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對象就是資本主義。一般而言，我們都同意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至少300年這一觀點，而在這段時間裏，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平衡，而且采取了多種不同的形式，有一些社會形式更加資本主義，而另一些則表現出較少的資本主義。盡管其形式多樣，但似乎還是存在著某種永恒的力量或邏輯，資本總是想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係統一起來，盡管從來都沒有把它們完全統一起來。就像資本從利潤較少的部門轉向利潤較多的部門或者價格隨著供求關係的變化而波動那樣，商品一經濟的邏輯似乎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盡管不能被完全認識，卻還是可以被認識的。商品—經濟的邏輯一度吸收了擴張性、蔓延性的勞動和生產過程，擴張性、蔓延性說的是資本在長時期內傾向於在全球範圍內擴張，吸收其他力量或者塑造其他社會力量，而不是被這些社會力量塑造，不斷加深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資本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壓力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如果我們看一下資本主義的曆史，自我規範的商品一經濟邏輯至少從1870年就開始日益加深對經濟生活的支配，當然有些人或許會說，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尤其是今天，國家幹預的程度以及其他有組織的幹預的程度比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要大得多。這些“常識”的觀察表明：必定存在著一些深層結構貫穿於資本主義所有不同的表麵形式之中。事實上，尤其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之後，這部著作在理解資本的內在邏輯或深層結構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即使僅僅是第一步，如果還有一部曆史著作隻是想簡單地描述資本主義的不同表麵形式，而不去發展其更為深層的結構理論——這種深層結構可能有助於解釋資本主義的連續性及其運動的方向性——那麽它在知識上就是不負責任的，要失敗的。

在最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間，阿爾都塞突出強調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所做出的巨大科學突破。①在一個資本主義表麵上已經取得勝利，經濟科學的學術規範也已經確立起來的年代，這樣的工作似乎相當剛愎自用，因此它震驚了很多人。而這也正是我打算做的。即使我們的答案常常不一致，阿爾都塞還是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經濟科學的獨特知識對象，我的目的是把這個理論對象“看作問題”,以期理解其獨有的唯一性。隨著論證的展開，我希望讀者逐漸看到：馬克思的《資本論》事實上確實代表了經濟科學的一次重大突破，這個突破被宇野弘藏一關根友彥更進一步地發展了。

我閱讀《資本論》,並沒有把它看作一門充分發展的經濟科學的成熟著作，因為它有一些語言還很粗糙，就算它提出了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建構經濟的深層結構理論，我們透過這些語言也不足以辨認出這種理論，更別說還有一些語言限製了馬克思，使得他自己都沒能充分地認識到自己理論的潛能，當然這也限製了直到今天的評論者們。然而，像葛蘭西①那樣的人能夠敏銳地看出《資本論》是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黑格爾的綜合，這一點兒也不稀奇，因為在發展資本理論的時候，馬克思既借助了李嘉圖，也借助了黑格爾，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沒有考慮到馬克思的理論是在言說一種非常新的東西，它並不是在所有方麵都取得了成功，而隻是第一次嚐試，那麽隻是看到黑格爾和李嘉圖的影響就會使我們對馬克思理論的新穎之處視而不見。馬克思本人被舊的語言束縛著，他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所說的東西有多大的潛能和含義。不論是追隨馬克思的人還是詆毀馬克思的人，他們都受政治熱情的束縛，在過去一個世紀受高度管製的曆史時期，他們都隻是在圍繞著《資本論》打轉，對資本主義之下的經濟的本性，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經濟理論時所取得的相對成功之處做清晰的哲學思考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許隻有現在，而且也許是迫切地需要發展在《資本論》中已經以胚胎的形式存在著的那種具有潛能的科學，這種科學在過去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在等待著降生。因為我的看法是，《資本論》確立起了發展經濟理論的基礎，並且它具有巨大的科學性和批判性的潛能。

在《觀念化的結構》一書中，諾瓦克②從《資本論》中提取出了一種一般的科學理論。盡管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其他科學著作之間的相似之處非常重要，諾瓦克的很多觀點我也讚同，但是，我在這裏要突出強調的是馬克思奠定的資本科學的獨特之處。我的看法是：馬克思新的政治經濟學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主流的經濟學“科學”相比，是獨特的。

