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受到了國人的關注,走出國門的人們最先感受到國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國外的各種行業協會、各種基金會、各種慈善團體、各種社區組織、誌願團體、環保組織等,都屬於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贏利,三是在政府之外,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著公共產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類似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也開始浮出水麵,比如各種行業協會、個體勞動者協會、愛滋病防治協會、青年誌願者協會等等,隻是這種非政府組織目前還存在有很濃的官方色彩,以至於有人根本不認為它們是中國的NGO。倒是某些從基層冒出來的一些民間的自發組織,如山東榮城的漁業協會、四川儀隴的鄉村發展協會、北京南口的煙酒專業協會、河北易縣的扶貧經濟合作社等等,不僅運作良好,而且性質上更接近西方的NGO。這些組織一出世,就以它們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組織根本無法企及的作用。中國進入WTO之後,實現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目標,發展NGO看來是一條無可替代的途徑。

那麽,NGO是否純然是舶來品,中國要想發展NGO隻能著眼於引進呢?否。實際上,類似NGO這樣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中國的民間社會其實本來就有,中間雖經社會主義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還在,改革開放以後,多少有些死灰複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區,甚至已經小有氣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廟會與路會組織,就是一例。

介山廟的廟產管理組織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關的一座旁臨汨羅江的山上。這個廟,似乎跟佛、道兩家關係都不大,廟裏供奉的主神名叫陳公昭,據說是一位曾經在武當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後似乎並沒有多少名聲,隻是不知怎麽就傳出來說他在太平軍的一支經過平江時,曾經顯靈退了太平軍。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頭爛額的朝廷巴不得出點兒“神跡”,於是撲風捉影地就報了上去,結果陳道士被封為真人。同治年間又修了這座廟來供奉他。然而,當地的老百姓卻沒有這麽明確的政治頭腦,他們很快就在廟裏塞進了私貨,一位被人稱為介山老爺的神被請到神座上。據說這位介山老爺是位民間醫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對兒科尤其擅長。介山老爺雖然在廟裏位在陳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蓋一樣,坐在上座不過是擺擺樣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爺,日子久了甚至連廟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廟的廟務管理組織是1989年寺廟重建時成立的。廟宇的重建完全出於民間的自發,政府沒有撥一分錢,但是蓋廟總需要有人張羅組織,所以一些積極分子就湊在一起選舉出了一個管理組,廟蓋好之後,管理組沒有解散,繼續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經是第三屆。每屆都是選舉產生的,參加選舉的人多的時候有上千。現在的管理組由9人組成,一個組長,三個副組長,分管財務、總務和基建。除了常設的九人小組之外,管委會辦公室的還掛著一個寫有40人名單和聯係電話的“聯絡圖”。據負責人劉妙濤說,這些人隻要需要,一個電話隨叫隨到。管理組下分7個小組:財務組、後勤組、衛生組、茶水組、香火組、接待組和保衛組。每組由核心組成員帶上幾個聯絡圖上標出的外圍組人員組成,平時每日保證3~4人值班,每逢廟會和春節期間,全體都要出動。管理組的成員都是盡義務,1995年以前連中飯都自己帶,後來財務狀況好了,也隻有幾個人有少量的補貼,中午吃一頓免費午餐。

介山廟最忙的時候是廟會和春節,陰曆五月廿四日相傳是介山老爺的生日,在生日前後和春節期間要舉行盛大的廟會。屆時不僅平江四鄉的人要來參加,周圍縣市乃至長沙湖北的都有來上香的。屆時管理組不僅要安排戲樂活動(花鼓戲和皮影戲,我在廟裏還看到了一副皮影戲的戲台),收取香客額外的布施,供應茶水和負責接待與維持秩序,還要安排一個宴會,參加宴會者都要買飯票(給多給少隨緣,等於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當然,跟其他地方廟會一樣,趕會的人既來上香禮神,也是參與娛樂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責任,就落到了管理組頭上。在管理組的管理下,廟產逐年增加,現在已經將寺廟所在的山建成了一個花園,免費開放,供人遊玩,還擁有三個商店,一個1300多平方米的綜合樓(剛剛建成),並打了一眼深水井。這一切,都是民間的管理組“管”出來的,而且這些財產並不屬於管理組。到目前為止,管理組基本上是在盡義務,隻有雇員才發工資。“管”出來的錢,都用在了廟宇的維修擴建和周邊環境的建設上,如果非要問廟產屬於誰,那麽他們會說屬於介山老爺。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組的另一個負責人張石根告訴我,他們這個管委會,縣委統戰部、政協、公安局以及城關鎮和寺廟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著(但經費一分不投),不過一直都對他們非常滿意,廟裏從未有過違礙現象發生(我去的時候,寺廟的牆上,掛滿了反對邪教的宣傳畫)。

