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從軍紀嚴明、治軍有法中發現周亞夫這個“真將軍”,可說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舉賢薦才是擺在各級領導者麵前的一項重要任務。要完成好這項任務,首要的前提,是薦賢者本身要具備知賢的學識和薦賢的美德。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話是很有道理的。有真知灼見的領導者,能夠不失良機地發現和推薦出優秀人才;而目光短淺,不學無術的領導者,所使用的往往是平庸之輩。在部隊中,有些有真才實學的軍事人才,由於不為領導者所識而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些有一技之長者,由於領導用非所長而被埋沒。由此可見,能否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領導者是否善於舉賢薦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領導者要當一個合格的薦賢者,成為新時期的“伯樂”和“鮑叔牙”,首要的問題是努力破除在人才的識別和選拔上的落後意識和各種偏見,樹立新時期的用人觀念。

目前,在識別和選拔人才問題上,新的人才觀念正在形成和普及,但是與軍隊現代化建設迅速發展的形勢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不少片麵認識和錯誤傾向,存在著壓抑人才、用人不當的現象,使人才的開發和利用受到阻礙,特別是在人才的識別和選拔方麵,還未能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那麽當前束縛我們觀念更新的主要思想障礙是什麽?一是“左”的思想的影響,這是在人才隊伍建設上實施改革創新的主要障礙。比如在人才使用上的“鐵飯碗”觀念,在人才待遇上的平均主義等,都是以“左”的思想形式表現出來的。二是“舊”的傳統觀念。在黨和軍隊的曆史上形成了許許多多被世人稱道的傳統觀念,但是也應當承認,有的傳統觀念在過去曾是積極進步的,而今天,由於時過境遷,卻已經陳舊過時了。三是知識麵“窄”。就是我們識別和選拔人才的眼界不開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狹隘落後,不適應“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現代化”的要求。

古人說的“賢者知賢,能者知能”,在今天來講,仍是有現實意義的,願我們今天的識人者能早日成為賢者,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現和推薦更多更好的賢才。

9識人須有識

識人須有識,這是不容懷疑的公理。所謂識,就是指見識、膽識,或者叫遠見卓識,主要是能夠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給予恰當處理,取得事業上的成功和創新。具體講,有以下三個方麵:一是具有戰略眼光和預見性,能看準時代前進的方向,善於駕馭各種環境,即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二是在工作上能發現和解決關鍵問題,抓住突破口,打開新局麵;三是對事物具有一定深度和獨到的見解,有較高的審美能力、鑒賞力和判斷力。識人需要有膽有識,無膽無識是決不能發現人才的。清代詩歌理論家葉燮將詩歌所表現的客觀現實概括為:理、事、情;把詩人主觀能動性地反映現實的內在因素歸納為:才、膽、識、力。他講的識,指的是辨別能力,認為才、膽、識、力四者交互作用,四者之間,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惟有識,則是非明”,“識明則膽張”,“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

“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即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為‘兩腳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為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既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葉燮還指出:“無識而有膽,則為妄、為鹵莽、為無知,其言背理背道”。也就是說,無識之人,寫詩是注定寫不好的。

葉燮之後,清人章學誠把識與誌結合起來論述,認為文史人才有無“誌識”是帶有根本性的一件大事。他形象地比喻說:

文辭,猶三軍也;誌識,其將帥也。

文辭,猶舟車也;誌識,其乘者也。

文辭,猶品物也;誌識,其工師也。

文辭,猶金石也;誌識,其爐錘也。

文辭,猶財貨也;誌識,其良賈也。

文辭,猶毒藥也;誌識,其醫工也。

在章學誠看來,“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也就是說,光會寫得一手文章,還不行;要想成才,要想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必須有“見識”。這一點與王安石講的“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所見略同,都是高於當時世俗陋儒的見解。一定的社會、時代,對人才有一定的要求,埋頭於自己所專的業務領域,不看時代需要、曆史要求,就很難與時代合拍。順應曆史潮流出現的人才,叫“應運而生”的人才。這種人,即使一時學問不多,但靠其在識的方麵高人一籌(也即平常講的“方向正確”)即可在實際頭爭中,不斷增長才幹,而成為對人民對曆史貢獻較大的人。反過來看,這也就是為什麽有些人學問一大堆——“學富五車,才高八鬥”,而終於沒有什麽作為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

識人要有識,就是指識人用人時要有膽有識。一般來說,用人隻用內行人管內行人,這樣對做好管理工作才有把握。但有膽有識的人,敢於打破常規,用外行人管內行人。即最初看來是外行,但有發展前途,會由外行變內行。鬆下就是這樣善用外行管內行的人。

二次大戰後,鬆下接受委托,承擔重建勝利者公司的任務。那時,需要決定誰來擔任經理,鬆下在很多人中,選擇了原海軍上將野村吉三郎。

野村對於做買賣一竅不通,對於唱片、音樂也完全不懂。很多人都搖頭,為什麽委任這樣的人做經理?而鬆下卻認為野村豁達大度,人格高尚,認為他可以成為再建日本勝利者公司的精神支柱,請他就任經理,一定能搞得很好。

