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這裏勾勒的，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或許和其他科學有很多共同特征。①然而，我的目的是強調其知識對象的獨特特征。我曾試著表明：過去和現在提出的很多哲學選擇與哲學範疇並不都適合作為知識對象的資本的獨特性。宇野弘藏的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本體論在某些方麵比後現代主義更適合差異。他的方法論隨著分析層次的變化而變化：純粹資本主義理論使用的是辯證的邏輯；階段理論發展的是抽象類型理論，這種理論是在資本邏輯和曆史分析的指引下提出的；曆史分析是對資本主義的曆史進程的分析，是在那兩個更加抽象的分析層次的指引下提出的。如果過度簡化一下，也可以說：純粹資本主義理論利用了辯證的方法；中層理論，由於它的同步性，利用的方法論主要是結構的方法；曆史分析，由於它關注的是變化，利用的方法必須同等強調過程和結構。但是這個說法之所以是過度簡化的，是因為像下麵這樣說才更加精確，即中層理論使用的是分析結構模型，它是在辯證邏輯以及以過程為導向的曆史分析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後者本身又是在辯證邏輯和分析結構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在最抽象的層次上，真理是客觀的，但這種客觀絕不是阿基米德式的。所有層次都是總體化的，但是隻有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方法論上說，不同的抽象層次使用的是不同的邏輯和不同的定向概念。
在曆史分析這個層次上，這種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並沒有預想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且相比於其他研究方案，它也沒有帝國主義“一統天下”的野心。它的目的首先是改良那個我們靠著它獲得了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曆史力量進行清晰認識的框架，但是這個目的也依賴於對其他社會力量的研究。舉例來說，女權主義理論越能清楚地說明性別的本性以及兩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對資本和性別的關係越就會有好的理解。而且如果女權主義者主要關注的是性別，他們也需要理解包括資本在內的其他社會力量和性別的關係是怎樣的。
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和這裏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非常不同的。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很少需要鼓勵，因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仍將保持主流地位。它仍將保持霸權地位，因為這個學科深深地滲透著商業世界的工具價值，而商業世界迫切地想知道此時、此地、在這家工廠裏如何把利潤最大化，如何保持增長，如何控製資本主義衍生品的破壞。隻要資本主義有霸權地位，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就很可能會持續存在。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工具學科的科學地位是不牢靠的。在任何時候，這個學科的核心都是大量的數學形式，它們都接受經濟與社會相脫離是給定的、不成問題的，把它視為自然的事實。因而主流經濟學理論在思考經濟的社會性時，在思考經濟和社會以及經濟價值和其他社會價值之間的勾連關係時，有著巨大的困難。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因為政策製定者采取了這些經濟學家在諸如日益增長的全球經濟不平等、貧困、環境破壞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相對停滯等長期問題上的建議。
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社會被還原為“有缺陷的”或“外在的”之類的範疇。因此在從抽象的形式模型進入具體的曆史時，它常常一步就跨過去了，而這一步引入了一係列外在的東西。這種方法和我的主張是非常不同的。因為我是從研究物化社會的理論開始的，我這樣做的原因也很明顯，因為經濟總是而且僅僅是物化的社會關係。
一旦徹底的物化這個假設緩和了，就像中層理論那樣，我們就需要重新思考經濟，把它視為一組和政治、意識形態、法律實踐(這些實踐盡管有獨立程度的差異，卻都是相對獨立的)勾連在一起而又相對獨立的實踐。因而，在宇野弘藏—關根友彥的方法中，經濟和社會從來都不是分離的，毋寧說，所有的社會性因素在徹底物化的時候都被吸收進了經濟之中，因為在那種情形中，社會結果完全是由價值的運動規定的。
我正在提出一種新的研究方案，這種方案以宇野弘藏和關根友彥對馬克思《資本論》的重構為基礎。它首先強調的是，通過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邏輯來發展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理論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們已經發展了資本內在邏輯的總體理論，那麽使用不同的理論層次來思考這個邏輯在那些物化並不徹底從而也更加具體的層次上是如何運作的，這一點就變得很必要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種變體也可以叫作“哲學經濟學”,因為它對資本這個知識對象的獨特性有自我意識，因為它把抽象的經濟理論和曆史之間的關係看成一個問題，因為它把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法律以及其他社會實踐領域之間的關係看成一個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最終或許是正確的，資本主義還是會被民主的社會主義成功取代。然而，同樣清楚的是，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會輕鬆取代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他明顯錯了。社會主義隻是在民主取代物化的時候，向前再邁一步，這一點其實比原來的設想困難得多。在長時期內，我倡導的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有能力幫助我們清楚、細致地思考如何滲透、顛覆資本主義的物化。市場應該有多少支配作用，“經濟學的價值”①應該在什麽程度上對我們的生活有多少控製，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