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29日晚上6點30分，馬丁·西格爾回到家。他走進臥室，把西裝扔到**。此時，正是晚飯時間，能夠在這個時候回家吃飯可真是讓人欣慰。他走到書桌前，凝望著窗外。書桌緊靠著一個大窗戶，從這裏可以俯瞰格雷西廣場公園的全景。
自從丹尼斯·萊文被捕以後，西格爾幾個月來一直都焦慮不安，現在他感覺好多了。萊文被捕的那天，他正在機場的電話亭裏，當時他就驚恐不已，第二天，他還去看了醫生。他感覺不太舒服，認為自己太緊張了。實際上，他想讓醫生問他為什麽感覺這麽糟糕、這麽焦慮，他想傾訴一下。然而，醫生隻是對他快速檢查了一番，把他的抱怨晾在了一邊。醫生說：“你隻是太累了，很快就會好的。”
也許醫生的話是對的，上個周末，西格爾偕妻子和朋友們到比斯坎島郊遊。他們乘坐一艘雙體船在海上遊玩，海麵風很大，陽光燦爛，西格爾玩得非常高興。
他微笑著看著窗外，孩子們在遊樂場上盡情地玩耍。突然，電話鈴響了，打破了屋內的寧靜。西格爾心不在焉地拿起話筒，而不是等著保姆多麗絲去接。一個男人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
“你是馬丁·西格爾嗎？”
“是的。”西格爾回答。
“我是比爾。”然後是一陣沉默。星期一，多麗絲告訴西格爾有個叫比爾的人打過電話，但是沒有留電話號碼。昨天，他又打過來了。而這兩天西格爾都像往常一樣在8點左右回到家。對這兩個電話他沒有多想，突然之間他也不知道這個比爾是誰。
“哪個比爾？”西格爾問道。
“你知道的。”對方用一種旁敲側擊的語氣說，“比爾。”
“我不知道。”西格爾急躁地回答。這是一個騷擾電話嗎？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你收到我的信了嗎？”比爾問道。
“沒有。”
“你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嗎？”
西格爾不知道自己為什麽不直接掛斷電話。他接著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麽信。你為什麽不告訴我呢？”接著又是一陣沉默，然後他說出了一句驚人的話。
“我是指你和那個俄羅斯人的關係。”
西格爾閉上眼睛，隻見布斯基的影子在飄來飄去。他竭力鎮定自己，平靜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比爾繼續說道：“我給你寄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訴你我想跟你見麵。”
“可是我不認識你啊。”西格爾說。
“哦，算了吧，別想騙我了。”比爾說著，然後，他的聲音變成了威脅性的，“我知道的。”
西格爾再次堅持說他不知道對方在談什麽，然後，比爾明顯地表露出了一陣焦慮。他問：“你是那個原來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工作，現在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的馬丁·西格爾嗎？”
“是的，正是。”西格爾說，然後他感覺已經說得太多了，“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否則我會報警的。”
“我想，你不敢。”比爾諷刺地說。
西格爾掛斷了電話，他搖搖晃晃地離開桌子，緊握著拳頭。他一直都害怕這件事情會發生，他大喊道：“終於來了！”突然，他感到一陣惡心，趕緊衝到就近的衛生間。
過了一會兒，簡進來了，她看到丈夫彎著腰在衛生間裏嘔吐，非常擔心。當西格爾直起身來，竭力振作精神時，她焦慮地問道：“你沒事吧？”
他回答說：“肯定是胃病又犯了，有時突然就發作了。”
簡一出去，西格爾就立即給馬丁·利普頓打電話。從私人和業務兩個方麵來說，他感到利普頓都是他最可靠的律師。利普頓的秘書說她的上司正在休斯敦出差，不過，她告訴了西格爾一個電話，說打這個電話可以找到他。
西格爾在電話中說：“我是馬丁，有人敲詐我。”他把那個神秘電話的情況大致給利普頓講了講。利普頓督促西格爾第二天去見見拉裏·佩德威茲。佩德威茲原來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刑事處的負責人，曾經為沃切爾律師事務所處理過伊蘭·賴克的事件。
第二天西格爾見到了佩德威茲，向他詳細講述了和比爾之間的通話情況，並提到比爾多次說給他寄了一封信，要求和他見麵。佩德威茲問道：“你查看康涅狄格家中的郵箱了嗎？”
西格爾意識到他和簡已經有兩個多星期沒有去康涅狄格的家了。於是，他開車趕到那裏，打開郵箱，一眼就看到了那封信，正躺在一大堆沒有開啟的信件中。為了保護好指紋，西格爾戴上了塑膠手套，然後，他用顫抖的手打開了信封，匆匆掃了一下那封短信。內容簡單而神秘，首先是一句“我知道”，然後是要錢。比爾說，如果他沒有收到錢的話，就會向國稅局舉報西格爾。西格爾小心翼翼地把這封信和信封放到了一個大信封裏，然後封好，開車回到了紐約。
當佩德威茲看到這個證據時，他感到非常可疑。他懷疑這封信和電話是政府給西格爾精心設計的一個圈套。這好像又不可能，但是在萊文一案之後，政府一直在繼續調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發生。盡管這樣，佩德威茲建議西格爾等一等，看看是否還有什麽其他事情會發生。
接下來的一周，西格爾接到了布斯基的電話，他似乎突然之間急於想和西格爾見個麵。西格爾拒絕了，並立即掛斷了電話，但是布斯基的電話讓他非常不安。接著，在11月10日，國稅局的幾個工作人員沒有提前通知就突然來到了西格爾的辦公室，不過西格爾不在。當他聽說這件事後，他給佩德威茲打電話，告訴了他這件事。這次，佩德威茲說，他認為最好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聯係一下。
西格爾說：“那你聯係吧，我想把這事弄清楚。”
當天下午，西格爾又接到了佩德威茲的電話，他說：“你明天早上先到我這裏來一下。”他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很嚴肅，但是他沒有講具體情況。
第二天早上，佩德威茲告訴西格爾：“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對那封信的事全都清楚，他們也知道你和布斯基之間的一切情況。”他不用再說下去，西格爾的防線已經崩潰了。他用手抱著頭，痛哭流涕起來。
他一邊抽噎，一邊說：“我做過那些事，我有罪，很抱歉，我想改正錯誤。”
佩德威茲說他已經和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說過這件事了，他們得出結論，沃切爾律師事務所不能做西格爾的代理人，因為該律師事務所已經代理過許多他這樣的客戶，這些人都受到了同樣的指控。但是佩德威茲提出要幫助西格爾再找一位刑事律師。佩德威茲說：“有些律師會同政府抗爭，而有些律師則會合作。你喜歡哪一種呢？”西格爾說他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然後再做決定。
他打了一輛出租車回到自己的公寓，西格爾知道不能再對妻子隱瞞下去了，但是，他又非常害怕這種攤牌，擔心妻子會離開自己。當時，正好是上午10點左右，是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車在車流中慢慢穿行。坐在車上的西格爾滿腦子都是自殺的場景：回去後，不是上樓，而是直接到車庫，把家裏的廂式貨車開出來，離開這個城市，沿著95號州際公路向東開，一直到麥安納斯河（Mianus River）上的大橋，然後從橋上衝下去。這種死亡的前景似乎非常誘人，但是一想到車毀人亡的痛苦場麵，他就嚇得臉色煞白。
