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要出發了，搭乘前往底特律的公交車。我們的錢剩的不多了。我們費了很大力氣拖著行李穿越車站。迪恩大拇指上的繃帶已經全部鬆掉了，像煤炭一樣焦黑。經過這番折騰，狼狽的模樣無需贅言。迪恩精疲力竭，坐上轟隆隆穿越密執安州的公交車就睡著了。我和一個俊俏的農村姑娘聊起了天。她穿著一件棉布襯衫，領子開得很低，露出了曬成紅褐色的、豐滿的**上部。她頭腦有些遲鈍，說起了農村晚上在自家門廊上爆玉米花的場景。原本這話題本來能讓我滿心歡喜，但是由於她說的時候並不快樂，除了認為自己在做本分的事務之外，沒有別的想法，我也就覺得意興闌珊。“你還做些什麽有意思的事兒？”我試著把話題引到男朋友和性方麵。她深色的大眼睛茫然的看著我，流露出多少代在她血液中流動的苦惱，也就是她沒有做他渴望的事情——無論是什麽，其實誰都知道。“你希望從生活裏獲得什麽？”我要揪住她，把答案擠出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她含糊的說，工作、電影、夏天到奶奶家玩、到紐約看看羅克西連鎖電影院、她該如何打扮——像上一個複活節的時候那樣的穿戴：白色的帽子、玫瑰花裝飾、粉紅色的淺口輕便鞋、淺紫色的華達呢外套。“周日下午你都做些什麽？”我問。她坐在家裏的門廊上。小夥子騎自行車路過時，會停車閑談幾句。她躺在吊**，看著滑稽報刊。“夏天晚上很熱的時候，你都做些什麽？”她坐在門廊上，看汽車來來往往。她和母親做爆玉米花。“夏天晚上你爸爸做什麽？”他做工，他在鍋爐廠值大夜班。他幹了一輩子活，養活一個女人還有孩子，沒有什麽值得自誇的功勞。“你哥哥夏天晚上做什麽？”他騎著自行車到處轉悠，待在冷飲店門口。“他渴望做什麽？我們都渴望做什麽？我們要什麽？”她不知道。她打嗬欠。她開始困了。這些問題太複雜了。誰也不知道。誰也答不出來。全完了。她十八歲，特別可愛，可惜不開竅。
到了底特律，我和迪恩灰頭土臉、髒亂不堪的下了公交車。我們決定待在貧民窟的通宵電影院。公園裏溫度太低了。哈塞爾也到過底特律的貧民區，他那雙黑色的眼睛不止一次搜索過每一個射擊場、通宵電影院和每個吵吵嚷嚷的酒吧。他的樣子常常浮現在我們腦海中。我們再也沒有在時報廣場上見過他。我們想老迪恩·莫裏亞蒂或許剛巧也在這裏——但是沒有。我們每人付了3毛5，進了那家破舊的老電影院，占據了樓上的包廂，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趕下來。進那家電影院的都是些無聊至極的人。聽了誤傳，信以為真，從阿拉巴馬州來底特律汽車工廠打工的貧困的黑人；年老的白人流浪漢；流著長頭發，誌向不得伸而開始酗酒的年輕藝術家；妓女，普通夫妻；無所事事、沒有去處、沒有人可依賴的家庭主婦。如果你把整個底特律的人放進鐵絲籃進行一次大篩選，收集到的又大又粗的渣滓還比不上通宵電影院的這些家夥。那天放映了兩部電影，第一部的演員是牛仔歌手埃迪·迪恩和他騎著的白馬布洛普；第二部的演員是喬治·拉夫特、西尼·格林斯特雷特以及彼得·洛雷，故事發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我們一個晚上把這兩部電影各看了6遍。我們醒著的時候用眼睛看，睡著的時候用耳朵聽，做夢的時候用內心去感應。到了早上，我們已經徹底參透了西部古怪的灰色神話，和東部令人驚異的深色神話。從那天起，這種可怕的滲透作用，通過潛意識支配了我的全部行為。我數百次的聽見大個子格林斯特雷特的嗤笑聲；我聽見彼得·洛雷進行邪惡的引誘；我分擔了喬治·拉夫特那偏執的驚恐；我和埃迪·迪恩縱馬放歌，和偷牛賊展開無數的槍戰。人們就著瓶子小喝幾口酒，在黑漆漆的電影院裏四下張望著，看有什麽事做，有誰可以聊天。大家頭腦一片空白，誰也不開口。灰色的黎明如同幽靈縈繞在電影院的窗口和屋簷下，我的腦袋靠在座位的木扶手上。電影院的6個工作人員把昨天晚上觀眾扔掉的垃圾掃成一堆，我耷拉著腦袋正在打呼嚕，一大堆垃圾的尖端，幾乎要撞到我的鼻子——距離我座位有10排遠的迪恩，後來告訴我，說他們差點把我也給掃到大街上。所有的煙蒂、空瓶子、紙板、火柴夾、亂七八糟的垃圾都堆在一起。如果我被掃出去，迪恩就再也看不見我了。