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加拿大老板的故事

星期五這天正好是十三號,一年裏這樣組合的日子屈指可數。對林頡明來說這天果真是個倒黴的日子。

首先是國稅局的事。

也不知得罪了哪路人馬,居然有人暗地裏給國稅局打電話,說他偷稅漏稅。國稅局倒是很有禮貌地、溫溫文文地提前來電話預約了時間,讓準備查賬。

林頡明的咖啡館才開張一年多,賬目也沒來得及複雜起來,不過是薄薄的一本。然而林頡明早就聽說了國稅局的厲害,不敢掉以輕心,花了整整一個晚上,把賬本和花銷的賬單都一一地捋了一遭。將那些模糊的款項,努力地回憶了一遍,加了注解。又排練了一肚子撇清辯白的話,準備第二天講給人家聽。

誰知一早上國稅局的人來了,“哈羅”了一聲,就一頭鑽進了辦公室。脫下風衣,打開手提電腦,便埋頭看起賬本來了。林頡明準備下的一肚子對白,竟沒能派上一句用場。在那人身後呆站了一會兒,見人也沒搭理他的意思,就尷尷尬尬地退了出去。

走到前廳,看見喝早茶的人已經散盡了,吃中午飯的時辰又還沒有到,店堂裏冷冷清清的,隻剩了幾個女招待在打掃一地的碎杯盤。早上來了一群高中生,各樣飲料小吃要了一桌子。沒說幾句話就吵了起來,沒吵幾句話就扭在了一起。等到警察趕來,早有人鼻青臉腫了。杯子盤子砸碎了好些個,椅子也摔壞了三張。損失最大的還是櫃台,半邊給壓塌了。那櫃台是鏤花玻璃鑲綠雲紋木框的,是早先請專人來設計的。如今要修理這半邊,顏色花紋都相配的,談何容易。若讓保險公司來修,明年的保險費就得漲到天上去了。若自己找人來修,就不知是個什麽價錢。店裏這副模樣,也不好營業。耽擱一天,雇下的女招待照樣要付工錢。林頡明想著這一大攤子的煩惱事兒,腦子轟地大了好幾倍,就沒好氣地衝著那群女招待嚷了起來:

“說過多少回了,不要穿涼鞋上班。要是紮了腳,我哪賠得起你的工傷事故?”

大家見老板臉色灰拓拓的,也不敢回嘴,都低了頭幹活。隻有一個叫塔米的,翻了林頡明一眼,說:“紮了鞋子,你就賠得起了?我的鞋子也不便宜。”話雖是輕輕說的,眾人卻都聽見了,忍了忍,沒忍住,都哧哧地笑了起來。

林頡明就繃不下臉了,揮揮手,說:“都回去吧,明天再來。這會兒才九點半,都算你們半天的工資。”眾人原先都準備來上一天班的,聽了這話,無奈,隻好散了。

這時就進來一個裝修公司的人——是林頡明請來估價的。拿了皮尺色板,便來丈量櫃台的尺寸。量好了,拿出計算器來來回回算了幾遍,才說了一個數。林頡明一聽就跳了起來:“你這是什麽天價呀——裝一整個櫃台也不過比這多個零頭!”那人就笑:“今年是今年的行情嘛。你這綠色的雲紋木,全加拿大也隻有阿爾伯塔省有。這一兩千公裏的運費,你自己算一算看。你這鏤花玻璃是加厚的,又比尋常的玻璃貴好幾倍。誰叫你當初盡挑稀罕的物件來用呢?”林頡明越發氣得跳腳,說:“罷,罷,我不修那勞什子了,重新裝一個還不成?”那人收了皮尺,就往外走:“也好,你先請人來把這半邊櫃台推倒了搬走,也就五六百塊錢的事。”