回到家時，保姆告訴他妻子出去購買聖誕用品了。西格爾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他知道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很快就會消失。妻子36歲的生日還有兩周就要到了，現在，他也要毀了它。接著他聽到前門被打開了，他趕緊走到了門廳，隻見簡拎著大包小包走進來。她看到丈夫在家，大吃一驚，然後興奮地告訴他她所買的東西，以及她的過節計劃。西格爾強迫自己打斷了她的話，
“我有點兒事要告訴你。”他一邊說著一邊把妻子領進客廳。簡脫下大衣，在沙發上坐下，西格爾把雙層木門關上，然後挨著她坐下來，握住了她的手。他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開始說：“你還記得那封讓我心煩意亂的信嗎？就是郵到我們康涅狄格的家裏的那封。關於那封信有個情況，我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你原諒我。”
簡立即哭了起來，她從丈夫的語氣和舉止中意識到發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格爾繼續講著，快速把他和布斯基的內幕交易大概講了一遍。他感到極其痛苦。簡繼續啜泣著，看到自己竟然這麽深深地傷害了她，西格爾感到很恐懼，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經曆。
他的妻子哽咽著說：“你做的事很可怕。”她說，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自己被欺騙了：這件事情他竟然沒有告訴她。她說，西格爾擊碎了她對他的信任。
然而，盡管她這樣說，她還是意識到了丈夫的痛苦和絕望，她的震驚很快就被恐懼所替代，她害怕他會自殺。於是，她立即安慰丈夫，支持他堅持下去，這種支持正是他所需要的至關重要的東西。她說：“你是個好父親和好丈夫。”說著，她又忍不住潸然淚下。
大概在下午1點左右，西格爾又回到沃切爾律師事務所見到了佩德威茲。西格爾告訴他：“我不想對抗，我要趕緊處理完這件事，我要贖罪。”最後，西格爾聘請傑德·拉科夫做他的代理律師，傑德原來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反證券欺詐處的負責人，後來成了馬奇·羅斯·格思裏·亞曆山大·伏登律師事務所（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合夥人。拉科夫從辦公室趕來同西格爾和佩德威茲見麵，當他來到時，西格爾已經收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傳票。佩德威茲給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打完電話之後，該辦公室就通知證券交易委員會，說西格爾在沃切爾律師事務所，因此傳票也發到了這裏。
拉科夫很吃驚，雖然西格爾憂心忡忡，但是他沒有試圖淡化或者否認罪責。他很快就向拉科夫講述了他同布斯基之間的違法情況，包括最糟糕的方麵，如接受現金報酬。此外，他還講述了他和弗裏曼之間的關係。
西格爾尤其擔心他在德崇公司的同事，以及他和該公司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像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繼續工作。他感到必須立即和約瑟夫談談。另外，拉科夫想讓西格爾保持盡可能多的靈活性，他知道西格爾可能是個很有價值的秘密線人。但是西格爾堅持說，他不能和政府合作，秘密調查德崇公司。他說，自己的違法活動不是在德崇公司進行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德崇公司的任何犯罪活動，因此要設計誘捕那裏的同事很不公平。拉科夫同意西格爾對約瑟夫說這件事，告訴他傳票的事，並且向他請“病假”，準備回答問題。接著，在當天晚上，他還要在馬奇·羅斯·格恩裏·亞曆山大·伏登律師事務所同拉科夫以及另一名合夥人奧德麗·斯特勞斯見麵。
西格爾離開沃切爾律師事務所之前，他要求見見利普頓，當時利普頓剛剛從得克薩斯州休假回來。西格爾獨自來到了利普頓寬敞的辦公室，以前他做投資銀行業務時，也經常來這裏。利普頓在業務上經常幫助和提攜他，現在，坐在這個曾經幫助過他的人麵前，西格爾又一次淚流而下。他結結巴巴地重複說：“對不起。”也許利普頓已經經曆過了太多次這樣的夢魘，先是他的兩個合夥人弗洛倫蒂諾和賴克，現在又是西格爾，一個他幾乎像喜歡自己的兒子一樣喜歡的人。利普頓沒有安慰西格爾，也沒有向他保證什麽，他的態度似乎非常冷漠。
在離開沃切爾律師事務所時，西格爾和拉科夫來到了拉科夫的辦公室。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佩德威茲打來電話，把股票記錄紙上關於布斯基認罪的消息讀給了他們。突然之間，事件之間令人迷惑的順序開始清晰起來。西格爾告訴拉科夫和斯特勞斯：“你們不知道事情是麽多嚴重，天都要塌下來了。”
當天下午再晚些時候，西格爾回到了德崇公司，直接來到了約瑟夫的辦公室。在聽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之後，公司開了一個戰略研討會，約瑟夫剛剛開會回來。他認為西格爾看起來很糟糕，就好像受到了可怕的打擊一樣。
西格爾說：“我想請個假，我收到了一張傳票。”聽完西格爾的話，約瑟夫哈哈大笑起來，約瑟夫的這種反應讓西格爾震驚不已。約瑟夫高興地說：“你加入‘俱樂部’了，阿克曼收到一張，米爾肯收到一張，每個人都收到了一張。”已經很震驚的西格爾呆住了：怎麽了？這些人都和他有什麽關係？他滿腦子都在思考著自己的問題，所以他沒有考慮過除了他自己以外，布斯基還和其他人有牽連。
約瑟夫打斷他的沉思：“你做什麽錯事了？到底怎麽回事呢？”
西格爾看著約瑟夫，淚水在眼中打轉。他回答說：“絕對沒有。”拉科夫曾指示他對約瑟夫撒謊，以便在必要時同政府合作。
約瑟夫問道：“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傳票還是大陪審團的傳票？”西格爾回答說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這好像減輕了約瑟夫的擔憂。他說：“別擔心，繼續工作，沒有理由請假。公司會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西格爾和約瑟夫見麵時，拉科夫給卡伯裏打了一個電話。拉科夫說：“我知道你要給馬丁·西格爾發傳票，我是他的律師，你發給我吧。”他接著說，他想和卡伯裏談談西格爾的案子，卡伯裏建議他第二天上午再談。
拉科夫知道他和西格爾必須快速行動，他曾經做過反證券欺詐處的負責人，是卡伯裏的上司，他知道卡伯裏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人，喜歡采用迅速而又強硬的手法對待白領嫌疑人。拉科夫提醒西格爾，如果他想和政府達成協議的話，就應該盡快，盡管這意味著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懲罰，可能會破壞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會破產。拉科夫還說，如果西格爾選擇抗爭的話，他也會幫他辯護的。
西格爾堅持說：“我想認罪，我也想贖罪。我不打算抗爭，除非你親口告訴我讓我抗爭到底。”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六，西格爾和簡來到了拉科夫的辦公室。西格爾感覺比前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又把自己的事情跟妻子傾訴了一番，他認為已經得到了她的承諾，無論發生什麽事情，她都會支持他的。他感到身上的重擔被卸下來了。他信任政府，他要改正錯誤。他會受到懲罰，但是，之後一切都會過去的。他認為政府似乎有點兒像他的父母，現在，政府會關心他的。