他隻能找遍整個美利堅合眾國，方便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所有的垃圾箱，才能發現我像個胎兒一樣蜷縮在我的、他的，以及一切相關或者不相幹的人的生活的垃圾當中。我從垃圾的子宮裏對她說些什麽話呢？“別來打擾我，兄弟，我對自己的處境萬分滿意。1949年8月的一個夜晚，你我在底特律失散了。你有什麽權利來這個臭氣熏天的垃圾桶，把我的記憶攪亂？”1942年，我是有史以來最差勁的話劇主角之一了。我是水手，在波士頓斯科雷廣場上的帝國咖啡館喝酒。我喝了六十杯啤酒，走進洗手間，藏在便桶旁邊就睡著了。晚上，至少有一百個水手和各式各樣的人把尿撒在我身上，讓我渾身髒汙，麵目全非。到底，這又有什麽要緊？——默默無聞存活於世，要好於天堂裏的榮耀。因為天堂是什麽？人世又是什麽？都是心裏想想而已。
天亮了，我和迪恩滿口胡話、東倒西歪的走出這個可怕的地方，去找旅行社介紹搭便車。我們把上午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黑人酒吧，追求姑娘，以及在自動唱片機廳裏聽唱片，接著一副狼狽樣子的拖著行李坐了五英裏的公交車，到了同意按人收取四塊錢、讓我們搭車上紐約的那人家。他是個戴眼鏡的金發中年人，有妻兒和不錯的宅子。他準備出發之時，我們在院子裏等候。他那可愛的妻子穿著廚房專用的棉布衣服，請我們喝咖啡，但是我們忙著交談。迪恩之前喝了些酒，這時候酒意上頭，他疲勞不堪，看到什麽都覺得開心。他汗如雨下，快要達到那份狂熱的樣子。我們坐上那輛新的克萊斯勒牌汽車紐約進發時，車主人意識到找他搭車的是兩個瘋子，可也隻能認命。事實上，當我們途經布裏格斯體育館，談起了明年底特律的拳擊錦標賽，他就習慣了我們的存在。
我們在籠罩著一層薄霧的晚上，通過托萊多，在老俄亥俄接著前進。我覺得自己如同旅行推銷員，在美國的城鎮間反複穿行——一副繁忙的樣子，商品並不適銷對路，推銷的方式老套，找不到買家。即將抵達賓夕法尼亞，車主人感覺到倦了。迪恩接手駕駛，跑完了到紐約的剩下的路。我們開始聽見收音機裏錫德交響樂團演奏的最新的爵士樂，我們來到美國最後的大城市了。抵達之際正是清晨，時報廣場逐漸變得活躍，因為紐約沒有休息。我們路過時，不自覺的想要找哈塞爾。
過了一個小時，我和迪恩下了車，到達我姨媽位於長島的新住處。姨媽自己正忙著招呼來幫忙粉刷的親友，在她討價還價之際，我們快速上了樓。“薩爾。”我姨媽說，“迪恩可以在這裏住幾天，那之後他要離開，你知道嗎？”旅程結束了。那天晚上，我和迪恩在長島的儲油罐、鐵路橋和霧燈中間漫步著。我記起了他站在一盞街燈下的背景。
“我們路過那盞路燈時，我正要跟你說另外一件事，薩爾，但是現在我有個新點子。我們走到下一站路燈的時候，我們在講剛才的事行嗎？”我當然讚同。我們習慣了旅行，非要走遍整個長島。但是到了盡頭就沒有陸地了，麵前隻剩大西洋，我們隻能走到這裏。我們互相握手，答應彼此做永遠的朋友。
過了不到五天的一晚，我們在紐約參加聚會。我見到了一個叫做伊內茲的姑娘。我告訴她，我有個好朋友，她應該認識一下。當時我有點醉了，胡扯八道說他是個牛仔。“哦，我一直希望認識一個牛仔。”
“迪恩！兄弟，快過來！”我在聚會廳裏嚷嚷——出現在聚會上的有詩人安赫爾·盧斯·加西亞，沃爾特·埃文斯，委內瑞拉詩人維克托·比利亞努埃瓦，我的舊情人吉尼·瓊斯，卡洛·馬克斯，吉恩·德克斯特，以及許多別的旁人。迪恩害羞的走過來。一個小時之後，在這慶祝夏季結束的聚會，醉意朦朧的氣氛，他跪在地板上，下巴挨著一個姑娘的肚皮，嘴上說的天花亂墜，滿身是汗，向她山盟海誓。那個姑娘一頭黑發，淺黑色的皮膚，肉肉的性感——加西亞說她活生生是德加畫筆下的人物，一個賣弄**的巴黎美女。沒過幾天時間，他們通過長途電話和舊金山的卡米爾在離婚問題上費盡了口舌，以便早日拿到文件後他們就去結婚。然而事情沒有那麽容易，僅僅過了幾個月，卡米爾生下了迪恩的第二個孩子，那是他們年初幾晚上關係破冰的結果。又過幾個月，伊內茲也生了個孩子，加上西部某個地方的一個非婚生的孩子，迪恩現在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可是他現在身無分文，有的隻是無盡的煩惱以及跟過去一樣瘋狂的匆忙的狀態。這麽一來，我們不能到意大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