正巧女招待塔米在廁所裏換了衣服出來,聽見這話,就攔住那人問:“你的估價裏頭多少是材料,多少是人工?”那人見塔米一個女流之輩的,也沒放在心上,隨口就說了個數目:“人工值幾個錢?還不都是材料貴。”誰知塔米盯住不放:“那好,你就管人工,材料我來找。”那人便嗬嗬地笑:“你來找?好啊,你是背呢,還是扛呢,反正也不遠,就在阿爾伯塔。”

塔米也不惱,等那人笑過了,才說:“都不用,找輛卡車就行。哪到得了阿爾伯塔呢?城北有一家叫‘夢之屋’的,是日本人開的裝修材料店,小是小點,倒還有些稀罕物件。那綠雲木台麵,找割剩下來的零頭,碰巧了一兩百塊錢就夠。那鏤花玻璃嘛,得到新開的那家‘建築箱’,老的那幾家貨都不全。在十號走廊右手側,價格倒沒你說的那麽貴。”

那人聽了,就愣在那裏,臉色很有些尷尬起來。又不能改口,隻好打著哈哈給自己圓場:“行,行,你找來材料,我們豁出老本給你幹就是了。那點工錢,還不夠車馬費的。”

待眾人都散了,林頡明也不說話,卻死死地盯著塔米看,終於看得塔米笑了起來:“傑米你這種眼光應該用在臥室裏,而不是在公眾場所。”林頡明的咖啡館裏雇的都是洋人,誰也不會說他的中文名字,眾人幹脆就照著諧音給他起了個英文名字叫傑米。“別忘了我在‘家居庫’幹過五年售貨員,要不是跟那隻母老虎吵翻了,也不會上你這兒來——你到底看沒看過我的履曆表?”

塔米是咖啡館裏最新的雇員,才來了一個星期。

那天塔米來找工作,門也不敲就直接進了林頡明的辦公室。林頡明收了她的履曆表隨手往抽屜裏一放,說了句有空缺再給你打電話,就想打發她走。

塔米是個混血兒,母親是牙買加人,父親是愛爾蘭人。小時候長得粉雕玉琢的,完全像白人。長大了膚色就漸漸深了起來,露出些黑人的本色來——卻依舊比一般的黑人白淨。極高極瘦的個子,穿一套短背心短褲衩,胳膊大腿上的肌肉緊繃繃地閃著亮。露出一截肚皮,肚臍眼上穿了兩個銀環。一頭卷發盤得高聳入雲,那身架和打扮就讓人很有些提心吊膽的。

林頡明從前也雇過幾個黑人女招待,懶散如水,調撥不動。還受不得委屈,為一點小事總愛跟顧客頂嘴。所以見了塔米這副模樣,就不敢要。誰知這個塔米竟賴著不走,說:“我問過你店裏的人,說剛走了一個懷孕的,正好有空缺。”

林頡明從沒見過臉皮這麽厚的人,一半是生氣一半是好奇,就問:“你能說說我為什麽非得雇你不可的原因?”那個叫塔米的年輕女人就蔫了下去,臉上的銳氣頓時不見了,低聲下氣地說:“因為我下個月的房租還在你的賬號裏。”

林頡明聽了,心裏動了一動,突然想起很久以前自己曾經有過的一段日子,便歎了一口氣:“起薪六塊八毛五一小時。你最新,班次由不得你挑。”女人明知這是最低工資,卻討不得價,隻好答應了。

林頡明雇了塔米在店裏,多少是可憐她的意思,沒想到這幾天看下來,發現女人還有幾分機靈,竟比那幾個老的都強,就隨口問道:“店裏東西壞了,你能修嗎?”

塔米蹬了涼鞋,晃著兩條腿坐到咖啡桌上,一邊拿出小鋼銼修指甲,一邊回答:“那得看情況。六塊八毛五一小時的工錢,也就會換個燈泡。八塊錢一小時嘛,應該可以換保險絲。到了十五塊錢一小時,說不定就能修洗碗機了。”

林頡明看著女人伶牙俐齒的樣子,暗想是不是該提拔她先管點小事,慢慢培養起來,哪天自己休假去了,也好有個知道底裏的人來照管店裏的事。誰知塔米早看穿了林頡明的心思,肩膀一斜,就把胳膊搭在了他身上。

“傑米你趕緊給我加工資吧,我的那點好處,你一會兒就全發現了。我都打聽過了,麗莎的起薪是七塊五,安迪是七塊兩毛五,連那個胖豬羅瑟琳,你都給了七塊錢。你就是把我當豬,也得給我漲點,是不是?”