野村也認為自己對業務完全不懂,但是隻要給優秀人才,就可以接任經理這個工作。

鬆下電器公司派遣了有能力的人才,野村對於這些專業人才可以說隻是督促他們幹活而已。野村對於唱片是完全不懂的。一天,董事開會,把《雲雀》作為話題。於是野村經理就問:“《雲雀》是誰的作品呀?”作為唱片公司的經理不知道《雲雀》是誰的作品未免有些可笑。

這話傳到社會上,人們議論紛紛。但是,鬆下說,這沒有關係,野村作為經理有充分發揮人的作用的本領,現在用人用得好,即使不知道《雲雀》,對於承擔經理的職責有什麽妨礙呢?事實上,日本勝利者公司在此後的經營上迅速好轉,經營效益提高,充分證明鬆下選人沒有選錯。擔任不同的職務需要不同的才能,管理者就是要善於根據職務特點安置人員,這是最重要的。

麵對此情此景,山下年彥首先使全體職工都意識到了危機的存在。他借用溫斯頓·邱吉爾的一句話說:“我不是為了眼看鬆下公司逐漸垮台而來當它的總經理的。”就任的第一年,他就作出了有關盒帶式錄像機的重要決策。

當時,市場有鬆下的VHS和索尼的BETAMAX兩種體係。哪一種將主宰美國市場呢?這是個關係到10億美元銷售額的大問題。

在美國銷售的錄像機,必須能記錄長時間的比賽節目。索尼錄像機的錄像時間是兩個小時。山下年彥咬緊牙關告訴美國的RCA公司,“鬆下可以向你們提供能連續記錄4小時的錄像機。”

就此,鬆下和RCA簽訂了合同。

這是個相當大膽的決定,因為鬆下當時甚至連可以記錄兩小時的錄像機都沒有。

合同到手了,山下年彥帶領生產部門、研究實驗部門和子公司協同作戰,終於奇跡般地在限期內履行了交貨合同。

而通過這件事,鬆下公司逐漸恢複了精悍、靈敏的風格。

接著,山下年彥又推行了各部門人事的調動和調換,讓職工巡回調動,目的是使職工得以施展他們沒有顯露出來的才華,更好地為公司服務。

1984年,隨著公司情況的好轉,山下年彥發起了“86行動”,即更新經營機構;加大公司的能量;擴大海外業務。這些目標要在84—86三年內完成。

3年過去了,“86行動”達到了預定目標,而它最大的成就還不僅於此,這一行動讓鬆下的職工們認識到公司必須變革的道理,年輕一代進入了領導層。

建立了功業的山下年彥並沒有貪戀高位,他認為就像在接力賽中,賽跑運動員要在全速前進中交接棍棒一樣,他也應該退休了,好使後來人從他工作前進的慣力中受益。

張浚是南宋著名的抗金統帥之一,他有知人之稱,但當他以貌取人,即從相貌和言語賞識秦檜,犯了用這千古罪人的錯誤。

據《續資治通鑒》(卷118)記載:張浚與宋高宗談馬時,張浚說:“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高宗說:“人誠難知”。浚說:“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麵目嚴冷,則其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張浚把辨別賢佞看得太簡單了。奸佞的人善於矯飾,他表麵上可以“議論剛正”,以掩其所要幹的罪惡的勾當;而其阿諛表現的方式巧妙,使人陷入其圈套而不知他是阿諛而認為他忠直。“議論剛正,麵目嚴冷”,也是屬於人的外表範圍,據此而認為“其必不肯為非”,是以貌看人,以言判人,張浚正是從此出發,選定秦檜,說檜是“不畏死,可共天下事”的“人才”。

據《宋史·秦檜傳》記載:張浚與趙鼎共論人才,浚極口稱讚秦檜,鼎不同意說:“此人得誌,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力薦秦檜。張浚、趙鼎、秦檜三人參政,浚與檜共事,才知其人奸佞。高宗要檜為相,征求浚意見,浚不同意,檜因此恨浚,檜為挑撥鼎、浚不和,便對鼎說:“上欲有公,而張相遲留”。以此激怒鼎,使鼎排擠浚。檜假意投靠鼎對鼎唯命是從,鼎本來憎惡檜,自此反深信之。及檜得誌,先後將張浚、趙鼎二人擠掉,獨掌朝政大權,終於促使宋高宗屈膝與金和議。