在拉科夫的辦公室，他在西格爾一案上的搭檔奧德麗·斯特勞斯提醒西格爾說：“馬丁，昨天你太低落，今天你又太高興了。”
拉科夫和斯特勞斯簡要給西格爾夫婦進一步介紹了認罪的前景，竭力安慰他們，說事情總是看起來更悲觀一些，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接著拉科夫去見卡伯裏，卡伯裏開門見山直奔主題。
他坦率地說：“我們掌握了西格爾的所有情況，並且還有三個目擊證人：伊萬·布斯基、送錢的信使和監督信使的人。我們認為西格爾對我們會有些幫助的，我們知道弗裏曼的情況。”拉科夫最後一句話提到的這個名字讓他大吃一驚，這個名字他剛剛從西格爾的坦白之中聽說。拉科夫懷疑卡伯裏是不是在虛張聲勢。
卡伯裏繼續說：“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可以這樣假設案情，我準備提出四項罪名。”
拉科夫竭力不做出任何反應，他想多了解一下協議條件，例如，將會遇到什麽樣的法官？在曼哈頓聯邦法庭，接受認罪協議的法官將一直負責該案的審理工作。拉科夫希望西格爾在認罪時選擇一個恰當的時機，遇到一個合適的法官，可卡伯裏說政府會靈活處理的，但是西格爾應該在政府讓他認罪時就認罪。拉科夫問卡伯裏是否想讓西格爾戴竊聽器，卡伯裏回答說“是的”。
拉科夫把卡伯裏的條件帶給了西格爾，西格爾說他同意接受，於是拉科夫給卡伯裏提供了一份非正式的價值估計，指出西格爾可以提供華爾街一家大公司套利主管有罪的證據，不過，他沒有提弗裏曼的名字。作為回報，卡伯裏減掉了兩項罪名。拉科夫說他們可以達成協議，但是還要根據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協商情況而定。
手中握著認罪協議，拉科夫給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林奇打了個電話。布斯基一案的負麵報道仍然刺痛著證券交易委員會，它迫切希望把西格爾當作同布斯基合作的成果來宣傳，以表示同布斯基合作還是很有價值的。媒體曾經批評它對華爾街的犯罪活動太手軟，因此，它也不敢冒險再遭受進一步指責。拉科夫問證券交易委員會想要什麽。
林奇回答說：“很簡單，除了兩座房子以外，我們全都要。”（當拉科夫把這個消息告訴西格爾時，西格爾驚叫道：“天哪，我隻從布斯基那裏拿到了70萬美元。”）拉科夫極力辯解說，證券交易委員會這樣做很不合理，至少西格爾應該保留他自己在德崇公司掙的錢，這些錢全都是幹淨的，和這些錯事沒有一點兒關係。證券交易委員會主要負責協商工作的斯圖克最後同意了這個要求，但是沙德和其他委員投票否決了，他們堅持要沒收西格爾的一切。他們知道西格爾已經成了甕中之鱉，而且，他們也決定克服之前媒體上負麵報道的影響。他們允許西格爾保留他的養老計劃和兩套房子，再無其他。西格爾甚至還必須放棄德崇公司1,000萬美元的股票和固定紅利，證券交易委員會不允許該公司把錢給他。
拉科夫認為他應該就這些苛刻的條件再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抗爭一下，但是西格爾說他不想再爭了。到了這個時候，西格爾很吃驚地發現自己竟然對錢已經不在意了。當他的收入達到6位數時，錢似乎非常重要，但是錢從來沒有給他帶來他所渴望的足夠安全感。現在，無論他有多少錢都無所謂，他已經被毀了。因此，如果他什麽也沒有，那又有什麽關係？
他還認為，嚴厲的懲罰有利於減輕他在公眾眼中的罪責。如果這就是改正的代價，他願意接受。如果他還有什麽疑慮的話，那就是他害怕華爾街以前的同事會把他的認罪協議看成是一項“糟糕的交易”。對一個技術高超的交易員來說，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盡管最終細節到10月中旬才出來，但是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協議在一周之內基本上就確定了，而認罪協議也很快最終確定了。現在，西格爾開始做政府的秘密線人，就像布斯基以前做的一樣。
在感恩節那一周的一個晚上，拉科夫和西格爾來到了宏偉的聯邦郵政大樓，就在曼哈頓下城區世貿大廈對麵的街上，他們悄悄地從後門進去。此時正是晚上10點。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和地點，就是為了保密。西格爾被帶到了郵政巡查官的辦公室，他要在這裏和卡伯裏見麵，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麵。
西格爾一眼就看到卡伯裏的襯衫緊緊裹在他肥碩的腰身上，上麵還沾著番茄醬的汙漬。西格爾也見到了杜南和羅伯特·帕斯卡爾。在西格爾同政府秘密合作期間，杜南將是他的“負責人”。西格爾仔細地看了看杜南，讓他吃驚的是，杜南是一個粗壯的愛爾蘭人。他感覺杜南好像有點兒眼熟，但是他肯定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
卡伯裏對西格爾印象很深，西格爾是他遇到的第一個“高層”投資銀行家。萊文和威爾吉斯當然不是，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個套利人。相比而言，西格爾英俊瀟灑、泰然自若、富有魅力，甚至心煩意亂時也這樣。
拉科夫告訴西格爾：“他們會盯著你的眼睛，看看是否能夠相信你。回答他們的問題，實話實說。”西格爾把他同布斯基和弗裏曼之間的所有交易一五一十地講了一遍。盡管他是根據記憶講述的，但是他盡可能做到精確，為了確保細節的準確性，他還參考了一下日記和交易記錄。西格爾當天晚上講了一個半小時，後來類似的會麵還進行了幾次。有些交易，尤其是和弗裏曼之間的交易，例如聯合石油公司的交易，非常複雜，因為這起交易要計算複雜的比例；還有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購工作曠日持久。
西格爾沒有企圖為自己的行為開脫，沒有表示自己也陷入了“灰色”地帶。他沒有找借口。萊文和布斯基也表示了一些懊悔，但是他們最主要的悲傷是因為自己被抓獲了。檢察官們認為，西格爾確實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真心想改正。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沒有參加任何一次訊問。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很不好，西格爾對此感覺很明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仍然對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負麵報道非常擔憂。西格爾被告知不能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透露任何情況，尤其是關於高盛公司的任何事情，他們擔心被泄密。
杜南還對西格爾說：“不要和他們講，他們隻會把事情搞砸了。”
最後，1987年1月，證券交易委員會說要找西格爾確認一些布斯基的供述，於是安排西格爾在格拉默西公園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的一個房間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律師見麵，參加會見的除了王律師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律師。但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隻允許西格爾講和布斯基有關的問題，不讓他提弗裏曼的名字。
