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28日，蔣介石國民政府經再三慎重考慮，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設立國民政府駐藏機構。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正式成立，“以前之留藏人員等項組織及名義即行撤銷”，月經費為5000元，設正副處長各一人。吳忠信在國民黨中屬元老派，與蔣介石有異乎尋常的關係（其女係蔣之幹女兒，蔣緯國亦曾由吳妻撫養〕，他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入藏，可見國民政府對西藏問題的高度重視。
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人的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謂“外交局”，由劄薩索康及貢覺仲尼主管其事，噶廈還致函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今後漢藏間事無巨細，請徑向該機關（即外交局）洽辦。辦事處所有各案已交該局辦理，自本日起，一切事情請處長向該局接洽，勿直接與噶廈提說。”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種種手段，逼辦事處與外交局發生關係，竟無故逮捕在拉薩的漢人，施以酷刑，一麵示意辦事處，如果肯去“外交局”交涉，可以立刻釋放並進行賠償。此計不成，便進一步斷絕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供應，企圖以此要挾，迫使駐藏辦事處與其“外交局”建立聯係。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當即電呈中央報告藏情，指出“……查外交局性質係與外國洽辦事件之機關，今噶廈告職須向該局洽辦一切事件，是視中央為外國，示西藏為獨立國。如我予以承認，則前此國際條約所訂西藏為中國領土之文無形消失，而西藏與外國所訂明密各約未為中央所承認者，無形有效。事關重大，中央似宜明電噶廈不承認該局，中央駐藏官員仍須照舊與噶廈接洽一切事件”，並說明“事關我國對藏之領土主權，祈請速決大計，指示應付方針”。與此同時，駐藏辦事處與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人展開了毫不妥協的鬥爭，采取了強硬的態度。中央政府接電後，即由行政院發布訓令曰：藏方設置該機構“則應遵守下列兩事：（甲）有關國家利益問題，即政治問題，必須秉承中央意旨處理。（乙）中央與西藏一切往還接洽方式仍應照舊，不得經由上述外務機構等因”。後又電告駐藏辦事處：“仍照舊例接洽，不得與‘外交局’發生任何聯係。西藏既新設此局，以圖無形中轉變中藏舊有聯係……自必堅持到底，雖陷僵局，亦不顧之。”
同時，國民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如不撤銷前議，則派軍入藏，不惜以武力解決。由於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及全國人民的抗議譴責，加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堅決執行中央決議，始終未進“外交局”，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改變方式。1943年5月，西藏地方駐京辦事處人員專門就此事向國民政府首腦轉達噶廈及民眾大會決議，表示“……現僅向中央聲辯，外交局非新設機關，但中央如仍拒絕接洽，擬讓步，另設機關與駐藏辦事處往還……”，並表示西藏要與中央保持感情，不斷絕與中央駐西藏辦事處的關係。至此，英帝策劃的這一陰謀宣告破產。此即所謂“外交局”事件。丘吉爾故有此問。