張浚在宋徽宗時中進士。建炎三年(1129年)主管樞密院,力主抗金。他與趙鼎執政時,選拔人才皆一時之望,於諸將中重用嶽飛、韓世宗;所薦舉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明、劉珙等都成為名臣;提拔吳、吳於行伍,一見劉琦而重用之,他們後來也成名將。故時人稱張浚知人。可是,秦檜善於掩飾他的“阿諛便佞”的真麵目,卻以“議論剛正,麵目嚴冷”的臉孔出現,張浚竟為所惑而極力推薦,致使秦檜得以行奸計,張浚也被秦檜排除在外達二十年之久。張浚與趙鼎晚年相遇於閩(福建)時,曾談及秦檜事,才知都為秦檜所出賣。

1977年1月8日星期六,鬆下電氣工業公司的創始人鬆下幸之助先生召見了當時在26位董事中年資倒數第二的山下年彥,單刀直入地對他說:“董事長高橋荒太郎要辭職了,我女婿正春將接替他的職務。我要你當總經理。”

事前對此完全沒有預料的山下年彥愣住了,他甚至懷疑鬆下先生是不是有些老糊塗了,要知道在他前麵還有那麽多資曆深的人。於是他回答道:“我敬謝不敏。我擔當不了這個職務。”

對這個回答,鬆下沒有惱怒。他說:“我知道,這決定太突然,可能使你吃驚,我也不要求你馬上答複我。”

第二天,山下年彥再次來到鬆下辦公室,下定決心要拒絕接受這個職務。

“你考慮過了麽?”

“是的,先生,我不能接受這個職務。”

“好吧,我不勉強你。不過,我要你知道,我是百分之百認真的。把這個職務給你,不是我輕易決定的。這,你不要忘記。”

離開了鬆下辦公室,山下年彥以為事情就此結束了。

但事實上並沒有,鬆下又派他的女婿正春勸山下年彥接受這個職位。

誠懇的勸說打動了山下年彥的心,他終於走馬上任了。這次鬆下公司的人事變動,被當時日本的許多報紙稱為是繼1964年在東京奧運會中跳高運動員山下贏得金牌那聞名遐邇的一跳之後的另一次“山下的跳躍”。

“山下跳躍”的結局是怎樣的呢?事實證明,鬆下的選擇沒有錯,他充分認識到了山下年彥的才能,知道他適於總經理一職。

當山下年彥上任時,鬆下公司正陷於困境,問題不僅僅在於電器銷售不暢,嚴重的是,公司已經變得呆滯,運轉不靈,缺乏遠見。

更糟的是,它自我感覺良好,沒有意識到自己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但事實上,那時在鬆下的48個生產部門中,隻有生產熨鬥和電池的兩個部門還保持高額利潤,其它所有部門的利潤,都在下降。

觀察人是為了用人,以旁觀者身份對一個人進行客觀公正觀察時,其耳內不會被堵塞,眼睛不會被蒙蔽,就會得到有關這個人的真實情況。

日本名古屋商工會議所急需一名管理分部的主任。於是,名鐵百貨公司社長長尾芳朗將自己的一位很有才的朋友推薦給該所的主席土川元夫。

經過麵談後,土川立即告訴長尾說,你介紹來的這位朋友不是人才,難以留住。

長尾很吃驚,有點兒生氣地說,你僅僅和他談了20分鍾的話,怎麽就知道他不能被留任呢?這種判斷太草率了,也太武斷了。

於是土川開始解釋:你的這位朋友剛和我一見麵,自己就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根本不讓我插嘴。我說話的時候,他似聽非聽滿不在乎,這是他的一個缺點。其次,他非常樂意宣傳他的人事背景,說某某達官貴人是他要好的朋友,某一位名人是他的酒友,並向我沾沾自喜地炫耀,故意讓我知道他也不是一般的人。第三,我想知道的話他又說不出來。這種人怎麽能共事呢?

長尾聽完土川的話後,不禁頻頻點頭,深為土川的分析所折服。土川沒有顧及老朋友的情麵,拒絕了他介紹的人,終於找到了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黑龍江省最大的私人企業——哈爾濱昌寧給水設備廠自1985年建廠以來,廠長石山磷先後開除了違犯廠規的弟弟和辦錯事還耍賴的大舅哥。後來,索性向自己所有的親屬統統下了“逐客令”,對此,有人不解。他說:“即使他們很稱職,也會由於他們占去了有限的位置而影響全廠工人的進取心,那才是真的得不償失!”

采用類似用人策略的還有一些中外合資企業,例如與日本太陽管接頭株式會社合資的撫順櫻管件有限公司。日方總經理在企業招聘職工時便提出“近親回避”的意見,即中方投資單位領導幹部的子女和親屬,合資企業已有人員的子女及親屬均不得參加招聘。

有一名領導幹部的孩子瞞著父親參加考試合格後,被錄取了,但很快就被發現,於是被辭退了。在嚴格的規定麵前,人們矚目的招聘圓滿成功,不但沒有出現“走後門”,而且企業內部沒有任何裙帶關係,為日後的管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0人之善惡醜美