當西格爾同意合作時，拉科夫總是告訴他要接受現實，因為他所熟悉的紐約生活很快就要結束了，而且他現在和過去的生活也都要麵臨嚴密的審查。當西格爾認罪時，拉科夫想讓他去看看精神病醫生或者心理醫生。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高盛公司可能會找這些醫生問話。病人的記錄在聯邦法庭並不受保護。
拉科夫和斯特勞斯督促西格爾盡快把家搬走，讓家人遠離這個風暴中心，這樣，西格爾公開認罪之前，他們就可以有時間調整心態。簡很難接受這個計劃，她喜歡康涅狄格的家，這是她和西格爾親自設計的。離開這裏的所有朋友，把孩子們從學校裏轉走，這種想法讓她非常傷心。然而，她既然已經同意支持西格爾，就必須接受這個新計劃，遷到其他地方。他們搬到了佛羅裏達州，這個州的法律保護被告人的房產不受債權人的侵占。西格爾把康涅狄格州的家和紐約的公寓放到市場上出售，並花了幾個周末的時間在佛羅裏達州的各個城市看房。他從坦帕市開始，沿著西海岸一直朝南開，然後再沿著東海岸開，最後一直開到了傑克遜維爾。一路上，西格爾又產生了自殺的衝動。在95號州際公路上行駛時，他心想，自殺是多麽容易，隻要一打方向盤，就可以撞向對麵駛來的汽車。但是，一想到這樣會引發交通事故，傷及無辜，他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最後，他決定在傑克遜維爾定居，因為坦帕和聖彼得斯堡太沉悶了，邁阿密又太嘈雜，棕櫚灘可能會傳遞一個錯誤的信息。另外，他不想碰到華爾街和公司的前同事。西格爾喜歡傑克遜維爾濃厚的商業氛圍。他心想，一旦熬過了這段痛苦的時光，他可以在這裏重新開始職業生涯，希望能有這麽一天。他在傑克遜維爾的蓬特韋德拉海灘看上了一棟高高的、現代化的別墅。這座房子共有三層，有三個車庫，下麵兩層住人，裝有壁爐，第三層是個小角樓，正好在主臥的上麵，視野非常開闊，可以改造成一個非常好的辦公室。他把相鄰的那部分海灘也買了下來，然後在車庫上為孩子們建了兒童房。整座房子、土地和裝修共花了西格爾350萬美元。
西格爾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康涅狄格的房子賣了350萬美元，紐約的那套公寓賣了150萬美元。曼哈頓的房地產仍然非常火爆，最後的買主就是第一個看房的人。西格爾賣房所得到的錢幾乎全都花在了佛羅裏達的房產、稅費和律師費上。沒有人知道西格爾夫婦要搬到佛羅裏達，但是，他們要賣房的消息還是不可避免地被傳了出去。鄰居們立即得出結論：西格爾和簡要離婚。讓西格爾惱火的是，一個鄰居熱切地問他，是否要把水上摩托艇也賣掉。
1987年1月中旬，簡帶著多麗絲、傑西卡和雙胞胎開車前往佛羅裏達州的新家，西格爾仍然待在紐約，竭力表現出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他想在家人搬到新家的那天趕到那裏和他們團聚，但是一場大雪阻止了他從紐約飛過去。當西格爾給他們打電話時，多麗絲說：“我們的四周都是荒郊。”在他們搬到新家之後的最初六個月，每次，當他們一家人開車回到新家時，雙胞胎之一的斯科特總是問：“看門人在哪裏呢？”
西格爾孤獨地待在紐約，但是他盡量保持著常態，正常上班，回電話。德崇公司沒有迫使他進一步解釋。公司聘請的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定期給拉科夫打電話，反複詢問西格爾是不是真的對公司的不當行為毫無知覺，並且還想多了解一些關於西格爾處境的消息。拉科夫說隻有西格爾在德崇公司之前工作的一些情況，但是他拒絕透露詳細情況。德崇公司煞費苦心不疏遠同政府合作的人。1月，西格爾拿到了300萬美元的獎金，把它交給了證券交易委員會。
認識西格爾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可能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的精力、熱情和活力煙消雲散。他不再參加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會議，也沒有再做成一筆新交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示意西格爾和拉科夫，為了保護西格爾和政府秘密合作的事，如果必要可以撒謊，但是這種機會很少。
有一天，約瑟夫隨意地說：“我聽說你在合作。”西格爾隻是聳了聳肩，約瑟夫就不再追問。
有一次，《紐約時報》的記者約翰·克魯德爾給西格爾打電話，問他是否遇到麻煩了。
“沒有。”西格爾說。
一開始，西格爾拒絕做政府的秘密線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員堅持要求他這麽做，他們想監視德農西奧和泰伯爾。他們還告訴西格爾不要再和弗裏曼有任何聯係。杜南說：“我們不想讓你和弗裏曼接近。”他們要謹慎行事，看看西格爾如何表現，並判斷那些和他聯係的人的反應。他們不想冒險暗示弗裏曼。
調查人員的一個想法是在西格爾身上安裝竊聽器，讓他在和拉爾夫·德農西奧見麵時戴上。見麵時，西格爾想把談話的主題引到基德爾·皮博迪以及該公司利用弗裏曼進行內幕交易的事情，因為西格爾供述說德農西奧也知道這樣安排，他們這樣做是想確認西格爾的話。由於德農西奧自己沒有從事交易，因此他們需要更多的證據，他們不想隻根據西格爾的供詞就指控德農西奧。但是，這很顯然是不好辦的，西格爾不願意這樣做。他認為自己當初在困難時從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現在，他這樣和德農西奧見麵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杜南和帕斯卡爾的計劃是讓西格爾給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電話，他現在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並購部的主管。西格爾要告訴古德森，他想重新回到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因為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醜聞牽連了。西格爾要讓古德森安排他和德農西奧見個麵，然後在見麵時，他要戴著竊聽器。西格爾很不高興，他是古德森女兒的教父，古德森曾經是西格爾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最好的朋友。但是政府堅決要求他這樣做，西格爾別無選擇。
西格爾在給古德森家中打電話時，杜南就站在他的身邊，他連續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開始時，古德森似乎相信了西格爾的話，說他會盡力幫著安排會麵的。但是最後，這個計劃還是泡湯了。古德森回話說德農西奧拒絕了這個想法，很顯然，德農西奧還對西格爾的背叛耿耿於懷。德農西奧給西格爾傳了一個口信：“你是活該如此。”
政府對威格頓沒有太大興趣。他和西格爾沒有什麽共同點，兩個人的關係也很一般，因此很難找到西格爾給他打電話的合理理由。泰伯爾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他是威格頓以前做套利業務時的搭檔。杜南立即把他定為潛在的目標。
