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從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係問題出發的。這一問題一直是現代以來眾多思想爭論直接或者隱藏著的焦點，不同曆史時期被一再提出。麵臨當代實踐，中國乃至於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新一輪市場與計劃、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等相互關係的爭論。新的理論和實踐傾向可能會在這一爭論中呈現出來。思考這一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當代社會曆史進展的理解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
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分離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成果。雖然廣義地說，市民社會包括以言論、出版、集會、宗教信仰等自由為基本內容的“公共空間”，但其核心是以平等、自由交換為原則的物質生活領域。現代解放，就是使這些領域的生活成為自由的“私事”，不受國家權力支配和幹預，國家成了維護這些權利得以實現的補充性結構。在馬克思看來，要求市民社會同政治國家分離，確立市民社會的自主地位。作為現代解放這一要求“是當然合理的”。馬克思肯定了此種解放的積極意義。
但問題在於，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這種分離中，人們現實的、具體的、感性的存在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性立足於對存在差異的抽象，政治和法律中的公民是沒有肉體的自由平等“人格”。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現代解放隻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類的徹底解放。現代平等和自由具有抽象的、形式的性質。人們在沒有從私有財產和宗教信仰的束縛之中獲得解放以前，卻可以並且實際上獲得了政治解放。馬克思闡明了“經濟規律的和諧在整個世界上表現為不和諧”這一事實。要求市民社會的生活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由的“私事”，實際上是確認了現代市民社會領域中的非解放。人們的實際生活仍然束縛於市民社會的真正桎梏之中。所以馬克思說，以現代經濟的自由和諧宣布“曆史的終結”隻是新近暴發戶的愉快想法。
馬克思對現代解放限度的這種揭示，對市民社會領域矛盾的批判，是否意味著他將重新肯定國家的基本意義呢？
其實，黑格爾先於馬克思看到了現代解放的限度。黑格爾認為，現代市民社會隻是理性實現環節中的“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階段，因此要以理性的國家和理性的法作為“合題”揚棄市民社會。普魯士君主立憲製成為黑格爾的“理想國”。而馬克思則批判性地指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現代分離，隻是形式分裂，二者的形成其實是同一過程的兩個內在相關的方麵。因此，黑格爾在不觸及現代市民社會基礎的前提下，企圖以政治國家來克服市民社會的困境實現“同一”，乃是“虛構的同一”。馬克思否定了現代國家對現代市民社會的超越性，批判了在現代製度的框架下靠國家來實現社會和諧的幻想。馬克思認為，現代國家是服從和服務於現代社會經濟基礎的“暴力機器”，它不可能成為超越現代的根本力量。如果整個社會還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它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自身的限度和內在矛盾。國家必然要維護資本模式的正常運轉，以此維護整個社會的有序。不可能在資本普遍統治的前提下要求國家執行超資本的職能。盲目崇拜國家職能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顛倒了“主語”和“謂語”的關係。
在這樣的批判視野中，對於馬克思而言，理論和實踐的任務不再是“成為現代”，不再是以“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來對抗國家權力，當然也不是搬出國家的權威來揚棄市民社會的“非理性”和局限，而是要求在現代政治解放的基礎上將解放推進到市民社會領域。推翻製約現代自由、平等價值取向的社會製度基礎，進而推翻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全麵展開對現代市民社會物質生活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並將這一批判看成是解剖現代社會的基礎性工作，看成是為革命尋找經驗和理論根據。馬克思在階級革命的主體性和經濟運行的客觀性之間建立聯係，未來人類的解放是以階級解放的形式從資本主義私有製異化勞動中獲得解放。消滅私有製，消滅剝削，自由、平等就不再隻具有抽象的意義，當然也就不再需要以維護這種抽象權利為任務的國家機器和現代性的虛假意識形態。在馬克思那裏，現代國家連同整個上層建築的消亡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滅亡是同一過程。
二
馬克思並不否認現代國家對經濟基礎的介入，並不否認國家的作用。他隻是指出這種介入的性質是對資本運行的維持和穩定，而不是對資本原則的超越。即使現代國家的管理職能也難以擺脫與資本的同謀關係，更不用說在資本跨越國界的新老殖民主義拓展中，國家的巨大作用了。
然而，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理論和實踐上凱恩斯主義興起，國家職能的強化，被用於指認當代同馬克思時代的斷裂，宣布馬克思理論的過時。馬克思理論被看成是抽掉了國家因素的關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因此在國家發揮巨大經濟幹預作用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失去了社會曆史基礎。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中，好像國家已經戰勝經濟自律，資本主義在體係內部找到了克服危機的有效機製。不少人以此批判馬克思資本主義危機理論是一種“神話”，資本主義的崩潰論成了“寓言”。哈貝馬斯甚至以此為依據，認為建立在自由交換和貿易基礎上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了合法性基礎，對這一意識形態的批判本身也就過時了。從20世紀中期到80年代，抓住這種“曆史現象”的變遷“反思”馬克思，成了許多西方理論家的主要策略。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資本的實現形態可以改變，但隻要資本本身沒有改變，資本就要貫徹自己的原則。西方國家經過戰後短暫的“黃金時代”，七十年後進入了“滯脹”狀態。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克服資本限度，不過是使危機形態發生了改變而已。麵對危機，曆史天平發生了新的傾斜，新自由主義登場，全麵市場化和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以自由對抗國家的“越位”，國家權力開始退卻，小政府大社會又成為實踐的基本取向。然而，不到二十年，新自由主義帶來新的災難，全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風暴一浪高過一浪，拉美一些國家經濟崩潰。這一切又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拉美出現了否定性的力量，重新強調國家的作用，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解體後的俄羅斯經過動**，現在的普京政府也再度強調國家的作用，強調國有企業的作用。
