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資本主義社會有一些烏托邦(或敵托邦)的影子，這是因為純粹資本主義社會在思想中有達到完滿的架勢，而在曆史中隻是部分地變成了現實。由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想象“理想化的”或“類型化的”使用價值(物質性),這種使用價值是價值能夠在其自身自我增殖的活動中控製的。資本的辯證法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純粹資本主義在曆史上從來都沒有存在過。如何把這個“烏托邦”和邊際效用理論區別開呢?後一種理論“把人類行為視為好像從一開始到結束都是在商業計算的控製之下進行的”①。按照韋伯所說的，“如果我們能夠在理論中設想一群相對較多的人……他們每一個都為了唯一一個目的，即和平地、‘最佳’地滿足他的各種相互抵觸的需要……而處理手頭上的‘商品供應’和‘勞動力’,我們就有了非常充分的條件來建構經濟學理論了”②。可以說，邊際效用理論隻是讓一個曆史趨勢在理論中達到完滿。
把資本主義理論化為個體理性的一種投射，這種方法沒有把握住資本主義的物化力量，這種獨特的力量是資本主義獨特性的規定性特征。這種方法沒有把資本主義理論化為商品—經濟的邏輯，而是個體的理性計算在自由市場上的投射。它不能理解資本的邏輯何以能夠無情地碾壓人類的其他價值，也不能理解資本的非理性特征和它的危機趨勢。
在一定意義上，韋伯確實理解了資本的物化力量，但是因為缺少資本的內在邏輯理論，他主要借助於文化來理解這種物化力量，把它視為像“精神”一樣滲透了整體的那種合理性的進展(動力)。①韋伯有一部分工作是在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差異來分析這種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之所以是存在的，是因為做決定是用“數量的、可計算的術語”②表達的。實質合理性則相反，隻有當決定是“依照某種終極價值標準(過去的、當下的或潛在的終極價值標準)”③做出的，它才會出現。韋伯斷定，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這是因為，形式合理性與正義問題完全無關，實質合理性則或許會犧牲經濟效率，而經濟效率與形式合理性又是匹配的。④例如，“盈利狀況在形式上確實是一個理性範疇，但是正是由於那個理由，它和實質的假設是無關的，除非在有充足購買力的市場中可以感受到這些假設”⑤。韋伯在別的地方寫道：“下麵這個事實，在資本會計中形式合理性的最大值隻有在工人被企業家支配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在現代經濟秩序中，這是實質不合理性的一個更加明確的要素。”⑥
雖然這些啟示很是引人深思，但韋伯並沒有深刻、係統地研究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之間的矛盾，這就很令人失望。毫無疑問，有很多理由導致他相對忽視了這一矛盾。其中一個理由是，一旦他深刻地研究這個問題，他就會非常接近馬克思，他認為這是危險的。
另一個理由是，他主要關注的是現代理性化中最引人注意的形式合理性，實質合理性不僅沒有多少趣味，而且對於韋伯來說，它多少還有點兒類似於潘多拉魔盒。最後，還有一些證據表明，韋伯相信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語境中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的一致多於不一致(盡管它們從來都不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有清楚的跡象表明，任何關於實質合理性高於形式合理性的論斷——就像在計劃經濟中那樣——都會破壞現代社會的經濟合理性。按照韋伯①的觀點，在計劃經濟中，實質合理性會嚴重顛覆形式合理性，同時顛覆隨同形式合理性出現的經濟增長。在一定意義上，這是正確的。由於實質合理性重新確認了使用價值高於價值，因此計劃經濟的一個巨大魅力或許在於：顛覆不惜一切代價推動經濟增長的魔鬼力量。