塔米的半個身子墜在林頡明肩上,說重不重,說輕也不輕,衣服上的香水味絲絲縷縷地鑽進林頡明的鼻孔裏。林頡明忍住了噴嚏,暗想這世界上還真有那麽一些潦倒至死卻還要體麵的人。就閃了閃身子,指指辦公室,說:“你去給那個查賬的送杯咖啡吧,早上進去到現在還沒出來過。”塔米就眯了眼笑:“刺探軍情,這事我內行,007的電影我每部都看過。”

果真就去煮了大大一杯卡布奇諾咖啡,顛顛地端進了辦公室。一小會兒就出來了,兩個指頭夾了一枚兩元的硬幣,叮當一聲扔進了收款機。

“傑米你鐵定有麻煩了,人家咖啡都不喝你的。”

兩人正瞎侃著,林頡明兜裏的手機就鬼似的尖叫了起來。林頡明的手機是一個月前剛剛配的,號碼隻有那麽幾個人知道。看了看手表,一算時差正是中國那邊上床睡覺的時間了。接起來“哈羅”了一聲,果真就聽見了一個溫溫軟軟,略略藏了些倦意的聲音。趕緊說了句:“我給你打回去。”就夾著手機要進辦公室。走到門口,才想起裏邊有國稅局的人。隻好拐彎抹角地跑到廁所,關起門來,坐到馬桶上,方定下心來細聲細氣地煲起了電話粥。

最初為林頡明牽起這條線的,是他已故妻子餘小凡的母親方雪花。

方雪花是浙江衢縣人,卻嫁到了上海。在那個戶口幾乎與生命等價的年代裏,這樣的婚事本身就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久久地刺激著市井的神經。當然,方雪花後來的生活中還發生了許多的奇事——那將會在另一個章節裏得到充分的闡述。

方雪花嫁的那個男人叫餘誌茂,在上海一家閥門廠做供銷員。他們在上海的日子大致上還算和美,隻是她絲毫沒有想到自己竟會在如花似玉的歲數上經曆喪夫之痛。

在女兒餘小凡八歲的一年,餘誌茂替廠裏出差到江西。坐長途汽車經過盤山公路,下雨路滑,整輛車子翻下了懸崖,竟連屍骨都沒有找到。最後葬在棺裏的是餘誌茂的一件襯衫、一雙皮鞋和一副嶄新的塑料薄膜麵撲克牌。

當年丈夫死時,方雪花至少還有女兒這個念想,逼著她掙紮著站起來辛辛苦苦做人。女兒餘小凡還算懂事,一路上小學中學大學,都沒有給她惹太多的事。女兒大學畢了業,又跟上了出國留學的潮流,又嫁得一個穩妥的男人。她原以為做母親的,到了這一刻,終於可以躺下來微微歇息一陣了,誰想到女兒竟在多倫多出了那樣的事。

幼年喪父,青春喪偶,老來喪女——且都死於車禍。人生的所有劫難,她似乎一樣也逃不脫。她閉著眼睛都猜得到,周圍的人會怎樣議論她的身世她的命。她住在楊樹浦區的工人新村,鄰裏都是餘誌茂廠裏的工人。沒有多少文化,卻又看不起她的鄉鎮人背景。

女兒死後的第二年,她老家的寡母也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至親,她便再也沒有過日子的念想了。正好又碰上閥門廠效益不好,餘誌茂的撫恤金在幾經物價暴漲之後,成了幾張作用不大的紙片。僅僅兩三年的工夫,她就從裏到外地潦倒了起來。平日又好強孤傲慣了的,不願求人,也不願見人,有時就好幾天也不出門,賴在**泡幾包方便麵充饑了事。

