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初聽到田原先生說要將拙作《安魂》譯成日語並拍成電影時，我內心曾經有過猶豫，原因是不想觸動痛苦的記憶。這本書出版後，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它。但看到田原先生和日本電影人的誠摯和認真態度，也很感動。覺得天下因意外災難和疾病而失去兒女的父母很多，把《安魂》拍成電影、譯成日文後，會給更多的失去兒女的父母帶去安慰，也是一件好事，遂就答應此事並給予了支持。

2.我自己很難說得清楚。你們讀過了書就能明白，大概是書中的父親在失去兒子之後那種錐心的苦痛，以及父親在回憶中那種痛徹心扉的懺悔打動了大家。這是一部思考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書，不論在哪個國家，都有人在暗中追問人活著的價值和意義，在追問人為何要忍受著各種痛苦去活幾十年時間？這是人們產生共情的基礎。

3.一部書不論是翻譯成其他文字還是改編為其他藝術樣式，都需要譯者和改編者進行再創作。作為原著者，我當然希望他們能夠尊重我的創作本意和作品的思想主旨，但同時我也明白，必須給他們提供再創作的空間和自由，這樣，他們才能獲得再創作的成功。《安魂》在電影劇本的改編過程中，我與編劇有過不同意見，但最後，我尊重了他們的改編方案。

4.謝謝你們傳達給我的信息，感謝日本的讀者和觀眾。我當然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譯成日文的機會，但碰到一個好的翻譯家並不容易。聽說穀川毅先生也很忙。很希望能遇到願意翻譯我作品的朋友。

5.日向寺太郞導演、富川元文編劇和穀川毅先生，都是做事非常認真的人，我很敬重他們。尤其要感謝田原先生，他對日本文化和這幾個日本朋友都很熟悉，我通過田原先生與他們進行溝通很順暢很方便。日向寺太郞和富川元文為拍電影的事多次來北京，我們在每次的麵談中暢所欲言，有時也有過爭執，甚至爭得麵紅耳赤，但最後大家都能彼此理解，使合作變得很愉快。

6.把外景地選在開封，有兩個考慮：其一，是開封的古城牆得到了修複和保護，市內的建築保留了古都風味，在這兒拍外景，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展示；其二，這兒離黃河很近，拍黃河時不用再轉場了。這是田原先生和我一同做出的決定。我家鄉南陽雖然也是曆史文化名城，但城市的現代化味道很足，與我們設想的電影的藝術風格不太相符。

7.我們看外景時，與導演一同去黃河岸邊看了看。但影片中對人物在黃河岸邊的戲份安排，都是導演和製片人及演員們決定的，我未參與意見。黃河流過中原，給河南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給河南人當然也包括我，帶來的心理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8.應該說達到了我的期望。遺憾的是，因為疫情肆虐的緣故，電影在中日兩國放映時，很多觀眾沒法去影院觀看。也許在疫情變輕之後，影片還有與更多觀眾見麵的機會，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新冠疫情的發生，也使中日兩國的不少父母又失去了兒女，但願這部電影和《安魂》這部書，能給這些失去兒女的父母，送去一些安慰。

9.我的小說寫的是中國人的生活，謝飛老師是中國人，他對書中所寫的生活沒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難，他在改編拍攝時非常自如。日向寺太郞和富川元文先生生活在日本，與我們的生活有隔膜，這就需要反複溝通，所幸有田原先生，他使這種溝通和彼此理解變得容易了。日向寺太郞和富川元文先生在創作時加上了一些日本文化元素，使用了一位日本女演員，從而使影片具有了一些新鮮的內容，這種藝術上的混血提高了影片的質量。

10.因為疫情的關係，目前還沒有與日本讀者和觀眾有過麵對麵的互動。我在南美訪問時，與西班牙語的讀者就這本書有過一些互動。在世界的每個地方，都會出現疾病和意外災難奪走年輕生命的現象，這種現象帶給父母和生者的痛苦，在重量上也差不多是一樣的。西班牙語的讀者們說他們從書中得到了精神撫慰，讓我感到自己當初忍受著苦痛寫出這本書還是有點意義的。

11.豫劇是我很喜歡的一種藝術形式，但《安魂》改編為豫劇的難度太大了。曾經有人想把《安魂》改編為音樂劇，搬上百老匯的舞台，但後來因為疫情擱置了。我當然希望它能改編為更多的藝術形式，從而為更多的人看到，讓更多的失去兒女的人得到寬慰。

12.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為更多民族和國家的人所了解和喜歡，文本譯介和影視化譯介都很重要。文本譯介往往麵向的是海外喜歡閱讀的精英階層人士；影視化譯介因為其直觀性強，更容易獲得海外更廣大階層人士的歡迎。中國作家對這兩種譯介方式都應該給予支持。我對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影視改編市場和前景持樂觀態度，中國有很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具有改編為影視作品的價值。當然，不論是哪種譯介方式，都需要像田原先生這樣的“文化橋梁型”人士出麵幫助。在此，我要特別向田原先生表示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