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對經濟的做法一樣，韋伯也試圖為資本主義建構一個普遍的定義。正如前麵的引文表明的，對於韋伯來說資本主義自古以來就存在了，但是他並沒有強調現代資本主義是一個獨特的類型。接著上述安德瑞斯基(Andreski)關於古代資本主義的引文，韋伯寫道，“我們在哪裏發現財產是交易的對象，而且是被個人用來在市場經濟中賺取利潤的，哪裏就有資本主義”①。基於這個定義，哪裏有市場和盈利——即使利潤純粹是從經商、借貸或自我雇傭的工匠行為中賺取的——哪裏就有資本主義。隻要帶著盈利的想法從事買賣，就存在著資本主義。或者像韋伯提出的，“資本說的總是在商業中用來盈利的財富”②。按照這個定義，資本主義幾乎是無處不在的，就像韋伯接下來說的：“可以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上發現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③如果在市場上交易奴隸，甚至奴隸種植業也是資本主義的。④當然，奴隸種植業可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就像在美國南部那樣，但是那並不意味著它自身應該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毋寧說，我們應該把奴隸種植業視為受資本主義環境影響的。
然而，韋伯主要關注的是：刻畫現代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獨特性。他討論了商業和家務分離以及理性簿記學的重要性，但是，他接著就說：“在上麵的分析中，西方資本主義的所有這些特性之所以意義重大，隻是因為它們和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有關聯。”①他接下來說道：“精確的計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礎，而隻有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它才可能出現。”②我們為什麽應該接受“精確的計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礎”這個僵化的說辭?如果精確計算的基礎是自由勞動，為什麽自由勞動不是其他一切的基礎，或者也許根本就沒有一個單一的基礎?
事實上，在兩個不同的語境中，韋伯列出了“理性資本會計”的許多條件。這個條目可以視作韋伯界定現代資本主義存在條件的一次前後一致的努力。在《一般經濟史》中，這些條件包括：
1.占有一切物理的生產條件……把它作為獨立私營工業企業的可自由支配的財產；
2.自由市場：
3.理性的技術……這暗示著商業化；
4.可以預測的法律；
5.自由的勞動：
6.經濟生活的商業化。③
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寫道：“在生產企業中，資本會計的形式合理性要達到最大值”,需要有以下條件：
1.所有者占有一切物質生產資料以及市場自由；
2.所有者在選擇管理時完全自主；
3.勞動自由、勞動市場自由，以及選擇工人自由；
4.完全沒有對消費、生產和價格的任何實質約束或實質的契約自由；
5.生產過程的技術條件完全可以計算或從機械生產來看合理的技術；
6.公共行政和法律秩序的功能完全可以計算；
7.企業及其成功或失敗的條件與家庭的或私人的預算單元最徹底地分離；
8.貨幣體係具有最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①
盡管在資本的辯證理論看來，並不是必須要列出這個表，但是使我震驚的是：一般來說，它們和馬克思的純粹資本主義概念具有可比性。②如果馬克思或者宇野弘藏要為純粹資本主義的存在條件做一個列表，他們或許會列出不同的東西，其中可能會包含韋伯沒有提到的要點，但是令我感興趣的是，韋伯列出的所有東西和純粹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相容的，這是因為，這樣一個社會尤其把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最大化了。
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討論，有兩個要點是馬克思和宇野弘藏會強烈排斥的。第一，他們會完全拒絕韋伯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或循環本位的資本主義定義，這一點把資本主義普遍化了，並因此也削弱了它的獨特性。第二，他們會拒絕韋伯下麵的論斷，即精確的計算是其他一切的基礎。和韋伯在列表中提到的東西不同的內容還有：
(1)排除所有者的管理權，因為這是由私有財產的絕對權利引申出來的，和下麵的內容相比，這一點並不那麽重要；
(2)馬克思和宇野弘藏不會提到“自由的”勞動，而是會用"勞動力的商品化”;
(3)強調商品的特殊性，它總是為了在交換中換取貨幣而生產，這一點與單純的“貨物”不同，後者可以做物物交換；
(4)以剝削勞動為基礎的盈利在列表上會被突出強調。
由於政治的原因，韋伯不能把他的社會經濟學奠定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基礎之上，但是在我看來，在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態經濟理論中，馬克思的理論比邊際效用理論的靜態形式主義似乎能更好地把他列出的條件聯係在一起。事實上，正是因為馬克思把經濟關係視為被商品經濟的原則物化的社會關係，他的理論才和中層的經濟社會學很好地聯係起來了。更重要的是，馬克思的理論在強調資本主義是特定曆史階段上的一種積累形態時，就包含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性，而邊際效用經濟原則是一種普遍主義的理論。我們可以證明的是，邊際效用理論的主觀主義價值理論剛好和韋伯強調主觀的意義豐富性相吻合。毫無疑問，這一點包含很多信息，但是我依然認為，除非像韋伯那樣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變成本質主義的社會本體論，否則強調主觀意義的豐富性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並不必然是矛盾的。此外，邊際效用理論強調理性經濟論，韋伯認為理性化是理解現代性的關鍵，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相通之處。關於這一點，或許是因為韋伯想要讓“理性化”更具體、更真實，而一個更強有力、更具有社會性、更有獨立性的經濟理論或許能夠使他以一種更少的本質主義、更少的物化、更加平衡、更加唯物主義的方式來處理理性化這個主題。
韋伯充分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選擇，而他從來沒有係統地辯護過他所選擇的奧地利邊際主義。例如，韋伯寫道：
經濟理論盡管能夠沿著非常不同的道路發展，還是可以說，對權力分配(它本身是貨物和生產資料私有製的一個後果)的剝削使得某個經濟行為人的階級能夠隻是為了賺取“利息”而行為。①
韋伯一方麵想要把握現代西方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曆史“個體”的所有特性，另一方麵又完全拒絕研究資本主義在經濟學這個層次上的唯一動力機製。他把邊際主義這種偽普遍主義經濟學和他研究社會科學的文化本位方法聯係起來，上麵的矛盾就是他這種獨特做法的一個後果。對於韋伯來說，資本主義與其說是一個特定曆史階段上的生產形態，不如說是被應用於現代經濟生活中的一個術語，這個術語要從特定文化(即以形式合理性和新教規範為特征的文化)的蔓延來理解經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