正在那個時候,她收到了一張從加拿大寄來的支票。

她把那張支票兌現了,拿出一部分錢貼進去,跟人換了一處虹口區的單居。雖然比原來的住處小了許多,卻是新樓,又離公園近。剩下的錢,她存了銀行,按月拿利息。新鄰裏也沒有一個是認得她的,沒有人知道她家裏的那點傷心舊事。大上海有的是像她那樣的孤寡老人,在公寓樓裏一住,就如一粒沙塵散在了沙灘上,誰也不會多看一眼。遇到天晴她就散步走到公園裏跟人學打太極拳,遇到刮風下雨她就蜷在沙發上看電視連續劇。想做了就做點好飯食,不想做了就到樓下小飯館買點現成的吃。日子依舊是清寡的,但畢竟是衣食無憂的清寡,她再也不用人前人後地撐硬,隻痛痛快快地做回了她自己。

於是她就很感激林頡明——他是完全可以一人獨吞了小凡的保險金的。她在上海和在衢縣老家也不是完全沒有親戚朋友的,甚至還有一兩個曾經走得很近。然而當她孤獨一人地陷在那個上無攀緣之枝下無踏腳之石的爛泥淖裏時,遞給她竹竿的竟是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人——她一直固執地把林頡明認作外人,因為她僅僅見過他幾麵。關於他的許多信息,她都是從女兒餘小凡那裏輾轉得知的。當餘小凡去世,聯係他和她的那個中間鏈節已經失卻之後,她情願他隻是作為外人存在。外人不會進入她的生活,至少不會迫使她聯想起那個無比沉重的丟失了的鏈節。

林頡明是個明白人。在嚐試給她寫過兩封信又一直沒有收到她的複信之後,他就不再與她聯係。

冬去春來,日子周而複始無邊無沿地朝前鋪展開去,她居然無病無災健健康康地活了下去。十年裏她很少上別人家做客,也很少有人登她家的門。她漸漸習慣了這樣孤獨的日子,有時偶爾想起從前豔如桃花熾若烈焰的青春歲月,竟恍然如隔世。

直到有一天,一個姓江的年輕女人敲響了她的門。

“我是江信初的女兒。溫州的那個江書記,我媽說你一定記得的。我到上海來找工作。我媽說你能幫我。”

也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她下樓去小菜市場買菜,在黃瓜攤前她意外地碰到了一個多年不見的餘小凡的同學。

“你知道嗎?林頡明到現在還是單身呢。”那人告訴她。

刹那間,她心裏動了一動。久遠的記憶排山倒海地湧了上來。她扯出一條手絹塞在嘴裏,抖抖索索地哭了起來。在暮春燦爛的夕陽裏,在滿街擁擠的人流中。

那天回家,她坐下來,第一次給林頡明寫了一封信。她覺得十年的沉寂在同一天裏被兩個人打破絕非偶然。

她在信裏談到了一個叫江涓涓的單身女子。

林頡明把她的電話號碼隨手抄在一張紙頭上,就把這件事丟在了腦後。直到有一天他洗衣服時從口袋裏掏出這張紙條來,才重新把她想了起來。

江涓涓。二十八歲。溫州市人。中專畢業生。學服裝設計。在上海外企打工。

這是他從方雪花的信裏得知的關於那個女人的全部信息。他數了一下字數,關於她的描述正好是二十八個字,和她的年歲一樣多。二十八歲的生命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然而無論怎樣簡單也無法塞進那個二十八個字構築成的狹小空間裏。如果把二十八歲的生命比作一汪湖水的話,這二十八個字就是一陣還來不及擦破表層的輕風。想到自己隻能借助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輕風,去莽莽撞撞地探測這汪也許很深、也許很淺的湖水,他就有些驚惶起來。

