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並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魯迅《影的告別》
隱身,或許是自古以來人們都夢寐以求的能力。來無影,去無蹤,承載著千姿百態的訴求和欲望。早在東西方的各種古典傳說裏,這種超凡技能就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彰顯。希臘神話中的冥王哈迪斯(Hades),頭戴獨眼巨人鑄造的隱形頭盔,在諸神之戰中擊敗泰坦(Titan)。宙斯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亦是在隱形頭盔的幫助下斬殺蛇發女妖美杜莎(Medusa)。而縱觀中國的神怪故事和武俠奇談,隱形化身法術也是屢見不鮮,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封神演義》中太乙真人的“隱身符”,被哪吒用以對付東海龍王。
然而真正使“隱身”超脫玄幻空想,成為科幻創作母題的,當屬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的代表作《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這部作品出版於一八九七年[97],彼時正是歐洲科學技術革新的鼎盛時期,尤其是X射線和無線電波的發現,使物體透視和聲音遠程傳播成為可能,因而有關“隱身”的探討逐漸趨向更具科學內涵的維度。
威爾斯向來熱衷麵向大眾的科學書寫,認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和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那種抽絲剝繭式的推理創作“堪稱典範”。他擅長用深入淺出的筆調,將看似枯燥的理化知識融會於字裏行間。小說中,他借主人公格裏芬之口,充分調動光學和生理學的背景概念,洋洋灑灑地向讀者普及他眼中隱身的“幾項基本原理”,寓科學於文學,配以縝密的邏輯推演,讀來饒有興味。
雖然在小說前半部分,格裏芬始終以匿名“陌生人”的麵目現身,但其作為“實驗科學家”的形象早已揭示。從數不勝數的試管,到氣味刺鼻的藥劑,從寫滿公式的日記,到燈光閃爍的儀器,種種物象作為貫穿情節的關鍵符碼,形塑著隱身的“科學”。在與昔日同窗肯普博士的對話中,格裏芬進一步強調隱身並非不切實際的超自然現象:
肯普思索片刻。“這太可怕了,”他說,“可是什麽魔法能讓人隱身呢?”
“不是魔法,而是方法,一種合情合理又明白易懂的方法——”
置身於那個科學革命蓬勃演進的年代,威爾斯將文學幻想與科學分析巧妙結合,賦予虛構故事以堅實的理性依托,營造出逼真可信的閱讀效果。
不過,拋開這層科普表象,《隱身人》的創作意圖恰恰體現在“科學”背後。迥異於威爾斯另外兩部同時期代表作《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一八九五)和《星際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一八九八)的(反)烏托邦架構,《隱身人》的主體背景設定於英國南部的平凡村莊和港口城鎮,既非時空錯置的恣意暢想,亦無遙望宇宙的恢宏場麵。威爾斯用狄更斯式的現實主義筆調,塑造了一係列市井人物和生活場景,並隨著情節推進,著重刻畫天才物理學家格裏芬的沉淪曆程,從而審視科學與人性的複雜糾葛,流露出對科學無限發展的憂慮。
誠然,文學史上不乏科學研究者的墮落形象。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一八一八)和羅伯特·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一八八六),皆是珠玉在前。無論是喪心病狂的科學怪人,抑或雙重人格的變身怪醫,都能在格裏芬身上找到些許相似的寫照。但《隱身人》的獨創意義在於將科學家的自我毀滅置於更深沉的道德困境和社會反思之中。
格裏芬的罪惡並不在於發明實現“隱身”的方法——科學本身並無過錯,而在於“隱身”所導致的諸種後果。其實,早在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裏,格勞孔就向蘇格拉底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呂底亞人古各斯的祖先在牧羊時突遇暴雨,於天崩地裂處尋得一枚戒指。牧人集會之際,當他將戒指上的寶石轉向手心,別人就看不見他,一旦朝外轉動便能重新現形。這一隱身幻術屢試不爽,於是他借此勾引王後,與其合謀弑君,最終奪權。格勞孔假設,倘若正義與不義之人各戴一枚戒指,皆能隨欲而為,那麽兩者可能會做出相同選擇。他認定,若無道德律令約束,沒有人心甘情願去做正義之事。這一論斷與小說中斯托港畔那位水手向流浪漢馬維爾的感歎何其契合:
如果他想搶劫——誰能攔得住他?他可以到處亂闖,可以入室盜竊,還可以越過警察設置的警戒線,就像我們從瞎子眼皮底下溜走一樣容易!沒準容易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九七年《隱身人》倫敦單行本第一版的扉頁上,除了書名之外,還有一行用哥特字體印刷的副標題:“怪誕傳奇”(A Grotesque Romance)。這個標新立異的體裁,似乎在影射導致格裏芬悲劇命運的重要根源。
格裏芬出身卑微,盡管他才華橫溢,卻始終是科學界的局外人,在爾虞我詐的學術圈,飽受不公正體製的傷害,不再願意公開發表成果,最終走上這條“怪誕”的研究之路。他生活拮據,不得不偏居陋巷,甚至偷竊父親的錢財購置實驗儀器。這與他的同儕肯普博士形成鮮明反差,後者並無多少學術創舉,但身份體麵,受人尊重,坐擁豪宅,還有用人照料,正在爭取皇家學會的頭銜榮譽。