1949年7月8日，攝政達劄等人在帝國主義分子黎吉生的策動下,為了阻止已經南下的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以“防止混跡西藏”為借口，製造了一場“驅逐國民政府在拉薩所設辦事處及漢人、巴塘人事件”。他們強令駐藏辦事處及其他人員限期離藏，同時封鎖郵電通訊，派兵包圍辦事處、電台、學校等處。駐藏人員及其眷屬被迫分三批，在噶廈規定的時限內，取道印度返回內地。
7月20日，第三批以陳錫璋為首的辦事處官員由拉薩啟程，離開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製造的這次事件，其實質就是帝國主義及親帝分子破壞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所謂“防止混跡西藏”純粹是一個借口，正如當時國民政府駐印度大使羅家倫嘲諷的那樣，“辦事處人員絕非”，西藏地方這種做法，無異於“在高原上釣大海紅魚”，“太天真而幼稚”“政治上更是何等的不聰明”。
回顧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的曆史，西藏地方因帝國主義的搗亂，始終處於動**不已之中，但廣大僧俗群眾仍“傾心內向”，民國曆屆中央政府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曆史背景下，堅持維護我國對西藏的主權原則，先後設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駐藏辦事處，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開展工作。
總之，民國時期，在中央和西藏關係不正常這層迷霧的背後，中國政府從未放棄過對西藏地方擁有的主權；中央政府駐藏機構，尤其是後期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維護主權做出了巨大貢獻，使西藏地方即使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未脫離過祖國。曆史是最好的見證人，那些妄想分裂祖國的陰謀，始終沒有得逞。
蔣介石退居台灣，美國人知道台灣離不開他們，所以猖狂地幹涉中國內政，妄圖搞***。然而對於國家主權問題，蔣介石仍然是有原則的，決不會讓步的。這方麵，他的確是愛國的。
國共內戰造成了兩岸的分隔分治，蔣介石為維係他在台灣的統治，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但是他反對“***、國際托管”和“***”，堅持了一個中國的民族立場。當時，台灣人心浮動，美國讓***，他說：“誰搞****，我搞他腦袋！”現在這句話還一直流傳著，當給那些狂熱的分子一記響亮的耳光。在這一點上，他也是值得肯定的。
蔣介石雖然遠在台灣，但此時對金三角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了如指掌，因為他有一個非常高效的情報係統和得力的幹將。美國人和李彌的“陰謀”當然也瞞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李彌還叫囂要做什麽“緬甸王”，不把他老人家放在眼裏。所以將李彌誘騙返台，然後軟禁。
但是，李彌真的像他說的那樣要做“緬甸王”，脫離台灣搞獨立嗎？他要獨立倒是有非常充裕的條件的：一則有強大的美國、英國等作支持；二則金三角地域廣大，是台灣的七倍，且有能征善戰的部隊和頗為強大的物質裝備；三則此處位置優越，處於三不管地帶，而且天高皇帝遠，台灣拿他也沒辦法，老蔣對他的約束主要靠他對黨國的忠誠和對三民主義的信仰。
關於雲南省主席兼救總指揮李彌被誘騙至台灣軟禁一說，民間有多種版本，台灣官方未見證實。一種說法說李彌想做“緬北王”的狂言觸動了蔣“總統”的忌諱。一種說法是李彌在統領殘軍期間雖然有功，但他卻大吃軍餉，中飽私囊。某個神秘人物在老蔣那兒告了他一狀。老蔣在大陸時就深感國民黨軍隊之風盛行，對國家政治風氣和軍隊作戰能力影響極大。退到台灣穩定了陣腳以後即對此痛加整頓，李彌再行此風，可以說是撞到了槍口上。總之，眾說紛紜，一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
