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讀到評論家寫成的作家論，那是我們了解一個作家創作的重要資料。我覺得，舒晉瑜今年出版的新書《茅獎作家深度對話》，其實也是一種作家論，是一種要求作家現身的另類文本的作家論。
讀舒晉瑜的這本書，我們隨便挑出其中一個對話，首先能了解到的，就是她對話的這個作家大致的生活經曆。比如李國文先生，他出生於上海；當年就讀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攻讀理論編劇專業；曾經去過朝鮮戰場；後來被發配到太行山深處修新線鐵路，開山劈石；再後來到鐵路文工團工作；當過《小說選刊》的主編；現在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這樣一個經曆一讀，對於我們理解他的作品，就非常有幫助，因為很多創作密碼，其實都藏在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曆裏，對作家經曆的探查，是我們對作家進行研究必須要進的第一道門。
讀舒晉瑜的這本書，我們還能從這些對話裏了解到一個作家的創作經曆。比如阿來先生，22歲開始寫作；30歲出版了兩部作品；36歲時出版了《塵埃落定》，之前此書稿遭遇過退稿；不願找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薦到圈子裏；認為文學不像理科，必須在國家的某個實驗室才能學到，我就想自己學；又是十年之後，才推出第二部長篇小說《空山》；青藏高原旅行之後，方有《格薩爾王》……這樣一個創作經曆一讀，我們對阿來這個作家的脾性和才華就有了了解，這對全麵研究這個作家當然有幫助，一旦把一個作家在文學之路上的奔跑姿態和長跑成績弄清楚，就可以大致知道他的收獲是什麽成色了。
讀舒晉瑜的這本書，我們還能從這些對話裏了解一個作家的創作主張。比如王安憶在對話中說：我重視空間的戲劇性，將空間布置好，人不說話也自有傳達。小說是依附在時間的流淌上，空間轉瞬即逝，挽留它停滯是義務……讀到這些話，我們就會明白《長恨歌》和《匿名》中何以會有那樣多的景物鋪陳，我們就會清楚一個作家何以會寫出與別人相比迥然不同的作品。
讀舒晉瑜的這本書，我們也能從這些對話裏了解一本書的生成過程。比如陳忠實在對話中說：當時我到長安縣去查縣誌和文史資料的時候遇到一個文學朋友，晚上和他喝酒，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聊著天，朋友問我，按你在農村的生活經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資料還不夠嗎？怎麽還要下這麽大的功夫來收集資料，你究竟想幹什麽？我借著酒勁兒說，希望能夠為自己寫一本墊棺作枕的書。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裏放這麽一本書，也就夠了……這就讓我們知道了《白鹿原》的寫作緣起，明白了作者的寫作雄心，懂得了書中的時間跨度為何會那樣長，了解了這本書何以會有那麽長的寫作周期。
讀舒晉瑜的這本書，我們也能從這些對話裏了解一部小說整體設計背後的心理動因。比如賈平凹在對話中說：《秦腔》的難度在於寫作手法上的創新，整部小說如同現代農村的生理切片，沒有采用單純的代表人物和經典故事來展開故事情節，而是采用了細致縝密的生活細節來處理。這是一種藝術的冒險……這就讓我們懂得了《秦腔》的整體設計為何是目前我們看到的這種樣子。
當我們從一篇對話裏既了解了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曆，也了解了他的創作經曆，還了解了他的創作主張，更了解了他的某部重要作品的生成過程和整體設計背後的心理動因，那我們不就等於讀了一篇寫得很好的作家論嗎？當然，我們能讀到這種對話的機會並不多，如果沒有舒晉瑜對對話內容的精心設計，沒有舒晉瑜在與作家對話之前所作的詳細案頭準備，沒有她對作家作品的大量閱讀，沒有她對作家的長期關注與研究，沒有她與作家平日的交往情誼，沒有她對文學記者這門職業的熱愛和敬畏，我們是讀不到這樣的對話，讀不到這種另類文本的作家論的。
據我觀察，這些年舒晉瑜所做的事情，簡縮成一句話，其實就是在發現好書和好作家。這既是一個文學記者的工作內容，也是一個文學評論者的工作內容，她打通了新聞報道和文學評論之間的通道，成為一個身兼兩職的人，成為中國文壇最熱心最深情的一個關注者，成為中國文學事業發展的一個積極參與者。
作為一個同道者，我向她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