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假惡醜與真善美總是並存的。如果一個人獲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財富、快樂、權勢等一切,但放棄了對真、善、美的追求,那麽他就會墮落成動物。所以,我們識人時也必須識人的真、善、美。真善美是十分相近的品質。凡是美的都是和諧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諧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結果上是愉快的和善的。愛因斯坦說過,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體美,是萬美的薈萃。再沒有比人類形體更美的了。人體美在於四肢五官端正勻稱,再加上鮮明的色澤。人的美麗可愛,不僅僅是由於他的容貌,首先決定於他的精神麵貌。一個品質高尚的人,永遠是年輕和美麗的。身體的美,若不與聰明才智相結合,是某種動物性的東西。心靈美比形體美更可珍貴,我們應該學會把心靈的美看得比形體的美更可珍貴。論起美來,狀貌之美勝於顏色之美,而適宜並優雅的動作之美又勝於狀貌之美。同樣,一個打扮並不華貴,卻端莊、嚴肅而有美德的人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一個真正的美的心靈總是有所作為而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我們識人就是要對實實在在的人進行考察,看其人有無真、善、美的品質。例如,在科學界,最動人的篇章莫過於達爾文與華萊士的友誼。達爾文在環球考察結束之後,投入了寫作《物種起源》的緊張工作。正當他寫到第十章的時候,收到遠在馬來群島華萊士的一篇論文。論文不謀而合地提出了“自然選擇”的觀點,這不能不使達爾文大為驚異。可是這時,達爾文想到的並不是對方可能捷足先登,成為進化論的創始人,而是滿懷驚喜,希望優先發表華萊士的論文。後經一些學者的勸告,他才決定同時發表論文。識人就是要識那些真善美統一的人。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可是自古以來,就有人相信,相貌跟才能有關係,甚至跟命運有關係。鼻直口方,兩耳垂肩,是帝王之相;倒眉豆眼,尖嘴猴腮,是鼠輩之相。唐代考選官員有明確的規定,考試之外,還要看應選者的身相口齒。當然,那主要還是出於朝廷官員形象的考慮,就像今天秘書、公關人員要求有漂亮的外表、優雅的風度一樣。至於科試錄取以貌定名,這就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了。在明代科舉史上,很有幾個皇帝以貌取人。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查繼佐的《罪惟錄》記載,洪武四年(1371),明朝舉行開國後的第一次科舉考試。本來擬定郭羽中為狀元,可是朱元璋覺得此人貌不驚人,不足以顯示大明帝國的新興氣象,於是將氣宇軒昂、相貌堂堂的吳伯宗點為狀元。有其父必有其子,明惠帝朱允登基第二年,也就是建文二年(1400),殿試原擬王艮為第一名,明惠帝聽大臣描述了王艮的長相,嫌王艮形象不佳,改為第二。誰來做狀元呢?閱卷大臣意見不一。一部分人主張定胡廣,一部分人主張定湯溥,誰也說服不了誰,隻好請皇帝定奪。惠帝命令宣胡廣、湯溥上殿,他要親自看看再定。胡廣接到聖旨,立即前往。他長得廣雅秀氣,堂堂一表人才,惠帝一看即中,就定他為狀元。不過惠帝覺得他名字不太好,“胡”通常指北方那些襲擾中原的少數民族敵對國,“蠻胡”怎麽能讓它擴張廣大呢。惠帝讓胡廣改名為胡靖,“靖”有安定、肅清的意思。湯溥本來長相也不差,可惜他動作遲緩了些,胡廣先他上殿,湯溥隻能痛失狀元桂冠。

前人創式,後人效尤,以貌取狀元就形成了習慣。陸容的《菽園雜記》裏說,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朱祁鎮第一次臨朝試進士,大學士楊士奇主持閱卷。初定浙江的周旋為狀元,名單剛宣讀,就有人發問,周旋相貌如何,在場的幾位浙江籍官員連忙插話,說這個人身材修長,皮膚白皙,算得上浙江的美男子。大臣們一聽,那還有什麽好說,又有文才,又有扮相,衙門奏報皇上。禦旨批準,周旋定為狀元。等到傳臚唱名,官員們大吃一驚。站出來的周旋不僅談不上漂亮,而且相當醜陋。浙江籍的幾個官員麵麵相覷,不知怎麽回事。原來浙江應試的還有一個周王宣。周旋是溫州人,周王宣是淳安人。“旋”和“王宣”,浙江人聽來音差不多,浙江籍官員把周王宣當作了周旋,造成了誤會。生米煮成了熟飯,狀元已經宣布出去了,也不好更改,周旋幸運地保住了狀元頭銜。

英宗有了第一次的經曆,第二次就謹慎了。正統四年(1439)殿試,大臣奏報名次,定張和為第一名。英宗不放心,特地派貼身太監去實地觀察一下長相。太監偷偷到張和的住處看了看,回來報告張和的一隻眼睛有毛病。英宗提筆一下將張和降至二甲第一(總第四名)。可憐張和爹媽沒有給他一副好臉相,套到頭上的狀元帽又飛了。最後經過太監相麵,取施為狀元。