三十年後，晚年的李彌在台灣出版一本自傳，對這段對他個人至關重要的曆史一筆帶過，稱：接台灣“國防部”急電，要我立刻赴台出席。當時有幕僚勸我以副總指揮代行出席，我不允，到台後以身體不好為由，不再返回金三角。
這段含糊其辭的話中有許多隱情：為什麽幕僚要勸其以副總指揮代行出席？為什麽“我不允”？到台後為什麽“以身體不好為由”留下？
多年後李彌的一位前幕僚說：“多數人都勸李主席不去，台灣傳說很多，早已有所耳聞，李主席猶豫不決。他說不去正好給了別人口實，沒有的事情也就有了，老頭子疑心重，當麵解釋還要好些。”
至於為何要說“緬甸王”的一番話，幕僚回答：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啊！李主席是想在美國人和台灣之間打張牌，既不能全聽美國人的，也不能太受製於台灣。既要更多美國援助，又要更大權力，沒想到老“總統”就使出那一招。
看來，李彌其實還是無辜的，他是個忠臣。他絕不是想謀反，隻不過想多得一些美國援助，多得一些自主權，把金三角的事業再做大些，做轟轟烈烈些，於是他遭到了某些政治家的迫害。
台灣輿論界用了四個字——“孤臣孽子”來評價李彌，認為李彌的命運更像宋朝的嶽飛，一心要救主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結果卻沒有好下場。
失去權力、第三次淪為光杆兒司令的李彌重新坐起了冷板凳。躺在居所裏，李彌心情無比沉重，對自己禍從口出觸怒“總統”大人悔恨已極。他點著一支煙，在嫋嫋散開的輕煙中，展開苦悶的回憶，整理失落的過去。
這時，一本書進入他的眼簾，那是司馬遷的《史記?淮陰侯列傳》。想起韓信，曾經的“一字並肩王”也落得一個身敗名裂最後慘死的結局，這位曾被台灣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譽為“中國之加裏波的”的國民黨將軍長歎了一口氣。其實，他和老蔣的關係，與韓信和漢高祖劉邦的關係又有何不同呢？劉邦用韓信為大將，卻三次用詐術對付他：韓信平定趙國後，劉邦從成皋渡河，早晨自稱漢使馳入韓信軍營，韓信尚未起床，劉邦就進入他的臥室，奪其印信符節，重新任命將領們的職位；項羽死後，劉邦再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收取韓信的軍權；最後假托巡遊雲夢而捉拿了韓信，將其由楚王貶為淮陰侯，並最終由夫人呂雉將其處死。韓信的悲劇在於，他於謀反一事，猶豫不決；他對於高祖劉邦，是既敬又怕，既依賴又反感，就這樣在猶猶豫豫中丟了性命，身敗名裂。看來，還是秦朝時代的大將王翦聰明。秦始皇把全隊60萬人都交給王翦去攻打楚國，王翦要謀反自立為帝易如反掌，對此秦始皇不能不有所疑忌。王翦深知秦始皇為人粗暴多疑，在出征途中先後五次派人回京，向秦始皇索要田園美宅，以突現自己顧家戀產，沒有異誌。果然深受秦始皇信任，最終功成名就，名利雙收。
想起古人來，李彌頓感英雄失路，萬緒悲涼。畢竟韓信萌發了謀反之心，而自己畢竟是逞一時之快而已，就成了***的犧牲品。如果自己真要謀反的話，又怎會再到台灣來？如果真要叛國的話，柳元麟、李國輝，還有多數縱隊司令，會跟他走嗎？
想起劉邦，再比較一下蔣“總統”的為人和馭人之術，李彌不僅不寒而栗。想起張學良、楊虎城在老蔣手下的結局，老蔣對雲南王龍雲（李彌之妻龍慧娛的叔父）（軟禁）、盧漢的行為，李彌不由得感慨萬千……
想起美國人對他的策反，直接導致了他悲慘的結局，他又恨又無可奈何。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就是窮人的尷尬。在人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吃人口軟，拿人手軟。五十年代轟動台灣的“孫立人謀反案”也近在眼前，和他的命運如出一轍。抗日名將孫立人的冤屈也在於他沒有謀反，但是美國顧問進行了大量策反的間諜活動卻是鐵板事實。最後孫被囚禁達三十三年，其部下被判刑遭迫害受牽連者達五百餘人。
看來軍人是注定成不了政治家的，這就是李彌的悲劇。在沒有硝煙的名利場上，陰險狡詐、深藏不露的政治家才是最後的贏家。