不僅如此,格裏芬也是被社會疏離的獨行者。他身患白化病,在那個時代注定遭到旁人歧視。悲哀的是,為了保持隱身狀態,他必須忍饑挨餓,衣不蔽體。他四處尋找合適的衣服、鞋靴、假鼻子和墨鏡,不顧一切地使自己能夠合理“顯形”,隻為尋回文明社會最根本的尊嚴。自小說開篇起,格裏芬的“怪誕”裝扮就成為眾矢之的,人們紛紛另眼相看,甚至連孩童都對他厭惡不已。格裏芬帶著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獨,終於向肯普道出“隱身”的初衷:
我豁然開朗,眼前清晰地浮現出隱身術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壯闊前景——神秘、權力、自由。毫無任何缺點可言。你想想看吧!而我這樣一個鄉村學院的小小助教,衣衫襤褸,窮困潦倒,飽受約束,還成天給一群蠢貨講課,轉眼間有可能成為——那樣的人。
在他看來,一旦掌握隱身的本領,便可顛覆令他感到壓抑的現實,衝破橫亙在他身上的階級桎梏。可他沒有料到,隱身並沒有讓他享有這一切,反而讓他遭受一次又一次的阻撓和背叛。這便是他企圖推翻統治、建立“恐怖帝國”、開啟隱身人“新紀元”的根本動因。最終,自詡為“隱身人一世”的格裏芬在自己狂妄的野心和非法的欲望中迷失方向,頗似王爾德筆下的“道林·格雷”(Dorian Gray),深陷出賣靈魂、道德淪喪的邪路。故事結尾處,格裏芬微弱地喊出最後一聲“饒命”,不知他是否已經感到懊悔,但終究為時已晚。從天才到怪客,他的所作所為絲毫不值得憐憫,但他的心路曆程卻又如此讓人唏噓:
我腦海中浮現出人人夢寐以求的那些東西。毫無疑問,憑借隱身術,它們皆唾手可得。但也正因為隱身,即便得到也無福消受。
一百多年過去,小說中的隱身方法至今仍未得到印證,但這場悲劇留下的謎團依然在叩問我們的內心,你真的願意擁有隱身的能力嗎?殊不知,我們已經以另一種方式實現“隱身”——在互聯網構築的虛擬空間中,我們隨時能將自己設置為隱身狀態,輕而易舉地變成匿名寫手或看客,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自由切換。在享受各抒己見的酣暢之餘,我們其實也與格裏芬一樣,時刻麵臨著道德的抉擇,甚至還需應對更為錯綜複雜的輿論場域和社會生態。我們是否還能始終保持理性,堅持內心的良知與正義?
《隱身人》出版之後,威爾斯創造的“隱身”意象在許多現代文學作品中產生回響。D. H. 勞倫斯的心理小說《虹》(The Rainbow,一九一五)便是其中一例。主人公厄休拉望見周圍人群的身影,認為他們不過是行屍走肉,“她此刻忽然想起‘隱身人’,他隱沒在黑暗中,隻有披上衣服才能被人看見”。納博科夫也對威爾斯推崇備至,視其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小說家和魔術師”。在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一九四一)中,《隱身人》就出現在塞巴斯蒂安的書架上。拉爾夫·艾裏森(Ralph Ellison)的同名小說《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一九五二)更是以“隱身”暗喻黑人群體的生存狀態,在美國文壇產生深遠影響。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如是評價,威爾斯的“隱身人”就是“我們孤獨與恐懼的象征”。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翻譯學者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那本有關“隱身”的著作——《譯者的隱身:翻譯史論》(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他用“隱身”一詞來概括譯者的處境。長期以來,翻譯被視為純粹的語言轉換行為,旨在忠實地傳遞原作的信息。人們渴望在閱讀譯文時如同欣賞原文一般,看不見任何翻譯的痕跡,繼而產生“透明”翻譯的錯覺(illusion effect of transparency)。這種使譯者“隱身”的想法,使翻譯始終處於文化的邊緣地位。然而翻譯真的能完全“透明”嗎?譯者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不僅涉及翻譯的操作策略,更關乎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韋努蒂基於文化批評的立場,指出翻譯不隻“求同”,還需“存異”,並揭示譯者在譯文生成過程中的創造性作用。倘若我們將視角置於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回望翻譯的曆史,便不難發現: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交際活動,對傳播異質文化、重構文學經典、形塑詩學話語都具有關鍵性意義。
這套威爾斯經典科幻小說係列的翻譯自二〇一六年開始陸續推進,《隱身人》是繼《時間機器》和《星際戰爭》之後的第三本。在此期間,我也在持續著自己的科幻文學翻譯研究工作,興趣與日俱增。據考證,一九一五年,民國報人吳鼎(定九)和同為南社社員的戴克諧(藹廬)就曾以“人耶非耶”為題,最早譯介過這部小說。能夠擔當譯者,重新詮釋百年前的名作,我由衷地感到榮幸,同時也深知“一名之立,旬月躊躇”的不易。我願將這段翻譯曆程視為學術探索的一部分,鬥膽“現身”,希望能夠在譯文之外,通過較為細膩的注解,帶給讀者獨具特色的閱讀體驗,展現翻譯文學曆久彌新的價值和魅力。
顧憶青 二〇二〇年四月於上海外國語大學
[97]一八九六年三月至六月,威爾斯撰寫短篇小說《車馬旅店的人》(The Man at the Coach and Horses),因不甚滿意而進行修改擴充,最終於次年完成《隱身人》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