泰伯爾在西格爾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之後不久也離開了。同萊文很像，他也利用自己在套利上的些許經驗跳槽到了其他公司，獲得了高職位和高薪。一開始，他去了化學銀行，在那裏做套利主管。他打算在該銀行創建一個新的套利部，但是這個計劃一宣布就引起了對該銀行的負麵報道，客戶們都對它試圖從惡意收購中獲利感到不滿。於是化學銀行告訴泰伯爾，他不能投資惡意收購交易，這對任何真正的套利人都是一條荒謬的限製。結果，泰伯爾離開了化學銀行，到美林公司當了一名套利人。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相信泰伯爾尤其對起訴的威脅感到害怕。在萊文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後，泰伯爾給德崇公司的西格爾打過電話，他問：“我們沒事吧？”這就表示他知道西格爾對他是一個威脅。西格爾向他保證說他和萊文沒有聯係。泰伯爾到了美林公司之後，有一次，他又給西格爾打電話，當時，西格爾正在幫助哈夫特家族收購西夫韋公司（Safeway），這是由德崇公司支持的。美林是被收購公司的代理。泰伯爾開始向西格爾透露“美林的防禦思想”，包括董事會議的日程安排等機密信息。他所說的話非常接近內幕消息，西格爾相信他是希望建立一種關係，但是西格爾從來沒有把他當回事。
西格爾給泰伯爾打電話，說要和他“敘敘舊”，聊聊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工作時的事。泰伯爾似乎非常困惑，便推托了。西格爾隻好試試另外一種方法。他說由於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醜聞牽連了，他想離開這裏。他說：“也許我們可以一起自己幹。”這種方法也毫無結果，因此，西格爾又打了一次電話，他說：“也許我可以和你談談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泰伯爾肯定會奇怪西格爾怎麽突然之間想和他“聚聚”，因為他們在德崇公司共事時就很少交往。當西格爾給泰伯爾打電話時，杜南都在監聽著，通常是在他辦公室裏的另外一個分機監聽。
1987年1月11日星期三下午4點半左右，杜南和帕斯卡爾來到西格爾的公寓。雖然這套公寓已經賣出去了，但是手續還沒有辦完，西格爾仍然住在這裏。當天下午，美林公司剛剛把泰伯爾解雇了，因此，這可能會削弱他的抵抗，從而增加和政府進行合作的可能性。西格爾作為秘密線人配合調查卻沒有什麽成效，這讓他們非常沮喪，並且也越來越不耐煩。而且，《紐約郵報》上最近刊登了一篇讓他們十分焦慮的文章，這篇文章說西格爾可能受到布斯基一案的牽連而陷入了麻煩。他們知道，這隻會增加人們對西格爾的懷疑，時間不等人啊。
杜南嚴厲地對西格爾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快找泰伯爾，和他見麵。”西格爾拿起電話，打到了泰伯爾的家。他首先對泰伯爾被解雇一事表示同情，然後又提到了和他一起創建公司的事。西格爾建議，他們可以找個地方見見麵，討論一下其中的可行性。這次，泰伯爾斷然拒絕了，說他“太忙”了。
杜南在另一個電話裏監聽著他們的通話，他聽到西格爾掛斷了電話，接著泰伯爾也把電話掛斷了。但是，線路並沒有斷，他聽到泰伯爾公寓有一個男子的聲音，那人說：“我現在可以掛斷了嗎？”杜南非常惱火，他立即意識到泰伯爾也安排人監聽了西格爾打給他的電話，他已經覺察到了。
當杜南和帕斯卡爾走出西格爾的公寓時，杜南不祥地說：“我們現在隻能按照我們的方式來做了。”
西格爾明白“我們的方式”可能意味著什麽。他現在知道杜南能力超強。在他們最初幾次談話之後的幾個星期，杜南第一次給西格爾打電話。西格爾感到杜南的聲音非常熟悉，突然，他打了個冷戰。他想起來了，在那個秋天的夜晚，他走到臥室，正在凝望窗外的遊樂場，突然電話響起來了，他拿起話筒。
“你是馬丁·西格爾嗎？”一個聲音問道，“你收到我的信了嗎？”就是這個聲音毀了他的生活。
杜南就是“比爾”。
在布斯基被調查的消息公布之後約兩個星期，米爾肯又找到了吉姆·達爾。達爾仍然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他隻知道自從他們上次在衛生間見麵之後，米爾肯大部分時間都和他的弟弟洛厄爾待在一起。
米爾肯壓低聲音說：“你要找個律師。”達爾沒有收到傳票，但是考慮到他在高收益債券領域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和布斯基直接進行交易，他被傳喚可能隻是早晚的事情。米爾肯強烈建議他聘請愛德華·貝內特·威廉斯作為他的律師，威廉斯是華盛頓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Williams & Connolly）著名的刑事律師。
達爾不用擔心律師費，這些費用都將由德崇公司承擔，和米爾肯一樣。米爾肯解釋說他自己也聘請了威廉斯，並向達爾保證說不用擔心。他說：“他們想要的隻有我。”
達爾不明白和米爾肯聘請同一個律師是否明智。難道米爾肯的利益是首要考慮的？一直到第二個星期，當威廉斯和一個名叫羅伯特·利特的律師來到比弗利山時，達爾還在琢磨這件事，這兩位律師是來和潛在的證人談話的。
威廉斯久負盛名，是律師界的老將，為許多人打過官司，受到了媒體的大肆追捧，達爾對此早有耳聞。他性格倔強，是美國最著名的刑事辯護律師之一，是華盛頓的傳奇人物，在政治刑事案件中無人能比。他曾經為許多著名人物做過辯護，如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提姆斯特公司（Teamster）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約翰遜的門徒鮑比·貝克爾、金融家羅伯特·韋斯科、前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前國會議員亞當·克萊頓·鮑威爾。威廉斯是巴爾的摩金鶯棒球隊的所有人，也曾經做過華盛頓紅皮隊的老板之一，他懂得商業。此外，他現在正遭受癌症的折磨。
威廉斯用沙啞的聲音說：“聽著，吉姆，一切都會過去的。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精誠團結、並肩作戰，那些政府的律師不堪一擊。”威廉斯繼續這樣說著，話語中還夾雜著粗話。威廉斯和利特向達爾保證，他不是主要對象，也不是被調查目標，他隻是一個旁觀者，一個可能指證米爾肯的目擊證人。威廉斯說：“我們會打敗那些狗娘養的，但是我們必須保證團結合作，一致對外。”
控製這些潛在的目擊證人對米爾肯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其他的證據，布斯基會一直被認為是撒謊者和罪犯，僅僅他的證詞是無法證明米爾肯有罪的。米爾肯和他的律師們知道這個道理，檢察官們也清楚。然而，如果米爾肯自己團隊的成員叛變，那將對米爾肯帶來致命的傷害。這種事情是絕不能發生的。
米爾肯自己肯定不會去作證的。他甚至從來都沒有考慮過認罪、坦白或者合作。與布斯基和萊文不一樣，他沒有更重要的人物可以舉報了，沒法給政府提供情況以獲得寬大處理。他是最頂層的人物，是美國金融界最為重要的人物，沒有比他“更大的魚”了。和西格爾不同，米爾肯明顯沒有懊悔。過去，他曾經多次成功擊退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訊問，這一次他似乎也很有信心。
同皮特和拉科夫不一樣，威廉斯沒有企圖從米爾肯那裏獲得真相，第一次見麵時他沒有問，後來也從來沒有問過。威廉斯不想知道。威廉斯經常說，他有一條基本原則：“如果有個問題你不知道答案，那就永遠不要問。”
11月14日，布斯基一案的消息公布後，米爾肯就立即聘請威廉斯作為他的律師。他好像把威廉斯看作權威人物，對他懷有一種敬畏，對參與調查的其他人他都沒有這種感覺。米爾肯是通過德崇公司的一位客戶認識威廉斯的。這位客戶名叫馬文·戴維斯，是丹佛的石油商人，在米爾肯垃圾債券的幫助下，他成了好萊塢的大亨，買下了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威廉斯一直都是戴維斯的代理律師，並且也是米爾肯另外一名客戶維克托·波斯納的代理律師。