“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淚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李白《行路難》其三）這是曆史的教訓；“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曾國藩），這是智者的通達，可惜，李彌醒悟的太晚了！
當李彌被誘騙至台灣軟禁後，據說蔣經國興衝衝向父親報告這一消息時，蔣介石沉默了片刻，說：“他回來了，就是一隻死老虎，也不要急著去打，以免給美國人造成不合作的印象。還是給他一兩個閑職養著，像個有功之臣的樣子。”
兒子請示：“金三角方麵如何改組？”
父親說：“那個地方，不要搞太大規模，山高皇帝遠，搞不好就成了獨立王國，變成自家對頭。聯合國不是在聲討我們嗎？可以公開撤退一些人回來，把李彌的舊部人馬全部撤回來，也好給聯合國做做姿態。”
兒子建議說：“剩下的隊伍，是不是讓柳元麟指揮？我看他是個效忠的人。”
老政治家看了小政治家一眼，未置可否，隻是意味深長地說：“這件事你去做決定。官場之人，無論對誰都不要太相信。你給他權力他就會取代你，所以記住一條：決不能讓他們羽翼長豐滿。”他滿懷希望地注視著自己的接班人說：“你是主子，他們是奴才，該打斷他們腿時決不能手軟！”
後來台灣秘密下達最高統帥令，以李彌突然中風為由，解除他雲南省主席和雲南人民救總指揮職務，調任台灣“國大”代表、中央評議委員和“光複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職。金三角由柳元麟指揮。根據台灣近年出版的史料，許多親近李彌的友人回憶說，李彌直到逝世前都沒有任何中風跡象，身腿自如，可見中風之說隻是一個掩人耳目的借口。李彌從此退出曆史舞台，銷聲匿跡。據說後來返璞歸真，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1973年心髒病發作在台灣去世。
轟轟烈烈的“老李將軍時代”在一片沉寂中悄然結束了，金三角光芒四射的太陽沒入了地平線。
副總指揮柳元麟接受命令，負責從金三角撤退殘軍。下麵我們來了解一下這位忠誠效忠“總統”大人的國民黨將軍，未來的金三角第三代領導人物。
柳元麟(1906～1997)：字天風，浙江慈溪縣人。黃埔軍校第四期步科、廬山中央軍官訓練團第六期、陸軍大學將官第二期乙級班畢業。曆任黃埔軍校第六期入伍生隊區隊長，浙江黃埔同學會辦事處科員，第二十二師連長、副官，獨立第三旅教導大隊隊長，第十八軍駐杭州辦事處副主任，第十一師特別黨部中校秘書，三青團浙江支團組織科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警衛團上校副團長，侍從室少將組長。1946年起任國民政府參軍處警衛室副主任。1947年4月任“總統”侍從室少將副侍衛長，1948年9月授少將軍銜。1949年春被李彌推薦到第八軍任副軍長，盧漢起義後被扣在昆明。1950年4月，與李彌夫人由滇西畹町逃亡金三角，任“雲南人民救”副總指揮。
由以上履曆可以看出，這位副總指揮決非等閑之輩，他與李彌同為黃埔四期同學，後來又給李彌當副手，應該說與李彌關係很深。不同的是，李彌是把腦袋拴褲腰帶上，靠軍功一步步升遷，而柳元麟自黃埔畢業後一直從事文職工作。但柳元麟卻比李彌具有先天優勢，他是蔣“總統”的浙江小同鄉，這一點對他的仕途至關重要。黃埔畢業後，他先後在南京和重慶做了十四年“總統”府侍衛官，隻是後來因為一不小心得罪了某個大人物，被貶到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幸逢同學李彌重組第八軍，舉薦他擔任副軍長。其實李彌提攜同學很可能不是顧念舊情，而是一種投資眼光，因為柳元麟與南京官場關係極深，盤根錯節，這恰恰是作為軍人的李彌所缺少的。在第八軍，柳元麟跟著李彌跑了一年的龍套，卻沒有直接指揮作戰的實際經驗。殘軍****雲南之後的大發展時期，柳元麟又被蔣介石指派擔任殘軍副總指揮，實則是蔣介石放在殘軍內部的眼線。在孟撒期間，柳元麟也隻是在台灣與孟撒之間跑來跑去，沒有對殘軍的訓練和發展作出什麽有實際意義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