讓皇帝操心中魁狀元的臉相,總不是個事。後來,殿試初定名次後,幹脆就讓新進士們都到內閣來唱一次名,看了長相再最後確定狀元。陸粲的《庚巳編》記錄了一件趣事。成化十四年(1478)殿試,大學士萬安主持閱卷。開始大臣們看了一天卷,找不出一份十分稱意的卷子。萬安左翻右翻,覺得江西泰和人曾彥的卷子比較出色。大家經過反複比較,覺得萬安有眼光。當天晚上,入選新進士唱名。喊到曾彥時,萬安特意留神地觀察了一下。看上去曾彥身材偉岸,麵目英俊,氣度不凡。萬安暗暗高興,一唱完名,就興奮地對同僚們說,狀元可以確定了。大家也一致同意萬安的意見。憲宗問明情況,批準了萬安所定名次。傳臚唱名的那天,應聲站出來的狀元曾彥,皺紋滿臉,髭須滿腮,分明是個六旬老漢,毫無儒雅之氣,萬安和大臣們大吃一驚。典禮結束,他們急忙找出曾彥的卷子看,怎麽文章也覺得非常平庸。一夜之間有這麽大的變化,是大臣們眼睛有毛病,還是曾彥有神明相助,施了障眼法。其實,哪有神明相助,隻不過是萬安和大臣們老眼昏花而已!這一年取錄進士350人,平常人也會看花眼,更何況萬安是個60歲的老頭呢。

郭羽中、王艮、張和都是不幸的,周旋、曾彥則是萬幸。和他們比較起來,豐熙的命運是不幸之中的萬幸。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試結束後,明孝宗朱祐樘親自閱卷。看到浙江寧波人豐熙的對策,十分讚賞,定為第一。孝宗派人打聽豐熙的相貌,回報說豐熙的腳有毛病。祖宗之法不可改,隻得易人。於是,孝宗心生一法以作彌補,定豐熙為一甲第二,賞賜同狀元。豐熙也就成了身著狀元袍的假狀元。

11歲不寒,無以知鬆柏,

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歲不寒無以知鬆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這是前人就識人的問題留給後人的一條寶貴的經驗。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曾經說過,“歲不寒,無以知鬆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意思是說,天氣不寒冷,無法知道鬆柏耐寒的特性;事情不艱難,無法知道君子是在困難的考驗中產生出來的。我們還可以從孔子的得意弟子子罕那裏得知,子罕也是有這樣的看法的。子罕曾經也說過,“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意思是說,年歲寒冷,然後才知道鬆樹和柏樹最後萎謝的道理。比喻隻有經過嚴酷考驗,才能識別一個人的品質。

12人之長短

“天生我才必有用”。一般來說,每人都有其所長,有其所短,如能發掘人之長處,則能發現更多的人才;如不見人之所長,隻尋人之所短,將認為人才缺少甚至無才。因此隻視人之所短,則不知才;能發現人之所長,則人才來源不絕。

而能否發現人之所長,使眾多人才湧現,用人者必須拋棄論資排輩的成見,排除個人的愛憎,眼睛不隻是向上,主要是要向下,不拘一格選人才。能如此,則不會因“一葉障目”,人才在身邊而視不見,眾多的人才將會脫穎而出。不拘一格選人才,這既是知人用人的準則之一,也是事業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戰國策·齊策三》記載:孟嚐君有個門客,因不喜歡他,擬趕他走。魯仲連對孟嚐君說:“猿獼猴錯(離)木(樹)據(居)水,則不如魚鱉;曆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三尺之劍,而操銚(大鋤)钅辱(鋤草具)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民。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複(報複)者,豈非世之立教首(重要教訓)也哉!”孟嚐君說:“善!”才不趕走那位門客。

孟嚐曾任齊相多年,其門下食客三千人,以養士著稱。魯仲連是齊高士,有卓識奇謀,常遊說各國,排難解紛。孟嚐君最尊敬魯仲連,通過兩人的談話,可見兩人對人才看法不同在於:孟嚐君派人幹的事沒有做好,便認為他無能;教人的事不會,就認為他笨拙,要將他趕走。魯仲連則認為事物舍其長而取其短,即使是聖王唐堯也不能把事情辦好。這說明魯仲連是主張用人要棄其所短用其所長。孟嚐君與魯仲連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實是反映了兩種知人用人的不同觀點。