他拿著她的電話號碼,心想如果他打過去她不在家,這事就算到此結束了——他向來相信預兆。這種千裏尋偶的故事,他聽說過也見到過,幾乎都是以粉紅的色彩開場,灰褐的基調結束。過程冗長複雜,**迭起,千變萬化,結尾卻隻有一種模式。四十多歲的男人約會一個隔著一條馬路的女人都有些力不從心,更何況是一個隔著一汪大洋又隔著許多年歲的女孩子。他孤孤獨獨地走了十多年的彎路,他已經不習慣攜伴相行的旅途了。

懷著胡亂一試的心情他給她撥了電話。鈴聲響了一會兒才有人來接。並不是她。又過了好久她才走過來。她的聲音細細軟軟卻很清晰。他說了他的名字之後,就不知該如何進行下去了。不是因為窘迫,也不是因為羞澀——這些形容詞對他來說,都屬於一些異常久遠的過去。他隻是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開場,所以他像一個拙劣的演員,上台的時候居然沒有準備好開場白。

她卻替他解了圍。她輕輕一笑,說:“一直在等你的電話,怎麽今天才來?”她說話的口氣好像他們是認識了很久的朋友,隻不過在某一個時刻意外地走散了。她的簡直明了突然使他輕鬆了下來。

他就問剛才去喊她來聽電話的是她家裏人嗎,她說不是。她現在借住在一所職業學校的學生宿舍裏,四個人合住一個房間,電話是大家共用的。

他聽了一愣,才想起她是來上海打工的。隻是他沒有想到她的居住條件這麽差。她離開她其實已經很富裕了的老家,獨自一人來到那個很花哨也很新潮的大上海,寧願睡在層層疊疊的格子鋪上,跟另外三個年輕女人搶用一架電話,大概是為了圓一個夢吧,就像當年餘小凡離開上海到多倫多來一樣。她家鄉的女人,向來是以尋夢出名的。

“你們溫州人啊,給你針眼大的一個洞,就鑽進來了。一會兒沒留神,就在別人眼皮底下發起大財來了。我可是上過你們的當的。以前買過一雙溫州皮鞋,比進口的還漂亮。誰知穿了三天就破了,裏頭墊的是紙片。”

從她的靜默中他就知道自己開了個拙劣的玩笑——她大概早已聽膩了諸如此類拿她家鄉開涮的話。這樣的話若放置在**和**之間的平緩地帶,大概還不失為一種點綴和鋪墊。然而作為開場白卻不能不算是一種策略上的失誤。半晌,他才聽見她輕輕地歎了一口氣,說:“那都是清朝的事了。你趕緊回來補補課吧,變成老外倒不怕,隻是千萬別變成背時的老外。”

他被她說得嗬嗬地笑了起來。笑完了才明白過來其實那是一個隱晦的邀請。盡管他覺得這樣的邀請應該發生在稍後的時間順序裏,可是他還是忍不住隱隱喜歡上了她的說話方式,無論是她的直接還是她的隱晦。

那天不知不覺地,他們就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掛了線,電話已經被他的手心焐得溫熱。天開始黑了,屋裏的百葉窗簾從淺灰漸漸變成深灰,陽台上有鴿子在咕咕地行走尋食,賣冰激淩的大車叮叮咚咚地響著音樂從街上緩緩開過。他一動不動地裹著暮色呆坐了很久,似乎害怕關於她的新鮮記憶,會像輕塵般在些微的振動裏隨時飛散消失。

這時他才覺察到他其實一直都很寂寞。

他把他們的對話仔細地回想了一遍。把這叫作對話實在是有些誇張。確切地說,這隻能叫作談話,他說,她聽。他對她說起他在北京胡同裏度過的童年和少年、他的大學歲月、他到上海進修時的單身生活,以及他在多倫多當咖啡館老板的生涯。他非常驚訝地發現:他竟突然間變得如此伶牙俐齒,滔滔不絕。

那晚他覺得他已經把自己的一生像放錄像帶一樣地給她放映了一遍,隻不過用的是快進擋。當然他的敘述是跳躍的不完整的,因為他省略了其中的某一個階段,一個與女人有關的階段。對於如此關鍵的省略她不可能沒有察覺,然而她一直保持沉默——這和她後來的許多處事方法相當一致。