介山廟除了像其他寺廟一樣,滿足人們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還設有禪房,供一些老人念經),似乎已經成了平江一處公園。除去廟宇,管理組還建了杜甫紀念亭台,負責山上的綠化和道路,我去的時候,就見到一些鍛煉的老人,幾對卿卿我我的戀人,還有些人在憑欄眺江,似乎正在醞釀詩意。這個公園,在廟會的時候,又是一個城鄉接壤處的集市,一個供節假日娛樂購物的去處。這樣,介山寺的廟產管理組就像國外的NGO一樣,為平江居民提供相當數量的公共產品,而且既沒有政府的支持,也沒有財團的資助(這對於國外的NGO幾乎是必須的)。在平江期間,我還去過官辦的平江起義紀念館,那裏有固定而充裕的經費和拿工資的管理人員,但是館外就堆著垃圾,而完全由民間非贏利機構管理的介山廟所在的山,卻幹幹淨淨,連一張廢紙都看不到。

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發現的。跟殘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說是金碧輝煌,大殿的正麵,還有一座漂亮的戲台,台上很幹淨,看來一直沒斷過笙歌鑼鼓。在彼處早已實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時候(或者為有錢人服務),這裏居然還在貫徹著酬神演戲的古義(當然,實際上還是給人看,殿堂與戲台之間,留有足夠的空間)。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據說此公是個醫生,有年正值瘟疫,他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親已經染病故去,於是醫生悲痛萬分,身穿麻衣跳河自盡。後來,人們就建了孝子祠紀念他。

雖然孝子祠和介山廟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經成神的醫生,但人們禮神的方式卻大不一樣。人們有災有病也上介山廟求介山老爺,但那隻是一般性的祈求禱告,與上其他神廟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顯眼地擺著一溜很大的簽筒,裏麵盛滿了簽。一般的事項如子息、婚姻、財運等當然也可以來求,但孝子祠的簽最主要的還是供求醫問藥之用的。廟裏設有兌簽處。兌簽窗口上貼著兌簽說明,分別標出所求事項與對應的簽號,一般事項都是第1~60號(兌簽時,根據所求事項的不同,同樣的簽號,有不同的判詞),而問病求藥則是第1~132號。最有意思的是,這裏看病分科,有男人科、婦人科、小兒科、眼科等,求到的簽可以依照不同的科從兌簽處換出對症的藥方來。這些藥方,都是當地的有名的中醫以自己多年的經驗開出的驗方,而且廟務管理機構還不斷地根據療效進行調整。廟的外麵,就有一個中藥房,取了藥方之後,就可以到藥房抓藥(到別處抓藥當然也可)。在這裏,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運轉良好的農村醫療係統,周圍的農民付很少的錢(抽簽換藥方時每方付1元),就可以得到雖然粗糙但還算實用的醫療服務,這對於目前缺醫少藥,進城又看不起病的農民來說,無疑是個很受歡迎的係統,在2001年,兌簽處總收入為10652元,等於說,這年一共為四鄉的病人開了10652個藥方,無怪乎廟修繕那麽好,香火並戲樂那麽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廟務管理委員會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選出的,管委會也組織廟會,安排會餐,施舍藥茶,負責廟宇的維修,廟裏也有自己的產業——一個釀酒作坊,每年產生藥酒。跟介山廟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還有一個查賬監督小組,廟裏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均由監督小組核準。看來,山鄉的農民也知道權力的製衡,而且運用自如。

西江洞村的路會

在中國相當多的農村,修路一直是個大問題,也是基層政府向上爭取項目提供的主要公共產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暢依然是阻礙平江發展的瓶頸,許多山村,至今沒有一條象樣的路,但三墩鄉的西江洞,卻是一個例外。

這個山村出山有一條長達20華裏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繕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間起,村裏就起了一個路會,村民們湊了一擔茶油(一百斤左右),作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鰥寡孤獨之外,每戶輪值一年。輪到誰家,誰家就負責組織全村的勞力出來修路(每戶出一人),修完之後,當值的人家還要組織村裏的長老進行檢查。修路是分段包幹,誰家修不好,臉上無光不說,還要返工。檢查合格之後,大家一起到當值的家裏去吃一頓飯(一般都要吃點兒好的),飯由當值者提供。對於當值者來說,他所得到的好處就是可以免費享用一年那一擔作為基金的茶油。在這一年期間,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來生利,但最後還是要湊足完整的一擔,當值完了,就將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複始。在這期間,幾乎沒有發生過有人家拒絕當值的現象。因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不光是會受到輿論的譴責,而且還有全村一起上他們家吃飯的物質懲罰,所以沒有人承受得起。就這樣年複一年,路會的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無論是清朝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幹涉,解放以後,雖然基層政權多有變化,政治運動不斷,但路會的事卻沒有受到太多的幹擾,原因很簡單,政府出不起錢來修路,而這條路一年不修,村裏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會因水毀等原因遭到破壞),而且這種路會又不存在什麽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來就沒有什麽地主或者鄉紳,自然不會因為鄉村精英的興廢而受到影響,路會本身與意識形態也沒有什麽抵觸之處,所以,路會就這麽維持下來了。