魯仲連所談的是如何正確用人的問題,即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才能知人用人,充分發揮人的才能,這樣就能團結更多的人為己所用。如果是棄其所長而用其所短,這就不可能知人,必然認為其人無用笨拙而不用,如此則無可用之人,從而孤立自己,增加了仇敵。曆史上得人失人,都與用人所長或用人所短有關。這確是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由於孟嚐君采納了魯仲連的意見,糾正用人所短做法,懂得用人之所長,其食客三千有各種各樣的人才為之所用。識人堅持量才適用的原則,要注意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每個人才的具體情況往往不同,有的是通才,有的是多才,有的是專才;有的少年得誌,有的大器晚成,等等。但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每個人才的長處與短處卻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人的長處裏同時也包括某些缺點,短處裏同時也含著某些優點。”例如,有的人才很有魄力,敢想敢幹,但考慮問題往往不夠周密,顯得不夠穩重;有的人才處事穩重,深思熟慮,卻往往又失之魄力不足;有的人才原則性強,但工作方法卻可能欠靈活,等等。正像吳玉章同誌在一段自我總結中所分析的那樣:“我覺得我有優點,但同時又是缺點。如我忠誠坦白,因此常缺乏警惕性,易受人欺;有恒心毅力,但因此做事遲緩,不敏捷;誌趣遠大,但又好大而不顧實力,常常不能完成計劃;……”這種現象在我們人才隊伍中較為普遍。所以,我們要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一個人才的長處和短處,在看到一個人才的短處的時候,需要再分析一下,與短處聯係的會有些什麽長處;在看到他的長處的時候,也要分析一下,與長處相係的還可能有什麽短處。在某種情況下,揚長能夠避短,避短必須揚長,揚長了也就避短了。揚長與避短之間不是孤立的或平行的,而是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使用人才,不要把著眼點放在“全才”上,而應當放在揚其所長上,實事求是地取長避短,先看長處,多采長處,使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發揮長處,施展才幹。

人才,不是全知全能的完人,但各有特點和所長。有的善於做軍事工作,有的善於做政治工作:有的精通某種專業,有的具備多方麵的才幹;有的懂專業但缺少組織領導能力,有的則二者兼而有之;有的適合當主官,有的適合做副職;有的長於帶兵,有的則做機關工作更能發揮作用,等等。領導者的責任,就是按照他們這些不同的長處和特點,量才使用,為各類人才提供最能充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條件,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堅持量才適用的原則,首先是要正確處理好按需使用和量才使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曆來主張人才使用要“按照才幹,按照需要,同時兼顧。量才為主,應急也不可免”。提拔人才要“堅持人、事兩宜的原則,用人得當,適得其所”。就是說,合理地使用人才,要從事業和工作的需要出發,同時又盡可能地照顧到個人的誌趣和專長,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裏,事業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個人的才幹和特長,應當服從於事業的需要並為事業服務,不能離開黨和軍隊建設的需要過分強調照顧個人的才幹和特長。在實際生活中常常有這樣一些情況:在一些德才素質大致相當的幹部中,有的人因本單位工作需要而提拔了,有的人卻因暫無這種需要仍要做一般的工作;有的人走上關鍵崗位,有的人則為了培養接班人而要騰出位子;有的人雖有某種特長,但為了服從大局,而需要轉行;有的人雖缺乏某方麵的才幹,因職責的需要卻要從頭學起,等等。所有這些,如果單從發揮人才的某種才幹、長處著眼,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但是,如果放眼於整個事業發展的需要,卻並不難理解,而且還會自覺地這樣去做。也就是說,當發揮個人長處與服從革命需要之間發生了矛盾,應該在服從需要的前提下再考慮個人特長的發揮。那種隻看重發揮個人特長,不顧及整體利益和客觀可能的態度,是黨的人才政策和組織紀律所不允許的。

13放大眼光了解人

放大眼光了解人,這是識人學中一條基本定律,是人類自古至今對識人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上的升華。無論任何時代,要想從眾多的人群中發現人才,識別人才,必須放大眼光了解人。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更應該重視放大眼光了解人,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發展選拔一批又一批的傑出人才。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放大眼光了解人的事例屢見不鮮。1938年9月,陳雲同誌在題為《幹部政策》的報告中,曾提出“放大眼光來了解人”幾個字。了解人是選拔人的前提。可是,我們一些同誌缺少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眼光——視野太窄:或者隻看到機關,看不到戰線;或者隻看到眼皮底下的幾個熟人;看不到默默無聞的埋頭苦幹的同誌;或者隻看到黨政幹部,看不到技術幹部;……選才眼光覆蓋麵積太小,選來選去就是那麽幾個人;隻有擴大眼光,才能見前所未見,聞前所未聞,把真正有才學“而才美不外現”的同誌,從基層、最不為人注意的地方選拔出來。

在眼光狹隘的人才選拔者中,有一種人專門把眼光放在“親”字上,或者“親信”,或者“親戚”,或是“親近”。在現實生活中,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在狹隘的眼光者那裏,還常常會出現矮子裏拔將軍的現象,這是難以使賢才得以重用的。

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被劉邦打敗、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就是一個任人唯親,看不到其他有才能者或看不到也不予選用的人,結果落得個樹倒猢猻散的下場。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記載了這段史實:“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意思是說,也不是項羽看不見可選用的人才,而是他旁邊的人蒙蔽了他。

選用人才,非親不用,其他賢才一律視而不見,曆來為一些有見識的人所反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臣聞用人才,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公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用,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發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遣賢曠官之足病哉?”