後來他就時不時地給她打這樣的越洋電話。有時說一兩個小時,有時說幾分鍾。依舊是他說,她聽。但是他感覺得出來她在用心地聽。關於自己她說得很少,也許他根本就沒有給她這樣的機會。

有一回,在他長長的敘述的短暫停頓裏,她突然問他:“你不想知道我長得怎麽樣嗎?我在方阿姨家看過你的照片。”他知道她是在問他要不要寄照片過來。他說好啊,可是說完就後悔了。他知道眼睛和耳朵是一件事情的兩個側麵,本來也許是相輔相成的,可是眼睛往往要自作聰明地走在耳朵前麵。大凡眼睛一派上用場之後,耳朵就自甘落後地遲鈍了。在他人生的這個階段裏,他其實更願意讓耳朵走在眼睛前麵。也就是說,他更願意把耳朵當作開路的探子,因為耳朵的感覺,總是可以在後來用眼睛去證實修改或者推翻的。而眼睛一旦做了定論,就是極為霸道的,耳朵的參與往往是於事無補的。

照片是在兩個星期之後抵達的。

他把她的信原封不動地在抽屜裏擱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他終於沒有忍耐得住,又把信拿了出來。拆信封的時候他的手有些發抖,他害怕她長得太年輕豔麗。他明白青春美麗是有代價的,好花就得有好瓶來插,而他這個瓶子早已是千瘡百孔了。他又害怕她長得過於蒼老尋常——這樣的女人比比皆是,不值得他隔山隔海地去追尋。

看到她的照片之後,他才略微放了些心。

照片是在一幢樓房跟前拍的。樓是半高不低的江南小城裏到處可見的那種,掛了個牌子,遠遠看上去好像是一所學校。她胸前摟了一遝書,直直地站在一地的陽光裏,仿佛是個受了老師表揚的規矩學生。風把頭發吹亂了,絲絲縷縷地爬滿了她的臉。臉上的笑仿佛還沒有來得及完全展開,就被快門打斷了,所以就流露出那麽一點的遺憾和驚訝。

那是一張平平常常不太年輕卻又含了一絲秀氣的臉。那樣的秀氣既不張揚又不藏掖,正好在他可以接受的那個範圍裏。她穿了一件男式夾克衫和一條水磨藍牛仔褲。衣服和褲子都很寬大,可是他還是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些隱藏在服飾裏麵的結實的和不怎麽太結實的部位。

與她的照片相比,她的信就顯得有特色多了。在信裏她沒有談到他,也沒有談到她自己。短短一頁紙裏,她談的是夏天裏的一次旅行。這次旅行開始時隻是為了給她葬在老家鄉下的祖母掃墓,後來越走越深,竟停不住腳步了。她說那一路上的溪水是可以喝的,清涼解渴,略帶一絲甜味。那一路上的樹林裏長著各種各樣的蘑菇,大的如臉盆,小的如豌豆。那一路上的鳥兒並不怕人,竟敢飛到人的手心索食。在路上看天,天是藍的,那種真正的,還沒有被煙囪熏灰了的處女的藍。

“你若回來,假如天不太冷,我帶你去走那條路。”

在信結尾的時候,她這麽對他說。

這是她對他發出的第二次邀請。

林頡明推著行李車從綠色海關通道走出來,一眼就看見了上海的天。正是傍晚,暮色輕輕地垂掛下來,遍天的灰暗中略略夾雜了幾絲日盡的潮紅。霓虹燈早早地亮了起來,五顏六色的廣告牌像一隻隻塗了濃重眼影的大眼睛,放肆地窺探著由層層疊疊的樓宇組成的都市。行人近近地擦著他卻又視而不見地從他身邊走過,口音有些熟悉,也有些陌生。樓不是那些樓了,人也不是那些人了。唯一不變的,隻是那片天。依舊蒼老,依舊疲憊,依舊欲說還休。

