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引入“額外的大量流動性注入、額外的信用貨幣擴張”，乃是90年代當家人對於解決當日經濟困境開出的藥方，然而，夢想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改革開放”的口號喊了十幾年，到了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依然是世界貿易體係WTO（世界貿易組織）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國僅僅是“日元經濟圈”中最低級的成員，承擔著為日元經濟圈中所有成員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資源（如稀土）和最初級加工的產品（如紡織品）的角色，在這個背景下，沒有多少國際資本進入中國。
《資本論》中提到這樣一句話，“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話說到了資本的本質上，在這個資本一統天下的世界上，資本的追求僅有一個，那便是利潤，如果說還有別的要求的話，那就是更高、乃至於最高的利潤。我們反複強調的“High Return，Low Risk”（高回報，低風險），也不過是這個原理的衍生而已。
換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資本進入中國，必須對國內進行改革，製造出為國際資本帶來高回報(High Return)甚至是最高回報(Highest Return)的環境來。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將本國生產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們回首當日改革，便會發現，這就是90年代當家人的指導思想。
在當時的改革措施裏麵，最有魄力的，莫過於當日的國企改製。所有的國有企業之中，對於大企業和重點企業，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對於中小企業，則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給私人資本去經營）。而對於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國企工人下崗，對其工齡以少量資金實行“買斷”，從而推向社會，令其自謀職業和出路——這是“尷尬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所承擔的重擔和成本，但是這絕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終點。
然而，當家人的動作，引發了一個個意想不到的效應。這些效應一環扣一環，而到了最後，竟然溢出中國，波及全球，最終引發全球產業經濟版圖的全麵改寫！
這，卻是當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個效應，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從此淡出曆史舞台，他們的位置，漸漸由農民出身的打工者（農民工）代替。
這些農民工吃苦耐勞，能夠接受最低的待遇：
他們不需住房，隻需暫時租住一個條件最簡陋的住處，因為他們在老家有住房；
他們不需養老金，因為按照慣例，他們年老之時，將會回歸故土和農村；
他們不需工傷保險，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不知道自己應當享受這一權益——自然，也不會有人願意告訴他們；
他們不需醫療保障，因為他們生病了就會被踢出工廠；
他們不需要為子女準備昂貴的城市教育費用，因為他們的子女在農村的學校裏麵湊合——雖然教學質量差，但是花費少。
總而言之，他們在家鄉的土地，可以為他們提供微薄但實實在在的最後保障，使得他們可以接受城市原有產業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極低，低到無法再低。
第二個效應，是作為第一個效應的結果而產生的，是中國企業的負擔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農民工的企業，除了每月幾百元的工資之外，它們不必再為員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這一點，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成本優勢。
這一“優點”是如此突出，從而將企業的人工成本壓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資者都眼熱、眼紅的地步。形勢已經如此明顯：一旦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這一點，需要美國人說話），他們就會蜂擁而入，來享受這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這一幕（全球資本蜂擁而入，搶食這一大餐、盛宴），在整個90年代並未出現，其原因就在於，我們所說的那個前提條件——“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並沒有實現。
性格堅毅的當家人快刀斬亂麻，為了爭取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發展空間，在國內改革的同時，對人民幣匯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幣一次性貶值33%。
關於這次匯率改革，《激**三十年》中，是這樣說的：
