是將“死”的存在論意義拓展到了“類”的層麵上罷了。差別在於,不是從個體“先入死亡”之“畏”的時間體驗確證存在的意義,而是從資本規定的衝突原則中領會和闡釋這種死亡,從而反觀曆史實踐意義的生成。另外,利奧塔也討論過人類自然滅亡的必然性。他將這種死亡看成是一個物理學能量守恒的故事,以此質疑形而上學、真理等的意義。而我強調的是人類“死亡”人為的可能性,而不是自然的必然性,強調此種可能性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存在關聯,由此突出曆史的開放性和可能性,突出曆史主體對存在曆史的擔當。也正是如此,批判才能獲得意義,思考才能獲得尊嚴,我們今天的聚會才能同曆史關聯起來,哪怕它隻是曆史長河中無名的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