十幾年前他離開這裏,是為了投奔一個女人和一團溫暖去的。他曾經把這個城市叫作“後方”,僅僅因為這裏是那個女人的娘家。十幾年後他回到這裏,女人不在了,他也沒有一個可以投奔的人了。當然,在偌大的一個上海城裏,他也不是完全無親無故的。至少有一個人,一個叫江涓涓的女人,是他在沙子一樣的人群裏搜尋駐留的理由。她使這個碩大的都市變得可及起來,她使他渙散茫然的眼神有了一個焦點。

他開始相信奇跡。他相信他是無數個失敗的隔洋尋偶故事裏的那個例外,他相信他和她的相逢,將會是那些故事得以演繹下去的理由。畢竟,這是在上海,一個什麽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神奇都市。

他開始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尋她。

他發現國際航班接機的人流中她這個年紀的女人出奇的多。在他眼裏,這些身材細瘦麵容姣好的年輕女子其實都掖著一個極為肥胖曖昧的夢,所以她們臉上的表情都有些遊移鬼祟秘不可宣。為了不至於錯認,事先他讓她穿照片上的那一套衣服。曆史在這裏發生了一次驚人的重複——時隔多年,他仍然必須依賴照片的幫助,來尋找一個有可能與他的生命發生重大關係的女人。

他在人流裏找了很久,卻一直沒有找見她,便突然想起他們曾經約好,萬一彼此走散了,就都到問訊台前集合。於是他就朝問訊台走去。

她果然在那裏,斜著身子靠牆站著,腳邊歪了一隻大背包。大概也等了他不少時辰了,神情就微微地有些沮喪。雖然依舊在東張西望著,眼睛裏卻不是那種初來乍到歡天喜地的企盼了,仿佛是一朵被輕風撫過的花,雖然還是盛開著,卻畢竟蒙上了細細一層的灰塵。

他沒有立刻走過去,而是遠遠地站著,用目光將她從頭到腳地測量了一遍。他發覺他的目光被她無處不在的清晰分明的輪廓線條割得辛辣生疼。她如約穿了那套衣服。衣服大約洗過很多次了,褪了色,清清爽爽地帶著洗衣粉和漂白劑的痕跡。她幾乎完全沒有修飾,任憑青春如水般地從衣裳的拘束包裹中掙脫流溢出來。他從她身上立時讀出了自己無可挽回的蒼老。與她的真人相比,她寄給他的那張照片不過是一個不知被盜版了多少次,謬誤叢生模糊不清的拙劣副本。

他朝她走過去,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停了下來。他沒有叫她,任由她的目光從很遠的地方漸漸收攏過來,最終落到了他身上。他們對視了一會兒,她才猶猶疑疑地笑了笑,問:“是,是……”他點了點頭,猜想自己大概比那些舊照片裏的樣子又老了一些。她就把手裏的花遞給了他,是一捧喜慶熱烈的紅色康乃馨,夾雜著些同樣喜慶熱烈的綠椿枝,裹在一張有些俗氣的粉紅玻璃紙裏。紙上殘留著她微微潮濕的指印。他接過來放到行李車上,心想以後再慢慢告訴她,在國外是不太時興給男人送花的,即使送了,也是不用粉紅色的包裝紙的——關於外邊的那個世界,她要學的東西大概還很多。

後來他們叫了一輛出租車,不遠不近地並排坐進了後座,朝旅館開去。他試試探探地穿越了他們之間那個似遠似近的距離,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她微微地閃了閃,彎下身去係鞋帶,他的手就落到了她的腰上。他幾乎是同時探到了她身上的柔軟和僵硬,他的手就尷尷尬尬地陷落在柔軟和僵硬的雙重夾擊中,不知所措起來。

這時他的手機響了起來,他及時地抽回手來接了電話。這是一個英文的電話,她聽得出來他說得挺流利,卻又沒有流利到隨心所欲的地步。他講了十來分鍾才關了機,告訴她是他的咖啡館裏打來的——他不在的時候,就交代給一個挺能幹的女招待管事。