以上這三個民間組織,都是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的。前兩個廟會組織雖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宗教因素已經相當淡,人們不過是借宗教的殼來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實上就是一個農民自己的醫療體係。而路會則一點兒宗教色彩都沒有,完全是為了一村的公共事務而形成的農民自組織團體。應該說,平江的這種類似於現代NGO的民間組織,並不是什麽此地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而是傳統農村組織因素的複蘇。在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裏,像介山廟會這樣集信仰、娛樂、交易於一體的民間組織是隨處可見的,互助、慈善、自衛之類的組織也相當多,路會實際上就是從那時傳下來的,類似於孝子祠這樣的醫療組織,在某些具有中醫傳統的民間宗教中也是有的。隻是自土地改革以來,基層社會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國家體製,這些民間組織統統被掃**了,隻有像路會這樣的組織,由於山區特別的情況而殘存了下來(國家顧這裏的路,但不修又沒有辦法),其他兩處則都是在全能體製鬆動的情況下,艱難地死灰複燃的。

現階段的農村改良或者說治理,需不需要汲取傳統的組織資源?關於這個問題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還批評我過於浪漫,但是我堅信,像上述我所列舉的民間組織,那裏麵蘊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們改造農村所必須借助的。僅僅依靠黨和政府,再加上我們這些浮在麵上的知識分子,引進西方的自治與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農村的事情根本辦不好。

當然,我承認,來自於傳統世界的NGO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它們在產權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麵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更沒有與現代的政治與經濟製度發生本質的聯係,或者說,還不是現代社會的製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這些組織的性質和功能卻是跟現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間自組織的產物,屬於“通過誌願機製提供公共產品”的組織,具有非營利性、社區性和公益服務性,能為本社區的人們提供付費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產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務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對於轉型期的中國,尤其難能可貴。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對於農村和農民來說,不僅存在著行為上的傳統慣勢,而且在思維上有很大的親和力,便於引導和操作,非常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挖掘農村的自組織潛力。實際上,在古代社會,中國農民長期以來早已適應了政府幹涉較少的生活,習慣於自己組織起來滿足社區的需求,雖然經過建國以來全能體製的培育,有了很強的依賴性,但是在目前情況下這種依賴已經沒有了“靠”的地方,過去滲透到農民家庭的政權形象,已經逐漸化為不斷地要錢、要糧、要命的異己和對立的力量。過去的依賴性,現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經轉化成某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情緒,而就整體而言已經開始消淡了。在現階段,適當地改善農村的政治環境,強有力地抑製導致農民負擔逐年增加的基層政權的自我擴張,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就會得到複蘇,在這種複蘇的基礎上,再注入某些現代的理念與製度因素,自治或許才能實現。現代理念和製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麵可以借助知識分子下鄉從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更為關鍵的途徑是通過一部分進城(打工、經商、就學)的農民的返鄉,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過他們的行為,實現這種注入,確切地說,是一種自然的滲入。現時進城的農民寧可在城裏做二等公民,也不願意回鄉發展(比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農村的政治環境過於惡劣、而且日趨惡劣的因素,如果農村的政治環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納一部分見過世麵的農民返鄉的,形成新的鄉村精英。鄉村精英的存在,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農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這個依托,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自治是無從談起的。

最後,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對於某些掌握權力的人來說,鄉村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無論這些組織多麽的規矩,他們還是會感到某種莫名的擔心和不安,他們非常擔心一旦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和參與,這些組織有朝一日會失控,甚至造成對政權的威脅。實際上,這些人一方麵在治理上依舊是直接控製的老思路,沒有轉變成現代國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徑;另一方麵,他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從中國曆史的經驗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作亂的可能性從來都不大,農民隻有在極其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轉化成脫離土地的遊民,動亂才會發生。當前惡劣的鄉村政治,日益強化的行政控製,不僅不能保障農村的穩定,恰是製造遊民的土壤,隻有加快進行農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滅危機於無形,而開發利用農村的自組織資源,並將之導入現代國家的法治軌道,應該是一條農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認為我雖然提出要利用傳統資源實現農村的自治,但沒有指明開發利用傳統資源的路徑。現在,平江廟會和路會的存在,讓人們看到了這樣一條路,雖然在這路上,我們還需要走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