當米爾肯聘請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時，威廉斯的搭檔利特非常吃驚。利特以前在曼哈頓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過，他認識卡伯裏。在布斯基一案的消息被公布的那個星期五，利特還給卡伯裏打過電話，向他表示祝賀。但是，在緊接著的星期天，威廉斯給利特打電話說：“我們現在是米爾肯的辯護律師了。”利特立即又給卡伯裏打了個電話，對之前的電話表示抱歉，他說他不知道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也會被牽涉進來。
同一個周末，米爾肯還聘請了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阿瑟·利曼和馬丁·弗魯門鮑姆，他們曾經做過丹尼斯·萊文的代理人。在萊文一案中，利曼作為經濟律師的名聲要大於刑事辯護律師。此外，他還做過賓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在和德士古公司的戰鬥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還在參議院的“伊朗門”調查中做過法律顧問。
米爾肯也認識利曼，他的很多客戶都聘請了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如三角工業公司（Triangle Industries）的納爾遜·佩爾茨，以及收購了露華濃公司的羅納德·佩雷爾曼。米爾肯知道利曼懂得證券法、惡意收購領域以及垃圾債券業務。
威廉斯堅持要做首席律師，米爾肯同意了，而利曼和弗魯門鮑姆也將密切合作。利曼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和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將承擔大量的幕後工作，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將拿出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應付證券交易委員會，這是費時費力、乏味無比的工作。威廉斯一開始就說：“我才不在乎證券交易委員會。”他隻從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抽調了幾個律師來處理這件事。這就是他的風格。
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風格是壓倒一切。它是全美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以“焦土訴訟戰略”聞名，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政府對抗。德崇公司也有許多律師，它常常聘用卡希爾律師事務所作為法律顧問，這是紐約的另外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此外，它還聘請了彼得·弗萊明律師，這是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師，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訴訟案中做過日立公司的辯護律師。
然而，在米爾肯的律師團隊中，最為重要的一位律師可能就是最不知名的律師，他就是理查德·桑德勒，洛厄爾·米爾肯兒時的朋友，現在是米爾肯的家庭私人律師。他一直在德崇公司的比弗利山分部上班。盡管桑德勒和洛厄爾的關係更密切，但是他似乎一直都很敬重邁克爾·米爾肯，他的業務和生活全都依靠米爾肯。他的熱情超出了經濟關係，就好像他已經和米爾肯融為一體了。
桑德勒很招人喜歡，精力充沛，大家都稱他為“房地產律師”。現在，他突然成了米爾肯圈子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他是這起調查活動的信息中樞，不斷與潛在的證人和其他律師聯係。他專心於案子當中，或者說是在找有利於米爾肯擺脫罪名的證據。他和米爾肯幾乎形影不離，米爾肯去哪裏，他也跟著去。桑德勒的會議室似乎成了米爾肯的避風港，他一從交易台下來就到這裏來，而且他待在這裏的時間越來越多。桑德勒也在監督比弗利山分部辦公樓二層會議室的建造工作。這個會議室被稱為“靜錐區”，是隔音的，並且每周都要檢查，看看有沒有竊聽設備。這個會議室是用來進行戰略討論的。
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師同意合作，並簽署了一份正式的共同辯護協議，這一點兒也不奇怪。按照協議規定，所有的律師都享受律師與當事人保密特權，並且要求在他們之間實施完全的信息公開。盡管簽署了這個協議，但是米爾肯的律師們卻不願意與德崇公司的律師共享一切信息。從一開始，威廉斯就告訴米爾肯和他的律師們，德崇公司最終肯定會屈服的。
威廉斯預計，作為一家證券公司，德崇公司不可能從漫長的刑事調查和證券交易委員的調查中熬過去，它會成為敵人，很有可能會把它在調查過程中從米爾肯那裏獲得的一切信息都提供給政府。所以，米爾肯的律師所掌握的情況，一點兒也不能透露給德崇公司的職員或者他們的律師。
米爾肯的律師對德崇公司的律師基本上沒有什麽尊重。有一次，所有的律師都在紐約彼得·弗萊明所在的律師事務所開會。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托馬斯·柯寧正在主持一場討論會。突然，姍姍來遲的利曼推門步入會場，而且一進來就侃侃而談，打斷了柯寧的話，並專橫地要求由他來主持會議。柯寧怒火中燒，卻不好說什麽。
米爾肯的律師團隊有時似乎也不太和諧。盡管按照協議威廉斯是首席律師，但是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卻在和威廉斯·康納利律師事務所爭奪控製權。在合作之初，威廉斯獲悉弗魯門鮑姆給卡伯裏打電話討論傳訊的事，他勃然大怒。雖然這個電話也沒有什麽害處，但是威廉斯認為，是他負責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聯係工作，他有一個和檢察官溝通的具體計劃。他給桑德勒打電話，大喊道：“如果那個渾蛋小子再敢越軌一步，我就要像捏死臭蟲一樣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律師事務所，我會立即讓他滾蛋的。”寶維斯律師事務所之外的律師們都認為弗魯門鮑姆傲慢自大，對他非常討厭。
讓大家一致對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讓盡可能多的潛在目擊證人找米爾肯的律師團成員做代理人。但是，律師的《職業守則》反對這種做法，它規定律師不能既做被告的代理人，又做證人的代理人，除非他向每一位客戶詳細解釋清楚所有可能的牽連。威廉斯鼓勵達爾的做法就越過了這條規定，因為達爾很可能會被要求作證的。但是，達爾當時實際上還沒有收到傳票，因此威廉斯可以無所顧忌地這樣做，並且他的話也起到了作用。達爾非常敬畏威廉斯，迫切地聘請他和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做他的代理人。沃倫·特雷普和比弗利山的另外一個人也是這樣做的。