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隨即評論說，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一點都沒錯，德國《商報》一語中的——三年之後的1997年，正在緩步但是步伐堅定地走向產業空心化，因而漸漸走下坡路的亞洲“小龍”“小虎”們，被索羅斯們一擊成功，進而陷入了全麵困境。實際上，它們早晚會如榮國府一般轟然倒下，索羅斯們隻是加速了這一過程。這，才是符合唯物主義的看法。
隻是，先知般的德國人沒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個因素——除了匯率急劇下調，使得中國勞動力價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國國內的國企改革，也導致中國勞動力價格極度降低。
於是，第三個效應——以美元歐元或者日元計價的中國勞動力價格大跌（亦即第二個效應）為背景，全球製造業開始向中國轉移，開始是低端製造業，接著是中端製造業，最後慢慢地，高端製造業也在向中國轉移。
順理成章地，我們立刻就能推測出來：作為當時全球低端製造業的中心，產業外流首先發生在“小龍”“小虎”們身上，很快它們就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境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龍”“小虎”們在三年之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遭遇，僅僅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激烈而另類的表現而已——用哲學上的話來講，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過程表現得如此激烈乃至於慘烈，就隻能用“偶然”來解釋了。
“小龍”“小虎”們作為產業逐漸轉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經濟體集團，依照曆史規律，一定會陷入全麵衰落之中。其時，怨婦般的情感慢慢會成長起來，在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們必然不會去反思自身競爭力下降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會歸罪於產業轉移的受益者。
然而，這一切根本沒有發生——真是要感謝索羅斯啊，他老人家成功地將東南亞各國怨婦般的感情全部接下，成功地將東南亞人民的怨恨吸引到了自己、猶太人、美國乃至於整個西方身上，從而掩護了全麵承受東南亞產業轉移的真正的受益者——China。
作為這一現象之絕對有力的證據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張著大嘴追著索羅斯不放，恨不得咬下他一塊肉來解恨。
而另一方麵，整個東南亞都對中國在危機期間能穩住人民幣匯率，寧可承受較大出口損失也堅決不貶值，從而避免讓東南亞經濟陷入更加悲慘的境地，而對中國感恩戴德——2010年，東南亞領導人還在國際會議上對歐洲人說，當時“中國人救了我們”。
話說到這裏，但凡還有一點點良心的中國人都要被感動——蒼天呐，大地呀！有誰懂得索羅斯他老人家的心——他犧牲了自己，照耀了中華！他在美、歐、日虎視眈眈、中華民族經濟蕭條的危急時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掩護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繼而利用全球化推動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戰略；他在帝國主義加於中國之壓力最大的時刻，擋住了一切攻擊，把世界人民的焦點轉移到了自己和華爾街金融大鱷身上，從而令千載難逢的產業轉移的機會穩穩地、悄無聲息地落在了中國人民的手中！
天佑中華！隻是在當時，沒有一個人體會到他老人家的苦心。因為，這個“產業轉移”的效應，也僅僅是剛剛冒出個苗頭來。這一趨勢，在1997年索羅斯奮然攻擊東南亞金融係統之時，也僅僅如冰封大河之下的涓涓細流，完全沒有顯現出來。甚至，在他老人家攻擊得手、吃飽喝足、點著數十億美元的鈔票、滿意地撫著肚皮、愜意地剔著牙縫離開東南亞時，也並未成為大規模的潮流。
所以，若是站在當時（分稅製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調的1994年，以及國企改革的同期，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前）的時間點上，人們看到的，隻會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東南亞，而非一個麵臨無底深淵的東南亞。
原因很簡單：我們此前提到過，此時，日本資金和全球其他資金（當然包括索大爺的金融軍團）正在爆炒東南亞房地產，從而令東南亞各國不顯衰退之相，反而表現出一片烈火烹油般的繁榮——自然，這繁榮，首先表現為價格節節攀高、普通人永遠也買不起的房子。
而此時，德國《商報》所作出的預測是如此超前——過了十餘年，人們才看到它變成現實和不可阻擋的潮流——簡直到了讓人笑話其異想天開、癡心妄想的地步。而之所以如此，也是基於一個事實，那個“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這一條件並未出現。
所以，這裏所提到的三個效應，隻是“事後諸葛亮”式的小聰明，充其量隻能算是“馬後炮”，若是我們當日提出這個大趨勢，必然會被人嘲笑。
一句話，中國雖然具備了吸納全球資本流入的必要條件，卻缺乏其充分條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美國人拿一道“藩籬”把中國人擋在了世界貿易體係之外。中國要想搭上全球化的班車，還要等待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