即使韋伯的很多著述非常接近承認資本有一個可以理論化的內在邏輯，他的新康德主義本體論和認識論承諾還是使得他不可能承認這一點。在他的中層經濟社會學這個層次上，市場並不隻是規定價格的領域，它是“現實生活中人們能夠進入的最非人的關係”,而“市場之所以是非人的，是因為它注重事實(matter-of-factness),隻以商品為念”②。事實上，按照韋伯的觀點，“在市場中通過交換而聯合”是“一切關係性社會行為的原型”③。更重要的是“市場持續的擴張”是“市場聯合的內在趨勢”④。韋伯論證道，市場的文化和政治意義在於它不斷地增殖，它做到這一點的同時還滋養了一種獨特類型的形式合理性，這種形式合理性除了利潤最大化之外，對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正如他說的：“任何有完全的市場自由的地方，資本會計都會達到最高程度的形式合理性，而它對其中包括的一切實質考慮都是絕對漠不關心的。”①這非常接近於價值在資本辯證法中對使用價值是絕對漠不關心的。但是，資本辯證法發展的是資本的(合)理性理論而非我們的(合)理性理論，這個區分是韋伯到最後都沒有認識到的。對於韋伯而言，資本的(合)理性就是我們的(合)理性。
表麵上看起來，韋伯在經濟社會學中的許多論斷都深受馬克思的影響，然而對於韋伯而言，資本主義與其說是特定曆史階段上的一個生產形態，還不如說是他運用到現代社會(它首先被理解為特定合理性的延續)上的許多標簽中的一個。資本和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特定的中心，而且並沒有被理論化為一個體係；相反，資本主義是以“理性資本會計”為中心的寬鬆行為取向和製度類型群。
在接下來的篇章中，韋伯似乎很好地把握住了和資本主義經濟有關的物化：
當今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無邊際的宇宙，個人在其中出生，對他而言，它是一個個體，一個他必須生活於其中而又無法更改的事物秩序。由於個人卷入了市場關係的體係之中，它強迫個人遵循資本主義的行為規則……不能或不願意適應這些規則的工人將被扔到大街上，找不到工作。②
韋伯沒有提到，即使工人確實遵循了資本主義的行為法則，他或她最終也可能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但是，要點在於，韋伯從來沒有從這樣的論斷向前再邁一步，把資本理論化為一個能夠再生產自身的係統，而它在再生產自身的同時也再生產了資本主義的社會行為規則。與馬克思不同，韋伯從來沒有試圖探究資本的內在邏輯。結果他也沒有理解資本獨特的本體論，由此也沒有理解在考察資本和其他社會領域的關係時，需要深入地考察資本的特殊性。相反，理性化和官僚化變成了“精神”,它們會把一切都吸收進整體之中，阿爾都塞會把這個整體稱作“表達的整體”,這是一個沒有實質物質差別的理想整體。盡管韋伯解釋曆史的多重因果方法暗示存在著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但是由於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的時候堅持的是本質主義，他又犧牲了相對的自主性。因而，盡管卡爾伯格非常推崇韋伯研究比較曆史社會學的多重因果(或多重思辨)方法，但這個方法並不是很注重多重因果關係，因為他如果承認資本的獨特的本體論，就不僅要考察資本獨特的經濟機製，而且要非常謹慎地研究它和那些在本體論上與它不同的社會領域之間的勾連關係。
和韋伯的本體論假設不同，在發展資本理論的時候，存在著這樣一種邏輯，它蘊含在具體現實本身之中，支撐著我們的抽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主動物化和自我主動抽象的，在它增殖自身的時候，它擴展並深化了物化，它同時也變得更加“抽象”,因為這個經濟體係變得更加獨立，更容易認出它是一個自足的邏輯。這些論斷和韋伯的一些說法相差並不太遠。如果我們考慮到韋伯強調市場和資本的對象化特征，同時又看到他認為“市場不停擴張”是“一個內在趨勢”,而這樣的語言暗示了一個與他的本體論相反的邏輯，這個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具體的現實本身之中運行的。隨著市場的內在擴張，首先出現了物化的擴張，而“內在擴張”同時還表明存在著一個會擴大並深化物化的內在邏輯。韋伯似乎認為，承認這種觀點就意味著承認具體的現實是經濟內在邏輯的直接結果，而這個觀點在他看來是致命的。但是上述兩種觀點之間的關聯並非順理成章的，因為某一個抽象邏輯或許會受到其他各種各樣力量的反對，這些力量會導致它偏斜，讓它轉變，甚至在特定的情形中完全消除它在具體層次上的效用。簡言之，一個邏輯並不會產生經驗上的現實。①