然而，威廉斯知道他不能為那些已經收到傳票的雇員做代理人，這些人包括洛厄爾、穆爾塔什、瑟恩納和阿克曼。不過，威廉斯要確保這些證人——有的是潛在的目標——也都是由“友好的”律師顧問做代理人。辯護團隊仔細挑選候選律師，尋找可以向這些證人推薦的律師。在選擇的過程中，這些律師的能力和聲譽當然是重要的因素，不過這些因素不用花費大量時間來討論，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律師們在政府訴訟案中的執業記錄。威廉斯和公司的律師想找那些喜歡與政府抗爭而不是同政府合作的律師。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些候選律師和現在律師之間的依賴和義務關係。在最後確認的律師中，有一些已經從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寶維斯律師事務所或者卡希爾律師事務獲得過一些業務，因此，在分享信息方麵，他們可以信賴。而且，在職業責任範圍內，他們可以同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師合作。馬克·波梅蘭茨承擔了米爾肯一名助手的辯護工作，他原來在最高法院工作，和利特是同事；傑克·奧斯皮茨是米爾肯另一位證人的律師，他曾經在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做過合夥人；西摩·格雷恩澤是瑟恩納的代理人，利曼經常給他介紹業務。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最後，所有的候選律師都必須接受桑德勒的麵試，他對米爾肯的狂熱忠誠進一步確保選擇的律師可能同政府對抗，而不是合作。
訴訟大戰拉開了帷幕。包括達爾在內的證人一開始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大陪審團麵前有些驚慌，多數人都隻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最初達爾反對這種想法，他感覺他沒有什麽可隱瞞的。他心想，引用《第五修正案》隻會增加政府的懷疑。但是，在利特的強烈要求下，他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權利。
另外一個證人，米爾肯的交易員沃倫·特雷普對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同米爾肯關係太密切感到擔憂，害怕這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雷普的代理人，這位律師經常從他手中接案。特雷普的背叛最初在米爾肯的陣營激起了不安，但是在亨德利做了特雷普的代理人之後，他說他永遠不會再背叛米爾肯，後來，這種不安就逐漸消失了。有一次，在華盛頓棕櫚餐廳吃飯時，特雷普告訴亨德利說他永遠也不會作證指控客戶或者同事，他說：“我不是那種喜歡告密的小人。”亨德利回答說：“我也沒有為告密者辯護的名聲。”
在數周之內，米爾肯的律師團就組成了，這是有史以來最大、收費最貴、範圍最廣的刑事辯護律師團之一，辯護戰略也製定好了。從很多方麵來說，這一般是不會改變了。此後，米爾肯就被描繪成了卑鄙無恥的布斯基的無辜受害者。他被稱為天才，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美國經濟的救世主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然而，在私下裏，威廉斯提醒他的一些同事說，隨著案情的展開，這種姿態可能需要重新考慮。
米爾肯現在實際上已經被各種各樣的專家所包圍，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弗雷德·約瑟夫被媒體的大量報道搞得心煩意亂，尤其是《華爾街日報》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上麵說米爾肯也被傳喚了。他想自己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他想讓米爾肯親自給他保證。然而，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湯姆·柯寧和彼得·弗萊明告訴約瑟夫，他們可以代表他麵見米爾肯。當他們抵達時，米爾肯的律師已經在那裏等著了。盡管他們口頭上說合作，但是，他們拒絕讓德崇公司的律師們單獨麵見米爾肯。
米爾肯的律師告訴柯寧和弗萊明，不允許公司同一位可能會成為調查目標的雇員麵談，這在刑事調查中很“常見”。不過，他們向柯寧和弗萊明保證，德崇公司不用擔心什麽。他們隻好把這些話帶給了約瑟夫。約瑟夫沒有意識到，作為公司的領導，這是一個關鍵時刻。當米爾肯的律師堅持說把米爾肯隔離開來是一種“常見”的情況時，他們幾乎沒有說真話。正相反，在這個時候，許多公司都會立即查清被指控員工的非法行為。如果員工拒絕接受審查，或者回答問題不讓人滿意的話，他們就會被解雇。米爾肯的律師知道這一點，他們估計過拒絕約瑟夫或者德崇公司律師麵談是有風險的。但是，他們知道米爾肯對公司的重要性。當米爾肯說他是無辜時，約瑟夫相信了他。同時，他也必須對付那些忠誠於米爾肯的公司其他高層人士。如果讓米爾肯停職或者開除他，可能在公司內部引起鬥爭。
德崇公司在11月14日收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傳票，接著在12月又收到了大陪審團的傳票，從這些傳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米爾肯和布斯基的關係是調查的中心。
傳票通常都冗長煩瑣、非常詳細，而且都有很多頁的附件。布斯基和米爾肯密謀的所有交易幾乎都包括在內，如菲施巴赫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威克斯公司。那530萬美元的付款尤其突出。傳票要求提供大量的文件資料，並且隻給德崇公司30天的時間回複。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後，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在德崇公司立即發起了一場內部調查，在11月15日和16日，利用周末時間詢問了德崇公司中和布斯基有聯係或者和問題交易有牽連的員工。由於沒有接觸布斯基或者米爾肯，他們沒有找到違法行為的任何直接證據，這也不足為奇。當查到那筆530萬美元的付款時，有許多證人，包括戴維·凱，他們都可以證明，德崇公司確實為布斯基做過研究工作。凱尤其喜歡把布斯基稱為“隻看不買的人”，他讓德崇公司產生了交易的意圖，但是卻沒有完成交易。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員急切地接受了米爾肯的說法，這筆錢是谘詢費。但是問題是，德崇公司通常不給客戶開谘詢費的賬單。3月21日，也就是付款的日期，也極不符合公司的傳統。而且，無論德崇公司實際做過多少研究工作，它在哈得孫基金的交易中從布斯基那裏獲得這麽多的谘詢費都是會引起爭議的。然而，盡管這樣，德崇公司的律師們認為，無論這件事多麽可疑，都不能肯定這筆錢是違法的。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員和律師們寄希望於米爾肯的律師們給他們看的一份資料。這是瑟恩納手寫的記錄，上麵標注的日期為“86-3-21”，據說這是在布斯基垃圾債券公司關閉時的記錄。上麵寫道：
公司金融部：180萬美元
紐約證券資產研究部：200萬美元
高收益債券部研究室：100萬美元
據說，這就是那筆谘詢費的分配情況，大部分都分給了為布斯基做過研究工作的部門。米爾肯的律師們堅持說，這份資料“證明”了那530萬美元確實是投資銀行服務費，正如在洛厄爾和唐納德·巴斯勒所簽名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樣，這封信是布斯基的公司關閉時寫的。這些記錄顯示了那筆谘詢費在德崇公司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情況，是為了計算獎金的。