這一曆史搖擺告訴我們，市場與計劃、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作為現代社會結構的兩極，在不同曆史時期不論哪一方力量占據主要位置，都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資本原則，而隻是資本實現的不同形式，並且是資本實現中不斷相互糾正、相互否定的形式。不存在“絕對”市場，或“絕對”國家。隻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根本前提還現實地發揮作用，不論是自由市場主導，還是政府幹預主導，都隻能帶來暫時的、曆史性的平衡，因為不平衡是資本發展的內在規定，而不隻是現象。這種不平衡既表現在國家的內部，也表現在國家之間。因此不論在一國的範圍內還是國家之間，隻要資本的和諧而不要資本帶來的不和諧，不過是庸俗經濟學家的抽象幻想。
隻要資本還是現實的原則，國家和市場就隻能是資本的工具。國家幹預可能調節市場自由交換的缺陷，同樣，市場交換的自由訴求也可能對抗國家權力的越位和濫用。但它們都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走出資本現代性的困境。官場和市場在真實的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被資本原則規定的共謀關係，通常說的所謂官商“勾結”隻能被限製，而不可能被徹底鏟除。同試圖以理想化的市場來克服國家權力腐敗一樣，試圖以理想化的國家完全克服市場局限，也是一種不徹底的幻想。隻有消除了現代國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存在前提，二者之間的對立、折中或共謀才能被消除。這就是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徹底性之所在。
三
然而，理論的徹底性以抽象為前提，哪怕此種抽象是合理的抽象，它也往往不得不丟掉細節，甚至“不顧實情”，理論與實踐之間總是存在複雜的具體因素。現實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就是在複雜的具體曆史條件下確立的，因此也就帶來了在馬克思理論的徹底性中不可能遭遇的一係列問題。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普遍確立起國家的絕對權威，全麵介入社會，表現為絕對的公有製和計劃調節，核心是強大的國家權力。這一實踐已經遭到了強烈的批判並且走向式微。雖然與蘇東劇變全麵肯定市場化和私有製，推行“自由主義”路線不同，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有限度地肯定了“市場原則”和“私有製”。此種限度表現為“社會主義”對市場的限定和公有製的主導地位。但隨著改革的進展，國內產生了激烈爭論，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之爭再次成為焦點。
一派傾向重新肯定和培育市民社會的自主地位，以對抗國家權力專製和官員腐敗，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權力構成了對市民社會（經濟生活和精神空間）的壓製，中國現在麵臨的問題是市場化不徹底，私有化不徹底，是權力“尋租”，權力異化。另一派則從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出發，揭示資本自由主義的弊病和危害，強調保持強大的國有經濟和國家對經濟的調控幹預，而不是主張政府“扔包袱”，成為“小政府”。他們指出，前者是“資改派”，代表新興的資本家利益，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前者則認為後者代表的是官僚階級，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二者都認為隻有自己掌握著真理，代表的是人民利益。
以現代市民社會（經濟、精神）的自由來對抗政治權力的專製和獨裁，確立市民社會的主體地位，這是現代政治解放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的巨大曆史功勳。但如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樣，現代解放隻是“政治解放”，因為市民社會內部本身的對立、衝突和異化還在此種解放的視野之外；因此，在資本日益暴露其困境的當代，僅僅無批判地以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來對抗異化的政治權力，目的僅在於走向“現代”，毋寧說是一種純粹的倒退。同時，在資本還是現實原則的前提下，陷入對國家權力的崇拜，也可能落入新的陷阱。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權力運行本身還屈從於資本原則。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是一種社會權力，同樣，我們也可以說權力是一種社會資本，完全可能成為一種異化的“統治力量”。所以，以國家幹預的立場批判自由資本及其意識形態並沒有天然站在民眾一邊，相反可能成為“權貴”的幫凶。
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實踐中麵臨的尷尬。馬克思思想的徹底性在於，他並不抽象地站在“社會”或“國家”一邊。對他而言，在現代解放中，“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也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二者其實是同步同構的。不在經濟領域批判資本剝削，絕對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政治生活的領域反對權力異化，批判專製集權，同樣不是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權力和市場既可能相互製約，更可能同謀。用國家權力不能徹底克服自由市場的局限，同樣，用自由市場也不能徹底製約國家權力的異化。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現代相互依存的兩極，現代社會就是由此構成的一個不斷搖擺的二元結構。
麵對現實的處境，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放棄強大政治，就意味著自我處決。但強大政治本身並不必然是解放的力量，它完全可能發生極端的異化，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麵臨現代市民社會“自由”訴求的壓力，可能被以“現代解放”為目標的運動擊垮。作為要求“從現代獲得解放”的運動反而抵擋不住“現代解放”的攻勢。這是因為，並且僅僅是因為它蛻變到了（或者尚處於）“現代解放”的水平之下。就當前的情況而言，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保持強大的政治國家，而不是國家權力從市民社會（物質的、精神的）生活中“撤退”。但問題恰在於如何確保權力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不至於蛻變為異化的力量。這是一個實踐的難題！是當代中國麵臨的最大實情！其創造曆史的可能性也正在於對此實情的駕馭與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