當然，當“純粹經濟學理論”具有和邊際主義經濟學一樣的普遍性、形式化和技術化的時候，我們就會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學。如果經濟因素和技術因素是有聯係的，那麽我們就需要在某個分析層次上引入社會因素。宇野弘藏的模型和這裏的情形再一次明確地區別開了。在宇野弘藏那裏，經濟因素是由特定曆史階段上的物化社會關係構成的。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從來都不是分離的。從抽象、一般的資本發展機製理論進入階段理論並不會按照一些外在的知識興趣，如韋伯對理性化的興趣，來重新組織經濟概念。相反，它會在一個更加具體的語境中，即在一個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的因素起著重要作用的語境裏，重新考察資本積累。而且這種重新考察得益於在更加抽象的層次上獲得的清晰知識，這個更抽象的層次研究的是純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因素的本性，如此一來，在階段理論這個層次上，我們就具備了一些基礎，可以清理經濟和非經濟之間明確的相互作用。
純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因素表現為一個絕對獨特的理論對象，它同時又是一個社會對象，這個對象具有自主性，其自主性類似於自然進程。②正是由於這個理由，關根友彥(1997)才說它是唯一能夠按照嚴格的辯證邏輯理論化的知識對象。而且正是由於這個理由，我斷定，經濟在本體論上和其他社會領域是不同的。
韋伯想把現代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獨特的“曆史個體”,然而對於他來說，利用純粹經濟理論(它是形式化、技術化的)並不能揭示出這種獨特性，因為隻有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氛圍中——例如，在工作倫理、官僚製和法律—理性權威中——才能揭示出它的獨特性。他並不認為資本自身有一個邏輯；他也沒有看到經濟因素內在就有的物化意義。相反，他從經濟中抽象出特定類型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產生了一種偽物化的文化形態。事實上，就像“鐵籠”這個隱喻所暗示的那樣，對於韋伯來說，現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是物化的。如果遵循韋伯的方法，我們並不能把握住經濟獨特的(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所不具備的)物化特征，因此也沒有能力思考經濟和非經濟之間的明確關係。更重要的是，過度強調這種一般化的、令人窒息的物化隻會產生極端唯意誌論的或極端悲觀的政治，前者無論如何都要推翻物化的總體(盧卡奇),後者則屈服於不可避免的物化總體，韋伯和馬爾庫塞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理論家有些時候就有這種傾向。
韋伯批判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主要批判的是其粗陋的“邏輯的一曆史的方法”,這是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特征。這種方法或多或少地都會把資本的內在邏輯直接應用到曆史上，就好像曆史是資本邏輯的直接結果似的。另外，說到馬克思文本中的“理想一類型”,韋伯寫道：“在用這些理想類型來評估現實時，它們是卓越的，事實上其啟發意義是無可比肩的，每一個使用過馬克思的概念和假說的人都知道這一點。”①韋伯認為，這是本質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反本質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前者把經濟因素視為在事件背後決定曆史發展道路的東西；後者隻是把經濟因素視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麵，為了分析的需要，使用理想—類型就能夠把這個方麵人為地孤立出來。韋伯的這種看法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相反，我要發展的是資本的邏輯理論，這個理論經過一係列複雜的中介——這些中介不僅包括各個分析層次，而且包括經濟與非經濟之間的各種相互聯係——要盡可能全麵地研究資本的邏輯對曆史的影響，把這個邏輯視為一種特別有力的、非常穩定的社會力量，它雖然和其他社會力量勾連在一起，但由於它具有已經物化的特征和主動物化的能力，它又和那些社會力量有區別。