柯寧感到是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聯係的時候了。他計劃在感恩節的那個星期與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斯圖克見麵，並提議在緊接著的星期六讓約瑟夫和他們見麵。如果調查活動能夠很快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的話，他不想讓它拖延下去。他曾經在赫頓公司的支票詐騙案中做過代理律師，該公司因此而被搞得臭名昭著。他通過親身經曆感受到，即使聲名顯赫的證券公司也很容易受到負麵報道的傷害。
在華盛頓，林奇也希望快速解決此事。在布斯基的協議受到媒體負麵報道的連續猛擊之後，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些布斯基協議的結果。如果米爾肯和德崇公司正好過來合作的話，他感到證券交易委員會就可以真正揭開證券業的驚人內幕。他認為米爾肯會受到巨大的壓力，他預計德崇公司至少會讓米爾肯離職，並且積極合作。他沒有看到德崇公司還有更多的選擇餘地。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期望和它所管轄的證券公司的期望如此大相徑庭，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柯寧一提出那530萬美元是合理的付款，是過去服務的谘詢費時，討論就沒法進行了。這種說法激怒了斯圖克。任何人隻要聽過布斯基那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就會認為這種說法確實荒謬可笑。柯寧想知道證券交易委員會“關心”什麽。
如果德崇公司打算死扛的話，斯圖克就沒有興趣再幫助它了。他冷冰冰地說：“證券交易委員會所關心的事情還不能和你分享。”當柯寧表示，證券交易委員會讓德崇公司提供的文件太多了，請他們“區分輕重緩急”時，斯圖克也拒絕了。並且，當柯寧提出讓約瑟夫到華盛頓的證券交易委員會時，又被斷然拒絕。斯圖克認為一切都很清楚了，盡管德崇公司聲稱要合作，但是它實際上根本沒有準備合作。對柯寧來說，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德崇公司關於那筆530萬美元的解釋如此氣惱，這讓他迷惑不解。
最後，柯寧勸說林奇在華盛頓和約瑟夫見麵。如果這次見麵同柯寧和斯圖克的見麵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這次見麵更糟糕。林奇告訴約瑟夫，米爾肯的案子是“鐵證如山”，證券交易委員會有當時的文件和證據支持布斯基的說法，德崇公司“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立即開始合作”。林奇不知道他還能怎麽說才更有震撼力，然而，約瑟夫似乎非常憤慨。他說：“我們已經做過調查，你的指控根本就不是真的。布斯基就是一個騙子和罪犯。”林奇對德崇公司所謂的調查不屑一顧——約瑟夫承認米爾肯不願意和他或者德崇公司的律師麵談，這能叫調查嗎？接著，約瑟夫重申了那530萬美元谘詢費的問題，這讓林奇更生氣了。約瑟夫堅持說：“如果這筆錢是違法的，請給我證據，我們正在想到底做錯什麽事了。”
林奇認為這是公然企圖從證券交易委員會套取信息，而不是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供信息。林奇一般情況下是不容易發火的，但是這已經超出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出離憤怒了，他說：“你知道你們做錯什麽事了。”會見在互相指責中不歡而散。
在約瑟夫走後，林奇對斯圖克說：“真是不敢相信，他們竟然這樣做。他們的意思是：‘我們要繼續保護米爾肯。’”斯圖克點了點頭，困惑地表示同意。他們知道米爾肯是該公司的實權人物，但是沒有料到他的實力會如此強大。
考慮到布斯基指控的情況非常重要，並且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不合作，林奇和斯圖克得出結論，他們可能要麵臨一場訴訟大戰，這起訴訟的規模之大可以和美國曆史上導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被拆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並論。他們迅速把負責此案的律師從6個增加到了20個。是證券交易委員會摩拳擦掌、奔赴戰場的時候了。
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卡伯裏正在努力工作，確保對德崇公司的指控不是僅僅依賴布斯基的供詞。他讓兩位年輕有為的助理檢察官參與到了這起案子中，他們是：31歲的約翰·卡羅爾，紐約大學法學院畢業，在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理查德·歐文手下幹過；35歲的傑斯·法德拉，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原來是波士頓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Ropes & Gray）的合夥人。
自從卡伯裏第一次傳訊過布斯基之後，卡伯裏就發現，這起案子的許多情況都必須再得到確證。布斯基和米爾肯的風格是盡量保持交易的全部保密，隻讓手下人做一些他們認為無關緊要的工作，充當記錄人的角色。卡伯裏已經將布斯基的幾名手下定為調查目標，尤其是交易主管達維多夫和財務主管穆拉迪恩。
布斯基的幾名手下很快就落入了政府的羅網。達維多夫是布斯基手下人中級別最高的，他也涉嫌違法行為。最終，他同意與政府合作，並接受了一項逃避淨資產管理規定的罪名。達維多夫向檢察官提供了大量布斯基的交易和穆赫倫有關聯的證據：寄存安排、償還方案，以及他和穆赫倫直接聯係的詳細情況。達維多夫一個人的供詞就足以引發對穆赫倫的調查。（穆赫倫不是布斯基價值估計中提到的五個目標之一。布斯基對他提供的關於穆赫倫的消息的價值一直很低調。如果說布斯基在華爾街還有真正的朋友的話，穆赫倫就是和他關係最好的朋友了。）達維多夫指證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之間的秘密交易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他對秘密交易的安排一無所知，他隻知道他所負責的一些交易。
另一方麵，穆拉迪恩卻很有價值。在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他像平常一樣到百老匯11號去上班。辦公室裏擠滿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人員，他們把各種文件從櫃子裏取出來，裝到了硬紙箱裏，然後蓋上章，貼上封條。穆拉迪恩還抱著一絲希望，認為公司能存活下去，但是現在看到這種情況，他立即意識到公司基本上已經被解散了。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被掃到曆史的垃圾堆了。”
當天上午晚些時候，穆拉迪恩接到了皮特的電話。皮特問他：“你有律師嗎？”這個問題讓穆拉迪恩非常不安，像皮特這樣重要的人竟然給他打電話問這個問題，更是讓他憂心忡忡。對他來說，這都意味著壞消息。
穆拉迪恩回答說：“沒有，我為什麽要找律師呢？我什麽都不知道。”早先的時候，皮特和羅伯特·羅馬諾聯係過。羅馬諾原來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處的律師，現在是美林公司的高管，他曾經負責調查過加拉加斯辦事處的匿名信事件。從那之後，羅馬諾就離開了美林公司，成了私人執業律師。皮特告訴羅馬諾要推薦他做穆拉迪恩的律師。皮特認為布斯基的四名員工需要律師，其中之一就是穆拉迪恩。皮特對穆拉迪恩說：“你最好找個律師。”皮特還建議他跟羅馬諾聯係一下。穆拉迪恩遵照皮特的話做了，接著他又給妻子打了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