她看得出他接完電話以後心情很好,就問他:“是稅的事嗎?”他吃了一驚。他隻知道她在一個日本人開的服裝廠裏打工,卻沒想到她也聽得懂英文。她猜出了他的驚異,笑笑,說:“我才開始學英文,隻能聽懂幾個字,瞎猜的。”他告訴她國稅局上個月來咖啡館查賬,今天來了封信,說通過審計了。她說那你們得花不少錢打點吧。他想說他連一杯免費咖啡都沒用上,又覺得她是不會懂的,就點了個頭算是回答。

兩人生生分分地呆坐了一會兒,各自扭著頭看著窗外的街燈一盞一盞飛蛾似的撲過來,又流火似的閃到身後,連成一條橘黃色的鏈子,前到天邊,後至地極。他想問她是不是為了他才開始學英文的。他暗暗排練了幾個俏皮輕鬆的提問方式,可是話到了嘴邊,卻又生生澀澀地找不到一個圓滑的出口了。

後來就到了旅館。進了屋,他讓她在客廳裏坐著,自己去浴室換洗了出來,又從箱子裏找出一個小盒子遞給她。她拿在手裏,木木地看著盒子上的彩紙和紙上貼著的卷成細細波紋的銀箔花。他催促她打開,她舍不得撕破包裝紙,便用指尖輕輕地挑著膠帶紙的邊緣,窸窸窣窣地拆了半晌才拆開了,原來是一條小小巧巧的項鏈,墜子是一顆銀心。她說國外的銀子就比國內的成色好,顏色亮。他聽了忍不住撲哧一笑:“小姐,這是白金,比銀子貴好幾倍呢。”她“哦”了一聲,說:“怪不得這麽好看。”就把項鏈收進盒子放了起來。她平平淡淡的樣子反讓他放了心——他最害怕那種為了一件小禮物能毫不費勁地說出一籮筐好話的女人。

他問她上海最好的餐館在哪裏,他要帶她去吃飯。她低低地一笑,說:“我隻是個打工的,哪會知道最好的在哪裏?你要請客也好,就算給你自己接風。有個溫州館子叫‘閱虹’,裝潢一般,菜式還挺地道。離方阿姨那邊也不遠。吃完了飯正好去看她。”

他提了個小箱子,跟著她下了樓,兩人叫了輛出租車往“閱虹”開去。走到半路,他突然對她說:“我還是先去她家一趟,她留下的一些東西,我要交給她媽。”她當然明白他說的那個她是誰。她就吩咐司機在一幢公寓樓前停了下來。他下去了,她卻留在車上。她把頭探出窗外對他說:“你去,我在餐館等你。”他沒有留她,隻是看著她的出租車風一樣地駛進一街的燈紅酒綠裏去。

至少她是知道他的。他必須獨自麵對他人生中的某些片段。在哪裏開始的記憶,也必須在哪裏卸下。

涓涓回家時已是午夜前後了。

臨分手林頡明提出要送她到宿舍門口。他說送女客人到家門口是西方人的禮節。不僅要送到家門口,而且要看到女客打開房門進屋後才能離去——不光是為了禮節的緣故,也是為了安全。林頡明身上那些帶著洋氣的迂腐味,讓她覺得既可笑又多少有些著迷。然而她執意不肯,堅持在離校門很遠的地方就下了出租車。

畢竟是十月了,夜風吹在身上已經含了些秋天的意思。那件洗舊了的牛仔夾克在這時才派上了更為實際的用場。她將夾克緊緊地裹在身上,抱著雙肩一步一步地踩著自己的影子緩緩行走著。她並不著急回去。這一頓飯吃得有些安靜,幾個月的期待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把本該厚重的見麵情緒稀釋得單薄了。然而她卻依舊有一肚子零散細碎的回憶,需要在孤獨的路程中慢慢咀嚼銷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