我所支持的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方法不會把“理想一類型”當作核心。按照韋伯的觀點，理想—類型是“一個由我們自身創造的純粹分析建構”①。更恰當的做法或許是，把純粹資本主義理論的那些範疇看作“真實的類型”,因為我們讓資本的自我主動異化和自我主動抽象的力量在理論中完全實現出來，最後才獲得了這些範疇。階段理論的那些範疇是從特定的曆史語境中抽象出來的，這個語境以資本的邏輯理論為基礎。為了強調它們並不是純粹的心靈建構，而是從特定的物質語境(資本邏輯理論指導著對它的研究)中抽象出來的，我更喜歡把這種概念叫作“抽象類型”或“物質類型”。因而，階段理論的核心範疇並不是平均的類型和發生學的類型，也不是目的論的類型和極端的類型。例如，棉紡手工業，它作為自由主義階段最典型的資本類型，是一個物質類型，它是我們依據有關資本內在邏輯的知識而抽象出來的。我們得到這個物質類型的方法並不是求平均數，不是想象一個極端類型，也不是從一個起源或目的中做出抽象。盡管它是最資本主義的資本形式，而且是最成功、最典型的資本運作形式，但是隻有參照一個精確地告訴了我們資本確切說來是什麽的理論，我們才能確定這種資本形式。我們或許應該把階段理論的範疇稱為“辯證的類型”,因為它們是在辯證邏輯的指引下做出的抽象。
荷可曼(Hekman)擁護韋伯的方法論，因為她認為理想一類型綜合了結構和行動能力。①考慮到這裏運用的方法，對結構一行動能力這個問題的任何一般性的答案都必定是無效的，因為在不同的分析層次上，結構和行動能力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在純粹資本主義理論這個層次上，經濟結構吸收或包容了人的行動能力，如此一來，人雖然在不斷地行動，但是他們的行動隻是在推動價值的運動，價值的運動規定了所有的結果。人的行動失去了所有意義，因為它對結果甚至不能產生任何影響。在階段理論這個層次上，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抽象結構和抽象集體行動能力的形式特征，它們都是特定階段上資本積累類型的典型特征。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主要關心的不是去解釋變化的過程，因為這種分析是更加具體的曆史分析層次上的任務。在曆史分析這個層次上，我們需要考察的是：如果行動能力和結構在曆史變遷過程中是相互作用的，那麽不同的結構在何種程度上是“有行動能力的”,以及各種行動能力在何種程度上是被結構化的。在曆史分析這個層次上，那兩個更加抽象的層次或許可以指引、增進我們對資本主義演化過程的考察。由此可以得出的是，由於分析層次的不同，我們的思考結構和行動能力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沒有一般性的答案。
在現代社會科學中，人們已經區分開了韋伯的方法和實證主義的方法，前者強調主觀的意義豐富性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明確區分，後者強調“數據”和統一的科學方法。我正在試圖做一個不同的區分，一方有一個同質的社會本體，如實證主義者和韋伯，另一方至少表明可能有不止一種社會本體，如馬克思和宇野弘藏。
不幸的是，今天很多馬克思主義學者采用的都是韋伯的模型，其特點是，要麽完全忽視資本的內在邏輯理論，要麽認為它不是一個連貫的理論，隻是很多觀點的堆積，每一個理論家都能夠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自由地挪用這些觀點。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盡管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經濟時努力做到明確、清晰，但這一切現在都消失不見了，各個思想學派按照自己的興趣把經濟與政治和文化的各種變量直接混合在了一起。如此一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東西就變成了一種中層理論，它自由地混合起經濟變量和其他變量，而沒有任何理論基礎來澄清那些經濟變量，也沒有理解它們的獨特本體論的理論基礎。