司馬光講的“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的道理,就是“放大眼光”的意思,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隻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今天,我們處在世紀之交的開放時代,我們不僅有了“放開眼光”的必要,而且有了 “放開眼光”的可能。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公開選拔人才,我們應當放眼看世界,擴大視野,在五湖四海的範圍內識別人才,了解人才。

識人貴在放大眼光了解人,而要真正做到放大眼光了解人,必須樹立和提高思想境界,克服在識人用人上的短期行為。

毛澤東同誌 曾教誨人們要樹立“美好的理想境界。”人們也常說:“××思想境界高”。可見境界是有美醜、高低之分的。

我國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詩人宗白華於1943年在論述境界時就曾對境界問題有精到的見解。他認為:“人與世界接觸,因關係的層次不同,可有五種境界:(1)為滿足生理的物質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愛關係,而有倫理境界;(3)因人群組合互製的關係,而有政治境界;(4)因窮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學術境界;(5)因欲返本歸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而於後兩者之間,以宇宙人生的具體為對象,借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的反映,這就是‘藝術境界’”。宗白華在此文中還說,“功利境界主於利,倫理境界主於愛,政治境界主於權,美術境界主於真,宗教境界主於神”,“藝術境界主於美”。

《漢語詞典》中說:境界是事物所達到的程度或表現的情況,那麽領導境界就是指領導者通過一定的方式實現領導的程度和情景了。

《老子》十七章有雲:“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其意思是說,最好的世代的最好的統禦者,人民群眾不感到有他的存在;其次,人民群眾親近和讚美他;再其次,人民群眾畏懼他;更其次,人民群眾輕侮他。老子在這裏說的統治或領導優劣的四個層次,也就是四種境界,四種類型。老子所以推崇第一種境界,用他在同一章裏的話來說,就在於其“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就是說,領導者悠悠然不輕易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功了,老百姓都說,“這是我們自己這樣做的”。美國著名學者哈林·克裏夫蘭在其所著《未來的行政首腦》一書的英文版的扉頁上引用了老子的這段話,並在其《中譯本序》中讚揚說:“老子關於領導人的座右銘,二千五百年以來,仍未有出其右者。成功的領導藝術其標誌是:當事成之後,被領導者均認為‘事情是我們自己做的’”。這是領導與被領導交變“同一”的結果。領導行為不僅力求合乎事物的客觀規律,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順乎民心,合乎民意,與群眾的意願完全吻合,這樣被領導者就感覺不到有外來的強製力量,而自由自在地做其所欲做,為其所樂為。於是,領導者對他們來說,自然也就“不知有之”了。雖然老子的構想有著濃重的“烏托邦”色彩,但這仍不失為極高的領導境界,其合理的內核仍閃爍著理想的光輝。

14預見英才

識人要有預見,這不僅是識人的基本規律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用人的基本規律的客觀需要。我們的前輩已在這方麵為我們總結出了不少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僅就我國古代來講,《管子》一書中就講得更為明顯。此書中指出:“考慮到一年後的事,隻要種下穀物就好;考慮到十年後的事,就該種樹;要是考慮到長遠的終身問題,就得好好培育人才。”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育人要有預見,識人也同樣需要預見。特別是對年輕人,即使目前還沒成熟也不要緊,隻要注意關心培養,說不定日後就會發揮出驚人的潛力。年輕人隻要奮勉不懈,人人有可能成為各據一方的大人物。

遠謀,即戰略眼光,是古今名將所具有的非常人所及的一種素質。其意有三:一是超前謀,二是大處謀,三是謀之深。

超前謀,就是遠見卓識,極目遠眺。“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沒有超前的謀劃,就不會有高人一籌的用兵良策,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法國軍事學院學習的戴高樂上尉就預見“下一次戰爭將是坦克戰”。他於1934年出版的《職業軍隊》和《未來的陸軍》兩本書中,又明確地提出精良的裝甲部隊將是未來戰場上決定勝負的主要突擊力量。當時法國統帥部對此不予理睬,而德國將軍們卻很重視。裝甲兵總監,兼任陸軍參謀長的古德裏安等根據《職業軍隊》提出的見解,創建頭三個師的坦克部隊。接著在二次大戰開始不久的1940年5月,他們便運用集群坦克閃擊法國。法國隻支持一個半月就俯首結城下之盟。為此,法國人痛心地說,“德國人贏得勝利,隻花了十五個法郎(指戴高樂那本書的售價)”。作戰如博弈,棋藝高深,看得路數遠,才能保持主動,步步皆活;反之,棋藝低劣,思路不廣,隻顧吃子不去謀勢,則步步被動,致使滿盤皆輸。在戰爭的博弈中,古今名將正如高明棋手,不但知其已然,且要知其將然。他們的思維不斷地向前開拓,他們的眼睛時刻盯著新的戰場。