主流的經濟學理論簡單地接受了商品、貨幣和資本的存在，並且把這些“物”轉變成數學變量和抽象模型，以期幫助我們更好地操縱這些變量，從而推動創造利潤、製定政策，就這一點而言，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幾乎完全是工具性的和技術性的。幾乎沒有人願意思考經濟和非經濟、抽象模型和曆史分析之間的關係，他們不認為這是個問題。結果就是：理論簡單地接受、推動、促進讓經濟力量吸收所有社會生活的做法，這些經濟力量被視為主導性的驅動力量。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相脫離，這在主流經濟學中常常是合乎規範的理想，因而在以主流經濟學為指導的經濟實踐中，這種做法也加重了。

脫離並不隻是意味著消極遵守市場的力量，回歸也不隻是核心的規劃。當一些市場主體想要擺脫自我規範的市場，進入各種民主規劃形式的時候，我們需要讓經濟回歸到社會之中，而第一步就是我們要看到經濟隻是一種價值，此外還有很多其他價值。在長時期內用這種備選方法來思考經濟將會在何種程度上拆散市場，這是由實用的策略決定的，其目的就在於建設更加平等、民主的社會。

到目前為止，這些論斷聽起來或許並不新穎，而且“脫離”這個術語，或許更多的是在追憶波蘭尼①,而非馬克思。盡管我認為波蘭尼對經濟、社會以及“市場的心理狀態”說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東西，然而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結構經濟史、經濟人類學，而不是經濟科學本身。在我看來，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取得科學上的突破，是由於他理解了物化，或者換句話說，是由於資本悖論性地既是社會的、又是反社會的——社會的說的是：資本把我們推向一種統一的、由商品統治的社會秩序；反社會的說的是：資本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讓個人反對個人，讓階級反對階級，這是一個不斷加深的原子化進程。不難證明，“經濟與……相脫離”,這表達的隻是“物化”,不過是更加想象也更加隱喻的表達，因此也是更缺少科學性的表達。

對於馬克思來說，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但是這種社會關係一旦確立起來，就有了自主性和自身的生命，並能利用其他社會關係來增殖自身。①因而，盡管經濟因素在根本上是社會性的，資本還是會變得既相對獨立於其他社會生活，又超出其他社會生活，並和它們對立：資本既是社會性的，又是反社會的。經濟因素具有反社會的特征，這使得經濟看起來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社會生活領域，人們可以純粹數量化地、技術地處理這個領域，就好像使用價值和非經濟的價值並不存在一樣。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這個方麵，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是既定的，而在宇野弘藏—關根友彥的政治經濟學看來是一個問題。

現在，我可以更加具體地說明這一章的目的了。在一般思想中，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在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中，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概念已經獲得了充分的發展。②我想要采取一種不同的方法。我的最低目標是從特定知識對象的獨特之處開始，重新思考這些範疇。①因而，我要從討論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特定的基本現實開始，進而說明：資本有一種內在本性，這種本性具有獨特的本體論屬性，這種本體論屬性需要非常特殊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範疇才能把握住，那些流傳到我們這裏的一般哲學範疇大體上並不適合它們。②因而，從這樣的視角來看，“社會本體論”太一般化了，而且因此也太平麵化了。如果我們從社會本體論入手，就會看不到資本本體論的獨特性，我想要突出的正是這種獨特性。

哲學常常提出這樣的問題，例如，“什麽是科學的本性?""什麽是語言的本性?”或者“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如何關聯在一起的?”盡管我們追問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本性會收獲一些知識成果，但是如果我們被它們先入為主地控製的話，它會使我們偏離問題本身，即追問特定知識對象的獨特之處。討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明確差異可以追溯到19世紀，但是很少有人關注社會科學內部的知識對象的差異，盡管後結構主義集中關注“差異”,而且它已經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一點。③我下麵會證明，賦予資本以獨特本體論地位的第一要素是：它是物化了的，並具有自我主動物化的特征。

① 以巴什拉(Barchelard)為基礎，勒考特(Lecourt)寫道，不存在統一的認識論(參見Cominique Lecourt,Marxism and Epistemology:Bachelard,Canquithem,Foucault,London,New Left Books,1975)。阿爾都塞認為，有效性的標準是內在於每一門科學中的(參見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New LeftBooks,1970)。茹赫廷(Suchting)則認為不存在“單一的社會科學”,離開各門科學的細節問題而討論方法論注定是無效的(參見W.A.Suchting,“Reflections upon Roy Bhaskar'sCritical Realism”,Radical Philosophy,no.61,1992)。盡管我同意這些觀點，但是要看到，我對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知識對象還是缺乏充分的研究。盡管阿爾都塞寫道，馬克思做到了科學上的突破，我還是認為他沒找到要點。同時，他過多強調有效性標準的內在性(對每一門科學而言是內在的),卻沒有充分說明各門科學之間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