大處謀,就是著眼全局,善於從宏觀上謀劃。“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領兵馭將,要作出大的戰略決策,就必須在把握全局中運籌局部,從而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自古善謀全局者,大多是“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向劉備提出西占荊益兩州,東聯孫權,北抗曹操,南和諸夷的建議,就是從宏觀上謀劃而作出的正確戰略決策,從而使走投無路的劉備重整旗鼓,“鼎足三分”,被後人傳為美談。今天,作為一名高級指揮員更要善從大處謀劃,處處著眼全局,才能關照全局,正確決策,駕馭整個戰爭的變化發展。如果遊離於全局之外而謀局部之事,難免要碰釘子的。

謀之深,就是見微知著,迅速作出反應和對策。月昏而風,礎潤而雨。戰爭與其他事物相較,具有較大的的偶然性和不確實性。但它的發生也總是有征候可尋,端倪可察的。高級指揮員是戰場上的運籌者,隻有具備超常的洞察力,見微知著,迅速作出正確的反應,才能攻必取,戰必勝。齊魯長勺之戰,曹劌從齊軍旗靡轍亂,看到軍心渙散,軍旅不整而潰逃,敦促莊公作出追擊的決策,以至大獲全勝。謀之深,亦即看得清,從現象把握本質,不為種種假象所迷惑。俗話說:“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領兵打仗,無明幾知微之功,待情跡昭著才下決心,必定較少作為,難上“名將譜”之列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今名將多遠謀。作為我軍中高級指揮員,要想駕馭現代戰爭,演出一幕比古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閃耀著指揮藝術之光的活劇,重視遠謀這一素質之鍛煉與養成,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修築兗州景靈宮時,王旦作朝修使,內臣周懷政與他一起前往。凡有人趁他空閑時請求謁見,王旦必然要等到隨從都到齊了,才穿戴整齊,出來在公堂上接見,事情一說完,就馬上退堂。後來周懷政因犯過失而遭處罰,才知道王旦的深謀遠慮。

唐代李佑,官做到右龍武統軍,許多公卿都想要他的女兒做兒媳,都被李佑一一拒絕了。一天,李佑將所有幕僚都召集聚會,聲稱他將在宴會上選女婿,眾人議論紛紛,猜測他必然是選一個名門貴戚的子弟。等到入宴卻不見動靜。酒喝到一半,李佑拉著最末尾座位上一個軍官,對他說:我知道你還沒有結婚,請允許我將小女的終身托付與你。並即席舉行了婚禮。

後來,有人詢問他這樣做的原因。李佑說:“我每每看見那些縉紳之家,總是與名門望族結婚姻,其實他們的子弟長期沉溺於奢侈**糜,大多沒有善終。我憑借自己的軍事謀略得到爵位,自己的女兒,何必非要去攀附高門而博取虛假的名望呢?”聽的人都認為這是真知灼見。

司馬光說:“媳婦一定要那些家境不如我的,女兒一定要嫁給家境勝過我的。媳婦的家境不如我家,就知道勤儉樸素;把女兒嫁到勝過我的人家,就知道畏懼嚴謹。”這些話在當時可謂名言。然而看看李佑如何選擇女婿,司馬溫公的話就隻能是意猶未盡了。

曆史是不能割斷的,觀察一個人,不隻要看他現在的所作所為,也要聯係他的過去的曆史,才能對其人有較全麵的、深刻的認識。

人們的所作所為,決定於其思想、品格及其所追求的目的,這也就決定他的發展方向。至於他發展的方向是吉是凶,主要決定於其人自己和客觀的存在。明智的人對其所料之人,能聯係其人的過去和現在以及客觀存在三者結合分析,以預將來。

《漢書·馮唐傳》記載:馮唐,祖父是趙人,父親時遷代。漢興,又遷安陵,有一天,漢文帝劉恒駕臨郎署,與郎署長馮唐談,知他祖父先後住趙、代,便說:“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钜鹿下。意未嚐不在钜鹿也。父老(對老人的尊稱)知之乎?”唐答道:“齊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劉恒問:“何已?”唐說:“臣大父(即祖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劉恒知道廉頗、李牧比李齊更強,很高興,拍著胯骨歎息說:“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說:“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劉恒被馮唐頂撞,勃然大怒,立即拂袖轉身走了。

劉恒回到宮中,過了一會兒,氣還沒有消,便召來馮唐,責備何以當眾羞辱他,馮唐答道:“鄙人不知忌諱。”這時,匈奴常入侵、騷擾邊境,劉恒深以為慮,又問馮唐:“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馮唐答道:“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跑而推轂(車輛),曰:‘閫(城門)以內寡人製之,閫以處將軍製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轂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於,破受其批評,及時改正錯誤。當然,也因劉恒這人能為國為民,能聞過則改,故能成“文景之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